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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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啊———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