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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守着金饭碗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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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几声枪响，巴黎公社最后一批战士倒在了“公社社员墙”下，他们的眼里充满了无畏、愤怒，还有一丝遗憾和困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诞生仅仅两个月后，就被残酷地镇压了。到底是什么让革命的火焰熄灭得如此之快呢？
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钱，法兰西银行的钱！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法兰西银行成立于1800年，拥有投票权的200名股东有资格选出12名董事会成员。如果详加分析，可以发现，这200名股东基本上是属于同样一帮人，就是控制着法兰西银行的44个主要家族。而且这些家族所拥有的席位是可以继承的，在这中间有三个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变，他们就是马利特、米腊博和罗斯柴尔德。前两者属于瑞士银行家族，他们因为1799年秘密资助拿破仑‘雾月政变’而被拿破仑授权成立法兰西银行。罗斯柴尔德是后来兴起的犹太银行家族的代表。通过对法国当权的拿破仑政府、波旁王朝和奥尔良公爵政权进行云覆雨的金融运作，罗家开启了在法国势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为法兰西银行的核心成员。”2他们掌控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是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兰西银行的银行家们认为，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并从根本上打击他们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关心的是对普鲁士的战争赔款及融资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后，对法兰西银行毫无触及，但在赔款和融资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府肯定会坚持强硬的态度。不仅赔款数目可能会减少，而且融资也不一定由他们来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国民举债，这样一来，他们梦寐以求的战争债券大蛋糕，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的眼中只有获利！既然凡尔赛政府更容易驾驭，银行家们的选择也就显而易见了。
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一派领袖，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凡尔赛有密切联系的旧的管理局手中，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申请和接受了银行提供的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
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1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集结了11万大军向公社反扑。
正在这一关键时刻，为确保银行家的利益，罗斯柴尔德直接介入普法战争后凡尔赛政府和俾斯麦关于赔款的谈判。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
最后，梯也尔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圜转。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50亿法郎的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3有了钱，什么都好办！“铁血宰相”俾斯麦慷慨答应遣返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尔赛军队穿过普鲁士的防线向巴黎进攻。
令人扼腕长叹的是，当凡尔赛政府、俾斯麦和国际银行家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试图夺回政权的时候，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银行的威力源于它经营的商品——货币，而中央银行的威力则源于它控制着货币的源头。控制一个经济体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控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而要控制一个经济体的货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创造货币的银行体系，特别是中央银行。
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击。而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要“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
在巴黎公社失败半个世纪后，正是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变成了现实，列宁对银行体系的认识与实践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整个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5。“现代的银行同商业（粮食以及其他一切商业）和工业如此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不‘插手’到银行，就绝对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正是因为苏联牢牢控制了银行系统，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过了数不清的困难，竟然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末流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大国和共产世界的领袖。
从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惨败告终开始，俄国在列强中沦落为可怜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为建设苏维埃保存实力，苏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丧失了90%的煤炭、73%的铁矿石、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并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紧接着就是苏俄持续多年的内战，局势直到1923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苏联成立之后，经济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在国家控制下的银行系统立刻对经济复苏和重工业崛起发挥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后，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就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1939年，日军与苏军在诺门罕迎头相撞时，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在数百米宽的正面，苏军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声隆隆，日本关东军精锐损失殆尽。在卫国战争时，强大的重工业生产能力保证了苏联向前方源源不断地供应军事装备，直到攻克柏林。
没有强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和国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