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屠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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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成坤广播的第二天，全国爆发了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教师甚至军人警察都走上了街头，手带黑纱，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在大街上，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立刻对日本宣战，一学耻辱，为死难同胞复仇。这次军警受到了上面指示，只要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就不要去干涉他们，这也大涨了游行者的士气。
蒋介石多年的宦海沉浮和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既然李成坤把事件大张旗鼓的抖了出来，就没有后路可言，若此时退让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更会让自己的名誉扫地。既然不可退让，那么就不如利用这顾潮流更多为自己服务争取民心，这一套也并只有**人才会，在他的刻意的指示下，不少的政府官员也走上街头为死难者默哀。
在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和蒋介石眼中，中国死上几万或者十几万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的事情，每次打仗死的人数都要比这多得多，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眼睛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这点在军队中表现尤为突出，军官们大多都有吃空缺的习惯，不管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更为突出的苛扣军饷，倒卖军用物资。
军官们把士兵当做炮灰，并不注重他们是干什么的，看见了壮丁就抓进了部队。在他们眼中只要保证一定的数量的炮灰就可以，士兵大多是强迫抓来，还有部分是没活路只好当兵吃粮，他们心里也只是来混日子的。军队的成分相当的复杂，不说国家，就连部队中小到连队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无法有个稍微比较正规点的花名册，战死了除了几个好友和同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中**队中医疗力量极为薄弱，大部分的伤员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极端缺乏的是医护人员和医药品。很多受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却因为医护人员的不足，延误了救助时间，或者因为药品不足，只能采取截肢等极端的手段来保住患者的性命。这些并不是那些官员不清楚这样的后果，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专业医护人员过少无能为力，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蒋介石和那些军官们却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只要稍一“动员”便可拥有百万之兵，为伤兵花费高昂的医疗代价去挽救他们并不值得。
一方面部队需要的是有经验的老兵，一方面无能力也没有足够尽力去挽救那些受伤的士兵，导致了军队在战斗后只能抓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上战场，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他们只能当作炮灰，也是导致中**队高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士兵也因为对受伤的恐惧变得胆小怯战，直接导致了一个形成军队战斗力差的恶性循环。
李成坤的部队却借鉴欧洲军队的经验，为每个士兵配发了金属的士兵牌。上面有简单的姓名，年龄，部队内部番号甚至血型等信息，不仅方便在阵亡后确定死难者身份，也可以在急救中提供一些方便。只要金属牌不被大口径火炮直接命中，战后基本上都可以掌握每个士兵的情况。在各地户籍管理单位和征兵单位，都有士兵详细的家庭关系，参加时间和所在部队番号，以提供内部查询。
当初为了应付间谍和破坏分子建立起来完善而周密的户籍管理制度，极为精确的统计了人口和其它资源，甚至在相关的部门，每个房屋街道都存有详细的建造图纸，那些潜入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下无处藏身。严密的户籍制度也是在动乱时期控制地方的最有力的武器，在新疆实行的统计人口等户籍制度让无数的武装分子，马贼，土匪武装因为无补给，无落脚点最后都一一被剿灭。
然而对其他地方来说，那些官员们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除了当初为了防备**而建立的保甲制度，户籍管理简直乱成一团。多年的战争和争权夺利让那些官老爷们对老百姓的死活早已不放在心上，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不是有什么人可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丝毫不理解老百姓经历二十多年动乱渴望和平的想法，一意孤行一再为自己利益发起战争，错过了一战后大好的发展时机。
对于这次示威活动，蒋介石早有准备，他也并不打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底是否顺应这次事件的发生全面的对日宣战？蒋介石请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一职。在武汉的时候，蒋百里就曾经在《大公报》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剖析了日本的诸多弊端，指出日本侵华必败的种种要害，轰动一时。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后写到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同时也把他一生的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编成《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早期的对日准备工作都可以看到蒋百里的身影，各地的国防工事无一不透出他的心血，早期的对日战斗大的前提都是按照他制定的计划来实行的，蒋介石对其也倚之甚重。
早在三五年他就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身份考察欧洲，归来后，向蒋介石提出加强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的长篇书面建议，促其抗日。三七年初，蒋百里奉命秘密视察南北防务，风尘仆仆，奔波万里，足迹遍及十多个省。尔后登庐山，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从前方的防御体系到后方的兴建的国防工厂和基地无不倾透他的心血。
他的作战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蒋介石，他悲哀的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战斗与生活是一致的。大半个身子还留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只能用防守来抵消敌人的进攻。他给蒋介石写道：“我们对于敌人制胜的唯一办法就是事事与之相反。就是他利于速战，我却用持久之方针来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线，我们却放在第二线，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著；使他一时有力没用处。”
要说做为一个军事家他的眼光无疑是雪亮的，对日本的研究也深刻的，可是他无力改变的是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甚至连军队也无力改编提升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想出最符合“国情”的抗战之路。蒋介石也认同了他想出的，在目前条件下最好的对抗日寇的办法，可是现在北方战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全国其他地方也必要做出调整。
原本蒋介石并不想和日本宣战，虽然被迫接受了和日军交战的情况，但是他明白一旦宣战必将使得日军大规模的国防动员，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在他眼中，宁可日军犯战略性错误，对华北，华南是逐次增兵，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压力小，更可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时间拖得越久他就感到越有利。在他内心的并不愿意因为宣战把日本的眼光完全吸引过来，更愿意看见李成坤和日本两败俱伤。
战争开始后，蒋百里变得更忙碌起来，最近一直抱病在身，长时间操劳使得脸色有些苍白无力。如果不看他的眼中闪出的光芒，很难想象这个病泱泱的老头居然制定了全国防御计划，制定了全国抗日总纲领。他主持修建的吴福线在南京江苏一线顶住了日军南下的步伐，政府内迁后他几年前修建的军工厂和基地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高瞻远瞩也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们当初制定计划之时，是做最坏之打算，也低估了李成坤军事实力，他一系列的作战不仅是让国人震惊，同样也让世界叹服！当初我军仓促从东北撤退，三十余万军队不敌日军五，六万之敌，虽有数次大捷，却丢弃了长城以北所有地区，让人在惊叹日军强大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战斗力的低下。我们大多部队并不比参加了长城会战的军队强多少，我们制定计划也是依据这来的。
然而李成坤在日本人强大的压力下不仅没有跨掉，而且发展壮大起来，上次把苏联打得落花流水，让苏联人又是谈判又是赔钱的，丢尽了斯大林的面子。对日本现在也一直保持了进攻的态势，照我掌握的情报看来，他们这次是把几年全力准备的家当全部拿了出来，平均每十个人都要供给一个军人，这种压力对他们有多重是可想而知的。按照他们现在的想法应该就是再最短的时间内击败日本，至少也是将日本赶出东北去，赢得必要的修整的时间，否则他们经济再也支撑不起战争的需要。
我认为，这是一次机会，我们必须团结起来首先要把日本人赶出去，否则会尽失民心军心，对政府是很不利的。对日宣战必然导致日本再次升级战争，但日本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动员，即使再增加军队，也不会有多少来进攻华南。毕竟他们首要目标是保住华北和东北，应付李成坤的进攻或者击败李成坤，无论我们是否宣战他们都不会有太多的军力来对付我们。但是他们的海空优势对我们很明显，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所准备才行！”
“我原来也认为日本人要打败中国不可能，中国人要单独将日本军队打出中国去，至少在短期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一再提出，中国问题的解决，有待于世界问题的解决；中国问题的解决，必将得到世界民主国家的和援助。我国我军今后的任务就是坚决抗战，决不和谈，决不妥协，力争取得最后胜利。但目前形势对我有利，我们应该立刻对日宣战！宣战手续问题甚是简单，为了保持最后希望，我们在民众面前已经隐忍很久了。这次也的确是我们的机会，我将亲自给那些民众答复的！”
在和蒋百里谈话后，他立刻对全国发表了讲话：“……日寇侵我东北，进犯淞沪，我国政府尚不放弃大规模冲突之可能，希望日本退出中国之土地，日寇却以屠刀示我，对我民众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状……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直到此时起，中国才正式对日本宣战，此时距日寇入侵我东北已经过去九年了，即使如此还是值得全国庆幸的，但是正是同胞的鲜血让政府下定了和日本血战都底的决心，这又无论如何让人高兴不起来。今天“号外”上铺天盖地的对屠杀的报道让国人对听到对日宣战的消息的热情消退了不少。那些从前线发来的报道简直催人泪下，日寇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看过，他们对待在他们统治下的温顺的“满洲国民”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了，与其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不如轰轰烈烈的战死沙场上！
…………………………………………………………
这也是一种悲哀，中国从古到今不管号称多么仁义的当权者，都充满了对生命的淡漠，连中国古文化中也充满了这种味道，其血腥程度令热人不寒而栗。近代文化大革命中，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先把名声搞臭了再让你死，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一个冤枉里有多少的委屈？多少没有死在敌人的大炮刺刀下的将军就这样毫无尊严在别人甚至是自己亲人的辱骂中冤死，每当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明朝的袁崇焕，也许对他们而言军人可能最好的下场就是战死在战场上！
昨天精神比较好，休息。本来可以多写点的，无奈写了半章停电，WORD光盘坏了用记事本写的，丢失，无奈下雨出去转了圈，晚上继续。
就在李成坤广播的第二天，全国爆发了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教师甚至军人警察都走上了街头，手带黑纱，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抗日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在大街上，群情激愤。要求政府立刻对日本宣战，一学耻辱，为死难同胞复仇。这次军警受到了上面指示，只要没有发生暴乱的可能就不要去干涉他们，这也大涨了游行者的士气。
蒋介石多年的宦海沉浮和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既然李成坤把事件大张旗鼓的抖了出来，就没有后路可言，若此时退让不仅得不到任何的好处，更会让自己的名誉扫地。既然不可退让，那么就不如利用这顾潮流更多为自己服务争取民心，这一套也并只有**人才会，在他的刻意的指示下，不少的政府官员也走上街头为死难者默哀。
在中国大多数的地方官员和蒋介石眼中，中国死上几万或者十几万人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叹的事情，每次打仗死的人数都要比这多得多，那么多的人在他们的眼睛中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已。这点在军队中表现尤为突出，军官们大多都有吃空缺的习惯，不管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这种现象都十分普遍，更为突出的苛扣军饷，倒卖军用物资。
军官们把士兵当做炮灰，并不注重他们是干什么的，看见了壮丁就抓进了部队。在他们眼中只要保证一定的数量的炮灰就可以，士兵大多是强迫抓来，还有部分是没活路只好当兵吃粮，他们心里也只是来混日子的。军队的成分相当的复杂，不说国家，就连部队中小到连队级别的作战单位都无法有个稍微比较正规点的花名册，战死了除了几个好友和同乡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中**队中医疗力量极为薄弱，大部分的伤员都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极端缺乏的是医护人员和医药品。很多受伤并不严重的伤员，却因为医护人员的不足，延误了救助时间，或者因为药品不足，只能采取截肢等极端的手段来保住患者的性命。这些并不是那些官员不清楚这样的后果，一方面确实是因为中国专业医护人员过少无能为力，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蒋介石和那些军官们却认为中国人口众多，只要稍一“动员”便可拥有百万之兵，为伤兵花费高昂的医疗代价去挽救他们并不值得。
一方面部队需要的是有经验的老兵，一方面无能力也没有足够尽力去挽救那些受伤的士兵，导致了军队在战斗后只能抓那些毫无战斗经验的士兵上战场，在敌人的凶猛火力下，他们只能当作炮灰，也是导致中**队高伤亡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的原因。而士兵也因为对受伤的恐惧变得胆小怯战，直接导致了一个形成军队战斗力差的恶性循环。
李成坤的部队却借鉴欧洲军队的经验，为每个士兵配发了金属的士兵牌。上面有简单的姓名，年龄，部队内部番号甚至血型等信息，不仅方便在阵亡后确定死难者身份，也可以在急救中提供一些方便。只要金属牌不被大口径火炮直接命中，战后基本上都可以掌握每个士兵的情况。在各地户籍管理单位和征兵单位，都有士兵详细的家庭关系，参加时间和所在部队番号，以提供内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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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示威活动，蒋介石早有准备，他也并不打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到底是否顺应这次事件的发生全面的对日宣战？蒋介石请来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时蒋介石兼任校长一职。在武汉的时候，蒋百里就曾经在《大公报》发表了《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文，剖析了日本的诸多弊端，指出日本侵华必败的种种要害，轰动一时。
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最后写到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讲和。”同时也把他一生的军事著述和讲稿精选编成《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千言万语，只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早期的对日准备工作都可以看到蒋百里的身影，各地的国防工事无一不透出他的心血，早期的对日战斗大的前提都是按照他制定的计划来实行的，蒋介石对其也倚之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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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蒋百里谈话后，他立刻对全国发表了讲话：“……日寇侵我东北，进犯淞沪，我国政府尚不放弃大规模冲突之可能，希望日本退出中国之土地，日寇却以屠刀示我，对我民众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状……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直到此时起，中国才正式对日本宣战，此时距日寇入侵我东北已经过去九年了，即使如此还是值得全国庆幸的，但是正是同胞的鲜血让政府下定了和日本血战都底的决心，这又无论如何让人高兴不起来。今天“号外”上铺天盖地的对屠杀的报道让国人对听到对日宣战的消息的热情消退了不少。那些从前线发来的报道简直催人泪下，日寇从来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看过，他们对待在他们统治下的温顺的“满洲国民”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了，与其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不如轰轰烈烈的战死沙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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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种悲哀，中国从古到今不管号称多么仁义的当权者，都充满了对生命的淡漠，连中国古文化中也充满了这种味道，其血腥程度令热人不寒而栗。近代文化大革命中，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先把名声搞臭了再让你死，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悲哀，一个冤枉里有多少的委屈？多少没有死在敌人的大炮刺刀下的将军就这样毫无尊严在别人甚至是自己亲人的辱骂中冤死，每当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明朝的袁崇焕，也许对他们而言军人可能最好的下场就是战死在战场上！
昨天精神比较好，休息。本来可以多写点的，无奈写了半章停电，WORD光盘坏了用记事本写的，丢失，无奈下雨出去转了圈，晚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