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九十章 光禄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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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经推举，黄宗羲成为理事长，下面还设有十二名理事。
既然机构已经成立，光禄大夫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相比较顾问权，光禄大夫们更为看重质询权。毕竟，按照皇帝陛下已经批红的相关律法，一旦光禄大夫提出质询，相对应的政府、司法、监察机关必须做出回应。
不过，科举出身的光禄大夫们还是觉得非常尴尬。他们最想质询的，当然是安卧荆州的林纯鸿，可是，一旦他们向荆州发出质询，岂不是变相地承认了荆州才是大明的中枢？
不得已之下，他们为了发挥自己的价值，向朝廷发出了一系列质询。
光禄院的成立虽然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背书，但包括皇帝陛下在内，几乎所有官员都未意识到需要对光禄院发出的质询需要回应，有的甚至对光禄院这帮家伙指手画脚颇为不满，满口抱怨之声。
因此，这些质询石沉大海，无人理会。
至于其他一些光禄大夫则没有任何顾忌，接连向荆州发出了数道质询。
比如，归安茅元仪质询荆州都督府，长江南北诸多重镇城墙皆已残破，为何都督府从未组织修缮城墙。
茅元仪可不是一般人，曾是辽东经略使杨镐之幕僚，后来为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时任副总兵，率领舟师守护觉华岛。觉华岛失陷后，获罪戍边，后来返回故里。这次被推举为光禄大夫。
都督府认真答复道：战争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火炮成了当前军队的标配。按照以前城墙的修筑方法，无法抵御火炮的轰击。若要抵御火炮，非得如襄阳一般修筑棱堡。
然而，修筑棱堡需要耗费巨资，鉴于当前长江南北并无实质威胁，不修也罢。
……
黄宗羲、黄道周等人觉得向荆州发出质询不妥，向茅元仪等人发出严正警告。如茅元仪、郑梦帆等辈则大不服气，辩解道，朝廷不尊法度，不能履行中央的职责，不向荆州质询向哪里质询？
双方吵成一团，各不相让。
黄宗羲、黄道周等人见这样不是办法，想来想去，提议就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议题进行投票。
茅元仪、郑梦帆虽然坚决发对投票，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捏着鼻子认可了这一提议。
投票结果没有任何意外，三百多票赞成，一百多票反对，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的议案得以通过。
林纯鸿知道投票结果后，对此一笑置之，并未放在心上。倒是黄宗羲觉得一人一票的办法非常公平，又能避免无休止的争吵，遂将投票制度固定化，但凡有争议的议题，都采用这个办法。
王大俊这次亦被推举为光禄大夫，有了这个身份，王大俊当然要充分利用。于是，王大俊向朝廷质询：天津的商人，本为大明之子民，因地方官横征暴敛，遂采用了激烈的手段。既然商人们已经答应按照规矩纳税，为何朝廷直欲剿之而后快？
同时，天下人都认为地方改制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为何朝廷执意不从，非要以增设门卡关税的方式盘剥子民？
王大俊的质询，同样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会。
……
朝廷一再藐视光禄院的质询，让最高级光禄院形同虚设，急坏了黄宗羲一帮人。
最高级光禄院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向荆州发质询，不许；向朝廷发质询，不理，最高级光禄院成立有何用？
正当黄宗羲一筹莫展时，光禄大夫黄道周、倪鸿宝、杨廷麟三人却离开了扬州，乘船往北，最终抵达京师。
这三人被称为“三翰林”，文章、风骨皆享誉天下。
只见三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径直来到长安右门外，拿起大大的鼓槌，敲响了登闻鼓！
登闻鼓已有数十年未响，隆隆的鼓声震动了整个京师，就连宫内朱由检的心脏，也随着鼓声扑通扑通乱跳。
按照规矩，登闻鼓响，所涉案子由都察院审理。
当都察院接过三人的诉状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三人状告大明皇帝及大明朝廷！
这还了得！
都察院将三人扣留，立即报至朱由检处。
朱由检看了诉状，一时大怒，正准备将三人下诏狱，却被曹化淳阻止。
曹化淳只说了一句话：皇上忘了嘉靖朝囚禁海瑞一事？
朱由检猛然醒悟，心道：差点被这帮沽名钓誉之徒算计了！朱由检强压住内心的火气，吩咐都察院放人，不用理会这帮狂徒。
朱由检自认为放了黄道周三人一码，三人却丝毫不领情，声称：都察院不审理完结此案，他们绝不离开都察院一步。
左都御史王道直对三人呲之以鼻，厉声喝问道：“汝等三人，既然状告大明皇帝和大明朝廷不尊法度，就应该知晓大义在何处，却又为何委身于民贼，至光禄院任职？”
黄道周冷笑回应道：“皇上批红成立光禄院，我等至光禄院任职，如何就是委身于民贼？”
王道直瞠目结舌，哼哧半晌，继续说道：“既然未委身于民贼，就不应该在朝廷处境艰难的时候来添乱！”
杨廷麟驳道：“天子、朝廷理应遵守法度，既然设立了光禄院，就应该按照法度办事，对质询进行解释、回应。我等为大明江山而来，如何成了添乱？”
……
王道直根本说不过“三翰林”，又无法将三人轰走，只好上报朱由检。
朱由检本就愤恨难平，接报后，直欲狠下心来，不顾后世之声誉，将三人直接下诏狱。
正在这时，陈奇瑜求见。
朱由检颇为倚重陈奇瑜，只得强压着怒火，将三翰林一事先放一边。
陈奇瑜进来后，委婉向朱由检点明：前段时间最高级光禄院通过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议案，此事足以说明，光禄院心向朝廷，朝廷可以信之，甚至可以倚之。
而且，光禄院左右不过是发出质询而已，朝廷及各级地方官府费点事回应一番，也碍不了什么事。
现在，“三翰林”不惧刑罚，敲响了登闻鼓，无非想树立律法的权威，想用律法套住林纯鸿这匹野马。
“三翰林”为朝廷的长远做打算，非但无藐视君上之罪，反而是大明的大忠臣！
陈奇瑜的眼光非常毒辣，一下子看出了黄道周等人的终极目的，说得朱由检心服口服。
朱由检虽然急躁，但并不笨，待陈奇瑜说完，他叹了口气，道：“恐怕律法也套不住笼头，最终还得靠拳头说话。”
陈奇瑜回道：“终究是一条路，姑且一试吧，没准关键时候就起了作用。”
……
第二日，朱由检令朝廷各部门认真答复光禄院的质询，并且规定，以后凡是光禄院的质询，都必须认真答复，若有推诿者，严惩不贷。
“三翰林”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欣然走出都察院，返回扬州。
至于各部门答复质询，倒没什么问题，大明官府，办实事的能力不强，推诿的本事倒是一流，三下两下就把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甚至推到了老天爷身上。
质询又没有要求官员必须怎么做，只要有答复，便可以交差，光禄大夫们再不满，又能如何？
别的质询好答复，唯有王大俊的质询最为特殊，无法归到任何部门，最终送到了周延儒手中。
堂堂大明首辅，阴差阳错之下，居然要答复反贼的质询，这算什么事？
这王大俊身为朝廷认可的光禄大夫，却位于反贼窝中，到底是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朝廷认定天津商人为反贼出了错误？
周延儒当然认为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于是，他并未答复王大俊的质询，而是发函至扬州，令光禄院取消王大俊的光禄大夫资格，并责成光禄院修改制度，保证不再出现此类笑话。
最高级光禄院理事会寸步不让，认为内阁无权对光禄院命令、责成，并且顽固坚持，光禄院相关律法得到了皇帝陛下的批红，若要修改，则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光禄大夫同意，然后报请皇帝陛下批红。
这已经涉及到立法权的问题，非周延儒所能解决，答复王大俊一事不了了之。
不过，此事引起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帮有识之士的深思。
自秦汉以来，立法权就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表面上归属于皇帝陛下，实际操作中却把持在行政机构手中。而且，关于国家基本层面的律法，一般由太祖、高祖、太宗之类的说了算，后世很难更改。
比如，现行的《明大诰》就由朱元璋亲自编撰，通行于世的《大明律》也由朱元璋主持编撰。
事易时移，大明的情况已经与朱元璋时代截然不同，很多律法不合时宜，却仍然被顽固地坚持着。
而且，黄宗羲还敏锐地发现，自从林纯鸿崛起之后，大明几乎一日三变，除了一些基本层面的律法，其余律法都面临着无法跟上时代的问题。
林纯鸿颁布了无数的律法，几乎都由监察府制定，并未得到皇帝陛下的背书，现在也大行于世。
这种状况，显然是应急之策，无法保证华夏大地的长治久安。
黄宗羲等一帮人开始思索，立法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手中，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保证律法不会落后于时代？（未完待续）
最高级光禄院在扬州成立，经推举，黄宗羲成为理事长，下面还设有十二名理事。
既然机构已经成立，光禄大夫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相比较顾问权，光禄大夫们更为看重质询权。毕竟，按照皇帝陛下已经批红的相关律法，一旦光禄大夫提出质询，相对应的政府、司法、监察机关必须做出回应。
不过，科举出身的光禄大夫们还是觉得非常尴尬。他们最想质询的，当然是安卧荆州的林纯鸿，可是，一旦他们向荆州发出质询，岂不是变相地承认了荆州才是大明的中枢？
不得已之下，他们为了发挥自己的价值，向朝廷发出了一系列质询。
光禄院的成立虽然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背书，但包括皇帝陛下在内，几乎所有官员都未意识到需要对光禄院发出的质询需要回应，有的甚至对光禄院这帮家伙指手画脚颇为不满，满口抱怨之声。
因此，这些质询石沉大海，无人理会。
至于其他一些光禄大夫则没有任何顾忌，接连向荆州发出了数道质询。
比如，归安茅元仪质询荆州都督府，长江南北诸多重镇城墙皆已残破，为何都督府从未组织修缮城墙。
茅元仪可不是一般人，曾是辽东经略使杨镐之幕僚，后来为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时任副总兵，率领舟师守护觉华岛。觉华岛失陷后，获罪戍边，后来返回故里。这次被推举为光禄大夫。
都督府认真答复道：战争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火炮成了当前军队的标配。按照以前城墙的修筑方法，无法抵御火炮的轰击。若要抵御火炮，非得如襄阳一般修筑棱堡。
然而，修筑棱堡需要耗费巨资，鉴于当前长江南北并无实质威胁，不修也罢。
……
黄宗羲、黄道周等人觉得向荆州发出质询不妥，向茅元仪等人发出严正警告。如茅元仪、郑梦帆等辈则大不服气，辩解道，朝廷不尊法度，不能履行中央的职责，不向荆州质询向哪里质询？
双方吵成一团，各不相让。
黄宗羲、黄道周等人见这样不是办法，想来想去，提议就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议题进行投票。
茅元仪、郑梦帆虽然坚决发对投票，但也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捏着鼻子认可了这一提议。
投票结果没有任何意外，三百多票赞成，一百多票反对，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的议案得以通过。
林纯鸿知道投票结果后，对此一笑置之，并未放在心上。倒是黄宗羲觉得一人一票的办法非常公平，又能避免无休止的争吵，遂将投票制度固定化，但凡有争议的议题，都采用这个办法。
王大俊这次亦被推举为光禄大夫，有了这个身份，王大俊当然要充分利用。于是，王大俊向朝廷质询：天津的商人，本为大明之子民，因地方官横征暴敛，遂采用了激烈的手段。既然商人们已经答应按照规矩纳税，为何朝廷直欲剿之而后快？
同时，天下人都认为地方改制能增加朝廷的收入，为何朝廷执意不从，非要以增设门卡关税的方式盘剥子民？
王大俊的质询，同样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会。
……
朝廷一再藐视光禄院的质询，让最高级光禄院形同虚设，急坏了黄宗羲一帮人。
最高级光禄院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向荆州发质询，不许；向朝廷发质询，不理，最高级光禄院成立有何用？
正当黄宗羲一筹莫展时，光禄大夫黄道周、倪鸿宝、杨廷麟三人却离开了扬州，乘船往北，最终抵达京师。
这三人被称为“三翰林”，文章、风骨皆享誉天下。
只见三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径直来到长安右门外，拿起大大的鼓槌，敲响了登闻鼓！
登闻鼓已有数十年未响，隆隆的鼓声震动了整个京师，就连宫内朱由检的心脏，也随着鼓声扑通扑通乱跳。
按照规矩，登闻鼓响，所涉案子由都察院审理。
当都察院接过三人的诉状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三人状告大明皇帝及大明朝廷！
这还了得！
都察院将三人扣留，立即报至朱由检处。
朱由检看了诉状，一时大怒，正准备将三人下诏狱，却被曹化淳阻止。
曹化淳只说了一句话：皇上忘了嘉靖朝囚禁海瑞一事？
朱由检猛然醒悟，心道：差点被这帮沽名钓誉之徒算计了！朱由检强压住内心的火气，吩咐都察院放人，不用理会这帮狂徒。
朱由检自认为放了黄道周三人一码，三人却丝毫不领情，声称：都察院不审理完结此案，他们绝不离开都察院一步。
左都御史王道直对三人呲之以鼻，厉声喝问道：“汝等三人，既然状告大明皇帝和大明朝廷不尊法度，就应该知晓大义在何处，却又为何委身于民贼，至光禄院任职？”
黄道周冷笑回应道：“皇上批红成立光禄院，我等至光禄院任职，如何就是委身于民贼？”
王道直瞠目结舌，哼哧半晌，继续说道：“既然未委身于民贼，就不应该在朝廷处境艰难的时候来添乱！”
杨廷麟驳道：“天子、朝廷理应遵守法度，既然设立了光禄院，就应该按照法度办事，对质询进行解释、回应。我等为大明江山而来，如何成了添乱？”
……
王道直根本说不过“三翰林”，又无法将三人轰走，只好上报朱由检。
朱由检本就愤恨难平，接报后，直欲狠下心来，不顾后世之声誉，将三人直接下诏狱。
正在这时，陈奇瑜求见。
朱由检颇为倚重陈奇瑜，只得强压着怒火，将三翰林一事先放一边。
陈奇瑜进来后，委婉向朱由检点明：前段时间最高级光禄院通过禁止向荆州发出质询议案，此事足以说明，光禄院心向朝廷，朝廷可以信之，甚至可以倚之。
而且，光禄院左右不过是发出质询而已，朝廷及各级地方官府费点事回应一番，也碍不了什么事。
现在，“三翰林”不惧刑罚，敲响了登闻鼓，无非想树立律法的权威，想用律法套住林纯鸿这匹野马。
“三翰林”为朝廷的长远做打算，非但无藐视君上之罪，反而是大明的大忠臣！
陈奇瑜的眼光非常毒辣，一下子看出了黄道周等人的终极目的，说得朱由检心服口服。
朱由检虽然急躁，但并不笨，待陈奇瑜说完，他叹了口气，道：“恐怕律法也套不住笼头，最终还得靠拳头说话。”
陈奇瑜回道：“终究是一条路，姑且一试吧，没准关键时候就起了作用。”
……
第二日，朱由检令朝廷各部门认真答复光禄院的质询，并且规定，以后凡是光禄院的质询，都必须认真答复，若有推诿者，严惩不贷。
“三翰林”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欣然走出都察院，返回扬州。
至于各部门答复质询，倒没什么问题，大明官府，办实事的能力不强，推诿的本事倒是一流，三下两下就把责任推到了别人身上，甚至推到了老天爷身上。
质询又没有要求官员必须怎么做，只要有答复，便可以交差，光禄大夫们再不满，又能如何？
别的质询好答复，唯有王大俊的质询最为特殊，无法归到任何部门，最终送到了周延儒手中。
堂堂大明首辅，阴差阳错之下，居然要答复反贼的质询，这算什么事？
这王大俊身为朝廷认可的光禄大夫，却位于反贼窝中，到底是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还是朝廷认定天津商人为反贼出了错误？
周延儒当然认为光禄院的制度出了问题。于是，他并未答复王大俊的质询，而是发函至扬州，令光禄院取消王大俊的光禄大夫资格，并责成光禄院修改制度，保证不再出现此类笑话。
最高级光禄院理事会寸步不让，认为内阁无权对光禄院命令、责成，并且顽固坚持，光禄院相关律法得到了皇帝陛下的批红，若要修改，则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光禄大夫同意，然后报请皇帝陛下批红。
这已经涉及到立法权的问题，非周延儒所能解决，答复王大俊一事不了了之。
不过，此事引起了黄宗羲、顾炎武等一帮有识之士的深思。
自秦汉以来，立法权就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表面上归属于皇帝陛下，实际操作中却把持在行政机构手中。而且，关于国家基本层面的律法，一般由太祖、高祖、太宗之类的说了算，后世很难更改。
比如，现行的《明大诰》就由朱元璋亲自编撰，通行于世的《大明律》也由朱元璋主持编撰。
事易时移，大明的情况已经与朱元璋时代截然不同，很多律法不合时宜，却仍然被顽固地坚持着。
而且，黄宗羲还敏锐地发现，自从林纯鸿崛起之后，大明几乎一日三变，除了一些基本层面的律法，其余律法都面临着无法跟上时代的问题。
林纯鸿颁布了无数的律法，几乎都由监察府制定，并未得到皇帝陛下的背书，现在也大行于世。
这种状况，显然是应急之策，无法保证华夏大地的长治久安。
黄宗羲等一帮人开始思索，立法权到底应该掌握在谁手中，应该以何种方式来保证律法不会落后于时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