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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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1到乔纳斯索尔克3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1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2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晚饭。”
“那不是条件，而是享受。咱们什么时候见？”
“7点在旅馆大厅里。”
“好。穿什么样的衣服？”
“非常漂亮的，”我迅速答道“回头见。”
她像向好友告别那样向后对我摆了摆手，便加入到了那群等着她一起回去的崇拜者之中。
那晚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不敢肯定她有没有换过装，但仔细一看，我注意到她穿的牛仔裤是黑的而不是蓝的，t恤衫上没有公司的标识，而且似乎更贴身。根据她的标准，她算是戴了首饰了：一条小小的珍珠项链。
我自己的衣着改善成了一件当天下午在拉菲特商场买的浅蓝色套头衫。
吻过我的两颊之后，她立刻问我是否记得带上我们的功课。我指指我的航空手提包，表示里面不是我的脏衣服。
我们走出门口时，她平淡地说道：“我定好了卢德夏饭店。”
“很抱歉，”我维护着自己的独立，申明道“我已经在小锌馆定好座位了。我告诉过你今晚是我——”
“没矛盾，马修，饭店只是为你的音乐会定的。”
什么？全区第一流的饭店？我真不知道该感到得意还是生气，但我决定先不做判断。我拉着她的手向拉斯柏伊大道走去。
但当我们走进那豪华的大厅时，我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在，而在走进那高大、有着无数镜子、另一端放着一架盖子敞开的大钢琴的舞厅时，我简直吓坏了。
“你是不是也租好了听众？”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别傻了。而且我也并没有‘租’下这地方。”
“你是说我们是私闯进来的？”
“不是。我只是给饭店经理打了个电话，很客气地请求他准许。他一听说你是谁，马上就答应了。”
“我是谁呢？”
“国际医疗队里一个热情的钢琴家，就要去到国外一个离最近的钢琴也有好几千英里的地方。你的献身精神使他十分感动。”
我的心情从小调1转成了大调。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突然间充满了要在那架钢琴上弹它个淋漓尽致的欲望。
1小调，西方音乐中小调多为悲伤的，忧郁的，哀怨的。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个托盘，上面有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你叫的？”我问道。
她摇摇头，看了看说：“有张卡。”
我打开封套念道：
亲爱的医生们：
祝你们音乐之夜快乐，望你们知道，到处人们都钦佩你们为世界上不
幸的人所带去的“和谐”
祝二位旅途愉快。
经理路易斯贝热龙
“你对他说什么了，西尔维亚？说我是阿尔伯特施韦策1吗？”
她大笑。
1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风琴家，赤道非洲的传教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不是？”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坐了下来，手指开始在键盘上跳动起来。模型键盘看来挺起作用。
“嘿，”我快活地说道“这架琴刚刚调过音。”
我那唯一的听众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舒服地坐好以后，我开始弹巴赫的降b调第对号序曲——表面看来非常容易的一只曲子，可以很好地热身而不会出问题。除了4小节之外，这位大师每只手同时只用一个音符，但其特点是，那正是最恰当的一个音符。
当我刚把手放在琴键上的时候，我感到一阵颤栗。我已经快有3个星期没有碰过钢琴了，有着重新与之结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欲望。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钢琴是我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弹着弹着，我的存在越来越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
我事先并没有考虑好演奏的曲目，就让自己的心灵指挥双手。在那一刻，它们很想探索莫扎特的k457号c小调奏鸣曲。我感到极为轻快，奏起了乐曲开始那清新有力的八度和音。
我完全浸沉其中，忘记了西尔维亚的存在。渐渐地，我不再是个演奏者，而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另一个人的演奏。
这只曲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贝多芬的：有力而感人，包含着一种超越尘世的痛苦。
徐缓乐章弹到一半时，我已完全迷失了自我，像只在星际漂浮的宇宙飞船。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乐，以克制的激情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我听任自己的头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尽了。
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感觉如何，但我觉得快活极了。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走了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的额头。
几分钟以后，我们向饭馆走去。这时，圣米歇尔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欢声笑语，这最富于人情味的音乐，从餐馆和咖啡厅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们在楼下陈列的海味中挑选出要吃的东西以后，就走到楼上，侍者给我们开了一瓶家常红葡萄酒。西尔维亚端起酒杯，但没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终于她开始笨拙地说道：
“马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来自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身子俯过桌面，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说“除了你刚才的演奏。”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弹得像天使一样。你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
“不对，”我纠正她道“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
“可是你本来是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
我耸了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关键是，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给他弹巴赫，就得让他的健康恢复到能听才行。我是说，咱们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亚去的，不是吗？”
“当然，”她微带踌躇地说“只不过我觉得——我是说——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突然我感觉到，在生活中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法玛公司及其产品一无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回回点了。我们要了咖啡，开始看第二天要学的疾病。
弗朗索瓦总是在后面的一个小间里接待仰慕者。这时他向我们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材料，然后装出蔑视的神气对我说：“你可真叫我失望，马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和一个像达历山德罗女士这样漂亮的姑娘约会，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流行病学上的。”
“一边去，弗朗索瓦。”西尔维亚装作生气地说。
他退了回去。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第二天那些复杂的材料看完一遍，里面还包括许多数据。
西尔维亚终于宣布说我们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换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再喝杯睡前酒？”
“当然，为什么不呢？何况这次轮到你付账了。”
这是很长的一晚，令人兴奋，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头睡觉了。
“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西尔维亚说道“公司日本部的经理刚送给我爸爸一只很小的新录音机。你可以录几盘磁带，我们好带到阿斯马拉去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说“既然将来我们的钱没什么用，咱们干吗不买点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带，比如说阿什肯纳齐1或丹尼尔巴伦波姆的？”
1阿什肯纳齐（1937-），钢琴家，指挥，生于苏联，后来入冰岛籍。
“我喜欢你的演奏。”她坚持说。
“你还是尽量改掉这个习惯吧。”我劝她说。
我们离开了咖啡厅，开始慢慢走回旅馆。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她问道“我是指弹钢琴。”
“你要我长说还是短说？”
“我不急。让我带你去面包房，我们可以给自己买点早餐，怎样？”
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爸爸会来参加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在百码短跑里胜过所有别的爸爸。不用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比赛的那天他总会“有点不舒服”
有的时候他也会蹒跚地来到学校露个面，不过那时他就会作为个旁观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的操场上偶然看见他在校门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积极地使用体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术老师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贯注在打半场篮球，突然听见汤米斯特德曼大声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阵毫无道理的激动。我以前从没有为父亲感到骄傲过。遗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汤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给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没防备，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挨打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正威胁地朝我父亲晃着手指头。
“这事不算完，你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楼里走，一面大声喊道。
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喊道：“嘿，马修，你看见我把那邪恶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吗？”
我沮丧极了。你无法相信我感到多么羞耻，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渗到地下去。
“爸，你于吗要这么做？妈求过你——”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
第二天，西尔维亚和我整天都是哈欠不断。整个上午弗朗索瓦都企图捕捉住我的目光，但我都巧妙地躲过了他的眼睛。让他得出令他感到高兴的随便什么结论吧。
至于达历山德罗大夫嘛，她又回复了女教师般的伪装，一点口风也不露。
我觉得看见她偷偷向我笑了一笑，但这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我等不及地想要和她说话。
来讲斑疹伤寒的客座教师，著名的萨尔贝特里医院的让米歇尔戈特列布大夫专门研究“古老的疾病”——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早已从地球上消灭了的病，比如说天花、鼠疫或麻风病。但在非洲和印度，仍有成百上千万的人患这些病。
不仅如此，他和蔼地提醒我们说，就在我们舒舒服服地在巴黎聊天的时候，世界上得结核病的人数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
如果我曾对自己参加国际医疗队的决定有过任何怀疑的话，那么戈特列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雄辩性的再肯定。我以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医生，但我一辈子还没有医治过一个天花病例。我在美国医治过的最穷的、靠福利救济看病的病人也都进行过预防接种。而且，除了一对危地马拉来的非法移民夫妻的婴儿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小儿麻痹症患者。
独立宣言可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世界上，可悲的事实是，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我们的星球上有无数最贫穷的人得不到人的最基本的健康权。
我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对于有可能在第三世界使用我的技术感到如此地骄傲。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治好在过去会因缺乏医疗而死亡的病人，而且还能带去预防接种这样的预防性医疗的奇迹。这是被从詹纳1到乔纳斯索尔克3等科学家在百年间发现而至今尚未应用于他们的技术。
1詹纳，爱德华詹纳（1749-1823），英国医生，牛痘接种法的首创人。
2索尔克（1914-），美国医生，医学研究者，成功研制出小儿麻痹症疫苗。
在被缩得特别短的午餐时间里，西尔维亚和我没有加入到那些围着戈特列市打转的。勤奋好学的、要把他挤干的人群之中。
“报告听得过瘾吗？”
“非常过瘾，”她微笑着说“幸亏昨晚我是和一个对斑疹伤寒的最新研究十分了解的年轻医生一起度过的。”
我正要问她今晚有什么打算时，弗朗索瓦已把教鞭在地上敲得砰砰直响，命令我们马上继续工作。
这样，我便只好整个下午忍受着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细菌，直到得知自己命运的时刻的到来。
戈特列布教授5点整时结束了报告，祝我们大家好运气。
我正整理着一整天记下的一大堆笔记时，西尔维亚走上前来，很随便地把胳膊往我肩膀上一放，问道：“你今晚给我弹琴好吗？我保证弹完琴以后一定学习。”
“有一个条件，”我提出要求道“中间我请你吃晚饭。”
“那不是条件，而是享受。咱们什么时候见？”
“7点在旅馆大厅里。”
“好。穿什么样的衣服？”
“非常漂亮的，”我迅速答道“回头见。”
她像向好友告别那样向后对我摆了摆手，便加入到了那群等着她一起回去的崇拜者之中。
那晚当我看见她的时候，我不敢肯定她有没有换过装，但仔细一看，我注意到她穿的牛仔裤是黑的而不是蓝的，t恤衫上没有公司的标识，而且似乎更贴身。根据她的标准，她算是戴了首饰了：一条小小的珍珠项链。
我自己的衣着改善成了一件当天下午在拉菲特商场买的浅蓝色套头衫。
吻过我的两颊之后，她立刻问我是否记得带上我们的功课。我指指我的航空手提包，表示里面不是我的脏衣服。
我们走出门口时，她平淡地说道：“我定好了卢德夏饭店。”
“很抱歉，”我维护着自己的独立，申明道“我已经在小锌馆定好座位了。我告诉过你今晚是我——”
“没矛盾，马修，饭店只是为你的音乐会定的。”
什么？全区第一流的饭店？我真不知道该感到得意还是生气，但我决定先不做判断。我拉着她的手向拉斯柏伊大道走去。
但当我们走进那豪华的大厅时，我开始感到明显的不自在，而在走进那高大、有着无数镜子、另一端放着一架盖子敞开的大钢琴的舞厅时，我简直吓坏了。
“你是不是也租好了听众？”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别傻了。而且我也并没有‘租’下这地方。”
“你是说我们是私闯进来的？”
“不是。我只是给饭店经理打了个电话，很客气地请求他准许。他一听说你是谁，马上就答应了。”
“我是谁呢？”
“国际医疗队里一个热情的钢琴家，就要去到国外一个离最近的钢琴也有好几千英里的地方。你的献身精神使他十分感动。”
我的心情从小调1转成了大调。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突然间充满了要在那架钢琴上弹它个淋漓尽致的欲望。
1小调，西方音乐中小调多为悲伤的，忧郁的，哀怨的。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个托盘，上面有一瓶白葡萄酒和两只酒杯。
“你叫的？”我问道。
她摇摇头，看了看说：“有张卡。”
我打开封套念道：
亲爱的医生们：
祝你们音乐之夜快乐，望你们知道，到处人们都钦佩你们为世界上不
幸的人所带去的“和谐”
祝二位旅途愉快。
经理路易斯贝热龙
“你对他说什么了，西尔维亚？说我是阿尔伯特施韦策1吗？”
她大笑。
1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风琴家，赤道非洲的传教医生。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是什么使你认为你不是？”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坐了下来，手指开始在键盘上跳动起来。模型键盘看来挺起作用。
“嘿，”我快活地说道“这架琴刚刚调过音。”
我那唯一的听众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舒服地坐好以后，我开始弹巴赫的降b调第对号序曲——表面看来非常容易的一只曲子，可以很好地热身而不会出问题。除了4小节之外，这位大师每只手同时只用一个音符，但其特点是，那正是最恰当的一个音符。
当我刚把手放在琴键上的时候，我感到一阵颤栗。我已经快有3个星期没有碰过钢琴了，有着重新与之结合的几乎是肉体上的欲望。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钢琴是我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弹着弹着，我的存在越来越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
我事先并没有考虑好演奏的曲目，就让自己的心灵指挥双手。在那一刻，它们很想探索莫扎特的k457号c小调奏鸣曲。我感到极为轻快，奏起了乐曲开始那清新有力的八度和音。
我完全浸沉其中，忘记了西尔维亚的存在。渐渐地，我不再是个演奏者，而成了一个听众——听着另一个人的演奏。
这只曲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贝多芬的：有力而感人，包含着一种超越尘世的痛苦。
徐缓乐章弹到一半时，我已完全迷失了自我，像只在星际漂浮的宇宙飞船。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自己慢慢地恢复了知觉，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我再一次支配了音乐，以克制的激情弹完最后几个音符。我听任自己的头垂了下去，感情已完全消耗尽了。
我不知道西尔维亚感觉如何，但我觉得快活极了。
她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是走了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的额头。
几分钟以后，我们向饭馆走去。这时，圣米歇尔大道已是一片黑暗。欢声笑语，这最富于人情味的音乐，从餐馆和咖啡厅流人大街。然而她仍然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
我们在楼下陈列的海味中挑选出要吃的东西以后，就走到楼上，侍者给我们开了一瓶家常红葡萄酒。西尔维亚端起酒杯，但没有喝酒。她似乎陷入了沉思。终于她开始笨拙地说道：
“马修，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来自一个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世界，”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身子俯过桌面，带着火一般的激情说“除了你刚才的演奏。”
我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弹得像天使一样。你可以成为职业钢琴家。”
“不对，”我纠正她道“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爱好者。”
“可是你本来是可能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的。”
我耸了耸肩。“也许会，也许不会。关键是，一个得了肺病的孩子，你要给他弹巴赫，就得让他的健康恢复到能听才行。我是说，咱们就是因此才要到厄立特里亚去的，不是吗？”
“当然，”她微带踌躇地说“只不过我觉得——我是说——你似乎可以有很多的机会。”
突然我感觉到，在生活中迈出这样重大的一步，她的心情很矛盾。也许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要去的地方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法玛公司及其产品一无所知的地方之一。
等我们在弗洛尔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开始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回回点了。我们要了咖啡，开始看第二天要学的疾病。
弗朗索瓦总是在后面的一个小间里接待仰慕者。这时他向我们走过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他看了一眼我们的材料，然后装出蔑视的神气对我说：“你可真叫我失望，马修。”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如果我和一个像达历山德罗女士这样漂亮的姑娘约会，我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研究流行病学上的。”
“一边去，弗朗索瓦。”西尔维亚装作生气地说。
他退了回去。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第二天那些复杂的材料看完一遍，里面还包括许多数据。
西尔维亚终于宣布说我们准备好了。“咱们要不要换上一杯脱咖啡因的咖啡，然后再喝杯睡前酒？”
“当然，为什么不呢？何况这次轮到你付账了。”
这是很长的一晚，令人兴奋，可也很累。我盼望能抱着枕头睡觉了。
“我刚想起来一件事，”我们正收拾东西的时候西尔维亚说道“公司日本部的经理刚送给我爸爸一只很小的新录音机。你可以录几盘磁带，我们好带到阿斯马拉去听。”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我回答说“既然将来我们的钱没什么用，咱们干吗不买点真正的演奏家的磁带，比如说阿什肯纳齐1或丹尼尔巴伦波姆的？”
1阿什肯纳齐（1937-），钢琴家，指挥，生于苏联，后来入冰岛籍。
“我喜欢你的演奏。”她坚持说。
“你还是尽量改掉这个习惯吧。”我劝她说。
我们离开了咖啡厅，开始慢慢走回旅馆。
“你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她问道“我是指弹钢琴。”
“你要我长说还是短说？”
“我不急。让我带你去面包房，我们可以给自己买点早餐，怎样？”
我小的时候总是幻想爸爸会来参加一次学校的运动会，在百码短跑里胜过所有别的爸爸。不用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比赛的那天他总会“有点不舒服”
有的时候他也会蹒跚地来到学校露个面，不过那时他就会作为个旁观者迷迷糊糊地坐在一边，不时拿出随身带的小酒瓶偷偷喝上一口。因此，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的操场上偶然看见他在校门口时为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积极地使用体力。那天他好像是去找我弟弟的算术老师波特先生。
我正全神贯注在打半场篮球，突然听见汤米斯特德曼大声喊道：“天哪，希勒，你爸真了不起。”
我突然感到一阵毫无道理的激动。我以前从没有为父亲感到骄傲过。遗憾的是，我欣喜的心清马上就化成了泡影。因为汤米如此佩服的是我爸爸给了波特先生一拳，波特先生没防备，身子一歪摔倒在地。
等我跑过去的时候，挨打的人已经站了起来，正威胁地朝我父亲晃着手指头。
“这事不算完，你这醉鬼。”他一面往教室楼里走，一面大声喊道。
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注意到了我，对我喊道：“嘿，马修，你看见我把那邪恶的巨人打翻在地了吗？”
我沮丧极了。你无法相信我感到多么羞耻，只希望能化成水珠渗到地下去。
“爸，你于吗要这么做？妈求过你——”我突然停了下来。“我是说，这只会使蔡兹的处境更糟。”
他吹胡子瞪眼地说：“很抱歉，儿子，可我不能让那个野蛮人迫害你弟弟。我觉得你应该为我感到骄傲。走，我带你们两个出去吃饭。”
“不行，爸，”我低声说道“我们还有4节课呢。你还是回家去吧。”
我意识到如果我不采取主动，他是不会走的，因此我就抓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往校门走去。我能感到同学们火辣辣的眼光穿透了我的背，我没有敢回过头去。
不幸的是，我们走到出口处时，我看见了他们。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安静得惹人注意。
不知为何，这使情况更糟。我知道嘲笑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以后什么时候会碰见一群小孩向我吃吃地笑就觉得害怕。
我回过身去，开始走上通向同龄伙伴的长长的路，双眼死死地盯着地。
“你没事吧，马修？”
我抬起头来，惊奇地发现是波特先生。他似乎没有生我的气。
“是的，先生，我没事。”
“他常常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是应该承认他是个酗酒成癖的醉鬼，从而增加自己的耻辱呢，还是应该尽量挽回几分尊严？
“有时候这样。”我模模糊糊地答道，慢慢走回汤米斯特德曼身边。“嘿，咱们还打球吗？”
“当然要打，希勒，当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个多方面都令人痛苦的事件中，最痛苦的就是朋友们都表现得那么礼貌，都那么可怕地、充满怜悯地、煞费苦心地有礼貌。
幸亏父亲再也没有对现实世界进行过类似的堂吉诃德式的出击。后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写他的书”咒骂世界的不公平。
那个时候，我自己对于命运给予我的也不十分满意。我唯一的解脱便是晚上安顿好蔡兹以后的时间。他非常听话地很快长大了起来，不久就能独立生活，很情愿地回到自己房间去学习了。这使我能独自练钢琴。我常常一连练上好几个小时，发泄自己的愤怒，把父亲缺乏的自律一古脑儿地召唤到自己身上。
上中学以后，我就没有时间坐在那里听他这时已变得漫无边际的讲话了，而且他终于把我逼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费劲地练习肖邦的卿兴幻想曲，他突然脚步不稳地出现在门口，厉声说道：“我想干点活呢，你非得弹得这么响吗？”
我想了一下，蔡兹正在楼上用功呢，他并没有嫌我声音大，于是我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提高嗓门但火气不小地粗暴地说：“是的。”
我回转身去弹琴，再也没有理他。
我沉默了片刻，然后平板地说：“那以后不久，他自杀了。”
她一把紧抓住我的胳膊。
“虽然他从来不出去，却在车库里留着一辆车。有时他会去坐在车里，我猜他是在幻想自己正行驶在开阔的公路上，朝着某个目的地前进。有一天，他采取了在我看来是最终拒绝现实世界的表示，把一根软管接在了汽车的排气管上”
我看了看她，她一时语塞。
“不过，我很少谈起这件事。”
“对，”她同意道“你用不着经常提。它总是在那里——就在一层薄薄的记忆的帷幕后面——等着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浮现出来。”
这个姑娘，她能理解。她真的理解。
我们在全然的沉默中走完了其余的路。
到旅馆后，她默默地吻了我，又一次捏了捏我的胳膊，便轻轻地离开了。
正是夜深人静之时，我向来最恨这个时刻。但是在那一刻，我并不感到完全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