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的国庆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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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上的钱和脂肪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玩具和服装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们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机，现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数码相机，照相馆大都改成婚纱摄影楼或者少女写真楼了。但是，我们再也照不出那样的国庆照了。正如荧屏上的很多八路军一个个油头粉面，荧屏上的红卫兵一个个张牙舞爪，要想恢复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太难了。
据记者从公安部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96万人叫建国，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国的最多，超过了29万。取名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可见60年代，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新中国自豪，自觉热爱祖国程度最高的时代。另外全国姓国的人有17万多，其中姓国名庆的有1894人。全国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这些都说明，尽管人民对这个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从心理上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孔老师今年还招收了一名姓国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么，起码这些朋友家里都会保存着各种“国庆照”的。偶尔翻出来看两眼，即使发黄了，破损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气，可以滋养我们今天干涩枯萎的灵魂。因为那是父母一辈浩然的正气，是我们这个国家巍然的底气。
配图：1966年全家福
时代，跌跌撞撞进步了；人民，多多少少致富了；鸡鸭鱼肉，吃来吃去吃麻木了；九天长假，放得人心涣散百无聊赖一个个都沉醉不知归路了。
国庆节放这么长的假，是许多外国朋友都羡慕的。我想政府除了刺激消费的商业企图之外，也是对人民群众发一份善心，显示一下大国气度——俺们中国银，9天不干活，照样有吃有喝！别说9天了，想当年文革初期，全国大串连，不但不干活，而且白吃白喝白玩白住白坐车，成千上万的少年青年壮年中年，愣是免费旅游了90天还不止。你想想，那是天天吃不饱饭的国家能做到的吗？
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经过“调巩充提”农业连续13年大丰收，工交商贸几乎一年一个新台阶。根据国家统计局现在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除了67年68年因为大面积停产不干活而有所下降外，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
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更不要说两弹一星、八大油田、杂交水稻、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长沙马王堆一号、陕西兵马俑、农村合作医疗网、还有几十个世界级的冶金化肥纺织企业这些，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用激情和汗水给我们打下的赖以改革开放的雄厚基业和让我们能够吃喝玩乐的殷实家底。回首新中国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在那条阳光和风雨交织的大路上，站满了我们的恩人！
不管父母怎样打骂过我，怎样冤枉过我，他们都是我的恩人。我今天能够成为一个让好人喜欢、让坏人和汉奸害怕嫉妒得日夜发抖的平民学者，除了要感谢北大、感谢老师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那些共和国的创业者，是他们给了我从肉体到精神最重要的营养。
翻拍了一张老照片，是1966年的国庆，我刚刚两周岁时，父母带我，在哈尔滨一家普通的照相馆照的。姜昆有一个著名的相声如此照相，说文革时去照相馆都要喊毛主席语录，夸张得未免太离谱了。那是文革中的某一段，少数时髦革命青年的时尚创举，并非到处普及的“市民公约”我两三岁时据说已经“记忆力惊人”毛主席语录和“床前明月光”之类都过目不忘，我就只见过我们居民组的刘大娘和西大桥粮店的赵书记，还有和兴路百货大楼卖蛋糕的沈婷姐姐这几个人，有那么一阵子，见人就背毛主席语录，大伙都认为他们“有病”过了几个月，他们也不背了。至于照相馆，从本质上说，历来都是隐隐代表着西方文明的“高雅文化场所”安静地进去，温馨地出来，哪里会有那么多荒唐搞笑的黑色幽默呢？
小时候照相是稀罕事，我从出生到上大学，所有的照片加起来，可能也没有我如今出门一次被偷拍的数量多。那时候虽然科学知识普及了，明白照相不会“伤了元气”更不会让洋鬼子把魂儿摄走后晚上来吃小孩儿，但人们仍然是“无事不照相”把照相一事看得很庄重。现在人们随便照相、随便“走光”、随便上床，把很多有意思的事儿都给整得很没意思啦。
那时候因为照相少，所以每一次都记忆犹新。那天是文革时期的第一个国庆，虽然不放九天假，但因为恰逢礼拜六，所以放两天假还是让人挺高兴的。更巧的是，那天如果按照农历算，八月十七，是我的两岁大寿。因此母亲提议去照相。父亲因为对文革有意见，有点不乐意去。他参加的那个组织是保护老干部的，立场比较保守，被红卫兵批斗了几次，所以老骂红卫兵是“小兔崽子”他说不乐意去照相，其实是想去喝酒。父亲曾经有一部照相机，在当时够奢侈的。可是在我出生之前便换酒喝了，他对照相之类远没有对喝酒感兴趣。但可能看见母亲和我都情绪很高，他就灵机一动，跟母亲要了两块钱，除了照相和加洗用去一块二之外，他可以贪污八毛钱，足够买四两烧酒和一荤一素两个菜了。
父亲胳膊上的赤卫队袖标和胸前的毛主席像章，都是为了照相戴上的“道具”他平时是不戴的。但那支钢笔，真的是他天天别着的。父母写字都比我漂亮，喜欢记点笔记、抄点资料什么的。父亲厂里的木匠，写字都比我现在还要好。我给读者签名时，心里经常说：这臭字真拿不出手啊，对不起啦朋友！
父母照片上的衣服，就是平时的衣服。母亲的小花翻领，大概是那年的时髦打扮吧。哈尔滨人很讲究穿戴，我的父母算是很不讲究的普通工人，但他们从来没有穿过邋邋遢遢的破衣烂衫，他们60年代就比80年代的北大教授穿得挺括整齐。而我，上了北大，还有几件衣服是带补丁的。我一度不大理解我的父母，抗议说全家只有我一个人活在旧社会！父亲却骂道：“你一个熊孩子，讲什么吃穿？老子南征北战那时候，鞋都没得穿，我今天享受享受是应该的，你他妈的能跟我比吗？”就冲父亲这种居功自傲的思想，我就觉得红卫兵批斗批斗他是应该的。对事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的习惯，我从很小就养成了。
父母的头发是不是当天新理的，我想不起来了。他们都很讲个人卫生，特别是父亲，在部队医院里工作过一段，简直是个卫生专家。他把理发当成享受，经常埋怨理发师给他服务的时间太短了。他最看不惯长头发——大姑娘的长辫子除外。我大学时，受资产阶级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留了很长的头发。假期回家，父亲就骂：“大学生，跟流氓一样，跟长毛鞑子一样！文化大革命，教育出你们这些不忠不孝的兔崽子！”我又气又乐，这跟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关系呀？父亲挨过几次批斗，就把一切对人生的不满，都发泄到文革身上。我由此理解了很多文革中受过委屈的人，为什么一提文革，就火冒三丈地失去理性了。
至于我手中的花皮球，是母亲给我买了不久的玩具。我小时候的玩具，连买的带自己制造的，那是相当地多啊。要不是后来听说文革中很多高干高知受了迫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真觉得我们的童年是生活在天堂里。可惜天堂里也不太平，我的那些玩具，大多都被刘二他们给偷去了，最心疼的是一把彩色手枪，一搂扳机就嗒嗒嗒喷火，是那时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玩具了。
看看这张41年前的国庆照，自然朴素，又端庄大方。有对国家的感情，也有家庭内部的温馨。构图的每一个因素，都在诉说着那个时代普通市民的心声。一个国家刚刚建立短短的17年，一个普通的工人之家，就有这样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旧中国的工农大众那里，所看不到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身上的钱和脂肪都越来越多了，我们的玩具和服装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了。我们有了彩色照片，有了傻瓜相机，现在更有了想照多少就照多少的数码相机，照相馆大都改成婚纱摄影楼或者少女写真楼了。但是，我们再也照不出那样的国庆照了。正如荧屏上的很多八路军一个个油头粉面，荧屏上的红卫兵一个个张牙舞爪，要想恢复历史的真实，实在是太难了。
据记者从公安部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获悉，全国有40万人叫国庆，96万人叫建国，其中1960年至1969年出生的人名叫建国的最多，超过了29万。取名是一种自由自愿的行为，可见60年代，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以新中国自豪，自觉热爱祖国程度最高的时代。另外全国姓国的人有17万多，其中姓国名庆的有1894人。全国姓十的有1180人，其中9人姓十名一。这些都说明，尽管人民对这个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从心理上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孔老师今年还招收了一名姓国的研究生——是碰巧，可不是故意炒作啊。
那么，起码这些朋友家里都会保存着各种“国庆照”的。偶尔翻出来看两眼，即使发黄了，破损了，也自有一股清新健康的英气，可以滋养我们今天干涩枯萎的灵魂。因为那是父母一辈浩然的正气，是我们这个国家巍然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