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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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说“太早了”然后又说“太晚了”
——福楼拜：通信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我得知西尔维亚快要死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得要命。
我知道这显得很不人道，特别是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事实上，当我刚得知这么多年以后她要来见我时，我几乎觉得这是个和解的举动。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把我们即将到来的重逢只是当做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呢，还是说，也许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和我渴望见到她一样，她想再见我一面？
那么她的丈夫呢？纵使她还没有告诉他我们俩人之间多年前的那层关系（这简直太不可能了），现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诉他不可了。
不过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们见面。毕竟他是个习惯于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这个领域里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两岁，才43，从最近报纸上的文章判断，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上交谈时，里纳尔迪很郑重，很客气。尽管谈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色彩。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立刻就会听从他的吩咐。
“里纳尔迪夫人长了个脑瘤，你能马上见她吗？”
但是，尽管他很傲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语气中暗暗承认，我有着他本人并不具有的一种力量。虽然他是个顶刮刮的生意人，却在讨价还价上敌不过死神。
而这正是使我感到满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刚刚才想到似的，在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党察的稍一停顿后他补充道：“劳驾了。”
我得帮助，帮助他们两个。
一个小时之内，医疗记录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等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撕开了封套，毫无道理地认为可能有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是西尔维亚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当然，里面只有她大脑的各种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以为自己以前已经看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了。当然，头脑不是一个器官，大脑也不是灵魂所在之处。然后，我作为医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扫描也已显示出了肿瘤的迹象。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给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医疗记录，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医疗术语。病人当时41岁，是个已婚白人妇女，最先找了个叫卢卡文吉阿诺的教授，说感到剧烈的头痛。医生认为是由于情绪紧张所致，开了当时最先进的镇静剂。
但是尽管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透露出了一点她的个人情况。显然，西尔维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未明确说出的紧张压力。也许出于自私，我立刻就认为这与她的婚姻有关。
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活的边缘上生存着。对比而言，尼科可是个出头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国公司——米兰汽车制造公司——除了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外，还经营建筑、炼钢、保险和出版事业。
在各个时期报刊上都出现过传闻，把他和这个、那个年轻女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动的场合照的，因此也许只是猥亵的猜测。不过名人总是招人议论的。我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了解这一点。
无论真相如何，这点暗示对于我那干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点燃了的火柴，我宁愿去相信记者的含沙射影，并把那位大教授记录中所说的焦虑归咎于她丈夫的移情别恋。
我强迫自己读下去。
她的病毫无道理地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文吉阿诺才认真对待，把她送到伦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姓名前冠有“爵士”称号的神经病学家那里去。
不错，他发现了肿瘤，但断定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确实，即便是技术最高超的一双手，也无法在操作极小的显微外科器械时不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更可能的是，造成她的死亡。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招。我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不错，我开创的基因技术曾经多次通过复制缺损修复后的脱氧核糖核酸成功地逆转了肿瘤的发展。
然而，现在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懂得了为什么医生不该给亲近的人治病。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要去治疗一个你爱的人，会使你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我不愿西尔维亚成为我的病人。
装着病历的封套到我手里还不到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好吧，希勒先生，你认为怎样？”
“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把全部病历看一遍呢。”
“难道看一眼她最近的扫描还不能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吗？”
显然他是对的。我心想，他也许是不愿让我从病历中读到太多的细节。他是不是怕我会责备他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确实有几分责备他。）
“里纳尔迪先生，恐怕我同意你伦敦的医生的意见，这类肿瘤是无法治愈的。”
“除非你来治。”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猜我就等着他这么说呢。
“你今天能给她看吗？”
我思考着看了一眼日志。下午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四点半还有个研讨会。我明知自己会答应他的要求，干吗还要去看这么一眼？（坦白地说，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倒觉得很宽慰，这样我就不会在期待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两点钟怎么样？”
可是我大大高估了尼科领情的能力。我该猜到他会尽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的。
“其实我们的住所离你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距离。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儿。”
“好吧。”我叹了口气同意了。赶快了结了也好。
几分钟以后，秘书用蜂音器通知我，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到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几秒钟后，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打开，回忆就会如洪流般涌人。在见到她以前，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而我先看到的却是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神情专注，前额已开始秃了。他沉默地点点头和我打过招呼，然后像是第一次引见般地介绍了他的妻子。
我凝视着西尔维亚的脸。起初我感到岁月似乎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她的眼睛仍然是同样的黑色的火焰，尽管这对正故意躲着我的目光。我无法解读她的感情，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是有了什么不同。
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但她脸上有一种与疾病无关的厌倦和难以名状的忧伤神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生活得并不幸福才有的表情。
我局促地走上前去和她丈夫握手时，轻声对西尔维亚说：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
生命的大部都消磨在说“太早了”然后又说“太晚了”
——福楼拜：通信集，1895年7月
我要坦白一个可怕的想法。
当我得知西尔维亚快要死去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得要命。
我知道这显得很不人道，特别是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事实上，当我刚得知这么多年以后她要来见我时，我几乎觉得这是个和解的举动。
我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把我们即将到来的重逢只是当做为拯救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最后挣扎呢，还是说，也许在死神降临之前，就和我渴望见到她一样，她想再见我一面？
那么她的丈夫呢？纵使她还没有告诉他我们俩人之间多年前的那层关系（这简直太不可能了），现在她肯定也非得告诉他不可了。
不过不管他的想法如何，他不可能阻止我们见面。毕竟他是个习惯于享有世上最好的一切的人，而在这个领域里我是最棒的。
她比我小两岁，才43，从最近报纸上的文章判断，仍然非常漂亮。她看上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根本不像得了重病。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生命力的象征。
我们第一次在电话上交谈时，里纳尔迪很郑重，很客气。尽管谈的是他的妻子，但他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感情色彩。相反，他想当然地认为我立刻就会听从他的吩咐。
“里纳尔迪夫人长了个脑瘤，你能马上见她吗？”
但是，尽管他很傲慢，我还是能够感觉到他语气中暗暗承认，我有着他本人并不具有的一种力量。虽然他是个顶刮刮的生意人，却在讨价还价上敌不过死神。
而这正是使我感到满意的所在。
可是突然，好像刚刚才想到似的，在他的声音几乎难以党察的稍一停顿后他补充道：“劳驾了。”
我得帮助，帮助他们两个。
一个小时之内，医疗记录和x光片都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等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马上就撕开了封套，毫无道理地认为可能有什么一眼就能认出是西尔维亚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当然，里面只有她大脑的各种高科技的造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本以为自己以前已经看到了她的头脑深处了。当然，头脑不是一个器官，大脑也不是灵魂所在之处。然后，我作为医生被激怒了。
即便是最早的扫描也已显示出了肿瘤的迹象。她找的是什么样的人给看的病？我很快翻了一遍医疗记录，但都是通常那些冷冰冰的医疗术语。病人当时41岁，是个已婚白人妇女，最先找了个叫卢卡文吉阿诺的教授，说感到剧烈的头痛。医生认为是由于情绪紧张所致，开了当时最先进的镇静剂。
但是尽管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还是透露出了一点她的个人情况。显然，西尔维亚生活中存在着某种未明确说出的紧张压力。也许出于自私，我立刻就认为这与她的婚姻有关。
尽管作为光彩婚姻的装点，她和丈夫一起出现在照片上，却似乎总是故意在他生活的边缘上生存着。对比而言，尼科可是个出头露面多得多的人。
他巨大的跨国公司——米兰汽车制造公司——除了是意大利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外，还经营建筑、炼钢、保险和出版事业。
在各个时期报刊上都出现过传闻，把他和这个、那个年轻女人联系在一起。当然他们的相片都是在一些慈善活动的场合照的，因此也许只是猥亵的猜测。不过名人总是招人议论的。我在自己领域中的成就足以使我了解这一点。
无论真相如何，这点暗示对于我那干柴般的感情就像是根点燃了的火柴，我宁愿去相信记者的含沙射影，并把那位大教授记录中所说的焦虑归咎于她丈夫的移情别恋。
我强迫自己读下去。
她的病毫无道理地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文吉阿诺才认真对待，把她送到伦敦一位具有国际声誉、姓名前冠有“爵士”称号的神经病学家那里去。
不错，他发现了肿瘤，但断定已经无法手术治疗。确实，即便是技术最高超的一双手，也无法在操作极小的显微外科器械时不造成严重的损伤，或者更可能的是，造成她的死亡。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招。我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不错，我开创的基因技术曾经多次通过复制缺损修复后的脱氧核糖核酸成功地逆转了肿瘤的发展。
然而，现在我第一次完完全全地懂得了为什么医生不该给亲近的人治病。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把握，对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要去治疗一个你爱的人，会使你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可能性。
我不愿西尔维亚成为我的病人。
装着病历的封套到我手里还不到一刻钟，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好吧，希勒先生，你认为怎样？”
“对不起，我还没有时间把全部病历看一遍呢。”
“难道看一眼她最近的扫描还不能告诉你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吗？”
显然他是对的。我心想，他也许是不愿让我从病历中读到太多的细节。他是不是怕我会责备他没有更快地采取行动？（我确实有几分责备他。）
“里纳尔迪先生，恐怕我同意你伦敦的医生的意见，这类肿瘤是无法治愈的。”
“除非你来治。”他固执地反驳道。我猜我就等着他这么说呢。
“你今天能给她看吗？”
我思考着看了一眼日志。下午已经排得满满的了，四点半还有个研讨会。我明知自己会答应他的要求，干吗还要去看这么一眼？（坦白地说，事情发生得这么快，我倒觉得很宽慰，这样我就不会在期待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了。）
“两点钟怎么样？”
可是我大大高估了尼科领情的能力。我该猜到他会尽力取得更好的结果的。
“其实我们的住所离你那儿只有几分钟的距离。我们马上就可以到那儿。”
“好吧。”我叹了口气同意了。赶快了结了也好。
几分钟以后，秘书用蜂音器通知我，里纳尔迪先生和夫人到了。
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几秒钟后，我办公室的门就会打开，回忆就会如洪流般涌人。在见到她以前，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然而我先看到的却是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神情专注，前额已开始秃了。他沉默地点点头和我打过招呼，然后像是第一次引见般地介绍了他的妻子。
我凝视着西尔维亚的脸。起初我感到岁月似乎丝毫也没有改变她。她的眼睛仍然是同样的黑色的火焰，尽管这对正故意躲着我的目光。我无法解读她的感情，但渐渐地，我开始意识到是有了什么不同。
也许这只是我的想像，但她脸上有一种与疾病无关的厌倦和难以名状的忧伤神情。在我的心目中，这是生活得并不幸福才有的表情。
我局促地走上前去和她丈夫握手时，轻声对西尔维亚说：
“很高兴又见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