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肆功臣还是启用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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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这个题目，就足以引起纷争，甚至遭至满天流言蛮语的攻击。但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做企业是为了什么？
企业，按词典标准定义是“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成企业里的人，虽然按权利义务或职能岗位的不同可以分为股东、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和一般员工，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人，他们按照企业的组织架构的分工体现着企业的种种表现，企业就有了人格化的特征，企业的表现就是企业里的人的意志表现。
既然企业是人为，那么做人是为了什么，就等同于做企业是为了什么。而做人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某种理想的践行，再次是为了规则和价值的延续。同理，我们就很明了做企业是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赢利，因为只有赢利企业才能生存；其次是为了给各种才华搭建一个试验的舞台；最后是为了商人血脉的延续和拼搏精神的升华。而企业生存是最基本的，是一切目的和原由的前提。所以才有这句话：“一个企业不赚钱等同于在犯罪”！
好，既然做企业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生存，就犹如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民得到实惠；那么谁阻碍了企业的生存，就犹如一个国家的判徒，是要遭万人唾骂千刀剐的对象，不论这人以前是功臣还是平民！
而现在很多企业都出现了一个致命又棘手的问题：企业发展之初有过重大贡献的功臣当到了企业发展关键时期，因思想保守迂腐而阻碍企业的发展，同时又自以为是功臣而倨功自傲、不可一世，不做事拿高薪增加企业成本不说，还破坏规则制约新人（发展改革力量），严重扰乱企业发展战略；一些有思想抱负和才华的人才进驻公司，刚开始是风风火火搞创新、殴心沥血促发展，可不到半年，都成了“变法失败的王安石”一切皆成泡影。
企业老板为此头痛不已。要求得商鞅式的人物来拯救“秦国”不难，难的是老板能否力排阻力成为“秦孝公”
我在很多大中小公司工作过，这个问题围拢着无数老板或经理人，他们都明白这些，但往往被利害关系所羁绊而无可奈何，为什么呢？
杀功臣会招来“飞鸟尽、良弓藏”的怨愤，可能危及企业的生命。而用新人去改革却有“一招走错，满盘皆输”的风险，这谁也承担不起。
这些担忧是正常的。我们回到主题上来，做企业是为了生存，凡是阻碍生存的力量我们就清除掉，凡是有利生存的力量我们就引用；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些担忧，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对于能与时俱进、时刻从企业大局出发、维护企业利益的功臣，老板应重用，例如唐太宗之于房玄龄。对于那些私欲膨胀、只顾享受的蛀虫式功臣，老板应立即清除，绝不能辜息，否则就如赵佶之于蔡京——祸国殃民也。而对于敢说敢做，一心为公司着想的人，则要好好维护对待，并给予重要的支持，因为这些人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要从长远角度去看），这是硬道理；以史为鉴，看看明朝张居正的改革而使明朝多活了几十年、看看晚清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筛选功臣、力促发展，中国历史上是有的。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征为尚书。
刘秀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怕功臣夺权还是另有所图？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打天下的人并非就能坐好天下”！所以刘秀为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制定出这样的经营政权的策略：首先把浑水放干，然后修好池塘引进清水，再施肥播种莲藕，最后放鱼苗。这样鱼苗才能茁壮成长，池塘的景色才优美如画。倘若继续让这些浑水留在池塘中，不但景色不好看，里面的鱼也长不大，到最后因发现不了池塘裂缝的隐患而疏忽维修，导致了池塘溃坝，岂不落得池涸鱼亡的下场！
两千年前的刘秀能看到，我希望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也能看到。对于“跛脚功臣”就不能碍于面子而任其放肆。用“杯酒释兵权”可以，用“光武列候”亦然，总之得让他们退出，不再妨碍企业的发展。譬如一个在公司任职七八年的经理，且做过贡献，但现在拿着月薪一万多却不做事，还处处压制下属，胡作非为，对上却阿谀敷衍、推责揽功；这种人应立马解聘，哪怕付出一二十万代价都值得，因为这样的人一个月就可能为企业造成数万元的损失。
而启用新人，这就好比引进新鲜血液，使身体的各个细胞活跃起来；或亦如把鱼浮灵撒在一堆气息奄奄的鱼群里，一会儿它们就活蹦乱跳了。在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启用新人的人便是秦孝公，他用商鞅成功变法，使原本积贫积弱、偏于一隅的秦国成为了战国时代的霸主，最后使秦国统一了中国。
也许企业老板们就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了——事实上人人并非商鞅，倘若失败，该如何是好？当然，做任何事都有风险，这就是考验一个企业老板的眼光和韬略的时候了。因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有一点是要知道的，那就是商鞅变法成功原因，企业老板们知道这点也就知道如何用人、如何调整自己的企业经营策略了。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强力支持和信任。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这里着重强调了“与时俱进、信任授权、立场坚定”等字眼。而中国历史上变法失败的无异不是违背了这些字眼，譬如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键原因是最高领导决心不够，没有鼎力支持。
所以启用新人来促进企业发展，确保企业生存，其结果是商鞅变法般出现奇迹还是和王安石变法般落得个魂飞魄散，一切是最高领导所决定的。人治的中国社会，任何变革要来点风吹草动，都必须得最高领导点点头才行。
最近苹果乔布斯走了，但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苹果公司这样的优秀企业、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乔布斯一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我也在想。是中国制度？是中国国情？还是中国人的思想？这些所造成的。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并闻明于世，而现在的中国却步步趋后于世界，为何？我彷徨迷茫，但我坚信曾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最富裕最有民族特性的时代。我始终唾弃“和谐”倡导所带来的放纵和安逸。
崛起民族的脊梁，托起华夏未来的希望，复兴伟大的中华，这些宏论太远。解决中国人生存的问题，改善中国人生活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亟须要做的。做为中国社会创造机会的先驱，中国企业家应该觉醒——企业不赢利就是在犯罪！摒弃“享乐功臣”、重用改革良才，让企业欣欣向荣地传承下去！
我想就这个题目，就足以引起纷争，甚至遭至满天流言蛮语的攻击。但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做企业是为了什么？
企业，按词典标准定义是“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以生产或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设立的一种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组织是由人组成的，组成企业里的人，虽然按权利义务或职能岗位的不同可以分为股东、董事会成员、管理层成员和一般员工，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人，他们按照企业的组织架构的分工体现着企业的种种表现，企业就有了人格化的特征，企业的表现就是企业里的人的意志表现。
既然企业是人为，那么做人是为了什么，就等同于做企业是为了什么。而做人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是为了某种理想的践行，再次是为了规则和价值的延续。同理，我们就很明了做企业是为了什么。首先是为了赢利，因为只有赢利企业才能生存；其次是为了给各种才华搭建一个试验的舞台；最后是为了商人血脉的延续和拼搏精神的升华。而企业生存是最基本的，是一切目的和原由的前提。所以才有这句话：“一个企业不赚钱等同于在犯罪”！
好，既然做企业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生存，就犹如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民得到实惠；那么谁阻碍了企业的生存，就犹如一个国家的判徒，是要遭万人唾骂千刀剐的对象，不论这人以前是功臣还是平民！
而现在很多企业都出现了一个致命又棘手的问题：企业发展之初有过重大贡献的功臣当到了企业发展关键时期，因思想保守迂腐而阻碍企业的发展，同时又自以为是功臣而倨功自傲、不可一世，不做事拿高薪增加企业成本不说，还破坏规则制约新人（发展改革力量），严重扰乱企业发展战略；一些有思想抱负和才华的人才进驻公司，刚开始是风风火火搞创新、殴心沥血促发展，可不到半年，都成了“变法失败的王安石”一切皆成泡影。
企业老板为此头痛不已。要求得商鞅式的人物来拯救“秦国”不难，难的是老板能否力排阻力成为“秦孝公”
我在很多大中小公司工作过，这个问题围拢着无数老板或经理人，他们都明白这些，但往往被利害关系所羁绊而无可奈何，为什么呢？
杀功臣会招来“飞鸟尽、良弓藏”的怨愤，可能危及企业的生命。而用新人去改革却有“一招走错，满盘皆输”的风险，这谁也承担不起。
这些担忧是正常的。我们回到主题上来，做企业是为了生存，凡是阻碍生存的力量我们就清除掉，凡是有利生存的力量我们就引用；用这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些担忧，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对于能与时俱进、时刻从企业大局出发、维护企业利益的功臣，老板应重用，例如唐太宗之于房玄龄。对于那些私欲膨胀、只顾享受的蛀虫式功臣，老板应立即清除，绝不能辜息，否则就如赵佶之于蔡京——祸国殃民也。而对于敢说敢做，一心为公司着想的人，则要好好维护对待，并给予重要的支持，因为这些人能为企业带来利益（要从长远角度去看），这是硬道理；以史为鉴，看看明朝张居正的改革而使明朝多活了几十年、看看晚清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而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筛选功臣、力促发展，中国历史上是有的。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典章制度，不懂得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多自恃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守法纪。为了表彰他们的功勋，并笼络他们的人心，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三百六十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外，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如邓禹、吴汉二人，都食四县，其余为县侯、乡侯、亭侯，小的只食数百户。总的说来，比西汉少得多，也是衣食租税而已。
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趋炎附势。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征为尚书。
刘秀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怕功臣夺权还是另有所图？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打天下的人并非就能坐好天下”！所以刘秀为东汉政权的长治久安，从大局出发、着眼长远，制定出这样的经营政权的策略：首先把浑水放干，然后修好池塘引进清水，再施肥播种莲藕，最后放鱼苗。这样鱼苗才能茁壮成长，池塘的景色才优美如画。倘若继续让这些浑水留在池塘中，不但景色不好看，里面的鱼也长不大，到最后因发现不了池塘裂缝的隐患而疏忽维修，导致了池塘溃坝，岂不落得池涸鱼亡的下场！
两千年前的刘秀能看到，我希望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们也能看到。对于“跛脚功臣”就不能碍于面子而任其放肆。用“杯酒释兵权”可以，用“光武列候”亦然，总之得让他们退出，不再妨碍企业的发展。譬如一个在公司任职七八年的经理，且做过贡献，但现在拿着月薪一万多却不做事，还处处压制下属，胡作非为，对上却阿谀敷衍、推责揽功；这种人应立马解聘，哪怕付出一二十万代价都值得，因为这样的人一个月就可能为企业造成数万元的损失。
而启用新人，这就好比引进新鲜血液，使身体的各个细胞活跃起来；或亦如把鱼浮灵撒在一堆气息奄奄的鱼群里，一会儿它们就活蹦乱跳了。在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启用新人的人便是秦孝公，他用商鞅成功变法，使原本积贫积弱、偏于一隅的秦国成为了战国时代的霸主，最后使秦国统一了中国。
也许企业老板们就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了——事实上人人并非商鞅，倘若失败，该如何是好？当然，做任何事都有风险，这就是考验一个企业老板的眼光和韬略的时候了。因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但有一点是要知道的，那就是商鞅变法成功原因，企业老板们知道这点也就知道如何用人、如何调整自己的企业经营策略了。
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变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为变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变法得到了统治者的强力支持和信任。
三、商鞅确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正确的变法指导思想，改革态度坚决，取信于民。
四、商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同旧势力坚决斗争。
这里着重强调了“与时俱进、信任授权、立场坚定”等字眼。而中国历史上变法失败的无异不是违背了这些字眼，譬如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关键原因是最高领导决心不够，没有鼎力支持。
所以启用新人来促进企业发展，确保企业生存，其结果是商鞅变法般出现奇迹还是和王安石变法般落得个魂飞魄散，一切是最高领导所决定的。人治的中国社会，任何变革要来点风吹草动，都必须得最高领导点点头才行。
最近苹果乔布斯走了，但也掀起了一场大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苹果公司这样的优秀企业、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乔布斯一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我也在想。是中国制度？是中国国情？还是中国人的思想？这些所造成的。古代中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并闻明于世，而现在的中国却步步趋后于世界，为何？我彷徨迷茫，但我坚信曾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最富裕最有民族特性的时代。我始终唾弃“和谐”倡导所带来的放纵和安逸。
崛起民族的脊梁，托起华夏未来的希望，复兴伟大的中华，这些宏论太远。解决中国人生存的问题，改善中国人生活的方式，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亟须要做的。做为中国社会创造机会的先驱，中国企业家应该觉醒——企业不赢利就是在犯罪！摒弃“享乐功臣”、重用改革良才，让企业欣欣向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