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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控辩初次交手，请停止诱导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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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口供不能随便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有很多人不懂这些，随口一说，结果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口供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推翻。
尤其是办案人员，最为敏感的事情就是翻供。如何取得口供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如何使用口供则是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事情。现代刑事程序中，讲的是不轻信口供，但是如果你承办一个刑事案件，打开刑事卷宗以后，你会发现扑面而来的主要还是口供。
对于口供的偏爱，并不是某一个司法工作人员的特别习惯。事实上，全世界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口供都是特别倚重的。既然已经把口供当做办案的基础了。那么，口供的变化，也将影响到案件的办理。郑方现在的翻供行为，就是在已经形成卷宗的案件证据体系的破坏。这是办案人员所最为忌讳的。
以前交代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交代的，笔录上的签名是不是你本人书写的，这三个问题成为维系口供效力的主要基础。
“公诉人现在可以讯问被告人。”董倩说道。
“被告人，你在侦查阶段供述中是不是承认了杀害苏玲？”马东生问道。
“是，不过……”
“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侦查机关所取的笔录中关于杀人后分尸的内容是不是你供述的？”
“是，我当时也不想说。不过，号里的人告诉我，要是不配合公安，我就回不了家。我才这么说的。”
“你刚才是承认相关供述是你作出的，对吧。”
“对。”
“笔录的最后一页有你写的一行字，请你向大家宣读一下。”说着，马东生递过一份笔录，让法警交到郑方的手里。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一致。”郑方说道。
“我没有问题了。”马东生说道。
整个讯问过程，马东生并不纠缠于案件的具体情节。他不需要在法庭上让郑方亲口承认相关案件事实。在这个场合，郑方死咬着不承认，马东生也是没有办法的，反而可能造成整个局面的被动。
马东生对于这个场面，自然有应对之法。他不会犯年轻检察官常犯的错误。在庭审过程中过于急躁。要知道，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是程序的操控者，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对检察官有所畏惧。
在审判阶段就不一样了。程序的操控者是法官，检察官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与律师一样进行交叉盘问。这也让被告人对检察的畏惧感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当事人在审判阶段已经明确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自己的操控力下降，而被告人的反抗意志在上升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既然被告人已经直接否认之前的口供，马东生就开始绕开事实，只谈笔录的签名以及内容来源。通过讯问，既实现了巩固口供证明力的作用，又回避了与被告人的直接对抗。让郑方本来要说的话，没有机会说。这是庭审中最为智慧的表现，也是最简单有效的表现。
郑方翻供了，这种突发事件，在庭审的过程中被平息了。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今天的庭审出现了，未来别的庭审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一直出现在司法程序中。应对这种口供的反复，已经成为检察官的基本功。马东生在庭审中轻松平息了郑方翻供可能带来的影响，显示出了他出色的功底。这一刻法庭属于马东生，整个节奏进入了他的节奏。
“辩护人有问题问被告人吗？”
“有。”
“好，辩护人向被告人询问问题。”董倩早就预料到田诗不会坐视庭审节奏被马东生掌握，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果然不出所料，田诗开始询问被告人。
检察官询问被告人叫明知故问，因为检察官想要被告人说的内容，都是卷宗中已经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已经查明，并形成记录的东西。所谓的讯问，不过是再次重复卷宗而已。对于讯问的回答内容，检察官知道，被告人知道，庭上的其他人也都知道。
律师询问被告人叫枊岸花明，如果只是提一些卷宗内容已经包括的问题，对于律师、被告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检察官对于卷宗的内容是不会反对的。送到审判机关手里的卷宗，也是通过检察机关形成的。不论是哪一情节，哪怕是罪轻的情节，只要是卷宗中有，检察官就会认。
所以，律师的询问往往会跳出卷宗，引导出一些卷外的问题，让案件脱离卷宗范围，进入一个未知领域。在这个领域，律师已经准备好了无数的陷阱，等待检察官的跟进。
法庭庭审就是这样，在一套古老的游戏规则之下，双方进行各种智力上的比拼。这种比拼是建立在事实与法律的基础上的。同时事实与法律也不是庭审的全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成败取决于技巧。这也是庭审突出辩论对抗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郑发，起诉书指控你杀死苏玲的事实对不对？”
“不对，我没有杀害苏玲。我结婚后再没有与苏玲有过任何来往。”
“郑发，刚刚检察官问你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上的签字是否是真实的，你回答是，对不对。”
“对。”
“侦查机关的笔录中，最初的三份笔录你不承认杀害苏玲，是从第四份笔录开始承认杀害苏玲，我想问的是你是否在所有的笔录上都签字了。”
“是的，所有的笔录都签字了。”
“所有的笔录上都写上了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陈述的一致。”
“是的，所有的笔录我都写了。这是办案人员要求的。”
“如果我说笔录不论是如何内容，你都要签字，以及写以上看过与我的陈述一致，对不对。”
“对。”
田诗与郑方的一问一答，让整个法庭轰地一声乱了起来。大家都听明白了。郑方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中有无罪的供述笔录，也有有罪的供述笔录，都是本人签字，都写上了以上看过与我的陈述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签字与后面加上的这段话的作用就被抵消了不少。因为笔录矛盾的情况下，使用哪一种笔录，签字不再是重要的依据了。
“反对，反对辩护人对被告人提出诱导性问题。”马东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没有诱导被告人回答，只是让他说出所知情况。”田诗说道。
“辩护人可以提出问题，但不能使用如果我说这样的诱导性语言。”马东生说道。
“反对有效。请辩护人注意，你可以向被告人提出问题，但不能在提问时将预设的答案一并提出，你听清楚了吗。”董倩说道。
“听清楚了。”
“好，辩护人请继续询问。”
刑事案件中，口供不能随便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知识。有很多人不懂这些，随口一说，结果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口供一旦形成，就很难再推翻。
尤其是办案人员，最为敏感的事情就是翻供。如何取得口供是侦查机关的事情，如何使用口供则是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事情。现代刑事程序中，讲的是不轻信口供，但是如果你承办一个刑事案件，打开刑事卷宗以后，你会发现扑面而来的主要还是口供。
对于口供的偏爱，并不是某一个司法工作人员的特别习惯。事实上，全世界的司法工作人员对于口供都是特别倚重的。既然已经把口供当做办案的基础了。那么，口供的变化，也将影响到案件的办理。郑方现在的翻供行为，就是在已经形成卷宗的案件证据体系的破坏。这是办案人员所最为忌讳的。
以前交代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交代的，笔录上的签名是不是你本人书写的，这三个问题成为维系口供效力的主要基础。
“公诉人现在可以讯问被告人。”董倩说道。
“被告人，你在侦查阶段供述中是不是承认了杀害苏玲？”马东生问道。
“是，不过……”
“你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侦查机关所取的笔录中关于杀人后分尸的内容是不是你供述的？”
“是，我当时也不想说。不过，号里的人告诉我，要是不配合公安，我就回不了家。我才这么说的。”
“你刚才是承认相关供述是你作出的，对吧。”
“对。”
“笔录的最后一页有你写的一行字，请你向大家宣读一下。”说着，马东生递过一份笔录，让法警交到郑方的手里。
“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一致。”郑方说道。
“我没有问题了。”马东生说道。
整个讯问过程，马东生并不纠缠于案件的具体情节。他不需要在法庭上让郑方亲口承认相关案件事实。在这个场合，郑方死咬着不承认，马东生也是没有办法的，反而可能造成整个局面的被动。
马东生对于这个场面，自然有应对之法。他不会犯年轻检察官常犯的错误。在庭审过程中过于急躁。要知道，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是程序的操控者，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对检察官有所畏惧。
在审判阶段就不一样了。程序的操控者是法官，检察官在法律层面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与律师一样进行交叉盘问。这也让被告人对检察的畏惧感有所下降，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当事人在审判阶段已经明确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自己的操控力下降，而被告人的反抗意志在上升的时候，就需要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既然被告人已经直接否认之前的口供，马东生就开始绕开事实，只谈笔录的签名以及内容来源。通过讯问，既实现了巩固口供证明力的作用，又回避了与被告人的直接对抗。让郑方本来要说的话，没有机会说。这是庭审中最为智慧的表现，也是最简单有效的表现。
郑方翻供了，这种突发事件，在庭审的过程中被平息了。被告人当庭翻供的事情，今天的庭审出现了，未来别的庭审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会一直出现在司法程序中。应对这种口供的反复，已经成为检察官的基本功。马东生在庭审中轻松平息了郑方翻供可能带来的影响，显示出了他出色的功底。这一刻法庭属于马东生，整个节奏进入了他的节奏。
“辩护人有问题问被告人吗？”
“有。”
“好，辩护人向被告人询问问题。”董倩早就预料到田诗不会坐视庭审节奏被马东生掌握，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果然不出所料，田诗开始询问被告人。
检察官询问被告人叫明知故问，因为检察官想要被告人说的内容，都是卷宗中已经存在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已经查明，并形成记录的东西。所谓的讯问，不过是再次重复卷宗而已。对于讯问的回答内容，检察官知道，被告人知道，庭上的其他人也都知道。
律师询问被告人叫枊岸花明，如果只是提一些卷宗内容已经包括的问题，对于律师、被告人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检察官对于卷宗的内容是不会反对的。送到审判机关手里的卷宗，也是通过检察机关形成的。不论是哪一情节，哪怕是罪轻的情节，只要是卷宗中有，检察官就会认。
所以，律师的询问往往会跳出卷宗，引导出一些卷外的问题，让案件脱离卷宗范围，进入一个未知领域。在这个领域，律师已经准备好了无数的陷阱，等待检察官的跟进。
法庭庭审就是这样，在一套古老的游戏规则之下，双方进行各种智力上的比拼。这种比拼是建立在事实与法律的基础上的。同时事实与法律也不是庭审的全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成败取决于技巧。这也是庭审突出辩论对抗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郑发，起诉书指控你杀死苏玲的事实对不对？”
“不对，我没有杀害苏玲。我结婚后再没有与苏玲有过任何来往。”
“郑发，刚刚检察官问你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上的签字是否是真实的，你回答是，对不对。”
“对。”
“侦查机关的笔录中，最初的三份笔录你不承认杀害苏玲，是从第四份笔录开始承认杀害苏玲，我想问的是你是否在所有的笔录上都签字了。”
“是的，所有的笔录都签字了。”
“所有的笔录上都写上了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陈述的一致。”
“是的，所有的笔录我都写了。这是办案人员要求的。”
“如果我说笔录不论是如何内容，你都要签字，以及写以上看过与我的陈述一致，对不对。”
“对。”
田诗与郑方的一问一答，让整个法庭轰地一声乱了起来。大家都听明白了。郑方在侦查机关的笔录中有无罪的供述笔录，也有有罪的供述笔录，都是本人签字，都写上了以上看过与我的陈述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签字与后面加上的这段话的作用就被抵消了不少。因为笔录矛盾的情况下，使用哪一种笔录，签字不再是重要的依据了。
“反对，反对辩护人对被告人提出诱导性问题。”马东生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没有诱导被告人回答，只是让他说出所知情况。”田诗说道。
“辩护人可以提出问题，但不能使用如果我说这样的诱导性语言。”马东生说道。
“反对有效。请辩护人注意，你可以向被告人提出问题，但不能在提问时将预设的答案一并提出，你听清楚了吗。”董倩说道。
“听清楚了。”
“好，辩护人请继续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