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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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邓一群回乡的时候经过了县里。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他这次应该去看一看林湄湄，看看她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在工作后曾经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分配的消息，并说，如果有可能希望她再到省城来。她也给他回了信，信是写在一张稿纸上的，蓝色的圆珠笔，字迹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脚，很有意思。看她这样的字，联想到她那次到大学里来找他，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又多了解了她一层：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对文化人有点迷恋的女人。她对他的献身也许并不是她内心的一种崇高，而只是出于她对另一种性爱的好奇。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看她一下，很自然的，她也许还会和他偷偷地做一次。有了那么一次，她现在应该更容易地和他发生关系。他多少次长久地回忆那样的艳遇，他甚至想：这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了（除妻子以外的）。在机关里，他必须表现得很谨慎。其他处室里的人也都亲切地叫他是小伙子。有时候，周振生偶尔拿他开一次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玩笑，他还会脸红（至少他假装这样了，而且效果不错）。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他还是一个纯洁的男青年。他为自己这一点而感到很自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品德纯洁得就像个天使，工作表现优良。那种农村出身事实上也让他获益了。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孩子都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在处室里正越来越受到领导们的看重。只有他知道，他平日工作上的积极是一种假积极。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那样做，但他却别无选择——他必须很好地表现自己，才能有所“进步”这是一种有着明显报偿的表现，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进步”就是一种前途。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他还是“处男”而姑娘做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是处女了。林湄湄当然不是处女。王芳芳呢？还是处女。现在她在市里师范学校当教师，还过着一种处女的生活吗？她一下子就远离他了，让他不再了解她的生活，消失在他的生活之外。而田小悦还是处女吗？看样子像，看样子又有些不像。
田小悦开始在他心里生了根，他越来越想和田小悦有一种联系。这是一种渴求。他现在是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同时又最能证明的，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
他们年轻，平时说起来总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他们谈文学（邓一群在大学里读过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呢，像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谈人生（包括爱情，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大谈爱情呢。邓一群经过了那些事后，他在心里已经彻底不相信所谓的爱情了，但他当然不能这样说。田小悦是相信有爱情存在的，一种非常纯粹的爱情，超越了一切的爱情。邓一群也就相信了爱情，并且拼命地赞颂爱情的伟大。他们有时说得还非常感动，这样一感动的时候，邓一群就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多么地虚伪，然而这样的虚伪又是必须的。这样一认识，他就问心无愧了）。
田小悦对农村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感，也许她是故意装成一副天真的样子，说现在的农村很富裕的，有很多万元户，比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她说他们家过去就下放过，因为城里的日子难过——那是五六十年代，农村至少还能填饱肚子。但她自己对农村并没有什么印象。她说起来的时候好像对农村倒是充满了一种神往。邓一群喜欢听她这样说。她这样说，就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她有时候像是不经意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就告诉她说，是啊是啊，农村现在变化大得不得了，农民们现在手里都有钱了，在他们村里就有好多万元户。他现在两个哥哥就都是万元户了。邓一群一边这样说的时候，一边就想到了自己老家事实上的贫困。
老家的状况并不好。
邓一群那天晚上在县里被一群同学灌醉了。他们聚在县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在城南路法院对面。这一群同学现在有的分在政府办、县委办，也有在税务局、法院和工商局的。陈小青也到了。邓一群觉得她比过去还要漂亮。如果他不是在省城，他们也许就不会这样热情地来陪他，邓一群这样想。他们举着杯，半是亲密半是调侃地说他现在是省里的领导了，一定要喝，他们也隐约听说了，邓一群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非同寻常，是省里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物。是啊，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他怎么可能留在省里呢。邓一群自然不会向他们去作解释，不会向他们说他只是找了一个离休的老乡，更不会说起自己当时的艰难与那可笑而可耻的一跪。高兴中的邓一群就喝。他当然现在还不是领导，如果是领导，那么他会更风光的。他现在的起点比他们高了，所以他要努力。
在那个席上，不知是谁谈起了王芳芳。邓一群就装出无辜清白的样子，他知道只有这样假装才能显出他的泰然。陈小青就冲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当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那天内心的失落。那种情感的痛楚当时真是无法形容。他现在羞于去回忆。一个同学说：“王芳芳快要结婚了。”“谁？”另一个同学问。那个同学就说：“听说是市生产资料公司的，也是刚从学校毕业分回去的。”邓一群听说继续吃菜。一个同学问：“哎，看你们过去是蛮好的，卿卿我我的，怎么突然就分手了哇？你们有没有那种关系呀？”邓一群笑着说：“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完全是纯洁的。”他清楚自己强调自己的纯洁是多么地富有效果，果然他们就说他狡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得手了。他后来就大口喝酒，并且频频向陈小青发动进攻。他的酒劲已经上来了。他不喜欢听到王芳芳快要结婚的消息，尽管现在他对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着迷，但他意识里却还想到她过去的种种表现。他在情感上不能容忍自己过去的失败。她应该是属于他的，但她却背叛了他。如果她当时不背叛他，那么他现在的身份要比那个在生产资料公司的青年强得多了。
这些同学虽说工作也才半年多，但好像现在混得已经挺像样子了，说话也牛气得很，让邓一群在心里生了不少感慨。他现在还不能够，但他想一定要努力啊！
邓一群那晚上住在了县政府的宾馆里，脑子里天旋地转。他是喝多了，他想。他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同学们对他分配的结果羡慕得很呢。这当然连他自己都不敢想呢，怎么就那么轻易？一切就成真的了。同学们举杯，祝他将来能迅速升上处长、厅长、省长。邓一群醉醺醺地说：“喝！厅长、省长是当不上了，但处长将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都喝。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当县长、市长。”于是酒席最后在一片虚假祝贺声中结束。
一个人一辈子要是总是平头百姓，那么他这一生差不多就是失败的。他在心里暗想：我一定要努力啊！回城以后，一定要更加好好表现自己。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他将来要是在省里当上干部了，那么老家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了。这就是现实。
席梦思床是柔软的，房间里的空调是温暖的。他躺在那里很舒服。这一个晚上要二十块钱，如果他还是一个农民，那么他怎么也不敢睡这样的房间。他没有去住那个红旗旅馆。现在住这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江苏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前些年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叫陈奂生进城。当陈奂生被县长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后，那种复杂的心态被刻画得很到位。我是陈奂生吗？不，他想。我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住这里是陈小青陪他来的，安排他住下后，她还坐在房里陪他说了一会话。他突然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她父亲还是在水利局，没有变化。她自己在宣传部里搞宣传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这样平淡地活着。她对这份工作有着强烈的厌恶，她说她讨厌搞宣传，除了她对宣传工作的生疏之外，更多地是对宣传的单调和重复感到厌倦。那些文件看上去冷若冰霜。县里的农民对宣传干部没有好感，他们认为搞宣传就是吹牛。陈小青说：“现在县里的宣传就像统计局的年报一样，水分很多。县里的有些工作才刚开始，宣传机器就开动了，结果常常到头来根本没有实绩。老百姓讨厌宣传干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怕露富，不愿意你为他们宣传。搞宣传一点意思也没有。”她有些无奈地叹着气。邓一群听了就笑。
在她走后，他想起自己还没有和林湄湄联系，她晚上值班吗？他这次来应该去看看她。但他脑袋沉重，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在公共汽车里，邓一群与那些乡下的老百姓身份明显不同，他有着一张白皙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整洁的衣服，脚下是锃亮的皮鞋。他还背了一只漂亮的大旅行包。工作了，有钱了，他可以打扮自己。人是衣妆啊。汽车里一股难闻的气味。里面挤满了那些衣着肮脏的农民，他们的面目都很憔悴，苍老。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车上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他，意识到他是个城里人。他们小心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经过过道的时候脚踩在了他崭新的旅行包上，弄上了一大块泥巴。他心里立即感到了一种不快，他不满地说：“你注意一点啊！”那个妇女用一种敬畏的表情看了他一眼，赶紧带着孩子坐到了后面的位置上去了。
路很不好走，还是过去的那条砂石路，而且明显缺乏保养，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那辆公共汽车也有些年头了，开动起来整个车厢都在响。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沿途大片的田野。那些田经过收获之后，现在空旷得很，看起来很荒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过去的样子啊！
邓一群在车里意识到左边一个男人总是盯着他看。那个男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样子，脸色黑黑的，透着憔悴和疲惫。他的皮肤粗糙，胡子也没有刮，眼睛细细的，眼角已经有了很多的鱼尾纹。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下却还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牌胶鞋，鞋底上沾满了泥巴。那个人总是像在偷偷地看着邓一群。邓一群感觉他很奇怪。当他再一次看他的时候，邓一群迎着他的目光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邓一群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他。那个人看到了邓一群的目光，赶紧露出了好像是讨好的微笑。他有些怯怯地问：“你是不是邓一群？”“你是”他有点疑惑地问，在印象里他又回忆不出他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人就绽开了脸上灿烂的笑，一张大嘴咧得很大，快乐地说：“我记得你，我们初中时候是同学，我叫高中。那时候你就坐在我的前座。我后来没有考上高中。”高中这样一说，邓一群就记起来了，他初中的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位同学。那时候的高中是个瘦瘦的快乐的小个子，成绩什么的也都是不错的。一个人的变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邓一群心里有了不少的感慨。高中问：“你后来考上大学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邓一群笑了笑，他想，是的。他差不多都快认不出来了。
高中问：“你现在在哪呀？”
“陵州。”邓一群说。
高中就露出满脸的羡慕，那种羡慕浸在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里，他问：“现在在什么单位啊？”
邓一群说：“机械工业厅。”
车上的人都注意到了邓一群这样尊贵的客人（对于他们这个贫穷的乡村而言）的存在。高中身上充满了一种荣耀，快乐地说：“啊，哪天有空，一定要到我家里去看看啊。到底不一样，还是当干部好。你现在多好啊，当了干部，不用再像我们那样吃苦了。”高中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大孩子是个男孩，已经七岁了，下面两个是女孩。他们家承包了十亩土地，一年下来，有上千块钱的收入。在村里，他们家这样的算是中等，收入不是最好，但也不算很差。对生活，他已经有一种知足。他说，他们这样的人与城里人不同，能吃饱饭，一年劳作下来，还有点余钱，就很好了。他问邓一群结婚了没有，邓一群笑着说：“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打算呢。”他就连声说：“对对，你们城里人与我们不一样。城里人三十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多得很呢。你的条件高，一定要找一个大学生的。”邓一群就露出矜持的笑。
邓一群在镇上下了车。从镇上到前墩村还有好几里地，不通车。小镇就是乡政府的所在地。说是小镇，事实上也就是有一条比村里小路要宽得多的马路，路两边有一些砖木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公家的房子，有邮电所（老百姓却称之为邮局，就像把乡派出所，称之为公安局一样）、粮管所、水电站、供销社、新华书店、木材公司、拖拉机站（分田到户以后，拖拉机站就解散了，但那帮人员还在，因为这当中有人是吃国家粮的，于是就改为农机站）、信用社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在他过去的心目中是多么高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吃国家粮的。吃国家粮就是一种神圣的概念。他也有两个初中同学、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这个小镇子上做事。但他现在却不必羡慕他们。
那些建筑也都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与城市相比，这个地方真是小得可以，那种繁华程度远不及城里最偏僻的半条小巷子。可能是最近刚逢过集市，路上遗落了不少菜叶和各式垃圾。沿路还有不少小店铺，比如修车铺（门前竖着一个木棍，上面挑着一只破旧的自行车钢圈和轮胎，这是一种标识，就像过去的那些酒肆，门前挑的一面黄旗子）、收录机修理店、理发店。邓一群忽然想起来，妹妹来信，说他嫂子的妹妹也在这个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他可以到她那里去，借一辆自行车回家。
他嫂子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在心里想，刘正什么？嫂子叫刘正菊，对了，叫刘正红。他过去不止一次见过嫂子的妹妹。在农村，她那样的姑娘，衣着打扮就有点出格了。事实上邓一群倒不觉得有什么，与城里姑娘相比，刘正红的打扮简直称之为“老乡”刘正红比她姐姐漂亮多了，简直不像一个父母所生。她身材周正苗条，而且非常性感。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性感”这个词，但哪个姑娘要是长了那样的一副身材和模样，就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骚”简单得很。由于他这位嫂子的妹妹长了这样的一副“骚”身材，说她的闲话可就不少。
邓一群相信那些关于她的传言，其真实程度很值得怀疑。但老百姓的嘴巴很厉害，只要有三个人以上都说你名声不好，那么你的名声也就真的完了。好在刘正红也就是被议论为疯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坏的语言。
他是被刘正红骑车送回家的。刘正红的脸和手都很白，比有些城里姑娘的皮肤还要好，还要细腻。邓一群知道那是她职业的关系，经常泡在温水里，还有洗发精和润肤油什么的。她很高兴看到他，亲热得不得了。她很羡慕他。她是在乡政府大院的对面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字就叫“正红理发店”
邓一群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她的身体看上去结实得很，臀部浑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骑得歪歪扭扭的。太阳倒是很好，很温暖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路两边的田野，一片空旷。四周宁静得很，一点声音也没有。天空是蓝的，上面飘着些白云。她问他在城里的一些情况，他就略略夸大地向她作了一番介绍，她就惊讶得不得了。对城里，她早就充满了神往。她也告诉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包括她现在开的这个理发店的经营情况。他想，在农村，她也算得上是个能干姑娘。她所以能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不满足于像她姐姐那样，在农田里干一辈子，嫁人，生孩子。她希望她自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并嫁给一个好青年。她说她可不想再在田里种一辈子的粮食，那太苦累了。
农村这些年宽松了，是实行了土地承包、改革开放才解放了生产力，要是过去，她从学校毕业就只能在生产队里干活。而现在她们家包了十多亩地，基本不用她干活，她闲出来就只能搞这样的三产服务。她很满意自己的现在。
刘正红叫他“三哥”并希望有机会也能到城里去。邓一群就说，好啊，欢迎你去。他坐在后面心里很得意，一种成功的得意。没有高考，他也没有今天。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与这里的人拉开了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巨大的。
她那么快活地说话，邓一群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觉得自己在心里已经喜欢上她了，可惜的是，她是他嫂子的妹妹。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他想起了那个林湄湄，也想起了陈小青，想起了田小悦，而她与她们都不一样。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得很。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
邓一群那天在后面无意间触碰到了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很结实，就像一匹健壮的小母马的屁股一样。他想她这样年轻漂亮，但结果却很可能嫁给一个糟糕的农村青年，真是有点可惜。
当然，除此，她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像他邓一群这样优秀的，农村里又有几个呢？他想。
他为自己骄傲。
在村里，邓一群听到的都是祝贺恭维的声音。
他们一家高兴得很，特别是他妈妈，像儿子真的在省里做了什么大官。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妹妹邓玉兰都兴高采烈，像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邓一彬的官司没有打起来，因为法院不受理，他无奈何中只有强忍了那口气。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有暂时认了。
邓一群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匆匆要回城里。这里不是他的家，而城里才是他真正的家。这里的家看起来乱糟糟的，邻里们说的都是张长李短的闲话，晚上更是无聊，电也没通（据说村里正在筹钱，通电，而电费则说是要每晚好几毛钱，村民们心里就不怎么高兴）。他说他要回去，单位里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家里人于是就不再留。
二哥邓一明把他送到了镇上。在那个小车站，他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班车才到。他坐上车，直奔县城。
晚上五点才到达县城，而这时的县城里的天，已经黑了。
他住进了红旗旅馆，想看一看林湄湄，结果林湄湄却没有上班，据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了。他问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她是否结婚了，但那个服务员却不想理他，说，不清楚，反正很多天没来了，她没有说家里有什么事。
这趟老家行，没有什么意思。他想。
他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13］
春天到来的时候风很大，于是城里到处灰蒙蒙的，满街都是扬尘和路两边法国梧桐上的细絮。这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景象。
科室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周振生决定停薪留职。邓一群对这件事情多少感觉有点意外。周振生是这个处室里看得出的少数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他却一直不得志，很多问题上，领导对他是不公的。他很聪明，但他却又不愿拍领导，多次在工作上和周处长发生分歧。于是，提拔晋升、职称、工资调整、住房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看到周振生这个样子，实际上对邓一群是个很深刻的教育。
周振生停薪留职去广州的一个朋友那里，说是一起去经营一个彩扩公司。机关里的人对他的这一决定都有些漠然，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充满了风险，看起来相当不可靠，周振生懂什么彩扩啊，他从来也没有做过生意。
邓一群心里多少有点为他惋惜。尽管周振生在机关里不是很得意，但他最终肯定还是能够抬头的，如果他稍稍肯变通一些的话，何必要去走这个极端呢？而且机关里工作固定，没有什么风险，然而出去闯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作是重要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邓一群自己在心里这么想。
周振生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或者他那种满不在乎是做出来的。邓一群这样想。三月的一天上午，已经九点多了，周振生来办公室，与田小悦、邓一群打了招呼（老朱和徐明丽不在，老朱去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开会，徐明丽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身体了，她说春天以来，腰总是疼）。周振生在办公桌前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样子。田小悦说：“哎，周科长，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周振生笑一笑，说：“干吗呀？你不是一直叫我老周嘛。”田小悦就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想不到你就这样毅然决然。”周振生说：“手续都办好了，还有什么说的。我在机关里也呆够了，整天和计划打交道。这种计划天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我出去看一看，说不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本来我已经决定辞职了，但几个厅长不同意，觉得单位不光彩，真有意思。”
邓一群突然觉得周振生这一走，其实是一个损失。“什么损失？这年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机关里这帮人。整天喝茶看报，啥事也不干。”周振生说。田小悦笑起来，说：“其实也很舒服啊，你这一说，就让我们这些人有点坐不住了。”周振生也笑了起来，说：“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绝不是说你们。你们年轻，好好干好好干，前途光明。而我这人就是苦命。我出去就是想试试，换一种活法。”田小悦说：“你将来肯定比我们这样在机关里好。”周振生说：“怎么会呢？真的，我并不是抱什么大希望出去，只是真的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你看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一个个个体户，都是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过去都是不上台面的，现在做生意也有模有样的。人是逼出来的。”邓一群说：“那是。我上次回老家，看到我们那有个劳改释放犯，出来后没有事情做，现在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如今生意做大了，干脆开在了县城。”
“处里怎么说？”田小悦问。
“什么怎么说？”周振生有点反应不过来。
田小悦说：“处里不准备送送你？”
周振生笑起来，说：“看你小田说的，你当我这是光荣参军吗？几个处长们过去就不待见我，现在我这一走，他们才不管呢。万一我有一天灰溜溜地回来，你说他们还要不要为我摆接风酒？所以，我也知趣，我悄悄地走。”
田小悦说：“今天中午我和邓一群送送你。”
周振生说：“不用不用，小田你别这样。”
邓一群也说“是啊，我和小田送送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谈谈心，以后再和你说话就不易了。”
周振生说：“那好，我今天请你们。”
处室里又恢复了过去的那种宁静。
周振生走了，别人装成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那天中午，邓一群和田小悦在时代大厦对面的那条巷子里一家叫“四季春”的小饭店请周振生吃了一顿。三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要了好几样菜，田小悦还特意要了一瓶酒。她自己居然也用小杯陪了周振生喝了好几杯，喝得脸红红的。周振生对她说：“田小悦，在机关里你是个很懂事的姑娘。”田小悦笑起来，说：“哪呀，你不要这么夸我。”周振生说：“我绝对不是夸你。是真的。别看你年龄不大，但你为人处世很优秀。”邓一群一下子在心里悟过来，想：是啊。别看她是个小姑娘，但平时做事就是不一样，家教使然。对于人情世故，她要比自己懂得多。
小饭店外间的电视里正放着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邓一群笑着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田小悦就笑着对他说：你也应该出去走一走。你这是坐而论道，临渊羡鱼。邓一群笑一笑，想：我是没有那份勇气的。得到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地不易啊！我怎么能够轻易地失去它呢？再说外面世界虽然精彩，但它不同样也有无奈吗？事实上，人时时就处于那种精彩与无奈之间啊！
周振生对邓一群说：“小邓，你在机关里表现是不错的，你好好努力，将来一定比我好。”邓一群笑笑，说：“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一没有后台，二又不会通关系，能在机关里干已经很不错了。”周振生说：“你不必谦虚的，我看得出来啊。人要从一开始就要表现好，像我这样再从头来已经不行了。”邓一群默默地听着，他觉得周振生对他讲的话都非常诚恳。他是聪明的，他是了解他的。他说像他这样能从农村出来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去奋斗，那么到头来必然是一切都无所得。既然他从农村里出来，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邓一群被他这一说，内心里就更明确了。但他不说。
最后的饭钱是田小悦掏的，她非要那样坚持，坚持得周振生不好意思。
回来后，邓一群也一直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他后来拿出五十元钱给她，说：“这算是我和你合请的吧。”她嚷起来，说：“小邓你干什么呀？一点小事，你也要放在心上。”他就愈发不好意思起来。
工作，照常进行。
一切又都那样按部就班。
青年机关干部邓一群不折不扣地完成领导们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他已经开始熟悉机关工作的道道，并且对很多工作开始驾轻就熟。说起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以说，他刚来的时候对制订计划是一窍不通，完全是靠认真学习才掌握的。而且，掌握得很快。
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们的夸赞。
［12］
邓一群回乡的时候经过了县里。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他这次应该去看一看林湄湄，看看她是否已经结婚了。他在工作后曾经给她写过信，告诉她分配的消息，并说，如果有可能希望她再到省城来。她也给他回了信，信是写在一张稿纸上的，蓝色的圆珠笔，字迹歪歪扭扭的，看上去有点像蜘蛛的脚，很有意思。看她这样的字，联想到她那次到大学里来找他，和他发生那样的事情，他就觉得自己又多了解了她一层：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对文化人有点迷恋的女人。她对他的献身也许并不是她内心的一种崇高，而只是出于她对另一种性爱的好奇。
他希望能有机会再看她一下，很自然的，她也许还会和他偷偷地做一次。有了那么一次，她现在应该更容易地和他发生关系。他多少次长久地回忆那样的艳遇，他甚至想：这可能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了（除妻子以外的）。在机关里，他必须表现得很谨慎。其他处室里的人也都亲切地叫他是小伙子。有时候，周振生偶尔拿他开一次关于青年男女婚恋的玩笑，他还会脸红（至少他假装这样了，而且效果不错）。在别人的眼睛里面，他还是一个纯洁的男青年。他为自己这一点而感到很自豪。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品德纯洁得就像个天使，工作表现优良。那种农村出身事实上也让他获益了。因为大家知道农村的孩子都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他在处室里正越来越受到领导们的看重。只有他知道，他平日工作上的积极是一种假积极。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那样做，但他却别无选择——他必须很好地表现自己，才能有所“进步”这是一种有着明显报偿的表现，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进步”就是一种前途。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他还是“处男”而姑娘做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是处女了。林湄湄当然不是处女。王芳芳呢？还是处女。现在她在市里师范学校当教师，还过着一种处女的生活吗？她一下子就远离他了，让他不再了解她的生活，消失在他的生活之外。而田小悦还是处女吗？看样子像，看样子又有些不像。
田小悦开始在他心里生了根，他越来越想和田小悦有一种联系。这是一种渴求。他现在是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同时又最能证明的，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
他们年轻，平时说起来总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他们谈文学（邓一群在大学里读过很多中外文学名著呢，像司汤达的红与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等），谈人生（包括爱情，有时候在办公室里没人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大谈爱情呢。邓一群经过了那些事后，他在心里已经彻底不相信所谓的爱情了，但他当然不能这样说。田小悦是相信有爱情存在的，一种非常纯粹的爱情，超越了一切的爱情。邓一群也就相信了爱情，并且拼命地赞颂爱情的伟大。他们有时说得还非常感动，这样一感动的时候，邓一群就觉得自己的内心是多么地虚伪，然而这样的虚伪又是必须的。这样一认识，他就问心无愧了）。
田小悦对农村好像并没有什么恶感，也许她是故意装成一副天真的样子，说现在的农村很富裕的，有很多万元户，比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她说他们家过去就下放过，因为城里的日子难过——那是五六十年代，农村至少还能填饱肚子。但她自己对农村并没有什么印象。她说起来的时候好像对农村倒是充满了一种神往。邓一群喜欢听她这样说。她这样说，就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希望。她有时候像是不经意地问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他就告诉她说，是啊是啊，农村现在变化大得不得了，农民们现在手里都有钱了，在他们村里就有好多万元户。他现在两个哥哥就都是万元户了。邓一群一边这样说的时候，一边就想到了自己老家事实上的贫困。
老家的状况并不好。
邓一群那天晚上在县里被一群同学灌醉了。他们聚在县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在城南路法院对面。这一群同学现在有的分在政府办、县委办，也有在税务局、法院和工商局的。陈小青也到了。邓一群觉得她比过去还要漂亮。如果他不是在省城，他们也许就不会这样热情地来陪他，邓一群这样想。他们举着杯，半是亲密半是调侃地说他现在是省里的领导了，一定要喝，他们也隐约听说了，邓一群是有后台的，而且这个后台非同寻常，是省里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物。是啊，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他怎么可能留在省里呢。邓一群自然不会向他们去作解释，不会向他们说他只是找了一个离休的老乡，更不会说起自己当时的艰难与那可笑而可耻的一跪。高兴中的邓一群就喝。他当然现在还不是领导，如果是领导，那么他会更风光的。他现在的起点比他们高了，所以他要努力。
在那个席上，不知是谁谈起了王芳芳。邓一群就装出无辜清白的样子，他知道只有这样假装才能显出他的泰然。陈小青就冲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当然，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那天内心的失落。那种情感的痛楚当时真是无法形容。他现在羞于去回忆。一个同学说：“王芳芳快要结婚了。”“谁？”另一个同学问。那个同学就说：“听说是市生产资料公司的，也是刚从学校毕业分回去的。”邓一群听说继续吃菜。一个同学问：“哎，看你们过去是蛮好的，卿卿我我的，怎么突然就分手了哇？你们有没有那种关系呀？”邓一群笑着说：“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完全是纯洁的。”他清楚自己强调自己的纯洁是多么地富有效果，果然他们就说他狡猾，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得手了。他后来就大口喝酒，并且频频向陈小青发动进攻。他的酒劲已经上来了。他不喜欢听到王芳芳快要结婚的消息，尽管现在他对她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着迷，但他意识里却还想到她过去的种种表现。他在情感上不能容忍自己过去的失败。她应该是属于他的，但她却背叛了他。如果她当时不背叛他，那么他现在的身份要比那个在生产资料公司的青年强得多了。
这些同学虽说工作也才半年多，但好像现在混得已经挺像样子了，说话也牛气得很，让邓一群在心里生了不少感慨。他现在还不能够，但他想一定要努力啊！
邓一群那晚上住在了县政府的宾馆里，脑子里天旋地转。他是喝多了，他想。他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同学们对他分配的结果羡慕得很呢。这当然连他自己都不敢想呢，怎么就那么轻易？一切就成真的了。同学们举杯，祝他将来能迅速升上处长、厅长、省长。邓一群醉醺醺地说：“喝！厅长、省长是当不上了，但处长将来还是有希望的。我们都喝。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当县长、市长。”于是酒席最后在一片虚假祝贺声中结束。
一个人一辈子要是总是平头百姓，那么他这一生差不多就是失败的。他在心里暗想：我一定要努力啊！回城以后，一定要更加好好表现自己。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他将来要是在省里当上干部了，那么老家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了。这就是现实。
席梦思床是柔软的，房间里的空调是温暖的。他躺在那里很舒服。这一个晚上要二十块钱，如果他还是一个农民，那么他怎么也不敢睡这样的房间。他没有去住那个红旗旅馆。现在住这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江苏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前些年写了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叫陈奂生进城。当陈奂生被县长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后，那种复杂的心态被刻画得很到位。我是陈奂生吗？不，他想。我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住这里是陈小青陪他来的，安排他住下后，她还坐在房里陪他说了一会话。他突然问起她的家庭，她说她父亲还是在水利局，没有变化。她自己在宣传部里搞宣传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这样平淡地活着。她对这份工作有着强烈的厌恶，她说她讨厌搞宣传，除了她对宣传工作的生疏之外，更多地是对宣传的单调和重复感到厌倦。那些文件看上去冷若冰霜。县里的农民对宣传干部没有好感，他们认为搞宣传就是吹牛。陈小青说：“现在县里的宣传就像统计局的年报一样，水分很多。县里的有些工作才刚开始，宣传机器就开动了，结果常常到头来根本没有实绩。老百姓讨厌宣传干部。另一方面，老百姓还怕露富，不愿意你为他们宣传。搞宣传一点意思也没有。”她有些无奈地叹着气。邓一群听了就笑。
在她走后，他想起自己还没有和林湄湄联系，她晚上值班吗？他这次来应该去看看她。但他脑袋沉重，躺在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在公共汽车里，邓一群与那些乡下的老百姓身份明显不同，他有着一张白皙的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穿着整洁的衣服，脚下是锃亮的皮鞋。他还背了一只漂亮的大旅行包。工作了，有钱了，他可以打扮自己。人是衣妆啊。汽车里一股难闻的气味。里面挤满了那些衣着肮脏的农民，他们的面目都很憔悴，苍老。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车上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他，意识到他是个城里人。他们小心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经过过道的时候脚踩在了他崭新的旅行包上，弄上了一大块泥巴。他心里立即感到了一种不快，他不满地说：“你注意一点啊！”那个妇女用一种敬畏的表情看了他一眼，赶紧带着孩子坐到了后面的位置上去了。
路很不好走，还是过去的那条砂石路，而且明显缺乏保养，路面上坑坑洼洼，汽车行驶在上面，就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那辆公共汽车也有些年头了，开动起来整个车厢都在响。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沿途大片的田野。那些田经过收获之后，现在空旷得很，看起来很荒凉。没有什么变化，还是过去的样子啊！
邓一群在车里意识到左边一个男人总是盯着他看。那个男人看上去有三十多岁的样子，脸色黑黑的，透着憔悴和疲惫。他的皮肤粗糙，胡子也没有刮，眼睛细细的，眼角已经有了很多的鱼尾纹。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脚下却还是一双草绿色的解放牌胶鞋，鞋底上沾满了泥巴。那个人总是像在偷偷地看着邓一群。邓一群感觉他很奇怪。当他再一次看他的时候，邓一群迎着他的目光也看了他一眼，这一眼让邓一群觉得自己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他。那个人看到了邓一群的目光，赶紧露出了好像是讨好的微笑。他有些怯怯地问：“你是不是邓一群？”“你是”他有点疑惑地问，在印象里他又回忆不出他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那个人就绽开了脸上灿烂的笑，一张大嘴咧得很大，快乐地说：“我记得你，我们初中时候是同学，我叫高中。那时候你就坐在我的前座。我后来没有考上高中。”高中这样一说，邓一群就记起来了，他初中的时候的确有这么一位同学。那时候的高中是个瘦瘦的快乐的小个子，成绩什么的也都是不错的。一个人的变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邓一群心里有了不少的感慨。高中问：“你后来考上大学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邓一群笑了笑，他想，是的。他差不多都快认不出来了。
高中问：“你现在在哪呀？”
“陵州。”邓一群说。
高中就露出满脸的羡慕，那种羡慕浸在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里，他问：“现在在什么单位啊？”
邓一群说：“机械工业厅。”
车上的人都注意到了邓一群这样尊贵的客人（对于他们这个贫穷的乡村而言）的存在。高中身上充满了一种荣耀，快乐地说：“啊，哪天有空，一定要到我家里去看看啊。到底不一样，还是当干部好。你现在多好啊，当了干部，不用再像我们那样吃苦了。”高中告诉他，他现在已经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大孩子是个男孩，已经七岁了，下面两个是女孩。他们家承包了十亩土地，一年下来，有上千块钱的收入。在村里，他们家这样的算是中等，收入不是最好，但也不算很差。对生活，他已经有一种知足。他说，他们这样的人与城里人不同，能吃饱饭，一年劳作下来，还有点余钱，就很好了。他问邓一群结婚了没有，邓一群笑着说：“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打算呢。”他就连声说：“对对，你们城里人与我们不一样。城里人三十多岁没有结婚的人多得很呢。你的条件高，一定要找一个大学生的。”邓一群就露出矜持的笑。
邓一群在镇上下了车。从镇上到前墩村还有好几里地，不通车。小镇就是乡政府的所在地。说是小镇，事实上也就是有一条比村里小路要宽得多的马路，路两边有一些砖木结构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公家的房子，有邮电所（老百姓却称之为邮局，就像把乡派出所，称之为公安局一样）、粮管所、水电站、供销社、新华书店、木材公司、拖拉机站（分田到户以后，拖拉机站就解散了，但那帮人员还在，因为这当中有人是吃国家粮的，于是就改为农机站）、信用社等等。这些单位的人员在他过去的心目中是多么高大啊，因为他们都是吃国家粮的。吃国家粮就是一种神圣的概念。他也有两个初中同学、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在这个小镇子上做事。但他现在却不必羡慕他们。
那些建筑也都还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与城市相比，这个地方真是小得可以，那种繁华程度远不及城里最偏僻的半条小巷子。可能是最近刚逢过集市，路上遗落了不少菜叶和各式垃圾。沿路还有不少小店铺，比如修车铺（门前竖着一个木棍，上面挑着一只破旧的自行车钢圈和轮胎，这是一种标识，就像过去的那些酒肆，门前挑的一面黄旗子）、收录机修理店、理发店。邓一群忽然想起来，妹妹来信，说他嫂子的妹妹也在这个镇上开了一间理发店，他可以到她那里去，借一辆自行车回家。
他嫂子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在心里想，刘正什么？嫂子叫刘正菊，对了，叫刘正红。他过去不止一次见过嫂子的妹妹。在农村，她那样的姑娘，衣着打扮就有点出格了。事实上邓一群倒不觉得有什么，与城里姑娘相比，刘正红的打扮简直称之为“老乡”刘正红比她姐姐漂亮多了，简直不像一个父母所生。她身材周正苗条，而且非常性感。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性感”这个词，但哪个姑娘要是长了那样的一副身材和模样，就只有一个字来形容“骚”简单得很。由于他这位嫂子的妹妹长了这样的一副“骚”身材，说她的闲话可就不少。
邓一群相信那些关于她的传言，其真实程度很值得怀疑。但老百姓的嘴巴很厉害，只要有三个人以上都说你名声不好，那么你的名声也就真的完了。好在刘正红也就是被议论为疯一些而已，并没有太坏的语言。
他是被刘正红骑车送回家的。刘正红的脸和手都很白，比有些城里姑娘的皮肤还要好，还要细腻。邓一群知道那是她职业的关系，经常泡在温水里，还有洗发精和润肤油什么的。她很高兴看到他，亲热得不得了。她很羡慕他。她是在乡政府大院的对面开了一间理发店，名字就叫“正红理发店”
邓一群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她的身体看上去结实得很，臀部浑圆。自行车在乡间小路上骑得歪歪扭扭的。太阳倒是很好，很温暖地照射在他们的身上。路两边的田野，一片空旷。四周宁静得很，一点声音也没有。天空是蓝的，上面飘着些白云。她问他在城里的一些情况，他就略略夸大地向她作了一番介绍，她就惊讶得不得了。对城里，她早就充满了神往。她也告诉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包括她现在开的这个理发店的经营情况。他想，在农村，她也算得上是个能干姑娘。她所以能干，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她不满足于像她姐姐那样，在农田里干一辈子，嫁人，生孩子。她希望她自己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并嫁给一个好青年。她说她可不想再在田里种一辈子的粮食，那太苦累了。
农村这些年宽松了，是实行了土地承包、改革开放才解放了生产力，要是过去，她从学校毕业就只能在生产队里干活。而现在她们家包了十多亩地，基本不用她干活，她闲出来就只能搞这样的三产服务。她很满意自己的现在。
刘正红叫他“三哥”并希望有机会也能到城里去。邓一群就说，好啊，欢迎你去。他坐在后面心里很得意，一种成功的得意。没有高考，他也没有今天。他是一个成功者。他与这里的人拉开了一种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巨大的。
她那么快活地说话，邓一群的情绪也受到了很大的感染。他觉得自己在心里已经喜欢上她了，可惜的是，她是他嫂子的妹妹。她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青春气息。他想起了那个林湄湄，也想起了陈小青，想起了田小悦，而她与她们都不一样。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天真得很。她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姑娘。
邓一群那天在后面无意间触碰到了她的屁股。她的屁股很结实，就像一匹健壮的小母马的屁股一样。他想她这样年轻漂亮，但结果却很可能嫁给一个糟糕的农村青年，真是有点可惜。
当然，除此，她又能怎么样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像他邓一群这样优秀的，农村里又有几个呢？他想。
他为自己骄傲。
在村里，邓一群听到的都是祝贺恭维的声音。
他们一家高兴得很，特别是他妈妈，像儿子真的在省里做了什么大官。哥哥、嫂子、姐姐、姐夫，还有妹妹邓玉兰都兴高采烈，像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邓一彬的官司没有打起来，因为法院不受理，他无奈何中只有强忍了那口气。俗语说得好：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有暂时认了。
邓一群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匆匆要回城里。这里不是他的家，而城里才是他真正的家。这里的家看起来乱糟糟的，邻里们说的都是张长李短的闲话，晚上更是无聊，电也没通（据说村里正在筹钱，通电，而电费则说是要每晚好几毛钱，村民们心里就不怎么高兴）。他说他要回去，单位里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家里人于是就不再留。
二哥邓一明把他送到了镇上。在那个小车站，他整整等了一个多小时，班车才到。他坐上车，直奔县城。
晚上五点才到达县城，而这时的县城里的天，已经黑了。
他住进了红旗旅馆，想看一看林湄湄，结果林湄湄却没有上班，据说她已经好几天没来了。他问一个年轻的服务员，她是否结婚了，但那个服务员却不想理他，说，不清楚，反正很多天没来了，她没有说家里有什么事。
这趟老家行，没有什么意思。他想。
他还是要回到城里去。
［13］
春天到来的时候风很大，于是城里到处灰蒙蒙的，满街都是扬尘和路两边法国梧桐上的细絮。这是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景象。
科室里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周振生决定停薪留职。邓一群对这件事情多少感觉有点意外。周振生是这个处室里看得出的少数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但他却一直不得志，很多问题上，领导对他是不公的。他很聪明，但他却又不愿拍领导，多次在工作上和周处长发生分歧。于是，提拔晋升、职称、工资调整、住房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制。看到周振生这个样子，实际上对邓一群是个很深刻的教育。
周振生停薪留职去广州的一个朋友那里，说是一起去经营一个彩扩公司。机关里的人对他的这一决定都有些漠然，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充满了风险，看起来相当不可靠，周振生懂什么彩扩啊，他从来也没有做过生意。
邓一群心里多少有点为他惋惜。尽管周振生在机关里不是很得意，但他最终肯定还是能够抬头的，如果他稍稍肯变通一些的话，何必要去走这个极端呢？而且机关里工作固定，没有什么风险，然而出去闯世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工作是重要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邓一群自己在心里这么想。
周振生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什么，或者他那种满不在乎是做出来的。邓一群这样想。三月的一天上午，已经九点多了，周振生来办公室，与田小悦、邓一群打了招呼（老朱和徐明丽不在，老朱去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开会，徐明丽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身体了，她说春天以来，腰总是疼）。周振生在办公桌前收拾自己的东西，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样子。田小悦说：“哎，周科长，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周振生笑一笑，说：“干吗呀？你不是一直叫我老周嘛。”田小悦就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想不到你就这样毅然决然。”周振生说：“手续都办好了，还有什么说的。我在机关里也呆够了，整天和计划打交道。这种计划天知道它有什么作用。我出去看一看，说不定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本来我已经决定辞职了，但几个厅长不同意，觉得单位不光彩，真有意思。”
邓一群突然觉得周振生这一走，其实是一个损失。“什么损失？这年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机关里这帮人。整天喝茶看报，啥事也不干。”周振生说。田小悦笑起来，说：“其实也很舒服啊，你这一说，就让我们这些人有点坐不住了。”周振生也笑了起来，说：“说说而已，说说而已，绝不是说你们。你们年轻，好好干好好干，前途光明。而我这人就是苦命。我出去就是想试试，换一种活法。”田小悦说：“你将来肯定比我们这样在机关里好。”周振生说：“怎么会呢？真的，我并不是抱什么大希望出去，只是真的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你看现在社会上的那些一个个个体户，都是些什么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很多过去都是不上台面的，现在做生意也有模有样的。人是逼出来的。”邓一群说：“那是。我上次回老家，看到我们那有个劳改释放犯，出来后没有事情做，现在开了一个木器加工厂，如今生意做大了，干脆开在了县城。”
“处里怎么说？”田小悦问。
“什么怎么说？”周振生有点反应不过来。
田小悦说：“处里不准备送送你？”
周振生笑起来，说：“看你小田说的，你当我这是光荣参军吗？几个处长们过去就不待见我，现在我这一走，他们才不管呢。万一我有一天灰溜溜地回来，你说他们还要不要为我摆接风酒？所以，我也知趣，我悄悄地走。”
田小悦说：“今天中午我和邓一群送送你。”
周振生说：“不用不用，小田你别这样。”
邓一群也说“是啊，我和小田送送你，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谈谈心，以后再和你说话就不易了。”
周振生说：“那好，我今天请你们。”
处室里又恢复了过去的那种宁静。
周振生走了，别人装成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那天中午，邓一群和田小悦在时代大厦对面的那条巷子里一家叫“四季春”的小饭店请周振生吃了一顿。三个人坐在一张小桌子上，要了好几样菜，田小悦还特意要了一瓶酒。她自己居然也用小杯陪了周振生喝了好几杯，喝得脸红红的。周振生对她说：“田小悦，在机关里你是个很懂事的姑娘。”田小悦笑起来，说：“哪呀，你不要这么夸我。”周振生说：“我绝对不是夸你。是真的。别看你年龄不大，但你为人处世很优秀。”邓一群一下子在心里悟过来，想：是啊。别看她是个小姑娘，但平时做事就是不一样，家教使然。对于人情世故，她要比自己懂得多。
小饭店外间的电视里正放着一首流行歌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邓一群笑着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啊。田小悦就笑着对他说：你也应该出去走一走。你这是坐而论道，临渊羡鱼。邓一群笑一笑，想：我是没有那份勇气的。得到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地不易啊！我怎么能够轻易地失去它呢？再说外面世界虽然精彩，但它不同样也有无奈吗？事实上，人时时就处于那种精彩与无奈之间啊！
周振生对邓一群说：“小邓，你在机关里表现是不错的，你好好努力，将来一定比我好。”邓一群笑笑，说：“怎么可能呢？像我这种人一没有后台，二又不会通关系，能在机关里干已经很不错了。”周振生说：“你不必谦虚的，我看得出来啊。人要从一开始就要表现好，像我这样再从头来已经不行了。”邓一群默默地听着，他觉得周振生对他讲的话都非常诚恳。他是聪明的，他是了解他的。他说像他这样能从农村出来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不去奋斗，那么到头来必然是一切都无所得。既然他从农村里出来，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奋斗方向。邓一群被他这一说，内心里就更明确了。但他不说。
最后的饭钱是田小悦掏的，她非要那样坚持，坚持得周振生不好意思。
回来后，邓一群也一直觉得自己欠了她的情。他后来拿出五十元钱给她，说：“这算是我和你合请的吧。”她嚷起来，说：“小邓你干什么呀？一点小事，你也要放在心上。”他就愈发不好意思起来。
工作，照常进行。
一切又都那样按部就班。
青年机关干部邓一群不折不扣地完成领导们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他已经开始熟悉机关工作的道道，并且对很多工作开始驾轻就熟。说起来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以说，他刚来的时候对制订计划是一窍不通，完全是靠认真学习才掌握的。而且，掌握得很快。
他的表现得到了领导们的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