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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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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几个月前找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新年过后，退学带来的如释重负之感一天天消逝，找工作的心理压力一天天沉重起来。在这种沉重中又反过去想，恐怕拼了命去读书还好些。反正躲过来躲过去，难堪的事躲也躲不开。这次还没开始找呢，就心虚起来。买了报纸从头看到尾，很难找到一份我能做的。报上登出来纽芬兰的失业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三，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有份工作碰到我手里来。要去找工作了我心里跟要去讨饭做贼一样发虚，我总想象着老板会在心里笑：“凭你这样就想找工作？”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份最下等的工作也不配。有一家清洁公司登报招聘人，我去了。几个白人青年也在那儿填表。我连表也没填一张，就掉头而去。
那天下着漫天的大雪，狂风把雪花卷得乱飞，已是零下二十多度。快到中午雪小了，我说要找工作去。思文说：“今天就算了。”我说：“呆在家里这么干呆着有什么意思？明天后天还是要刮风要下雪，还是这么冷。我只当是去散步、去看雪景，这么好的雪景。”思文说：“那我陪你去吧。开学之前这几天把你安顿下来我就放心了。”我穿上两块钱在yardsale买来的雪靴，开了门风直灌进来，卷进些许雪花。我俩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往靠海湾的商业区走，一路上她抵不住风，几次差点摔倒，就挽了我的胳膊。我在风雪里说：“要是个加拿大人就好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还有救济金呢。拿了救济金在家里坐得住，不至于就被逼得这么狼狈。”她说：“这你知道移民的好处了吧。”走不多远我们就停下来，把落在身上的雪花拍掉，又转了身互相拍去背上的雪花，手套拍着雨绒衣在冷空气里发出尖细的沙沙的响声。吐出的白气在唇边就被风刮跑了。
到了商业区走到一家餐馆门口，我从窗外看见里面清清冷冷，（以下略去330字）.出了门我懒得说话，用硬头雪靴狠命地把那些冰块踢到马路上去。思文说：“还是有收获。”我说：“屁个收获，收获个屁。”她说：“过几天开学了那个人回学校去，位子就出来了。”我说：“四块二毛五一小时，还要讨饭样的去讨，它娘娘的！”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难，匆匆忙忙把学退了！”我连连哀声叹气，思文说：“在这个世界里，叹气有什么用？哭也没有用。唯一的路就是牙咬紧了，对自己残酷一些往前走。”我说：“残酷些是该残酷些，你对自己不残酷生活就对你残酷。老是在心里同情自己，这个人就完蛋了。可是自己也是个人呀！风里雪里这么绝望地跑，别人这样我还同情呢，就是自己不能同情！”思文说：“文人的毛病你都兼备了，这怎么得了！想那么多干嘛呢？你去问问别人刚来的时候！赵教授刚从台湾来还洗盘子呢！”我说：“对，想那么多干嘛呢，脸皮厚点！可也得有盘子给我洗！谁给我洗呢，谁？”她说：“咬紧了牙自己去找啊，谁会送工作给你呢？”我说：“咬紧了牙，意志坚强！偏我这人心又是肉长的，不是铁淬出来的。”她说：“你还承认自己有问题，这可是第一次，听着就有新鲜感。”
左边走过去，右边走过来，在风里雪里走了一中午，几条街都走遍了，问了十几家餐馆，还有加油站，一无所获，靴子里已经进了水，湿湿的，脚趾一动更觉着粘乎乎的。一只靴子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打脚，走一步都痛。我说：“怪不得这么大一双靴子只要两块钱，我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呢。”到了下午两个人又饿又累，也舍不得买点东西吃。思文说：“今天天气不好，老板生意清淡，找不到是自然的。”我说：“要等它天气好了还有几个月呢。纽芬兰冬天又这么长，越过越长！”问到最后几家我已经不抱一星点希望，也进去问一下，也算尽了对自己的责任。只好往回走。思文说：“高力伟你别灰心，总会有个结果。”我说不出话，鼻子一酸泪就要涌出来。我“嗯嗯”地应着，装着咳嗽，把脸侧过一边，拼命忍了泪。我觉得心里好委屈，可谁也没让我委屈！思文说：“明天我们到那边商业区去找，那边还繁华些。”我说：“以后也懒得填表了，填表都是没有用的。加拿大老板讲商业艺术，拒绝你也拒得软和。”我缩了脖子在大风里走，想起那些老板抬眼打量我时的心理，恐怕和以前自己打量敲门讨钱的叫花子差不多罢？我把这感想对思文说了。她说：“神经过敏！西方人才不是这样看人。”我说：“管它西方人东方人，都是狗眼睛。真的，都是狗眼睛。”说了后面半句时，我发现自己模模糊糊有一半是说给她听的，生怕她意识到，偷眼去看她，也并没有什么反应。
风刮得更大，雪飞得更紧，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思文挽了我的胳膊才能行走，两人几乎要被吹倒。我们弯了腰半蹲着走。躲在雪影中我有一种安全感，没人能看清我。于是我开始骂“这王八蛋的风”骂了几句觉得畅快，干脆扯了喉咙昂了头对着天骂：“这挨刀子杀的风！”思文拉我的胳膊说：“别人以为你有神经，别丢我的脸。”我说：“谁看见你了？他也听不懂！”又大吼一声：“这狗大粪的风！”思文猛地拉我一下说：“别人看你呢！”我四顾茫然说：“哪里有人，这天除了要捞口食的人还有谁会走在街上。”她指了路边一幢房子说：“刚才一个人掀开窗帘看，是个老太婆。”我一看，果然玻璃后的窗帘还在微微摆动。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娘娘的奶奶的！反正我不认识她。”她说：“你骂也白骂了，都吹到大西洋去了。”我说：“我不骂也白不骂。风从大西洋吹过来的，城那边的人都听见了。”她说：“你别做这下作的派头。”我哼地一笑说：“那你还以为我是什么雅人呢，在国内没看穿被蒙蔽了，在这里总看穿了。”两人躲到一个屋檐下互相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相视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带了一点哭声。那家门开了，一个中年的白人男子探了头惊异地看我们，又要我们进屋暖和一下，我们谢了他，又走到风雪中去。我说：“我脸冻麻木了，会不会出事呢？别冻出一张花脸子！”她说：“我都快冻僵了。”
翻过一个山坡风更大起来，人冻得已经不太灵活，行动迟顿，两人挽紧了还是走不稳。思文说：“退着走吧，去年我走不动了就退着走。”于是转了身相挽着退着走，果然走得稳些。我们一边退着走，一边拍打对方身上的雪。看着到家了，我说：“趁机再吼几声。”又对天怪吼了几句；“哈哈哈，哈哈哈哈！”眼中潮起来。思文说：“好怕人的，我毫毛子都竖起来了。”到了家我把湿透的雪靴踢下来，脚趾都泡白了，一只脚背上打破了皮，青肿一块。我咬牙说：“今天是气爆了，真的恨不得到哪里找个人来杀一杀！”手中象虚执了一把刀，向前捅几下“杀──一──杀。”
到晚上风雪停了，我对思文说出去走一走。思文说：“外面干冷干冷的，去什么！”我说：“在屋子里憋了难受。”她说：“我跟你去吧？”我说：“你有事做你的事，我没事去玩玩。”我说“玩玩”她倒吓着了，说：“你要想得通啊！”我笑了说：“说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想到那里去，你倒是来提醒我！”她还要跟我去，我一定不肯，她只好算了。出了门我拣静僻的地方走，走到大一片草坪边，微光中一片白雪，没有足迹。我踩了很深的雪走进去，那儿有几张椅子。我用手套把椅子上的雪拂去，就在那里坐了。天色昏暗，寂静无人。坐在那里我心中自由地和天地对话，想着这样坐到明天早上就冻得僵硬了，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对自己笑一声，在心里说：“至于吗？”忽然地体会到了死神的拥抱也有一种温暖，一种柔情。想到那些轻生的人，也并不是不可理解，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他们在追求一种理想，一种解脱，一种温暖和柔情。又在心里想，如果现在表决是不是把地球炸掉算了，自己会投赞成票呢还是反对票？
那边树林子边上一个黑影在雪地上一闪，倏而消失，不知是狗是猫。我望了望天，天边有几颗冷冷的星。我想象着自己是一只饥饿的狼，在一个无月的星夜，在树林子里踩着雪轻捷地走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脚掌的肉蹼感到了雪地的凉意。不时地停下来，把身子在粗糙的树皮上蹭着，感到痒痒的快意。鼻子贴了雪地嗅着，嗅着，寻找着可能出现的一点食物。忽然停下来，用爪子在雪地里挖掘，紧张地听听四周动静，又掘又掘，雪下的腐叶发出一种腥味。终于失望了，昂了头对着天边的冷星，发出一声残忍的长啸。这样想着我似乎就听见了那一声长啸，心中一冷，本能地站起来，毛骨悚然。我缩紧了身子，快步往回走。
二十九
越是觉得自己在北美不能久呆，赶快赚点钱的愿望越是强烈。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总不能白来一趟，总不能白来一趟。”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焦急，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都快要疯狂了。
接下来几天我骑了车满城跑，只要是挨点边的地方我就过去问一声。（以下略去1800字）
一旦对自己作出了找工作绝无希望的结论，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些。思文开学了，我整天闲在家没事，就好好伺弄那点豆芽。除了星期天教课能赚二十块钱，我就指望这两桶豆芽了。我瞧着每一根豆芽，都觉得那么珍贵。我想把销路再扩大一点，但总是不行。思文已经宣布不再帮我的忙，她说到做到。一星期几次，我在大风大雪中骑了车到各处去送豆芽。外面是零下二十度，我怕豆芽在路上冻坏了，把豆芽装在纸箱中，再用布盖好，一出了门就拼命骑，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那些小车在我后面超过我的时候，都小心地放慢了车速，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也非常痛快。有一天我顶风冒雪去送豆芽，大风吹过来我拼命地踩，不时誊一只手把落在眼镜上的雪花抹去。正在抹的那一刹那，我连人带车被风吹倒，往马路中间摔下。后面一辆红色的轿车紧急刹车，发出“吱吱”的尖叫，在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停住了。我对司机抱歉地一笑，他惊恐地睁大眼睛，摇摇头，把车往后退一点，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拍去膝上的雪，扶起单车，把装豆芽的盒子重新捆扎好，骑上又走。这时想起刚才的事，身子软了一下，后怕起来。撞着了也就撞着了，完了也就完了，真的就是这么脆弱，这么轻易。生是很偶然的，死也是很偶然的，生死之间只隔了一层纸。想到这里我在心里问自己：“命都看小了，还笑呢，到底为了什么呢？我就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吗？”我感到一阵委屈，一滴泪沁出来，冰冷的眼睑感到了一点温热，流到了唇边已经是凉凉的一星点，停在那里。我用舌子舔了，咸咸的带点涩。在寂静的天地之间，我放纵自己轻轻地哭了几声。
三十
那天上午正在房子里枯坐，思文从学校里打电话回来说：“赶快来，有希望了，赶快来。”我看她兴奋得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莫名其妙，问：“什么事有希望了，说清楚点。”她连声说：“工作工作，工作。学校里刚出了一张招人的广告，是一家有名的餐馆，parttime和fulltime的都要。”我一听就冷了半截说：“很有名的餐馆怎么会要我？”她放低声音说：“刚才我看见没有人，把广告撕下来了。”我骑了车到学校，她已经站在教学大楼门口等我。她说：“我陪你去。”我说：“地址给我，我自己去，你去了别人以为我这么没有用，反而对我没了兴趣。”她说：“总有几句话你会听不明白，我站在旁边不做声，这可以吧？”我要她搭在单车后面，她说：“一地的雪，危险吧？”我说：“你的命那么要紧，要死也有人陪着你。”她说：“有雪轿车煞不住，一下就撞到你身上来了。”我说：“不怕。我不怕车，车怕我。”她同意了说：“那命就交给你处理了。”
这次的顺利大出我的意外。和老板威廉谈了几句，填张表，马上就决定了。这是遍布北美的一家很有名的快餐联琐店wendy's的一家分店，起薪每个钟点四块二毛五，全职，第二天就上班，工作证以后再去移民局补办。老板放了操作程序的录象给我们几个人看，我听不太明白也大致看懂了，不难。出来了思文在餐厅坐着，我告诉她明天上班。她说：“好，这下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的工作很简单，（以下略去1400字）。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支票发下来只有二百七十多块钱，算下来每天只有二十七块钱，比奖学金多不了多少！我在心里算了，每天七个小时，再扣了税，倒也没少我的。好不容易谋来一份工作，累得跟牛一样喘，就这点钱！我开始怀疑“外国老板宽厚些”这种说法。中国老板再厉害，还能厉害到什么地方去！我把这种想法跟思文说了。她说：“你要想办法偷懒，老板管你死活呢。”我说：“你比资本家还聪明些，偷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吧。”她说：“你不怕，下次葛老板来拿豆芽，我问他一声。”葛老板是新发展的豆芽顾主，在郊区开了一家餐馆。没有办法，郊区我也得去了。
这个星期威廉安排我做早班，六点半上班。早班只有一个人做，在九点钟其它人来上班之前要做完十七件事，这些事都按顺序写在一张纸条上在墙上贴着。威廉指了那纸条问我看不看得懂，我说看得懂，心里想着明天早上带本词典来。我很高兴，不必在别人的目光下工作，这使我有一种自由的兴奋。威廉把钥匙交给我，我捏了钥匙想，这老头倒挺相信人，这么大个餐馆他也放心。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我被闹钟闹醒，挣扎了爬起来，迷迷糊糊煮一杯牛奶冲蛋喝了，推着单车出了门。风象刀子一样刮过来，渗到衣服里面去，把身上的热气都卷走。熹微的星光下伸展着一条白色的路，在一片寂静中单车擦着雪地发出均匀的沙沙轻响。骑到半路我的手冻僵了，握不稳龙头也捏不紧刹机。我怕迟到想坚持一下，遇到一个下坡直冲下去，手想捏刹机怎么也捏不拢去。越冲越快，风在耳边嗡嗡地鸣响。我想今天要摔个大跟头了，心里有一种想跳车的冲动。快到坡底我看见路边有个大雪堆，就对着雪堆冲去。单车插进雪堆，我往前一冲，身子从龙头前飞出去，扑在雪堆上，头埋在雪堆中。我一滚，滚下雪堆，伸伸胳膊跺跺脚还没有摔断，我放了心。脸上湿湿的有什么流下来，我脸已经冻麻木了感觉不出什么，以为是血，脱了手套在脸上抚一把，只是一些雪水。我把另一只手套也脱下来，都扔在雪地上，撮了两只手在嘴边哈气，气在冷空气中泛着白色。还是不行，我解开羽绒衣，把双手交叉了从腰部贴了肉插到腋下，冷得身子一抖一抖的。我夹紧了双手，蹲下来缩成一团。风从衣服的缝隙中灌进来，我又蹲着转过去背对了风，把身子缩得更紧。一辆小车开到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猛地刹车，后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人抱了一条狗下来，生着气往回走，一个男人从前门下来，追上那个女人想拖她回车上去。俩人推搡着，大声争吵。男人把女人摔到地上，女人还是抱紧了那条狗。我蹲在那里喊：“youcan'ttreatherlikethat！”男人四下张望，看不出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又喊了一句，他才发现雪堆边那儿原来蹲着一个人。他对着这边叫道：“noneofyourbusiness！”把女人拖上车开走了。
我心里估计着时间已经来不及，怕威廉第一天会来检查，又想起他也不用来，只看我打的卡就知道我迟到了没有。把贴肉的手指活动一下，能够弯曲了，抽出来，把羽绒衣拉上，套上手套，把单车从雪里拔出，心想，这堆雪今天救我命了，对着那堆雪把头点了几点，骑上又走。到了餐馆威廉并没有来，我把灯开了，打开冷藏室的门把生菜西红柿搬出来。忽然想到老板剥削我太厉害了，捞回一点也是应该的，就摸了一个大西红柿吃了，想着现在西红柿三块钱一磅，这一下吃掉老板一块多钱。又把纸盒装的小盒牛奶喝了一盒，把盒子丢到垃圾桶里用菜叶盖了。两样东西吃下去，肚子里冰冷冰冷的。我按了规定的程序尽快地做事，用机器切了两箱西红柿，又配了三十多份生菜等我把事情做完，上班的人就来了。
这天思文告诉我，葛老板今天又来拿的豆芽，我的事也讲了，他还有兴趣。思文说：“他问我你能不能做，我说豆芽都是你发的。约好明天接你去看看。”我说：“钱怎么付？”她说：“跟他讲好了付现钱，还是四块二毛五一小时。”我说：“好，想提醒你又忘记了，亏你还想到了这一点。”第二天葛老板开车来了，他四十来岁，瘦瘦小小。我心想：“开餐馆的人还营养不良吗？”想到自己要去他手下讨生活，有点别扭。很奇怪去威廉那儿做事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想每天骑车回来呢，看来不可能了。在车上葛老板告诉我，他来十多年了，刚开始也打工，也发过豆芽，后来自己租一家餐馆做了，生意很好却太辛苦，又把餐馆生意卖了去做灯具生意，一年亏了十几万，还是回过头来搞老本行，上个月才开张的，餐馆取了个名叫龙─88。又说，要找加拿大人做工两百个都有，但他们不会用中国的刀和菜勺。
到餐馆看了，我说：“我明天来。”葛老板告诉我在哪里搭车，又告诉我在这里吃住全包，就住在楼上一人一间，人工每星期付一次。回来后我按思文的主意给威廉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要搭朋友的便车去多伦多玩几天，请一星期的假。他问我回来还去不去上班，我说还去，只请几天假。他说等我的电话。不知道葛老板那儿会怎样，我不能不留条后路。
三十一
葛老板的餐馆在一个叫greenwood的小镇，小镇有几千人，就这一家中国餐馆，斜对面是一家肯塔基炸鸡店。这儿是一个海湾，海湾的浅水中泊了许多私人游艇，冬天都湾在那里。沿着公路两侧各有一线房子，这就是镇了。镇上除了葛老板，还有一家中国人是医生。葛老板和镇上的人没有什么来往，没事了就开车去城里找人打麻将，赌钱。他说：“做个人吃了睡，睡了做，做了吃，有什么意思？”原来做个人的意思就在打麻将、赌钱。
老板娘叫丽莎。葛老板给我介绍的时候丽莎正在油炉边炸鸡球。她用英语告诉我，她只能说粤语，不会说国语。丽莎这个名字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那个穿着长裙、沉静轻盈的俄罗斯少女和这个矮瘦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餐馆只有几个人，有个应侍小姐是从澳门来的，葛老板叫她珍妮，她瞟我一眼我就看出了眼神中的轻蔑，想着这也是个势利鬼，后来果然就是那样。一个烤pizza的叫丹尼，是希腊人，四十来岁。还有一个收钱的白人妇女叫安吉拉，胖得象只桶，她在这个小镇上出生，快四十岁了居然从来没离开过纽芬兰，叫人难以相信。
我的工作是洗碗、剖鸡、包蛋卷、切菜。每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更晚。中间吃两餐饭，也不扣除时间。我算着收入比在wendy's多一倍了，这真使我暗自兴奋。葛老板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精细到一分一毫、一箱苹果一箱桔子，就搁在那里，谁想吃了自己拿。每天晚上收了工，自己就把工作时间写在电话机边一个小本子上，他也不检查。
（以下略去700字）。
第一个星期被老板训了两次。有一次是晚上收工，我把洗碗机的水放了，却忘了关机器。我拖着地板，葛老板发现了问题，把我叫过去看。我探头一看，里面的电阻丝都烧红了。葛老板说：“告诉你要先关机器后放水，你又不记得。烧坏了叫你赔，你赔得起？七千块钱，你赔得起？”我缩了脖子耸着肩陪着笑脸，很老实似的听着，一声不吭。珍妮在外面餐厅里搞卫生，听见葛老板训我，拖着吸尘器站在门口看，脸上挂着笑。我挨了骂心中难受，倒不恨老板，换了自己当老板也要训人的。珍妮的笑却使我恨之入骨，心里骂着：“长又长得不漂亮，这副嘴脸我瞧也没有瞧一眼的兴趣，倒轮到你来幸灾乐祸了！”又想，天下人都这么势利，人类真的没什么希望。干脆地球爆炸了算了，那样大家都公平了。
（以下略去1500字）。
二十八
几个月前找工作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新年过后，退学带来的如释重负之感一天天消逝，找工作的心理压力一天天沉重起来。在这种沉重中又反过去想，恐怕拼了命去读书还好些。反正躲过来躲过去，难堪的事躲也躲不开。这次还没开始找呢，就心虚起来。买了报纸从头看到尾，很难找到一份我能做的。报上登出来纽芬兰的失业率已经超过百分之十三，我怎么想也觉得不会有份工作碰到我手里来。要去找工作了我心里跟要去讨饭做贼一样发虚，我总想象着老板会在心里笑：“凭你这样就想找工作？”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一份最下等的工作也不配。有一家清洁公司登报招聘人，我去了。几个白人青年也在那儿填表。我连表也没填一张，就掉头而去。
那天下着漫天的大雪，狂风把雪花卷得乱飞，已是零下二十多度。快到中午雪小了，我说要找工作去。思文说：“今天就算了。”我说：“呆在家里这么干呆着有什么意思？明天后天还是要刮风要下雪，还是这么冷。我只当是去散步、去看雪景，这么好的雪景。”思文说：“那我陪你去吧。开学之前这几天把你安顿下来我就放心了。”我穿上两块钱在yardsale买来的雪靴，开了门风直灌进来，卷进些许雪花。我俩深一脚浅一脚踩着雪往靠海湾的商业区走，一路上她抵不住风，几次差点摔倒，就挽了我的胳膊。我在风雪里说：“要是个加拿大人就好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还有救济金呢。拿了救济金在家里坐得住，不至于就被逼得这么狼狈。”她说：“这你知道移民的好处了吧。”走不多远我们就停下来，把落在身上的雪花拍掉，又转了身互相拍去背上的雪花，手套拍着雨绒衣在冷空气里发出尖细的沙沙的响声。吐出的白气在唇边就被风刮跑了。
到了商业区走到一家餐馆门口，我从窗外看见里面清清冷冷，（以下略去330字）.出了门我懒得说话，用硬头雪靴狠命地把那些冰块踢到马路上去。思文说：“还是有收获。”我说：“屁个收获，收获个屁。”她说：“过几天开学了那个人回学校去，位子就出来了。”我说：“四块二毛五一小时，还要讨饭样的去讨，它娘娘的！”她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难，匆匆忙忙把学退了！”我连连哀声叹气，思文说：“在这个世界里，叹气有什么用？哭也没有用。唯一的路就是牙咬紧了，对自己残酷一些往前走。”我说：“残酷些是该残酷些，你对自己不残酷生活就对你残酷。老是在心里同情自己，这个人就完蛋了。可是自己也是个人呀！风里雪里这么绝望地跑，别人这样我还同情呢，就是自己不能同情！”思文说：“文人的毛病你都兼备了，这怎么得了！想那么多干嘛呢？你去问问别人刚来的时候！赵教授刚从台湾来还洗盘子呢！”我说：“对，想那么多干嘛呢，脸皮厚点！可也得有盘子给我洗！谁给我洗呢，谁？”她说：“咬紧了牙自己去找啊，谁会送工作给你呢？”我说：“咬紧了牙，意志坚强！偏我这人心又是肉长的，不是铁淬出来的。”她说：“你还承认自己有问题，这可是第一次，听着就有新鲜感。”
左边走过去，右边走过来，在风里雪里走了一中午，几条街都走遍了，问了十几家餐馆，还有加油站，一无所获，靴子里已经进了水，湿湿的，脚趾一动更觉着粘乎乎的。一只靴子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打脚，走一步都痛。我说：“怪不得这么大一双靴子只要两块钱，我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呢。”到了下午两个人又饿又累，也舍不得买点东西吃。思文说：“今天天气不好，老板生意清淡，找不到是自然的。”我说：“要等它天气好了还有几个月呢。纽芬兰冬天又这么长，越过越长！”问到最后几家我已经不抱一星点希望，也进去问一下，也算尽了对自己的责任。只好往回走。思文说：“高力伟你别灰心，总会有个结果。”我说不出话，鼻子一酸泪就要涌出来。我“嗯嗯”地应着，装着咳嗽，把脸侧过一边，拼命忍了泪。我觉得心里好委屈，可谁也没让我委屈！思文说：“明天我们到那边商业区去找，那边还繁华些。”我说：“以后也懒得填表了，填表都是没有用的。加拿大老板讲商业艺术，拒绝你也拒得软和。”我缩了脖子在大风里走，想起那些老板抬眼打量我时的心理，恐怕和以前自己打量敲门讨钱的叫花子差不多罢？我把这感想对思文说了。她说：“神经过敏！西方人才不是这样看人。”我说：“管它西方人东方人，都是狗眼睛。真的，都是狗眼睛。”说了后面半句时，我发现自己模模糊糊有一半是说给她听的，生怕她意识到，偷眼去看她，也并没有什么反应。
风刮得更大，雪飞得更紧，几米之外就看不清人。思文挽了我的胳膊才能行走，两人几乎要被吹倒。我们弯了腰半蹲着走。躲在雪影中我有一种安全感，没人能看清我。于是我开始骂“这王八蛋的风”骂了几句觉得畅快，干脆扯了喉咙昂了头对着天骂：“这挨刀子杀的风！”思文拉我的胳膊说：“别人以为你有神经，别丢我的脸。”我说：“谁看见你了？他也听不懂！”又大吼一声：“这狗大粪的风！”思文猛地拉我一下说：“别人看你呢！”我四顾茫然说：“哪里有人，这天除了要捞口食的人还有谁会走在街上。”她指了路边一幢房子说：“刚才一个人掀开窗帘看，是个老太婆。”我一看，果然玻璃后的窗帘还在微微摆动。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娘娘的奶奶的！反正我不认识她。”她说：“你骂也白骂了，都吹到大西洋去了。”我说：“我不骂也白不骂。风从大西洋吹过来的，城那边的人都听见了。”她说：“你别做这下作的派头。”我哼地一笑说：“那你还以为我是什么雅人呢，在国内没看穿被蒙蔽了，在这里总看穿了。”两人躲到一个屋檐下互相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相视着就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又带了一点哭声。那家门开了，一个中年的白人男子探了头惊异地看我们，又要我们进屋暖和一下，我们谢了他，又走到风雪中去。我说：“我脸冻麻木了，会不会出事呢？别冻出一张花脸子！”她说：“我都快冻僵了。”
翻过一个山坡风更大起来，人冻得已经不太灵活，行动迟顿，两人挽紧了还是走不稳。思文说：“退着走吧，去年我走不动了就退着走。”于是转了身相挽着退着走，果然走得稳些。我们一边退着走，一边拍打对方身上的雪。看着到家了，我说：“趁机再吼几声。”又对天怪吼了几句；“哈哈哈，哈哈哈哈！”眼中潮起来。思文说：“好怕人的，我毫毛子都竖起来了。”到了家我把湿透的雪靴踢下来，脚趾都泡白了，一只脚背上打破了皮，青肿一块。我咬牙说：“今天是气爆了，真的恨不得到哪里找个人来杀一杀！”手中象虚执了一把刀，向前捅几下“杀──一──杀。”
到晚上风雪停了，我对思文说出去走一走。思文说：“外面干冷干冷的，去什么！”我说：“在屋子里憋了难受。”她说：“我跟你去吧？”我说：“你有事做你的事，我没事去玩玩。”我说“玩玩”她倒吓着了，说：“你要想得通啊！”我笑了说：“说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想到那里去，你倒是来提醒我！”她还要跟我去，我一定不肯，她只好算了。出了门我拣静僻的地方走，走到大一片草坪边，微光中一片白雪，没有足迹。我踩了很深的雪走进去，那儿有几张椅子。我用手套把椅子上的雪拂去，就在那里坐了。天色昏暗，寂静无人。坐在那里我心中自由地和天地对话，想着这样坐到明天早上就冻得僵硬了，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对自己笑一声，在心里说：“至于吗？”忽然地体会到了死神的拥抱也有一种温暖，一种柔情。想到那些轻生的人，也并不是不可理解，他们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他们在追求一种理想，一种解脱，一种温暖和柔情。又在心里想，如果现在表决是不是把地球炸掉算了，自己会投赞成票呢还是反对票？
那边树林子边上一个黑影在雪地上一闪，倏而消失，不知是狗是猫。我望了望天，天边有几颗冷冷的星。我想象着自己是一只饥饿的狼，在一个无月的星夜，在树林子里踩着雪轻捷地走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脚掌的肉蹼感到了雪地的凉意。不时地停下来，把身子在粗糙的树皮上蹭着，感到痒痒的快意。鼻子贴了雪地嗅着，嗅着，寻找着可能出现的一点食物。忽然停下来，用爪子在雪地里挖掘，紧张地听听四周动静，又掘又掘，雪下的腐叶发出一种腥味。终于失望了，昂了头对着天边的冷星，发出一声残忍的长啸。这样想着我似乎就听见了那一声长啸，心中一冷，本能地站起来，毛骨悚然。我缩紧了身子，快步往回走。
二十九
越是觉得自己在北美不能久呆，赶快赚点钱的愿望越是强烈。我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总不能白来一趟，总不能白来一趟。”这样想着心里越发焦急，我觉得自己差不多都快要疯狂了。
接下来几天我骑了车满城跑，只要是挨点边的地方我就过去问一声。（以下略去1800字）
一旦对自己作出了找工作绝无希望的结论，我心里反而轻松了些。思文开学了，我整天闲在家没事，就好好伺弄那点豆芽。除了星期天教课能赚二十块钱，我就指望这两桶豆芽了。我瞧着每一根豆芽，都觉得那么珍贵。我想把销路再扩大一点，但总是不行。思文已经宣布不再帮我的忙，她说到做到。一星期几次，我在大风大雪中骑了车到各处去送豆芽。外面是零下二十度，我怕豆芽在路上冻坏了，把豆芽装在纸箱中，再用布盖好，一出了门就拼命骑，尽量缩短在外面的时间。那些小车在我后面超过我的时候，都小心地放慢了车速，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也非常痛快。有一天我顶风冒雪去送豆芽，大风吹过来我拼命地踩，不时誊一只手把落在眼镜上的雪花抹去。正在抹的那一刹那，我连人带车被风吹倒，往马路中间摔下。后面一辆红色的轿车紧急刹车，发出“吱吱”的尖叫，在离我不到半米的地方停住了。我对司机抱歉地一笑，他惊恐地睁大眼睛，摇摇头，把车往后退一点，从我身边绕了过去。我拍去膝上的雪，扶起单车，把装豆芽的盒子重新捆扎好，骑上又走。这时想起刚才的事，身子软了一下，后怕起来。撞着了也就撞着了，完了也就完了，真的就是这么脆弱，这么轻易。生是很偶然的，死也是很偶然的，生死之间只隔了一层纸。想到这里我在心里问自己：“命都看小了，还笑呢，到底为了什么呢？我就只能有这样的命运吗？”我感到一阵委屈，一滴泪沁出来，冰冷的眼睑感到了一点温热，流到了唇边已经是凉凉的一星点，停在那里。我用舌子舔了，咸咸的带点涩。在寂静的天地之间，我放纵自己轻轻地哭了几声。
三十
那天上午正在房子里枯坐，思文从学校里打电话回来说：“赶快来，有希望了，赶快来。”我看她兴奋得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莫名其妙，问：“什么事有希望了，说清楚点。”她连声说：“工作工作，工作。学校里刚出了一张招人的广告，是一家有名的餐馆，parttime和fulltime的都要。”我一听就冷了半截说：“很有名的餐馆怎么会要我？”她放低声音说：“刚才我看见没有人，把广告撕下来了。”我骑了车到学校，她已经站在教学大楼门口等我。她说：“我陪你去。”我说：“地址给我，我自己去，你去了别人以为我这么没有用，反而对我没了兴趣。”她说：“总有几句话你会听不明白，我站在旁边不做声，这可以吧？”我要她搭在单车后面，她说：“一地的雪，危险吧？”我说：“你的命那么要紧，要死也有人陪着你。”她说：“有雪轿车煞不住，一下就撞到你身上来了。”我说：“不怕。我不怕车，车怕我。”她同意了说：“那命就交给你处理了。”
这次的顺利大出我的意外。和老板威廉谈了几句，填张表，马上就决定了。这是遍布北美的一家很有名的快餐联琐店wendy's的一家分店，起薪每个钟点四块二毛五，全职，第二天就上班，工作证以后再去移民局补办。老板放了操作程序的录象给我们几个人看，我听不太明白也大致看懂了，不难。出来了思文在餐厅坐着，我告诉她明天上班。她说：“好，这下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的工作很简单，（以下略去1400字）。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支票发下来只有二百七十多块钱，算下来每天只有二十七块钱，比奖学金多不了多少！我在心里算了，每天七个小时，再扣了税，倒也没少我的。好不容易谋来一份工作，累得跟牛一样喘，就这点钱！我开始怀疑“外国老板宽厚些”这种说法。中国老板再厉害，还能厉害到什么地方去！我把这种想法跟思文说了。她说：“你要想办法偷懒，老板管你死活呢。”我说：“你比资本家还聪明些，偷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吧。”她说：“你不怕，下次葛老板来拿豆芽，我问他一声。”葛老板是新发展的豆芽顾主，在郊区开了一家餐馆。没有办法，郊区我也得去了。
这个星期威廉安排我做早班，六点半上班。早班只有一个人做，在九点钟其它人来上班之前要做完十七件事，这些事都按顺序写在一张纸条上在墙上贴着。威廉指了那纸条问我看不看得懂，我说看得懂，心里想着明天早上带本词典来。我很高兴，不必在别人的目光下工作，这使我有一种自由的兴奋。威廉把钥匙交给我，我捏了钥匙想，这老头倒挺相信人，这么大个餐馆他也放心。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我被闹钟闹醒，挣扎了爬起来，迷迷糊糊煮一杯牛奶冲蛋喝了，推着单车出了门。风象刀子一样刮过来，渗到衣服里面去，把身上的热气都卷走。熹微的星光下伸展着一条白色的路，在一片寂静中单车擦着雪地发出均匀的沙沙轻响。骑到半路我的手冻僵了，握不稳龙头也捏不紧刹机。我怕迟到想坚持一下，遇到一个下坡直冲下去，手想捏刹机怎么也捏不拢去。越冲越快，风在耳边嗡嗡地鸣响。我想今天要摔个大跟头了，心里有一种想跳车的冲动。快到坡底我看见路边有个大雪堆，就对着雪堆冲去。单车插进雪堆，我往前一冲，身子从龙头前飞出去，扑在雪堆上，头埋在雪堆中。我一滚，滚下雪堆，伸伸胳膊跺跺脚还没有摔断，我放了心。脸上湿湿的有什么流下来，我脸已经冻麻木了感觉不出什么，以为是血，脱了手套在脸上抚一把，只是一些雪水。我把另一只手套也脱下来，都扔在雪地上，撮了两只手在嘴边哈气，气在冷空气中泛着白色。还是不行，我解开羽绒衣，把双手交叉了从腰部贴了肉插到腋下，冷得身子一抖一抖的。我夹紧了双手，蹲下来缩成一团。风从衣服的缝隙中灌进来，我又蹲着转过去背对了风，把身子缩得更紧。一辆小车开到我前面不远的地方猛地刹车，后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人抱了一条狗下来，生着气往回走，一个男人从前门下来，追上那个女人想拖她回车上去。俩人推搡着，大声争吵。男人把女人摔到地上，女人还是抱紧了那条狗。我蹲在那里喊：“youcan'ttreatherlikethat！”男人四下张望，看不出声音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又喊了一句，他才发现雪堆边那儿原来蹲着一个人。他对着这边叫道：“noneofyourbusiness！”把女人拖上车开走了。
我心里估计着时间已经来不及，怕威廉第一天会来检查，又想起他也不用来，只看我打的卡就知道我迟到了没有。把贴肉的手指活动一下，能够弯曲了，抽出来，把羽绒衣拉上，套上手套，把单车从雪里拔出，心想，这堆雪今天救我命了，对着那堆雪把头点了几点，骑上又走。到了餐馆威廉并没有来，我把灯开了，打开冷藏室的门把生菜西红柿搬出来。忽然想到老板剥削我太厉害了，捞回一点也是应该的，就摸了一个大西红柿吃了，想着现在西红柿三块钱一磅，这一下吃掉老板一块多钱。又把纸盒装的小盒牛奶喝了一盒，把盒子丢到垃圾桶里用菜叶盖了。两样东西吃下去，肚子里冰冷冰冷的。我按了规定的程序尽快地做事，用机器切了两箱西红柿，又配了三十多份生菜等我把事情做完，上班的人就来了。
这天思文告诉我，葛老板今天又来拿的豆芽，我的事也讲了，他还有兴趣。思文说：“他问我你能不能做，我说豆芽都是你发的。约好明天接你去看看。”我说：“钱怎么付？”她说：“跟他讲好了付现钱，还是四块二毛五一小时。”我说：“好，想提醒你又忘记了，亏你还想到了这一点。”第二天葛老板开车来了，他四十来岁，瘦瘦小小。我心想：“开餐馆的人还营养不良吗？”想到自己要去他手下讨生活，有点别扭。很奇怪去威廉那儿做事却没有这样的感觉。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二十多分钟，我还想每天骑车回来呢，看来不可能了。在车上葛老板告诉我，他来十多年了，刚开始也打工，也发过豆芽，后来自己租一家餐馆做了，生意很好却太辛苦，又把餐馆生意卖了去做灯具生意，一年亏了十几万，还是回过头来搞老本行，上个月才开张的，餐馆取了个名叫龙─88。又说，要找加拿大人做工两百个都有，但他们不会用中国的刀和菜勺。
到餐馆看了，我说：“我明天来。”葛老板告诉我在哪里搭车，又告诉我在这里吃住全包，就住在楼上一人一间，人工每星期付一次。回来后我按思文的主意给威廉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要搭朋友的便车去多伦多玩几天，请一星期的假。他问我回来还去不去上班，我说还去，只请几天假。他说等我的电话。不知道葛老板那儿会怎样，我不能不留条后路。
三十一
葛老板的餐馆在一个叫greenwood的小镇，小镇有几千人，就这一家中国餐馆，斜对面是一家肯塔基炸鸡店。这儿是一个海湾，海湾的浅水中泊了许多私人游艇，冬天都湾在那里。沿着公路两侧各有一线房子，这就是镇了。镇上除了葛老板，还有一家中国人是医生。葛老板和镇上的人没有什么来往，没事了就开车去城里找人打麻将，赌钱。他说：“做个人吃了睡，睡了做，做了吃，有什么意思？”原来做个人的意思就在打麻将、赌钱。
老板娘叫丽莎。葛老板给我介绍的时候丽莎正在油炉边炸鸡球。她用英语告诉我，她只能说粤语，不会说国语。丽莎这个名字使我想起屠格涅夫笔下那个穿着长裙、沉静轻盈的俄罗斯少女和这个矮瘦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起来。餐馆只有几个人，有个应侍小姐是从澳门来的，葛老板叫她珍妮，她瞟我一眼我就看出了眼神中的轻蔑，想着这也是个势利鬼，后来果然就是那样。一个烤pizza的叫丹尼，是希腊人，四十来岁。还有一个收钱的白人妇女叫安吉拉，胖得象只桶，她在这个小镇上出生，快四十岁了居然从来没离开过纽芬兰，叫人难以相信。
我的工作是洗碗、剖鸡、包蛋卷、切菜。每天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更晚。中间吃两餐饭，也不扣除时间。我算着收入比在wendy's多一倍了，这真使我暗自兴奋。葛老板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精细到一分一毫、一箱苹果一箱桔子，就搁在那里，谁想吃了自己拿。每天晚上收了工，自己就把工作时间写在电话机边一个小本子上，他也不检查。
（以下略去700字）。
第一个星期被老板训了两次。有一次是晚上收工，我把洗碗机的水放了，却忘了关机器。我拖着地板，葛老板发现了问题，把我叫过去看。我探头一看，里面的电阻丝都烧红了。葛老板说：“告诉你要先关机器后放水，你又不记得。烧坏了叫你赔，你赔得起？七千块钱，你赔得起？”我缩了脖子耸着肩陪着笑脸，很老实似的听着，一声不吭。珍妮在外面餐厅里搞卫生，听见葛老板训我，拖着吸尘器站在门口看，脸上挂着笑。我挨了骂心中难受，倒不恨老板，换了自己当老板也要训人的。珍妮的笑却使我恨之入骨，心里骂着：“长又长得不漂亮，这副嘴脸我瞧也没有瞧一眼的兴趣，倒轮到你来幸灾乐祸了！”又想，天下人都这么势利，人类真的没什么希望。干脆地球爆炸了算了，那样大家都公平了。
（以下略去15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