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不是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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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说心里话，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样的单位，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就可以过得很自在。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在叙述事实，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我未作任何调查，只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课题立项有此奇效，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课题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人们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
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真是哪界也不搭。但是，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明年我要退休了，有人问我是否为此感到惶恐，我不禁笑了。怎么会呢？一方面，我早已在过着一种类似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另一方面，既然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否退休又与我有何相干？当然，在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都没有退休这个词。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我不是博导。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今天去哲学所，读到你的来信。你在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后项目、担任教授之后，仍希望报考我的博士生，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令我敬佩，你对我的信任也令我感动。但是，有一个情况也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我迄今不是博导，没有带学生的资格。我曾经提出过要带学生，没有下文，此后我就不再提了。我本人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乎，凡属体制内争名夺利之事，我一向退避三舍，一试之后决不再试。然而，今天读了你的信后，我还是破例去询问了有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今年有新规定，满五十七岁者（今年我刚好如此）不再有申请博导之资格。我不是一个狂妄之人，但是，我仍不禁要为社科院感到遗憾，因为它自己剥夺了刷去其一个污点的机会。
“当然，如果你肯委曲求全，哲学所里博导有的是。不过，坦率地说，其中有些人是做我的学生也不配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我的想法是：倘若你的目的是转到北京或中国社科院来工作，那么，随便报考谁都可以，反正那只是一个工具；倘若你是想回到哲学，那么，其实你不必再读一次博士生，你完全能够凭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即使我有资格招你，我也会向你提出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很乐意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与你切磋和交流。”
请允许我把回信也摘引在这里：“我对目前体制也颇难理解。我的不少本科同学在中国社科院，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您的学问当然在一般学问之上，因为超越了知识，是一种深入的生命之思。我也不是要来北京工作，如果想来，是一直可以来的。我把博士当论文课题做，而且由此结识我认为可以为师、有益于智性学问的人。哲学所里我真正佩服的人不多，其中就有您和李泽厚。”
满五十七岁者不能带学生，这个规定本身就很荒谬，姑且不论。我在五十七岁前为什么也一直不被允许带学生呢？隐秘的原因也不去揣摩，我估计，堂皇的理由不外是说我不务正业。我写的哲理散文是不能算学术成果的，这我知道，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是为了一个统计数字而写作的。可是，因为我写了这些东西，我做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也不存在了吗？直到现在，我不是还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里的领先人物吗？看来，中国学术界的奇怪规则是，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我对单位里的事一向不闻不问，对体制内的任何利益也从来不争。我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工夫去关心这些，从不参加评奖之类，也不知道谁得了奖。社科基金是体制内的一大利益，很早前我申请过，被否决了，后来就不再申请，只是在实行人人必须有课题的制度以后，才申报了一个小课题，否则就得下岗。我弄不清各种利益机制，也不想去弄清。有一回，我非常偶然地看出了一点名堂。2002年底，院里下达岗位津贴新标准，研究员分两档，让大家投票，算是民意调查。第一档的条件规定得很明确，诸如学科带头人、获奖者、重点课题负责人之类。选票上开列了全所在岗研究员名单以及相应指标，包括博导、获奖、学术委员、评审委员、重点课题、突出贡献、特殊津贴等，每人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第一次发现，大多数人的指标都很有内容，我却几乎是空白，只有特津一项，而这一项在我这个资历上差不多人人有份，后来只因为停止执行了，资历较浅者便不再有份。我忽然悟到，所有这些指标是互相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譬如说重点课题，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如果你不去争或者争不到，也就一失俱失，没你的事了。
我在这里所说的其实不是单位上的事，而是学术界的普遍情况。说心里话，我对我的单位很满意，各届头头对我都相当宽容，一般人员也对我十分友好。我最满意的是这一份职业，想象不出世界上还会有更好的职业，拿了工资却不用坐班，可以坐在家里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样的单位，一个人只要有自己的真兴趣，不去卷入琐屑的利益之争，就可以过得很自在。我是充分享受到这个好处了，至于那些我没有得到的利益，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在叙述事实，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惟一略觉遗憾的是不让我带学生，因为我相信我能带得很好，不该让那些想跟我学习的青年人失掉这个机会。关于中国当今的学术腐败，已有一些公开的批评，人们在私下里谈得更深。我未作任何调查，只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其中的关键一点是，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我相信会有一些做出了真正有意义的贡献的课题，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是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获取更多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课题立项有此奇效，人们怎会不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呢。课题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和转化成权力。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把眼光从一个单位移向整个社会，人们会发现，当今的学术界很像一个大社交场。有一些学者俨然大忙人，他们挂着各种学术头衔，忙于跑关系和拉经费，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当这种现象成为一种风气时，天下父母怎么还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尤其是名校啊。
有时想一想不禁好笑，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参加学界的任何活动了，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但我也不属于别的什么界，真是哪界也不搭。但是，我又非常勤奋地工作着，只是我的工作与任何人不构成竞争，因而无须在这工作之外去为胜负得失奔忙罢了。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我的生活中没有用身份标示的目标，诸如院士、议员、部长之类。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已经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明年我要退休了，有人问我是否为此感到惶恐，我不禁笑了。怎么会呢？一方面，我早已在过着一种类似退休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另一方面，既然我仍将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否退休又与我有何相干？当然，在任何一个精神创造者的词典里，都没有退休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