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模仿求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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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写流水账账了。
贴一篇47楼万岁里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涩了些，就算调剂一下风格吧。贾岛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小贾同学未免有些撒娇，还是钱钟书说得好：“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想钱钟书这样的老智叟，恐怕总是话中有话滴，他说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已由盛宁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这部书讨论的主要是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帝国的文字和反对帝国的文字”但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使它拥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统治与被统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样态。特别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的文本分析和颇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隐隐启示出这样一幅图景：驾模仿之舟，达解放之岸。
不论在种族革命还是在社会革命的巅峰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女权主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胜利，大概就因为不曾喊出“不女权，毋宁死”然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罗斯金却在1870年的就职演说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不统治，毋宁死。”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统治与被统治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不要看英语国家大义凛然地痛斥纳粹法西斯时那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英语国家所残害和凌辱的生灵，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区别只在于英语国家更机智、更伪善、更怀柔。英语国家最终控制了这个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脑细胞，并不是依靠王八盒子万人坑或者毒气室集中营，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义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自身完全演变为一种文本运作，这种文本运作的结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卧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浪潮在一定意义上解放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酸痛的双臂。“后殖民地”也即所谓“前殖民地”对殖民者的依赖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更加发自肺腑。就连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真诚怀念日据时代。此中的奥秘在于，殖民统治是跨地域跨种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行为，而书写恰恰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主义文本支撑了他们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历险记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勇气，那些奇闻异俗激发了他们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进行着多向度的膨胀扩张，他们的生命由此获得了鲜活的期盼。在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坛，他们开发、保护，他们施恩、拯救，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他们永远不可战胜，他们即使忏悔，也显得异常高尚，使受众热泪滚滚。殖民主义文本坚定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满怀真挚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标本，去测量非洲少女的rx房和中国女人的小脚，去剥下敦煌的壁画，去运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学”传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与殖民主义相对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殖民主义虽然方向不同，但结构一致。民族主义所张扬的本土历史，种族宗教和传统文化，恰恰成为殖民主义合理性、优越性的扎实注脚。民族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按照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赶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说：“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被挪用、转用、调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
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写流水账账了。
贴一篇47楼万岁里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涩了些，就算调剂一下风格吧。贾岛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小贾同学未免有些撒娇，还是钱钟书说得好：“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想钱钟书这样的老智叟，恐怕总是话中有话滴，他说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已由盛宁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这部书讨论的主要是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帝国的文字和反对帝国的文字”但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使它拥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统治与被统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样态。特别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的文本分析和颇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隐隐启示出这样一幅图景：驾模仿之舟，达解放之岸。
不论在种族革命还是在社会革命的巅峰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女权主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胜利，大概就因为不曾喊出“不女权，毋宁死”然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罗斯金却在1870年的就职演说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不统治，毋宁死。”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统治与被统治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不要看英语国家大义凛然地痛斥纳粹法西斯时那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英语国家所残害和凌辱的生灵，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区别只在于英语国家更机智、更伪善、更怀柔。英语国家最终控制了这个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脑细胞，并不是依靠王八盒子万人坑或者毒气室集中营，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义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自身完全演变为一种文本运作，这种文本运作的结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卧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浪潮在一定意义上解放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酸痛的双臂。“后殖民地”也即所谓“前殖民地”对殖民者的依赖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更加发自肺腑。就连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真诚怀念日据时代。此中的奥秘在于，殖民统治是跨地域跨种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行为，而书写恰恰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主义文本支撑了他们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历险记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勇气，那些奇闻异俗激发了他们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进行着多向度的膨胀扩张，他们的生命由此获得了鲜活的期盼。在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坛，他们开发、保护，他们施恩、拯救，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他们永远不可战胜，他们即使忏悔，也显得异常高尚，使受众热泪滚滚。殖民主义文本坚定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满怀真挚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标本，去测量非洲少女的rx房和中国女人的小脚，去剥下敦煌的壁画，去运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学”传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与殖民主义相对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殖民主义虽然方向不同，但结构一致。民族主义所张扬的本土历史，种族宗教和传统文化，恰恰成为殖民主义合理性、优越性的扎实注脚。民族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按照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赶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说：“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被挪用、转用、调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