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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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地回顾，看见自己又在加利福尼亚。我孤身一人，像楚拉-维斯塔橙子林中的奴隶一样工作。我得到自己名分应得的东西了吗？我想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孤独、非常不幸的人。我似乎丧失了一切。事实上，我几乎不是一个人——我更接近于一只动物。我整天就站在或走在拴在我的雪橇上的两匹公驴后面。我没有思想，没有梦想，没有欲望。我彻底健康，彻底空虚。我是一种非实体。我是如此彻底生气勃勃，彻底健康，以至于我就像挂在加利福尼亚树上甘美而又带欺骗性的水果。再多一线阳光，我就会腐烂。“pourriavantd-etremuri（法文：成熟以前就已腐烂）！”
正在这明亮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中腐烂的真是我吗？我的一切，我至今所是的一切都没留下吗？让我想一下有亚利桑那。我现在记得，当我踏上亚利桑那的土地时，已经是夜里了。
只有足够的光线来看最后一眼正消失的方山。我走过一个小镇的主要街道，这个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在这个镇上，在这条街上干什么？嘿，我爱上了亚利桑那，我徒然用两只肉眼寻找的一个心灵中的亚利桑那。在火车上，仍然是我从纽约带来的亚利桑那同我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越过了州界以后。不是有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座桥，一座几千年前由地壳激变时的岩浆喷发天然形成的桥。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个样子像印第安人的人，他正骑着一匹马，有一只长长的鞍囊悬挂在马镫子旁边。一座天然的千年之桥，在落日时的清澈大气中，看上去就像可以想象的年份最少崭新的桥。在那座如此结实、如此耐久的桥上，天哪，只有一人一马经过，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不是一种想象的虚构，而是乔装打扮成一人骑马的想象本身。这甚至超过了想象本身，因为没有一点点模棱两可的味道，只有生与死将物自体隔离开，这物自体就是梦和骑在马背上的梦者本人。当火车停下时，我放下脚，我的脚在梦中踩了一个窟窿；我到了时间表上有名字的那个亚利桑那小镇，它只是任何有钱人都可以访问的地理上的亚利桑那。
我提着旅行袋沿主要街道行走，我看到汉堡包和不动产办公室。
我感到受了可怕的欺骗，竟哭了起来。现在天黑了，我站在一条街的尽头，那里是沙漠开始的地方，我像傻瓜一样哭泣。这个哭着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这是那个新的我，那个在布鲁克林开始萌芽，现在在无垠的沙漠中注定要死的我呢？喂，罗依-汉密尔顿，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一会儿工夫，只是一小片刻，在我崩溃的时候，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十分乐意做我现在已做了的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告诉我不必作这次旅行，但如果我必须去，那就去的吗？为什么你没有说服我不去呢？啊，说服从来不是他的方法，而请求忠告从来不是我的方法。所以我到了这里，垮在沙漠里，那座现实的桥在我身后，不现实的东西在我面前，只有基督知道我如此为难，如此不知所措，以致如果我可以遁入大地消失的话，我就会这样做的。
我迅速地回顾，看到另一个同家人生活一起、平静地等死的人——我的父亲。如果我追溯到很远很远，想起莫杰、康塞尔依、洪堡等街道，尤其是洪堡街，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些街所在的地段离我们居住的地段不远，但是它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除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对我陪她去的报答。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给我的报答。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滩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溶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沙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叮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角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象，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我自己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畏惧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比白天较少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沙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欲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的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作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所感到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
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扰。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绝不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戒过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老人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
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他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去他的病人。
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地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尽管听起来可笑，却好像他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玻“你就想象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在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
我小时候，劳施大夫有点儿喜欢我，但是自从我那天到他那儿去看淋病，他就丢弃了对我的信任，当我把脑袋探到他门里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副温怒的面孔。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当他不但没有给我想要的信息，反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教训起我和我父亲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你们不能违背自然，”他扭歪着脸，庄严地说。他说话时眼睛不看我，只管在他的大本子里作些无用的记号。我悄悄走到他桌子旁，不出声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当他带着他平常那种愤愤不平的怒容抬头往上看时，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听道德教诲的我想知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他跳了起来，显出他最严厉的样子，说：“你父亲没有机会康复了，不到六个月他就会死掉。”他说话的样子跟他那类愚蠢、蛮横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我说：“谢谢了，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说着就朝门口走去。这时候，似乎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迈着沉重的大步追上我。他把手放到我肩上，试图哼啊哈地改变刚才的说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肯定会死。”如此等等。我打开房门，打断了他的话，以最大的音量冲他吼叫，以便让在他接待室里的病人都能听到——“我想你是他妈的狗臭屁，我希望你早点儿死掉，再见！”
到家以后，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医生的结论，说我父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如果他好好注意，他会好起来的。看来这使老人振作了许多。他主动开始吃牛奶加烤面包片的饮食，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肯定对他没有害处。他保护一种半伤病员的状态大约有一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在表面上他也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心灵的宁静，不让任何东西，哪怕天塌下来也罢。由于他更加有力气了，他就开始每天到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那里，他会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凳上，看老人们在坟墓周围闲逛。接近坟墓不但没有使他精神萎靡不振，反而使他显得很高兴。他似乎已经同最终死亡的念头妥协了，无疑，这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拒绝正视的一个事实。他经常拿着他在公墓里摘的鲜花回家，脸上流露出宁静、清澈的欢乐，他会坐在扶手椅里描述那天早晨他同一个人的谈话，这个人是其他那些常去公墓、为自己健康状况而发愁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他显然真正喜欢上了他的与世隔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喜欢，而且深深得益于这种经验，这是我母亲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变懒了，这是她的看法。有时候她甚至说得更加极端，一讲起他来就用食指敲脑袋，但她不公开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的妹妹无疑脑袋有点儿毛玻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每天给儿子上坟的老寡妇，照我母亲的说法是“她笃信宗教”她殷勤地介绍我父亲认识了属于附近一所教堂的一位牧师。这是老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突然容光焕发，由于缺乏滋养而几乎萎缩的心灵海绵般惊人地膨胀起来，以至于他变得都认不出了。使老人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人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是一个公理会牧师，属于我们毗邻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区。他的一个优点是把他的宗教留在不显眼的地位上。老人很快就陷入了一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他谈论的只有这位他视为朋友的牧师。因为他一生中从未看过一眼圣经，至于其他书，他也从未看过一本，所以就是听他在吃饭前作一段祷告也会令人惊诧不已的。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小小的仪式，很像一个吃补药的人那样。如果他建议我读圣经的某一章，他会非常严肃地加上一句——“这对你有好处。”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药，一种骗人的药，它保证可治百病，人们没病也可以吃，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不会有害处。他参加教堂举行的所有礼拜和集会，有时候，例如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会在牧师家歇歇脚，同他小叙一阵。如果牧师说，总统是个好人，应该再当选，老头就会对每个人精确重复牧师说过的话，敦促他们为总统的再次当选投票。牧师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公正的，没有人可以反驳他。这对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育。如果牧师在布道中提到金字塔，老人立即会开始了解什么是金字塔。他会谈起金字塔来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由于他才开始了解这件东西的。牧师说，金字塔是人类最高的荣耀之一，因此，不了解金字塔就是可耻的无知，近乎有罪。
幸好牧师没有细说罪恶的问题；他是现代型的布道者，他靠唤起他的羔羊们的好奇心来使他们信服，而不是靠诉诸他们的良心。他的布道更像夜校的业余课程，所以对老人来说，就十分有趣，十分有刺激性。教区全体男性教徒时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宴会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位好牧师像他们大家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偶尔也会香喷喷地美餐上一顿，甚至还会喝上一杯啤酒；而且，人们还注意到，他甚至唱的不是宗教赞美诗，而是欢快的通俗小调。根据这种快乐的举动推断，他有时也会喜欢操屁股玩玩——当然，总是适可而止。这就是使老人支离破碎的灵魂感到滋润的词——“适可而止”这就如同在黄道圈中发现了一个新宫。虽然他已经病得不可能再尝试回复到一种哪怕适中的生活方式中去，但这仍然对他的心灵有好处。因此，有一天晚上，当不断戒酒又不断喝酒的耐德叔叔到家里来的时候，老人给他上了一课关于适可而止的好处。那段时间，耐德叔叔正在戒酒，所以当老人被他自己的话所感动，突然走到餐具柜跟前，拿起一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来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耐德叔叔发誓戒酒的时候，没有人敢请他喝酒；冒险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严重违背了相互间的忠诚。但是老人以这样一种信念来做这件事，没有人敢出来冒犯他。结果耐德叔叔喝了一小杯酒回家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再跑到酒馆去喝酒。这是一个非常事件，几天之后还在被人议论纷纷。事实上，耐德叔叔从那天起，行为就有点儿古怪。他第二天似乎去了酒店，买了一瓶雪利滴灌到一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里。他把玻璃瓶放在餐具柜上，就像他看见老人做的那样。他不是一口气把它干光，而是满足于一次喝一满杯——“就一点点儿”他是这么说的。
他的行为如此引人注目，我的婶婶都不敢相信她的眼睛了，有一天她到我们家来，同老人作了一番长谈。她尤其请他邀请牧师哪天晚上到家作客，以便耐德叔叔有机会直接受他仁慈的感化。总之，耐德不久便浪子回头，像老人一样，似乎在这种经验之下越活越兴旺了。情况一直很好，直到出去野餐的那一天。
很不幸，那一天非常热，随着娱乐、兴奋、狂欢，耐德叔叔口渴得要命。直到他已经喝得酪酊大醉，才有人注意到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往啤酒桶那儿跑。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一旦到了那种状况，他便无法控制了，甚至牧师也无济于事。耐德突然悄悄离开野餐聚会，横冲直撞了三天三夜。要不是他在沙滩上跟人动拳头，也许他还要这样走下去。夜间的巡警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沙滩上。他被送到医院，发现是脑震荡，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老人从葬礼上回来时，眼中没有眼泪，他说——“耐德不知道什么是节制。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过得更好”就好像为了向牧师证明，他不是像耐德叔叔那样的材料做成的，他更加勤奋地尽他的教会义务。他让自己被提升到“长者”的地位，他对“长者”要尽的职责极其自豪，因为有这个地位，他被允许星期天做礼拜时帮着收集募捐款。想到我的老爷子手里捧着募捐箱在一所公理会教堂的过道上行走；想到他拿着这只募捐箱肃然起敬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捐款者祝福。这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比之下，我喜欢想我小时候的他，我会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渡口遇见他。在渡口入口附近，当时有三个酒馆，一到星期六中午就挤满了人，他们在免费午餐柜台上歇一下，吃点儿东西，喝上一大杯啤酒。我现在对三十岁的他仍历历在目，一个健康和蔼的家伙，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说些俏皮话来打发时光。我看见他胳膊支撑在柜台上，草帽歪到了后脑勺上，他举起左手，把冒泡的啤酒吞下肚子。我的眼光当时大约和他沉重的金链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它横跨在他的背心上；我记得他在仲夏时节穿的黑白格子西装，这使他在酒吧的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些人都不够幸运，不是天生的裁缝。我记得他如何把手伸到免费午餐柜台上的玻璃大碗里，递给我几个椒盐卷饼，同时还说，我应该到附近的布鲁克林时报的橱窗里看一眼记分牌。也许，当我跑出酒馆去看看谁在赢钱的时候，有一帮骑自行车的人紧挨着人行道经过，他们严格遵守规定，在专门留给他们用的狭长地带或沥青路面上骑着。也许渡船正进入码头，我会停下一会儿来看那些穿制服的人拽那些挂着链条的大木轮。当大门打开，木板放下的时候，一大群乌合之众就会冲过棚子，朝装点着最近街角的酒馆跑去。那是些老人知道“适可而止”意义的日子，当时他喝酒是因为他真的渴了，而在渡口喝下一大杯啤酒是男人的特权。麦尔维尔说得好：“用适合于各种事物的食物来喂各种事物——也就是说，如果食物可以弄到手的话。你灵魂的食物是光和空间，那就用光和空间来喂它；但是肉体的食物是香擦和牡蛎，那就用香槟和牡蛎来喂它；因此，如果快乐的复活是值得的，那就应该有一次复活。”
是的，我似乎觉得，老人的心灵还没有枯萎，它受到光和空间的无限限制，而他的肉体，不问有没有复活，正以一切方便的、可以搞到手的东西为食——如果没有香槟和牡蛎，起码也有上好的淡啤酒和椒盐卷饼。那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被宣布患了不治之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没有信仰，也没有受到谴责。他也还没有被秃鹫所包围，包围他的只是他的好伙伴，像他一样的普通凡人，他们既不向上也不向下看，而是一直往前看，眼睛始终盯着地平线，满足于看那里的景象。
现在，他成了一条破船，却使自己成为教堂的长者，他弯腰驼背，白发苍苍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募捐祈神赐福。这些募捐来的钱将用于建一条新的保龄球道。也许他必须体验灵魂的诞生，用公理会教堂提供的那些光与空间来喂养这海绵般的生长物，但是这对于一个知道肉体渴望的那种食物滋味的人来说一是多么可怜的替代物啊！那种食物没有良心上的极度痛苦，甚至使他海绵般的灵魂也充满着光与空间。这光与空间是荒唐的，但是光芒四射，是世俗的人生。
我再次想起他那匀称的邪肚皮”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就横跨在肚皮上，我想，随着他肚子的死亡，幸存下来的便只有那灵魂的海绵了——他自己死亡肉体的一种附属品。我想起那个牧师，他像一种非人类的食海绵动物，像挂有人的精神头皮的棚屋的主人一般，把我父亲吞掉。我想起随之而来的东西，一种海绵中的悲剧，因为虽然他许诺光与空间，但他刚一离开我父亲的生活，整个空中楼阁就立刻倒塌。
这一切都是以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有一天晚上，在人们的例行集会之后，老爷子带着一副伤心的面容回到家。那天晚上他们知道，牧师要向他们告别。他在新罗歇尔区接受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他很不愿意抛弃他的羊群，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位置。他当然是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接受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职责。无疑，这意味着更好的收入，但是这无法同他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相比。他们在新罗歇尔需要他，他服从他良心的声音。老爷子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用的是牧师使用的那种动听语言，但是十分明显，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不明白为什么新罗歇尔找不到另一个牧师。他说，用高薪来诱惑牧师是不公平的。我们这里需要他，他沮丧地说。他如此悲伤，使我几乎想哭出来。他补充说，他打算找牧师谈心；如果有人能说服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随后几天里，他当然尽了最大努力，无疑这使牧师十分狼狈。看到他从这些谈话后回来时脸上茫然若失的样子，是很令人痛苦的。他的表情，就跟一个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的表情一样。当然，牧师已拿定主意。甚至老人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也没有被打动，从而改变主意。这便是转折点。从那个时刻起，老人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似乎变得很痛苦，并且爱发牢骚。他不仅忘记在餐桌上做感恩祷告，而且再也不去教堂了。他恢复了去公墓，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老习惯。他变得难以相处，然后变得很忧郁，最后在他脸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永恒的悲伤表情，一种包含着幻灭、绝望、无用的悲伤。他再也不提那人的名字，不提教堂，不提他曾经结交的那些长者。如果他碰巧在街上遇见他们，他就问他们一声好，也不停下来同他们握手。他勤奋地读报纸，从背面读到正面，不作评论。甚至广告他也读，每一个都读，好像要设法填满一个始终在他眼前的窟窿。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笑过。最多他只会给我们一种疲惫而无望的微笑，一种转瞬即逝的微笑，留给我们一种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的景象。他像死火山一样，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胃，或是给他一个强健的新肠道，也不可能使他恢复生气。他已经超越了香槟酒和牡蛎的诱惑，超越了对光和空间的需要。他就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屁眼里发出嘘嘘声的渡渡鸟一样。他在莫里斯安乐椅里睡着时，下巴掉下来，就像一个松开的合叶；他一向鼾声如雷，但他现在打呼噜比什么时候都响，像一个真正全无知觉的人。他的鼾声事实上非常像死亡前的喉鸣，只是不断被有间歇的、拖长的嘘嘘声所打断，就像在花生摊上吹的那种哨子声。他打呼噜的时候就好像在把整个宇宙砍成碎片，以便我们继承他的人好有足够的引火木材来维持一生。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最迷人的打鼾：鼾声如雷，可怕而怪诞；有些时候，它就像手风琴掉到地上，有些时候又像青蛙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在拖长的嘘嘘之声后，有时候是一声可怕的喘息，好像他正在断气，然后打鼾又恢复到正常的一起一落，就像在不断地砍啊劈的，仿佛他光着膀子，手中拿着斧子，站在这个世界像疯了一般大量积累起来的所有小摆设面前。他脸上的那种木乃伊般的表情，使这些行为带有一点儿疯狂的色彩。
脸上只有突出的大嘴唇活了过来，它们就像在安静的大洋面上小睡的一条鲨鱼的鳃。他极乐地在大海的怀抱中打鼾，从不受一场梦或一杯酒的干扰，从不是一阵一阵，从不为一种不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倒下的时候，世界之光熄灭了，他孑然一身，就像在出生前一样，一个正在把自己咬成碎片的宇宙。他坐在莫里斯安乐椅里，就像约拿坐在鲸鱼的肚子里一样，安全可靠地呆在一个黑窟窿的最后避难所里，无所期待，无所想望，没有死亡，但却被活埋，被囫囵吞下，那突出的大嘴唇随着那虚无的白色呼吸的涨落而轻轻掀动。他在睡乡寻找该隐和亚伯，但是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听到一句话，见到一块招牌。他和鲸鱼一块潜水，擦过冰冷黑暗的海底；他高速游过好几弗隆，仅仅以海底动物的柔软触须作为向导。他是烟囱顶上冉冉升起的烟，是遮蔽月亮的大量云层，是构成海洋深处光滑溜溜地毡的厚粘质。他比死人还死，因为他虽然活着，但他空虚，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因为他超越了光与空间的界限，安全可靠地蜇居于一无所有的黑窟窿之中。他更应该被妒忌而不是被怜悯，因为他的睡眠不是一种暂停或间歇，而是睡眠本身。
因为睡眠是深海，因此，睡着就是加深，在睡着的睡眠中越来越深，在最深的睡眠中的深海的睡眠，在最深的深度中的充分睡眠，睡眠的甜蜜睡眠的最深最睡眠的睡眠。他曾睡着了，他正睡着了，他将睡着。睡觉。睡觉。父亲，睡吧，我求你了，因为我们醒着的人正在恐怖中煎熬随着世界在空洞鼾声的最后的翅膀拍击中消逝，我看到房门打开，进来了格鲁弗-瓦特勒斯。“基督与你同在！”他一边说，一边拖着他的畸形脚往前走。他现在完全是个年轻人了，他找到了上帝。上帝只有一个，而格鲁弗-瓦特勒斯找到了他，所以，再没有什么东西好说，只是一切都必须用格鲁弗-瓦特勒斯新的上帝语言重新说过。这种上帝尤其以格鲁弗-瓦特勒斯发明的智慧新语言而大大吸引了我，首先因为我一直把格鲁弗看成一个无望的笨蛋，其次因为我注意到，在他灵巧的手指上不再有抽烟留下的斑痕。我们小时候，格鲁弗住在我们隔壁。他经常来找我练习二重奏。他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抽烟抽得很凶。他母亲对此没有办法，因为格鲁弗是一个天才，天才就得有一点儿自由，尤其是他还十分不幸，天生有一只畸形脚。格鲁弗是那种在污泥里茁壮成长的天才。他不仅手指上有尼古丁斑痕，而且他还有肮脏的黑指甲，在练了几小时琴以后，指甲就会劈开，格鲁弗不得不用牙齿强行把劈开的指甲撕下来。格鲁弗常常把指甲和留在牙齿上的烟草末一块儿吐出来。这令人感到痛快而带有刺激性。香烟在钢琴上烧出了几个窟窿，我母亲还挑剔地说，香烟把琴键弄得黑不溜秋。当格鲁弗告别时，客厅里就像殡仪馆的里屋一样臭烘烘的。它散发着熄灭的烟味，汗味，脏衬衣味，格鲁弗骂起人来的那种不干不净的味儿，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的曲调余音留下的那种燥热味、它还散发着格鲁弗流脓的耳朵与蛀牙的味儿。它散发着他母亲溺爱儿子而使他身上出现的种种臭味，以及他母亲哭哭啼啼的味道。他自己的家是一个马厩，非凡地适合于他的天才，但是我们家的客厅却像殡仪馆老板办公室的等候室一样。格鲁弗是个蠢蛋，甚至不知道还要用脚垫子擦脚。冬天的时候，他的鼻子就像阴沟一样淌着鼻涕。格鲁弗太全神贯注于音乐了，都没有想过要擦一下鼻子。凉凉的鼻涕淌下来，一直淌到嘴唇上，一条长长的白舌头把鼻涕吸了进去。在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令人肠胃不舒服的音乐上，它加入了一种辣酱油，使那些虚无的菜肴美味可口。格鲁弗嘴里吐出来的话，两句当中就有一句是骂人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就弄不好这xx巴操的玩艺儿！”有时候他恼火极了，会举起拳头，疯子般地拼命敲打钢琴。
这就是他的歪路子天才。事实上，他母亲往往十分重视这些发作；这些发作使她相信他身上有些了不起的东西。其他人只是说，格鲁弗叫人受不了，但是，由于他的畸形脚，他的许多事都得到人们的原谅。格鲁弗也够狡猾的，知道如何利用这只有毛病的脚；无论什么时候，他迫切需要任何东西，他都会显示出脚上的疼痛。只有这只钢琴似乎不理会这只残废脚，所以钢琴就成了被诅咒、挨踢、挨捶的对像，他要把它捣成碎片。反过来讲，如果他竞技状态好，他就会连着好几个小时呆在钢琴旁，事实上，你甭想把他拽走。在这样的时候，他母亲会站在屋前的草地上，拦住邻居，想从他们嘴里挤出几句称赞的话来。
她会如此出神地听她儿子的“神圣”演奏，以致忘记去做晚饭。
在下水道里工作的父亲常常饥肠辘辘回到家里，脾气很不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上楼来到客厅，把格鲁弗猛地从琴凳上拉下来。
他自己也是脏话连篇，当他用脏话骂起他天才儿子的时候，就没有格鲁弗说话的份了。照老头的看法，格鲁弗只是发现一堆噪音的婊子养的懒货。他时常威胁要把这xx巴操的钢琴扔出窗外——连同格鲁弗一起。在这种大吵大闹当中，如果母亲敢于插手干预，他就会给她一拳，让她去把尿撒撒干净。当然，他也有吃瘪的时候，他会这样问格鲁弗：你究竟叮叮咚咚弹些什么？如果格鲁弗说，例如“嗨，thesonatapathetique（伤心奏鸣曲）。”老家伙就会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嘿，以基督的名义，他们就不能用明明白白的英语来表示吗？”老头的无知比他的野蛮更让格鲁弗受不了。他打心眼儿里为他父亲感到羞愧，他父亲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长大一点儿以后，他常常暗示，要不是那老家伙是这样一个卑鄙的杂种，他便不会天生是畸形脚的。他说，老头一定是在母亲怀孕时踢了她的肚子。这所谓的踢肚子，一定以多种方法影响了格鲁弗，因为当他完全长成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突然如此热衷于上帝，以致于你在他面前擤鼻子都首先要征得上帝的同意。
格鲁弗皈依宗教就在我父亲泄气之后，这就是我想起格鲁弗的原因。人们有好些年没有见到瓦特勒斯一家了，然后，就在可怕的鼾声中，格鲁弗昂首阔步地出现了，他一边准备要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一边到处向人们祝福，并请上帝作证。
我首先在他身上注意到的，是他个人外表的变化；他已经在耶稣的血中洗干净了。确实，他洁白无瑕，几乎有一股香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的语言也净化了，不再说粗话，只有祝福和祈祷的话。他同我们进行的不是一种谈话，而是一种独白，独白中即使有问题，也都是他自己来回答。当你请他坐下，他坐到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以长耳大野兔的那种机智说上帝献出了他所爱的唯一儿子，为的是我们能享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永恒的生命——还是我们仅仅沉迷于肉欲的欢乐，不知道拯救地死去呢？无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向一对老年人——其中一个在酣睡，在打鼾——提起“肉欲的欢乐”有多么不合适。他如此活跃，如此兴高采烈地沐浴在最初的神思中，以至于一定忘记了我的妹妹是个疯子。因为他甚至没有询问她怎么样，就开始以这种新发现的宗教废话，向她高谈阔论起来。她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因为，我要说，她的神经不很正常，如果他同她谈论菠菜末，对她来说也是同样意思。像“肉欲的欢乐”这样的话，她觉得意思就像是打着红阳伞的美丽的一天。我看她坐在椅子边上，敲她脑袋的样子，就知道，她只是在等待他喘口气的时机，来告诉他，教区牧师——她的教区牧师，是个圣公会会员——刚从欧洲回来，他们准备在教堂的地下室举办一次义卖集市，她将在那里摆个摊，卖从五分一角商店弄来的小垫布。事实上，他刚停下一会儿，她就滔滔不绝起来——什么威尼斯的水道啦，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啦，布鲁塞尔的狗拉拖车啦，慕尼黑漂亮的肝肠啦。我的妹妹不仅笃信宗教，而且完全是个疯子。格鲁弗悄悄插进来，谈起他看到了新的天堂，新的人间因为第一个天堂和第一个人间已经消失，他说，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滑音咕哝着，为的是要卸掉精神包袱似地说出神谕般的信息：上帝在人间建立了新的耶路撒冷，他，曾经满口脏话，被畸形脚毁了的格鲁弗-瓦特勒斯，在那里找到了好人的宁静与沉着。“再也不会有死亡”他开始喊叫，当时我妹妹侧身向前，非常天真地问他是否喜欢玩保龄球，因为牧师刚在教堂的地下室安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保龄球道，她知道他会很高兴见到格鲁弗的，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对穷人那么好。格鲁弗说，玩保龄球是一种罪孽，而且他也不属于任何教堂，因为教堂都是不信神的；他甚至放弃了弹钢琴，因为上帝需要他做更高尚的事情。“胜者将继承一切，”他补充说“我将成为他的上帝，而他将成为我的儿子。”他又停下来，在一块漂亮的白手绢里擤鼻子，我妹妹抓住这机会提醒他，他以前总是淌鼻涕，从来不擦。格鲁弗非常庄严地听着她的话，然后说，他已经被治好了许多坏毛玻这时候，老人醒过来，看见格鲁弗活生生地坐在他旁边，十分吃惊，有好一会儿他似乎拿不准，格鲁弗是疾病造成的梦中现象呢，还是幻觉，但是一看到干净的手绢，他便立刻清醒起来。“哦，是你啊！”他喊道。“瓦特勒斯家的男孩，来吧？那么，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以上苍的名义而来，”格鲁弗泰然自若地说。“我已被十字架上的蒙难所净化，我以基督的名义来到这里，使你们得到拯救，走在灵光中，得到力量和荣耀。”
老人一副茫然的样子。“哟，你是怎么回事？”他说，给了格鲁弗一个虚弱而又带安慰的微笑。我母亲刚从厨房进来，站在格鲁弗的椅子后面。她用嘴做了个鬼脸，设法让老人知道，格鲁弗疯了。甚至我的妹妹似乎也明白，他有点儿毛病，尤其是因为他拒绝到保龄球场去。她可爱的牧师专门为格鲁弗之类的年轻人安装了这个球常格鲁弗有什么毛病？什么也没有，只是他的脚牢牢地扎根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大墙的第五基础上，完全由缠丝玛瑙构成的第五基础，他从那里俯瞰一条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之水的洁河。看到这条生命之河，格鲁弗就像有上千只跳蚤在咬他的下结肠。直到他至少绕地球跑了七圈以后，他还是不能静静地坐下来，多少安之若素地观察人们的盲目与冷漠。他活生生的，已得到净化，虽然在迟钝、懒惰的清醒者眼里，他“疯”了，在我眼里，他这样生活似乎比起以前来无限好。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但是于你无害。如果你长时间听他谈话，你自己也多少会得到净化，尽管你也许不相信他的话。格鲁弗欢快的新语言总是使我想笑，通过放纵的大笑，清除掉我周围迟钝的清醒在我身上积累起来的杂质。他像庞塞-德莱昂曾经希望的那样活生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这样活生生过。由于他异常活生生的，因此，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大笑，他一点儿也不介意。甚至你偷走他仅有的一点点财物，他也不会在乎。他活生生而又无实在意义，这是多么接近神性啊！因而这就是疯狂。
由于他的脚牢牢地扎根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格鲁弗知道一种无比的欢乐。也许，如果他不天生一只畸形脚，他便不会知道这难以置信的欢乐。也许格鲁弗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父亲踢他母亲的肚子反倒踢好了。也许，正是踢在肚子上的这一脚，使格鲁弗翱翔，使他彻底地活生生，彻底地清醒，甚至在睡梦中，他也在传递上帝的信息。他劳动得越艰苦，就越少疲惫。他不再有担忧，不再有遗憾，不再有恼人的回忆。除了对上帝以外，他不知道有任何职责，任何义务，而上帝指望他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非是对上帝的赞美。上帝只要求格鲁弗-瓦特勒斯活生生地在肉体中显现。上帝只要求他越来越活生生。在充分活生生的时候，格鲁弗就是一个声音，而这声音则是一股洪水，使一切死亡的东西都进入混乱状态，而这混乱状态又反过来成为世界之嘴，在嘴的正中央是动词“tobe（存在）”一开始就有这个词，这个词与上帝同在，这个词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这个奇怪的不定式，这就是存在的一切——难道还不够吗？对格鲁弗来说，这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就是一切。从这个动词出发，他走哪条路，有什么区别呢？离开这个动词，就是离开中心，就是要建一个通天塔。也许上帝故意让格鲁弗-瓦特勒斯残废，为的是让他留在中央，同这个动词在一起。上帝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格鲁弗-瓦特勒斯拴在他扎透世界心脏的柱子上，格鲁弗成为每天下金蛋的肥鹅我为什么要写格鲁弗-瓦特勒斯呢？因为我碰到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他们大多数更加理智，他们当中许多人光辉灿烂，其中有些人甚至很有名气，但是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那样没有实在意义。格鲁弗是不可穷尽的。他就像一小点儿镭，即使埋在山底下，也不会失去释放能量的能力。我以前见过许多所谓精力充沛的人——美国不是充斥着这种人吗？——但是，凡以人类形象出现的，却没有一个储存着大量能量。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不可穷尽的大量能量的储存呢？是一种启发。是的，它就发生在一眨眼之间，这是任何重要事物发生的唯一途径。一夜之间，格鲁弗预想的一切价值都被抛弃了。就像那样，他突然在别人运动的时候停止运动。他踩住刹车，却让马达不停转动。如果说，他曾经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有必要到某个地方去，那么他现在知道了，某个地方就是任何地方，所以就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挪动呢？为什么不停好车，让马达不停转动呢？同时，地球本身在转动，格鲁弗知道地球在转动，也知道他在同它一起转动。地球正在去任何地方吗？格鲁弗无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一定很满意地知道，地球不去任何地方。那么谁说过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呢？格鲁弗会向这人那人打听，他们要去哪儿，怪事情是，虽然他们都在走向他们各自的目的地，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反思一下，所有人必然走向的唯一目的地都同样是坟墓。这使格鲁弗困惑，因为没有人能使他相信，死亡不是一种必然，而任何人都能使任何其他人相信，任何其他目的地都是一种非必然。相信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之后，格鲁弗豁然开朗，空前生气勃勃起来。他在一生中第一次开始生活，同时，畸形脚完全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了。这件事想起来也怪，因为畸形脚就像死亡一样，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然而畸形脚从思想中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同畸形脚相关联的一切都消失了。同样，由于接受了死亡，死亡也从格鲁弗的思想中消失了。抓住死亡这一种必然之后，所有的非必然都不见了。世界的其余部分现在正拖着畸形脚的非必然向前破行，只有格鲁弗自由自在，不受任何阻碍。格鲁弗-瓦特勒斯是必然性的人格化。他也许会有错，但是他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拖着一只畸形脚跛行，正确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迅速地回顾，看见自己又在加利福尼亚。我孤身一人，像楚拉-维斯塔橙子林中的奴隶一样工作。我得到自己名分应得的东西了吗？我想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可怜、非常孤独、非常不幸的人。我似乎丧失了一切。事实上，我几乎不是一个人——我更接近于一只动物。我整天就站在或走在拴在我的雪橇上的两匹公驴后面。我没有思想，没有梦想，没有欲望。我彻底健康，彻底空虚。我是一种非实体。我是如此彻底生气勃勃，彻底健康，以至于我就像挂在加利福尼亚树上甘美而又带欺骗性的水果。再多一线阳光，我就会腐烂。“pourriavantd-etremuri（法文：成熟以前就已腐烂）！”
正在这明亮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中腐烂的真是我吗？我的一切，我至今所是的一切都没留下吗？让我想一下有亚利桑那。我现在记得，当我踏上亚利桑那的土地时，已经是夜里了。
只有足够的光线来看最后一眼正消失的方山。我走过一个小镇的主要街道，这个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在这个镇上，在这条街上干什么？嘿，我爱上了亚利桑那，我徒然用两只肉眼寻找的一个心灵中的亚利桑那。在火车上，仍然是我从纽约带来的亚利桑那同我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越过了州界以后。不是有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座桥，一座几千年前由地壳激变时的岩浆喷发天然形成的桥。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个样子像印第安人的人，他正骑着一匹马，有一只长长的鞍囊悬挂在马镫子旁边。一座天然的千年之桥，在落日时的清澈大气中，看上去就像可以想象的年份最少崭新的桥。在那座如此结实、如此耐久的桥上，天哪，只有一人一马经过，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不是一种想象的虚构，而是乔装打扮成一人骑马的想象本身。这甚至超过了想象本身，因为没有一点点模棱两可的味道，只有生与死将物自体隔离开，这物自体就是梦和骑在马背上的梦者本人。当火车停下时，我放下脚，我的脚在梦中踩了一个窟窿；我到了时间表上有名字的那个亚利桑那小镇，它只是任何有钱人都可以访问的地理上的亚利桑那。
我提着旅行袋沿主要街道行走，我看到汉堡包和不动产办公室。
我感到受了可怕的欺骗，竟哭了起来。现在天黑了，我站在一条街的尽头，那里是沙漠开始的地方，我像傻瓜一样哭泣。这个哭着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这是那个新的我，那个在布鲁克林开始萌芽，现在在无垠的沙漠中注定要死的我呢？喂，罗依-汉密尔顿，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一会儿工夫，只是一小片刻，在我崩溃的时候，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十分乐意做我现在已做了的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告诉我不必作这次旅行，但如果我必须去，那就去的吗？为什么你没有说服我不去呢？啊，说服从来不是他的方法，而请求忠告从来不是我的方法。所以我到了这里，垮在沙漠里，那座现实的桥在我身后，不现实的东西在我面前，只有基督知道我如此为难，如此不知所措，以致如果我可以遁入大地消失的话，我就会这样做的。
我迅速地回顾，看到另一个同家人生活一起、平静地等死的人——我的父亲。如果我追溯到很远很远，想起莫杰、康塞尔依、洪堡等街道，尤其是洪堡街，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些街所在的地段离我们居住的地段不远，但是它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除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对我陪她去的报答。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给我的报答。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滩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溶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沙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叮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角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象，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我自己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畏惧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比白天较少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沙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欲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的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作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所感到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
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扰。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绝不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戒过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老人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
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他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去他的病人。
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地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尽管听起来可笑，却好像他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玻“你就想象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在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
我小时候，劳施大夫有点儿喜欢我，但是自从我那天到他那儿去看淋病，他就丢弃了对我的信任，当我把脑袋探到他门里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副温怒的面孔。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当他不但没有给我想要的信息，反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教训起我和我父亲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你们不能违背自然，”他扭歪着脸，庄严地说。他说话时眼睛不看我，只管在他的大本子里作些无用的记号。我悄悄走到他桌子旁，不出声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当他带着他平常那种愤愤不平的怒容抬头往上看时，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听道德教诲的我想知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他跳了起来，显出他最严厉的样子，说：“你父亲没有机会康复了，不到六个月他就会死掉。”他说话的样子跟他那类愚蠢、蛮横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我说：“谢谢了，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说着就朝门口走去。这时候，似乎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迈着沉重的大步追上我。他把手放到我肩上，试图哼啊哈地改变刚才的说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肯定会死。”如此等等。我打开房门，打断了他的话，以最大的音量冲他吼叫，以便让在他接待室里的病人都能听到——“我想你是他妈的狗臭屁，我希望你早点儿死掉，再见！”
到家以后，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医生的结论，说我父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如果他好好注意，他会好起来的。看来这使老人振作了许多。他主动开始吃牛奶加烤面包片的饮食，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肯定对他没有害处。他保护一种半伤病员的状态大约有一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在表面上他也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心灵的宁静，不让任何东西，哪怕天塌下来也罢。由于他更加有力气了，他就开始每天到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那里，他会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凳上，看老人们在坟墓周围闲逛。接近坟墓不但没有使他精神萎靡不振，反而使他显得很高兴。他似乎已经同最终死亡的念头妥协了，无疑，这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拒绝正视的一个事实。他经常拿着他在公墓里摘的鲜花回家，脸上流露出宁静、清澈的欢乐，他会坐在扶手椅里描述那天早晨他同一个人的谈话，这个人是其他那些常去公墓、为自己健康状况而发愁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他显然真正喜欢上了他的与世隔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喜欢，而且深深得益于这种经验，这是我母亲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变懒了，这是她的看法。有时候她甚至说得更加极端，一讲起他来就用食指敲脑袋，但她不公开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的妹妹无疑脑袋有点儿毛玻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每天给儿子上坟的老寡妇，照我母亲的说法是“她笃信宗教”她殷勤地介绍我父亲认识了属于附近一所教堂的一位牧师。这是老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突然容光焕发，由于缺乏滋养而几乎萎缩的心灵海绵般惊人地膨胀起来，以至于他变得都认不出了。使老人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人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是一个公理会牧师，属于我们毗邻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区。他的一个优点是把他的宗教留在不显眼的地位上。老人很快就陷入了一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他谈论的只有这位他视为朋友的牧师。因为他一生中从未看过一眼圣经，至于其他书，他也从未看过一本，所以就是听他在吃饭前作一段祷告也会令人惊诧不已的。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小小的仪式，很像一个吃补药的人那样。如果他建议我读圣经的某一章，他会非常严肃地加上一句——“这对你有好处。”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药，一种骗人的药，它保证可治百病，人们没病也可以吃，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不会有害处。他参加教堂举行的所有礼拜和集会，有时候，例如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会在牧师家歇歇脚，同他小叙一阵。如果牧师说，总统是个好人，应该再当选，老头就会对每个人精确重复牧师说过的话，敦促他们为总统的再次当选投票。牧师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公正的，没有人可以反驳他。这对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育。如果牧师在布道中提到金字塔，老人立即会开始了解什么是金字塔。他会谈起金字塔来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由于他才开始了解这件东西的。牧师说，金字塔是人类最高的荣耀之一，因此，不了解金字塔就是可耻的无知，近乎有罪。
幸好牧师没有细说罪恶的问题；他是现代型的布道者，他靠唤起他的羔羊们的好奇心来使他们信服，而不是靠诉诸他们的良心。他的布道更像夜校的业余课程，所以对老人来说，就十分有趣，十分有刺激性。教区全体男性教徒时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宴会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位好牧师像他们大家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偶尔也会香喷喷地美餐上一顿，甚至还会喝上一杯啤酒；而且，人们还注意到，他甚至唱的不是宗教赞美诗，而是欢快的通俗小调。根据这种快乐的举动推断，他有时也会喜欢操屁股玩玩——当然，总是适可而止。这就是使老人支离破碎的灵魂感到滋润的词——“适可而止”这就如同在黄道圈中发现了一个新宫。虽然他已经病得不可能再尝试回复到一种哪怕适中的生活方式中去，但这仍然对他的心灵有好处。因此，有一天晚上，当不断戒酒又不断喝酒的耐德叔叔到家里来的时候，老人给他上了一课关于适可而止的好处。那段时间，耐德叔叔正在戒酒，所以当老人被他自己的话所感动，突然走到餐具柜跟前，拿起一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来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耐德叔叔发誓戒酒的时候，没有人敢请他喝酒；冒险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严重违背了相互间的忠诚。但是老人以这样一种信念来做这件事，没有人敢出来冒犯他。结果耐德叔叔喝了一小杯酒回家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再跑到酒馆去喝酒。这是一个非常事件，几天之后还在被人议论纷纷。事实上，耐德叔叔从那天起，行为就有点儿古怪。他第二天似乎去了酒店，买了一瓶雪利滴灌到一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里。他把玻璃瓶放在餐具柜上，就像他看见老人做的那样。他不是一口气把它干光，而是满足于一次喝一满杯——“就一点点儿”他是这么说的。
他的行为如此引人注目，我的婶婶都不敢相信她的眼睛了，有一天她到我们家来，同老人作了一番长谈。她尤其请他邀请牧师哪天晚上到家作客，以便耐德叔叔有机会直接受他仁慈的感化。总之，耐德不久便浪子回头，像老人一样，似乎在这种经验之下越活越兴旺了。情况一直很好，直到出去野餐的那一天。
很不幸，那一天非常热，随着娱乐、兴奋、狂欢，耐德叔叔口渴得要命。直到他已经喝得酪酊大醉，才有人注意到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往啤酒桶那儿跑。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一旦到了那种状况，他便无法控制了，甚至牧师也无济于事。耐德突然悄悄离开野餐聚会，横冲直撞了三天三夜。要不是他在沙滩上跟人动拳头，也许他还要这样走下去。夜间的巡警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沙滩上。他被送到医院，发现是脑震荡，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老人从葬礼上回来时，眼中没有眼泪，他说——“耐德不知道什么是节制。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过得更好”就好像为了向牧师证明，他不是像耐德叔叔那样的材料做成的，他更加勤奋地尽他的教会义务。他让自己被提升到“长者”的地位，他对“长者”要尽的职责极其自豪，因为有这个地位，他被允许星期天做礼拜时帮着收集募捐款。想到我的老爷子手里捧着募捐箱在一所公理会教堂的过道上行走；想到他拿着这只募捐箱肃然起敬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捐款者祝福。这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比之下，我喜欢想我小时候的他，我会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渡口遇见他。在渡口入口附近，当时有三个酒馆，一到星期六中午就挤满了人，他们在免费午餐柜台上歇一下，吃点儿东西，喝上一大杯啤酒。我现在对三十岁的他仍历历在目，一个健康和蔼的家伙，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说些俏皮话来打发时光。我看见他胳膊支撑在柜台上，草帽歪到了后脑勺上，他举起左手，把冒泡的啤酒吞下肚子。我的眼光当时大约和他沉重的金链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它横跨在他的背心上；我记得他在仲夏时节穿的黑白格子西装，这使他在酒吧的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些人都不够幸运，不是天生的裁缝。我记得他如何把手伸到免费午餐柜台上的玻璃大碗里，递给我几个椒盐卷饼，同时还说，我应该到附近的布鲁克林时报的橱窗里看一眼记分牌。也许，当我跑出酒馆去看看谁在赢钱的时候，有一帮骑自行车的人紧挨着人行道经过，他们严格遵守规定，在专门留给他们用的狭长地带或沥青路面上骑着。也许渡船正进入码头，我会停下一会儿来看那些穿制服的人拽那些挂着链条的大木轮。当大门打开，木板放下的时候，一大群乌合之众就会冲过棚子，朝装点着最近街角的酒馆跑去。那是些老人知道“适可而止”意义的日子，当时他喝酒是因为他真的渴了，而在渡口喝下一大杯啤酒是男人的特权。麦尔维尔说得好：“用适合于各种事物的食物来喂各种事物——也就是说，如果食物可以弄到手的话。你灵魂的食物是光和空间，那就用光和空间来喂它；但是肉体的食物是香擦和牡蛎，那就用香槟和牡蛎来喂它；因此，如果快乐的复活是值得的，那就应该有一次复活。”
是的，我似乎觉得，老人的心灵还没有枯萎，它受到光和空间的无限限制，而他的肉体，不问有没有复活，正以一切方便的、可以搞到手的东西为食——如果没有香槟和牡蛎，起码也有上好的淡啤酒和椒盐卷饼。那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被宣布患了不治之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没有信仰，也没有受到谴责。他也还没有被秃鹫所包围，包围他的只是他的好伙伴，像他一样的普通凡人，他们既不向上也不向下看，而是一直往前看，眼睛始终盯着地平线，满足于看那里的景象。
现在，他成了一条破船，却使自己成为教堂的长者，他弯腰驼背，白发苍苍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募捐祈神赐福。这些募捐来的钱将用于建一条新的保龄球道。也许他必须体验灵魂的诞生，用公理会教堂提供的那些光与空间来喂养这海绵般的生长物，但是这对于一个知道肉体渴望的那种食物滋味的人来说一是多么可怜的替代物啊！那种食物没有良心上的极度痛苦，甚至使他海绵般的灵魂也充满着光与空间。这光与空间是荒唐的，但是光芒四射，是世俗的人生。
我再次想起他那匀称的邪肚皮”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就横跨在肚皮上，我想，随着他肚子的死亡，幸存下来的便只有那灵魂的海绵了——他自己死亡肉体的一种附属品。我想起那个牧师，他像一种非人类的食海绵动物，像挂有人的精神头皮的棚屋的主人一般，把我父亲吞掉。我想起随之而来的东西，一种海绵中的悲剧，因为虽然他许诺光与空间，但他刚一离开我父亲的生活，整个空中楼阁就立刻倒塌。
这一切都是以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有一天晚上，在人们的例行集会之后，老爷子带着一副伤心的面容回到家。那天晚上他们知道，牧师要向他们告别。他在新罗歇尔区接受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他很不愿意抛弃他的羊群，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位置。他当然是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接受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职责。无疑，这意味着更好的收入，但是这无法同他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相比。他们在新罗歇尔需要他，他服从他良心的声音。老爷子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用的是牧师使用的那种动听语言，但是十分明显，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不明白为什么新罗歇尔找不到另一个牧师。他说，用高薪来诱惑牧师是不公平的。我们这里需要他，他沮丧地说。他如此悲伤，使我几乎想哭出来。他补充说，他打算找牧师谈心；如果有人能说服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随后几天里，他当然尽了最大努力，无疑这使牧师十分狼狈。看到他从这些谈话后回来时脸上茫然若失的样子，是很令人痛苦的。他的表情，就跟一个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的表情一样。当然，牧师已拿定主意。甚至老人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也没有被打动，从而改变主意。这便是转折点。从那个时刻起，老人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似乎变得很痛苦，并且爱发牢骚。他不仅忘记在餐桌上做感恩祷告，而且再也不去教堂了。他恢复了去公墓，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老习惯。他变得难以相处，然后变得很忧郁，最后在他脸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永恒的悲伤表情，一种包含着幻灭、绝望、无用的悲伤。他再也不提那人的名字，不提教堂，不提他曾经结交的那些长者。如果他碰巧在街上遇见他们，他就问他们一声好，也不停下来同他们握手。他勤奋地读报纸，从背面读到正面，不作评论。甚至广告他也读，每一个都读，好像要设法填满一个始终在他眼前的窟窿。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笑过。最多他只会给我们一种疲惫而无望的微笑，一种转瞬即逝的微笑，留给我们一种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的景象。他像死火山一样，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胃，或是给他一个强健的新肠道，也不可能使他恢复生气。他已经超越了香槟酒和牡蛎的诱惑，超越了对光和空间的需要。他就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屁眼里发出嘘嘘声的渡渡鸟一样。他在莫里斯安乐椅里睡着时，下巴掉下来，就像一个松开的合叶；他一向鼾声如雷，但他现在打呼噜比什么时候都响，像一个真正全无知觉的人。他的鼾声事实上非常像死亡前的喉鸣，只是不断被有间歇的、拖长的嘘嘘声所打断，就像在花生摊上吹的那种哨子声。他打呼噜的时候就好像在把整个宇宙砍成碎片，以便我们继承他的人好有足够的引火木材来维持一生。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最迷人的打鼾：鼾声如雷，可怕而怪诞；有些时候，它就像手风琴掉到地上，有些时候又像青蛙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在拖长的嘘嘘之声后，有时候是一声可怕的喘息，好像他正在断气，然后打鼾又恢复到正常的一起一落，就像在不断地砍啊劈的，仿佛他光着膀子，手中拿着斧子，站在这个世界像疯了一般大量积累起来的所有小摆设面前。他脸上的那种木乃伊般的表情，使这些行为带有一点儿疯狂的色彩。
脸上只有突出的大嘴唇活了过来，它们就像在安静的大洋面上小睡的一条鲨鱼的鳃。他极乐地在大海的怀抱中打鼾，从不受一场梦或一杯酒的干扰，从不是一阵一阵，从不为一种不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倒下的时候，世界之光熄灭了，他孑然一身，就像在出生前一样，一个正在把自己咬成碎片的宇宙。他坐在莫里斯安乐椅里，就像约拿坐在鲸鱼的肚子里一样，安全可靠地呆在一个黑窟窿的最后避难所里，无所期待，无所想望，没有死亡，但却被活埋，被囫囵吞下，那突出的大嘴唇随着那虚无的白色呼吸的涨落而轻轻掀动。他在睡乡寻找该隐和亚伯，但是没有碰到一个活人，听到一句话，见到一块招牌。他和鲸鱼一块潜水，擦过冰冷黑暗的海底；他高速游过好几弗隆，仅仅以海底动物的柔软触须作为向导。他是烟囱顶上冉冉升起的烟，是遮蔽月亮的大量云层，是构成海洋深处光滑溜溜地毡的厚粘质。他比死人还死，因为他虽然活着，但他空虚，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因为他超越了光与空间的界限，安全可靠地蜇居于一无所有的黑窟窿之中。他更应该被妒忌而不是被怜悯，因为他的睡眠不是一种暂停或间歇，而是睡眠本身。
因为睡眠是深海，因此，睡着就是加深，在睡着的睡眠中越来越深，在最深的睡眠中的深海的睡眠，在最深的深度中的充分睡眠，睡眠的甜蜜睡眠的最深最睡眠的睡眠。他曾睡着了，他正睡着了，他将睡着。睡觉。睡觉。父亲，睡吧，我求你了，因为我们醒着的人正在恐怖中煎熬随着世界在空洞鼾声的最后的翅膀拍击中消逝，我看到房门打开，进来了格鲁弗-瓦特勒斯。“基督与你同在！”他一边说，一边拖着他的畸形脚往前走。他现在完全是个年轻人了，他找到了上帝。上帝只有一个，而格鲁弗-瓦特勒斯找到了他，所以，再没有什么东西好说，只是一切都必须用格鲁弗-瓦特勒斯新的上帝语言重新说过。这种上帝尤其以格鲁弗-瓦特勒斯发明的智慧新语言而大大吸引了我，首先因为我一直把格鲁弗看成一个无望的笨蛋，其次因为我注意到，在他灵巧的手指上不再有抽烟留下的斑痕。我们小时候，格鲁弗住在我们隔壁。他经常来找我练习二重奏。他虽然只有十四五岁，却抽烟抽得很凶。他母亲对此没有办法，因为格鲁弗是一个天才，天才就得有一点儿自由，尤其是他还十分不幸，天生有一只畸形脚。格鲁弗是那种在污泥里茁壮成长的天才。他不仅手指上有尼古丁斑痕，而且他还有肮脏的黑指甲，在练了几小时琴以后，指甲就会劈开，格鲁弗不得不用牙齿强行把劈开的指甲撕下来。格鲁弗常常把指甲和留在牙齿上的烟草末一块儿吐出来。这令人感到痛快而带有刺激性。香烟在钢琴上烧出了几个窟窿，我母亲还挑剔地说，香烟把琴键弄得黑不溜秋。当格鲁弗告别时，客厅里就像殡仪馆的里屋一样臭烘烘的。它散发着熄灭的烟味，汗味，脏衬衣味，格鲁弗骂起人来的那种不干不净的味儿，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的曲调余音留下的那种燥热味、它还散发着格鲁弗流脓的耳朵与蛀牙的味儿。它散发着他母亲溺爱儿子而使他身上出现的种种臭味，以及他母亲哭哭啼啼的味道。他自己的家是一个马厩，非凡地适合于他的天才，但是我们家的客厅却像殡仪馆老板办公室的等候室一样。格鲁弗是个蠢蛋，甚至不知道还要用脚垫子擦脚。冬天的时候，他的鼻子就像阴沟一样淌着鼻涕。格鲁弗太全神贯注于音乐了，都没有想过要擦一下鼻子。凉凉的鼻涕淌下来，一直淌到嘴唇上，一条长长的白舌头把鼻涕吸了进去。在韦伯、柏辽兹、李斯特等人令人肠胃不舒服的音乐上，它加入了一种辣酱油，使那些虚无的菜肴美味可口。格鲁弗嘴里吐出来的话，两句当中就有一句是骂人话，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就弄不好这xx巴操的玩艺儿！”有时候他恼火极了，会举起拳头，疯子般地拼命敲打钢琴。
这就是他的歪路子天才。事实上，他母亲往往十分重视这些发作；这些发作使她相信他身上有些了不起的东西。其他人只是说，格鲁弗叫人受不了，但是，由于他的畸形脚，他的许多事都得到人们的原谅。格鲁弗也够狡猾的，知道如何利用这只有毛病的脚；无论什么时候，他迫切需要任何东西，他都会显示出脚上的疼痛。只有这只钢琴似乎不理会这只残废脚，所以钢琴就成了被诅咒、挨踢、挨捶的对像，他要把它捣成碎片。反过来讲，如果他竞技状态好，他就会连着好几个小时呆在钢琴旁，事实上，你甭想把他拽走。在这样的时候，他母亲会站在屋前的草地上，拦住邻居，想从他们嘴里挤出几句称赞的话来。
她会如此出神地听她儿子的“神圣”演奏，以致忘记去做晚饭。
在下水道里工作的父亲常常饥肠辘辘回到家里，脾气很不好。有时候，他会直接上楼来到客厅，把格鲁弗猛地从琴凳上拉下来。
他自己也是脏话连篇，当他用脏话骂起他天才儿子的时候，就没有格鲁弗说话的份了。照老头的看法，格鲁弗只是发现一堆噪音的婊子养的懒货。他时常威胁要把这xx巴操的钢琴扔出窗外——连同格鲁弗一起。在这种大吵大闹当中，如果母亲敢于插手干预，他就会给她一拳，让她去把尿撒撒干净。当然，他也有吃瘪的时候，他会这样问格鲁弗：你究竟叮叮咚咚弹些什么？如果格鲁弗说，例如“嗨，thesonatapathetique（伤心奏鸣曲）。”老家伙就会说——“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嘿，以基督的名义，他们就不能用明明白白的英语来表示吗？”老头的无知比他的野蛮更让格鲁弗受不了。他打心眼儿里为他父亲感到羞愧，他父亲不在他跟前的时候，他就会无情地嘲笑他。他长大一点儿以后，他常常暗示，要不是那老家伙是这样一个卑鄙的杂种，他便不会天生是畸形脚的。他说，老头一定是在母亲怀孕时踢了她的肚子。这所谓的踢肚子，一定以多种方法影响了格鲁弗，因为当他完全长成一个年轻人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突然如此热衷于上帝，以致于你在他面前擤鼻子都首先要征得上帝的同意。
格鲁弗皈依宗教就在我父亲泄气之后，这就是我想起格鲁弗的原因。人们有好些年没有见到瓦特勒斯一家了，然后，就在可怕的鼾声中，格鲁弗昂首阔步地出现了，他一边准备要把我们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一边到处向人们祝福，并请上帝作证。
我首先在他身上注意到的，是他个人外表的变化；他已经在耶稣的血中洗干净了。确实，他洁白无瑕，几乎有一股香气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他的语言也净化了，不再说粗话，只有祝福和祈祷的话。他同我们进行的不是一种谈话，而是一种独白，独白中即使有问题，也都是他自己来回答。当你请他坐下，他坐到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以长耳大野兔的那种机智说上帝献出了他所爱的唯一儿子，为的是我们能享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永恒的生命——还是我们仅仅沉迷于肉欲的欢乐，不知道拯救地死去呢？无疑，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向一对老年人——其中一个在酣睡，在打鼾——提起“肉欲的欢乐”有多么不合适。他如此活跃，如此兴高采烈地沐浴在最初的神思中，以至于一定忘记了我的妹妹是个疯子。因为他甚至没有询问她怎么样，就开始以这种新发现的宗教废话，向她高谈阔论起来。她对此全然无动于衷，因为，我要说，她的神经不很正常，如果他同她谈论菠菜末，对她来说也是同样意思。像“肉欲的欢乐”这样的话，她觉得意思就像是打着红阳伞的美丽的一天。我看她坐在椅子边上，敲她脑袋的样子，就知道，她只是在等待他喘口气的时机，来告诉他，教区牧师——她的教区牧师，是个圣公会会员——刚从欧洲回来，他们准备在教堂的地下室举办一次义卖集市，她将在那里摆个摊，卖从五分一角商店弄来的小垫布。事实上，他刚停下一会儿，她就滔滔不绝起来——什么威尼斯的水道啦，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啦，布鲁塞尔的狗拉拖车啦，慕尼黑漂亮的肝肠啦。我的妹妹不仅笃信宗教，而且完全是个疯子。格鲁弗悄悄插进来，谈起他看到了新的天堂，新的人间因为第一个天堂和第一个人间已经消失，他说，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滑音咕哝着，为的是要卸掉精神包袱似地说出神谕般的信息：上帝在人间建立了新的耶路撒冷，他，曾经满口脏话，被畸形脚毁了的格鲁弗-瓦特勒斯，在那里找到了好人的宁静与沉着。“再也不会有死亡”他开始喊叫，当时我妹妹侧身向前，非常天真地问他是否喜欢玩保龄球，因为牧师刚在教堂的地下室安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保龄球道，她知道他会很高兴见到格鲁弗的，因为他是一个谦和的人，对穷人那么好。格鲁弗说，玩保龄球是一种罪孽，而且他也不属于任何教堂，因为教堂都是不信神的；他甚至放弃了弹钢琴，因为上帝需要他做更高尚的事情。“胜者将继承一切，”他补充说“我将成为他的上帝，而他将成为我的儿子。”他又停下来，在一块漂亮的白手绢里擤鼻子，我妹妹抓住这机会提醒他，他以前总是淌鼻涕，从来不擦。格鲁弗非常庄严地听着她的话，然后说，他已经被治好了许多坏毛玻这时候，老人醒过来，看见格鲁弗活生生地坐在他旁边，十分吃惊，有好一会儿他似乎拿不准，格鲁弗是疾病造成的梦中现象呢，还是幻觉，但是一看到干净的手绢，他便立刻清醒起来。“哦，是你啊！”他喊道。“瓦特勒斯家的男孩，来吧？那么，你究竟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以上苍的名义而来，”格鲁弗泰然自若地说。“我已被十字架上的蒙难所净化，我以基督的名义来到这里，使你们得到拯救，走在灵光中，得到力量和荣耀。”
老人一副茫然的样子。“哟，你是怎么回事？”他说，给了格鲁弗一个虚弱而又带安慰的微笑。我母亲刚从厨房进来，站在格鲁弗的椅子后面。她用嘴做了个鬼脸，设法让老人知道，格鲁弗疯了。甚至我的妹妹似乎也明白，他有点儿毛病，尤其是因为他拒绝到保龄球场去。她可爱的牧师专门为格鲁弗之类的年轻人安装了这个球常格鲁弗有什么毛病？什么也没有，只是他的脚牢牢地扎根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大墙的第五基础上，完全由缠丝玛瑙构成的第五基础，他从那里俯瞰一条从上帝的宝座流出来的生命之水的洁河。看到这条生命之河，格鲁弗就像有上千只跳蚤在咬他的下结肠。直到他至少绕地球跑了七圈以后，他还是不能静静地坐下来，多少安之若素地观察人们的盲目与冷漠。他活生生的，已得到净化，虽然在迟钝、懒惰的清醒者眼里，他“疯”了，在我眼里，他这样生活似乎比起以前来无限好。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但是于你无害。如果你长时间听他谈话，你自己也多少会得到净化，尽管你也许不相信他的话。格鲁弗欢快的新语言总是使我想笑，通过放纵的大笑，清除掉我周围迟钝的清醒在我身上积累起来的杂质。他像庞塞-德莱昂曾经希望的那样活生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这样活生生过。由于他异常活生生的，因此，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大笑，他一点儿也不介意。甚至你偷走他仅有的一点点财物，他也不会在乎。他活生生而又无实在意义，这是多么接近神性啊！因而这就是疯狂。
由于他的脚牢牢地扎根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格鲁弗知道一种无比的欢乐。也许，如果他不天生一只畸形脚，他便不会知道这难以置信的欢乐。也许格鲁弗还在娘肚子里的时候，他父亲踢他母亲的肚子反倒踢好了。也许，正是踢在肚子上的这一脚，使格鲁弗翱翔，使他彻底地活生生，彻底地清醒，甚至在睡梦中，他也在传递上帝的信息。他劳动得越艰苦，就越少疲惫。他不再有担忧，不再有遗憾，不再有恼人的回忆。除了对上帝以外，他不知道有任何职责，任何义务，而上帝指望他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非是对上帝的赞美。上帝只要求格鲁弗-瓦特勒斯活生生地在肉体中显现。上帝只要求他越来越活生生。在充分活生生的时候，格鲁弗就是一个声音，而这声音则是一股洪水，使一切死亡的东西都进入混乱状态，而这混乱状态又反过来成为世界之嘴，在嘴的正中央是动词“tobe（存在）”一开始就有这个词，这个词与上帝同在，这个词就是上帝。所以上帝就是这个奇怪的不定式，这就是存在的一切——难道还不够吗？对格鲁弗来说，这已经绰绰有余了：这就是一切。从这个动词出发，他走哪条路，有什么区别呢？离开这个动词，就是离开中心，就是要建一个通天塔。也许上帝故意让格鲁弗-瓦特勒斯残废，为的是让他留在中央，同这个动词在一起。上帝用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把格鲁弗-瓦特勒斯拴在他扎透世界心脏的柱子上，格鲁弗成为每天下金蛋的肥鹅我为什么要写格鲁弗-瓦特勒斯呢？因为我碰到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他们大多数更加理智，他们当中许多人光辉灿烂，其中有些人甚至很有名气，但是没有人像格鲁弗那样活生生，那样没有实在意义。格鲁弗是不可穷尽的。他就像一小点儿镭，即使埋在山底下，也不会失去释放能量的能力。我以前见过许多所谓精力充沛的人——美国不是充斥着这种人吗？——但是，凡以人类形象出现的，却没有一个储存着大量能量。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不可穷尽的大量能量的储存呢？是一种启发。是的，它就发生在一眨眼之间，这是任何重要事物发生的唯一途径。一夜之间，格鲁弗预想的一切价值都被抛弃了。就像那样，他突然在别人运动的时候停止运动。他踩住刹车，却让马达不停转动。如果说，他曾经像其他人一样，认为有必要到某个地方去，那么他现在知道了，某个地方就是任何地方，所以就在这里，为什么还要挪动呢？为什么不停好车，让马达不停转动呢？同时，地球本身在转动，格鲁弗知道地球在转动，也知道他在同它一起转动。地球正在去任何地方吗？格鲁弗无疑问了自己这个问题，而且一定很满意地知道，地球不去任何地方。那么谁说过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呢？格鲁弗会向这人那人打听，他们要去哪儿，怪事情是，虽然他们都在走向他们各自的目的地，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反思一下，所有人必然走向的唯一目的地都同样是坟墓。这使格鲁弗困惑，因为没有人能使他相信，死亡不是一种必然，而任何人都能使任何其他人相信，任何其他目的地都是一种非必然。相信了死亡的绝对必然性之后，格鲁弗豁然开朗，空前生气勃勃起来。他在一生中第一次开始生活，同时，畸形脚完全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了。这件事想起来也怪，因为畸形脚就像死亡一样，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然而畸形脚从思想中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同畸形脚相关联的一切都消失了。同样，由于接受了死亡，死亡也从格鲁弗的思想中消失了。抓住死亡这一种必然之后，所有的非必然都不见了。世界的其余部分现在正拖着畸形脚的非必然向前破行，只有格鲁弗自由自在，不受任何阻碍。格鲁弗-瓦特勒斯是必然性的人格化。他也许会有错，但是他是必然的。如果一个人不得不拖着一只畸形脚跛行，正确又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