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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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但是，从文化苦旅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二、原则上只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沈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剎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沈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二oo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这是一本以“行走”为主题的文选。
几位重要的朋友动员我出这样一本书。他们告诉我，我的那些老对手最近有了新的动向，盗版的重心已经从文集转向文选。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的文集出了好多本，一般读者出门在外图轻便，更愿意买文选。”因此，朋友们希望我出一本用轻纸印刷的文选，来打破一下伪本文选的垄断。这个主题，也是他们建议的。
但是，从文化苦旅开始，读者已经熟悉我有关“行走”的很多文章。这次有没有可能，把选择的重点往后挪？几经讨论，便形成了本书的结构方式：
一、汇集我所有“行走”文集的序言，置之卷首，借以概括我在这方面的基本历程。
二、原则上只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千年一叹中的文章，都是我十五年来考察中国和世界各大文明时所写的篇什。本来那些完整的考察过程很难作片断性抽离，这次试着抽离一次。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历史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由此可见，本书突出了“行走”的开阔性和思考性。
这理解来自于我的亲身体验，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体验。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这十五年，就年龄而言，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
那么，也就是说，我的生命主调，将由一条条路来绾接。泥的路，沙的路，布满枪口的路，烟霞迷蒙的路。
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这触及了一切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家在极远极近处。他就这样回家了。
行旅者的精神结构是独特的。从表面上看，人人都会有一点外出的经历，有的人由于谋生职务的需要还会走得很远，但他们未必拥有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对常态情思的多重背反；这种背反，大陆称为悖论，台湾称为吊诡，虽是哲学命题却裹卷着苍凉的感情；这种感情，沈在心底，压在喉口，无可名状；虽然无可名状，一旦撞见却能立即感受，如荒村见故旧，陌路遇知己。
例如，当年刚刚听流行歌曲时心态迟钝，难为所动，奇怪那些年轻歌手为什么如此健康却为琐碎的烦闷大喊大叫。但是，有一天突然听到三毛写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时，耳膜一震，百脉俱开，剎那间认识了那个三毛。现在有人用常态情思调查三毛，那恰恰表现了两种精神结构的差异。
我并不认为行旅者的精神结构对人生是重要的，因此也不把它当做择友的标准。例如，我的好友周涛对三毛的这几句诗就缺少好感，总觉得怎么一开口就是“不要问我”谁问你了？原来我的这位长期骑在马背上游牧草原的诗人其实并不喜欢旅行，他喜爱的倒是居家安静，因此不容易体会三毛的语境。请设想一下，当你以一个东方人的形象不断出现在一个个西方小镇老街中的时候，每双眼睛、每个窗口都在向你发问，而且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里来”但又都没有发出声音。于是你心中千遍万遍地用三毛的诗句来默默回答，正因为是千遍万遍，这种回答的潜在声调必然变得空旷、凄楚、豪迈。一般歌手唱不出这般神韵，后来在电视里见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费翔老弟胡子拉碴地在远方长街间边走边唱，衣衫草草，双目迷茫，便心中一抖，想，就是他了。原因只有一个，费翔本身就是一个行吟万里的流浪者。
感应总是互相的，我敏感到了他们，他们也敏感到了我。这其实并不决定于我是不是写旅行，就像很多喜欢谈球的人未必能被真正的球迷看做是同类。探险家余纯顺先生在罗布泊遇难后，人们发现他仅有的几件最后遗物中有我的文化苦旅。对此我很感动却不惊讶，因为我听过他的一个演讲录音，早已知道是真正的同类。所以当几家报社要举办他的事迹展览邀我写一篇序文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信只有我能说出一些让余纯顺先生在天之灵满意的话。
另一位至今健在的探险家刘雨田先生更是直接地找到了我，见面便四目直视。他的目光很快柔和了，对我说：“城市使我寂寞，为了摆脱这种寂寞，我来到沙漠。”
这便是可以称作悖论或吊诡的行旅者独特的精神结构，超出常态情思很远。刘雨田先生对着我的眼睛说这番话时，活像秘密组织的接头暗号。当时边上有几位记者，以为刘雨田先生是故作幽默，哈哈大笑。只有我没笑，刘雨田先生的眼光穿过笑声向我求援。
求援只有确认，再一度确认我是不是他的同类。
记者们的发问已经环绕耳边：“你出走，是否因为感情受挫？”“你是否拍了很多照片准备几年后结集出版？”“出行的资助者是谁？给了多少？”
一切问题都合乎常情。离开人群很久的刘雨田先生不知如何对付这种追问，他嗫嚅了，想探寻发问者的逻辑。
我连忙一把拉着他走出人群，因为我知道那种逻辑是一个恐怖的泥潭，一旦陷入很难拔得出来。但这种逻辑像人群一样密集和广阔，因此使得未曾陷入的人如独步于太古洪荒。那就是他的感觉了：“城市使我寂寞。”
我显然比他更了解城市，正如他比我更了解沙漠。这也就是说，我比他更了解他所说的那种寂寞。他以飘然长发和细密的皱纹告诉我沙漠行走者的艰苦，而我要告诉他的有关城市的寂寞，可能对他这样的硬汉来说也显得过于残酷。我的故事太多，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连故事结构也近似各民族早期那种童话式的民间故事。例如，在都市间一片不亚于山盟海誓的友情许诺声中，突然闯进来一个身份不明的盗贼，他也只是呼啸一声罢了，谁知许诺声顷刻哑然，甚至有的还去应和那种呼啸声。那么，究竟哪种声音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倾向于两种都不真实。许诺本不可信，如果说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全然变成了呼啸声，也不可信。面对这种双重的不真实，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看还是把它们全都看成海市蜃楼，然后独自行走。这样，我也就把城市走成了沙漠。
这话说得有点绕，但我的同类全懂。
正这么想，有人敲门，进门后说，来自长江边，李白自沈地。当地人民为千年前的那最后一步，重修台阁，选我写记。他们选我，是因为看了我的书。由此可见，旅行者之外还有知音。
现在，我的那篇记，正以金字镂刻在高大的汉白玉碑上，树立在万里长江边。玉碑脚下，是江涛的呼啸声，年年月月，日日夜夜，哪里还听得见别的呼啸声和应和声。
这么说来，旅行者背后还有可以信赖的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管有没有，都不会影响我远行。我想过了，如果没有，我必须放胆远行；如果有，我可以放心远行。总之，永久的远行。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其实还有一项更隐秘的艰难，那就是表述的艰难。我不能把行旅者独特的精神悖论展示给读者，也不能把路上已经解决了的艰难说得危言耸听，更不能把思考中尚未获得晓达的障碍丢给读者，以上这重重迭迭的表述的艰难，几乎贯穿了我十五年的全部时日。因此，读者看到的这些文章，不管表面上如何轻松洒脱，字字句句都伴随着生命的全方位煎熬。我历来非常珍惜自己的文字，这是读者能理解的。我考察中国文化的篇什被选编和转载得较多，这次选择主要偏向于我考察世界文化的部分。
收获是我开始这场考察的最初、最重要的帮手。如果没有收获把我在寂寞长途中的种种感觉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我的行走就会像深夜小巷中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可能因恐惧而返回。那么，我也想借这本书，对收获道一声感谢。（二oo二年九月二日初稿十二月二十六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