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顾代表鞠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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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代表老顾是山东人，长得十分严肃，眼睛大，眉毛很黑很浓，说话前先干咳一声。谁见他都有些怕，第一次露面，工宣队刘师傅为大家介绍，他连个简单的笑脸都没有，很严肃地说：“到部队都叫首长，这地方上，以后就叫俺老顾同志好了，要不，就叫俺老顾。”没人称呼他叫老顾同志，更没有人直呼老顾，大家不知怎么统一了口径，都喊他顾代表。顾代表是当时戏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他一开始并不喜欢这称呼，都坚持这么叫，习惯也就成了自然。
顾代表来之前，戏校的大事小事工宣队说了算，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顾代表是军方的代表，他身上没有带着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余威还在。大家聚在一起说着什么，一看见他，脖子那里立刻像绳子打了结一样，顿时都不敢吭声。顾代表来戏校不久，便来拜访李道始。李道始那时候已结束挖防空洞的活儿，依然还在努力改造着世界观，依然是谁的话都老老实实听，见了什么人都俯首帖耳。顾代表的突然来访让李道始受宠若惊，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明知道顾代表不是来教训他的，依然摆出一副准备听训的神情。李道始老实巴交的样子让顾代表觉得好笑，他反客为主地说：
“来来，老李，我们坐下来谈，不要老站着。”
顾代表即使笑起来，也仍然很严肃。这次谈话是李道始即将被起用的一个重要信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李道始像畜生一样地被关进牛棚，这是人生旅途中的最低点，过了这道坎，行情就开始触底反弹，一天天好起来。乱哄哄的戏校已好几年没有招收新生，现在，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各类中专学校也要跟着一起动作。顾代表来找李道始，目的就是想谈谈招生的事情。顾代表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的，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话说得好哇，真抓业务，还要依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有人说你们是臭知识分子，臭气熏天，这话俺不赞同，经过改造，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为什么不能变成香老九。
顾代表板着脸说：“人也还得有些知识才好，对不对？”
顾代表一边说，突然发出怪异而又爽朗的笑声。他大笑不止，听话的人一时捉摸不透他的意思。顾代表强调戏校的情况有些特殊，光靠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方式肯定不行。在当时，群众推荐是必须的，但是，既然是招来当演员，年龄太大便没有培养前途。顾代表希望李道始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李道始老老实实地听着，不做任何表态。顾代表说，你怎么不说话，俺来就是想听听你老李怎么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李道始继续装聋作哑，一脸傻笑，顾代表说什么他都点头。顾代表后来也受不了了，说老李你怎么老是点头。
顾代表和李道始谈话的时候，木木正伏在一张小桌子上，用电烙铁往线路板上焊电子元件。那时候，我开始迷恋半导体，买了各式各样的零部件，自己装配收音机，从一个三极管玩到六个三极管的。顾代表和李道始聊了很长时间，两人似乎很投机，先是顾代表一个劲地说，后来李道始的话也多起来。终于谈完了工作，顾代表向木木走过来，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津津有味地看着，赞赏有加，最后摸着我的脑袋，说小家伙很聪明嘛，你这到底是在忙什么。李道始在一旁连忙献殷勤，说自己儿子喜欢玩无线电，已忙了许多天，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服气地说：“谁说没有，有声音的时候你又不在。”
李道始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以后，顾代表经常来谈工作。顾代表最愿意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虽然他看上去很严肃，时间一长，就知道他其实是个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顾代表终于有机会欣赏我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一个由肥皂盒改装的小收音机，得用耳机听，只能收到两个电台。顾代表对木木的成绩十分敬佩，当他听说我那个怪怪的耳机，是用一个塑料的清凉油空盒和一截旧的钢笔笔套改制而成，立刻伸出大拇指，把木木好一顿夸奖。
“这孩子太聪明了，”顾代表说的那个太字，非常有地方特色“要俺说，这孩子日后一定出息。”
我对顾代表的好感不仅是因为他常夸木木聪明，我喜欢顾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许诺让我去当兵。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每个男孩子最美好的梦想。那时候，当兵不仅要体格强壮，还有严格的政审条件，通常都要开些后门才行。顾代表说，他搞了那么多年的后勤，让木木当个兵，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解放军是个最好的大学校，干什么都没有当兵好，参军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复员以后还可以有最好的工作。顾代表告诉木木，有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是他打了个招呼，很轻易地参了军。顾代表一天都穿着军装，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木木没有理由不相信。
顾代表说：“当兵好，当了兵，还可以搞你的无线电嘛。”
“你说话要算话。”
“这孩子，”顾代表信誓旦旦地说“俺说话不算话，谁说话才能算话。”
顾代表有六个女儿，两个大的在部队里当兵，老三回老家务农，更多的时候是赖在父母身边，老四中学刚毕业，在家里待业，老五与木木同一届，与我同校不同班，老六比我低两届，已经读完小学。顾代表的家是个女人成堆的地方，他老婆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老婆孩子丈母娘加上一个离了婚的小姨子，浩浩荡荡地都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或许是房子太挤的缘故，顾代表常以办公室为家，不是吃饭和睡觉绝不回去。
顾代表的军人脾气在戏校成为奇谈，他闹牙疼，不去医院，却咧着嘴跑到电工班要了一把老虎钳。他差点把几个女教师吓晕过去，因为在替自己拔牙的时候，他的嘴角不停地流血，他对着镜子，舞动着老虎钳，一次又一次把老虎钳塞进嘴里。他仿佛一条吞了鱼饵的鱼一样乱晃，差点就把自己拎起来悬在空中，那颗血淋淋的牙齿终于被拔了下来，他疼得不住地用山东话骂娘，然后好像展览什么战利品一样向周围的人炫耀着他的勇敢。据说他当年在战场上，就以不怕死闻名，渡江战役时，他领着一个加强连冲锋，迎面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似的扫过来，身边的人差不多全死了，偏偏他幸存了下来。
顾代表喜欢给男孩子们说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解放战争怎么样，抗美援朝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些孩子当时瞎操心的一个问题，是顾代表如何与他老婆睡觉。他们家就像一个大的军用帐篷，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子，所有的床几乎都挨在一起。我们非常无聊同时又非常热烈地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顾代表只能摸着黑办事。黑灯瞎火的，万一弄错了又怎么办。还有，要干事总会有些动静，按照顾代表的脾气性格，那叽叽嘎嘎的声音肯定小不了。大家有理由相信，顾代表很可能把战场挪到办公室去。在顾代表的办公室，有一张全戏校最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台板，玻璃台板已有了好几道裂纹，用白色的卫生胶带粘着，下面压着一张世界地图。
顾代表的老婆常常到办公室去喊他回去吃饭，有时候喊着喊着就没了声音。办公室的门被悄悄带上，于是大家有充足的理由认定，顾代表的那张大办公桌，此时已成了剁肉的砧板，他老婆此时正坐在那冰凉的玻璃台板上，硕大的屁股底下压迫着全世界的版图。顾家的女人都是大屁股，无论是六个女儿，还是顾代表的老婆和小姨子，走路的时候，结实饱满的屁股永远高傲地撅着，而且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此外，与女性特征有关的东西都十分显眼，除了屁股大，xx子也大，大得仿佛充了气的气球，仿佛灌满了水的塑料口袋。她们还有一个惊人的遗传基因，所有人的嘴都像鱼唇似的，不只是翘，而且尺寸也大，大得有些夸张，大得都能把自己的拳头放进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顾氏六姐妹的大嘴成为男孩子喋喋不休的话题，为了将她们区别开来，就好像是称呼大学生，我们用大一大二直至大六来称呼顾氏姐妹。有一天“小眼睛”很神秘地向大家宣布，说人的某些特征都有象征意义，男人的鼻子女人的嘴，上面怎么样，下面也怎么样。这是他母亲金凤的经验之谈，根据这个逻辑，顾家的女人们进一步成为我们的嘲笑对象。那个年头，所有的男孩都像十恶不赦的小流氓，我们正准备进入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读书，成天嘻嘻哈哈说笑，熟练地运用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隐语。有一天，我们正在练功房门口的台阶上玩，顾老三从我们身边走过，马小双十分惊叹地说：
“乖乖，真是他妈的大！”
马小双那时候早已经是戏校大院孩子中当然的第一号人物，不仅是在戏校，周围那一大片地方，他的名声也是最响。在前不久结束的一次比较大的械斗中，他将四十五中学的老黄河打得鼻青脸肿。老黄河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因为长得又高又大，大家把他比喻成当时马路上常见的黄河牌大货车。谁也没想到老黄河竟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从明显的占着上风，到最后竟然不顾体面地落荒而逃。马小双从此以后，威名更加远扬，直到后来被送去劳教，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谁是他的对手。顾老三显然听到了马小双流里流气的声音，她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忍不住都笑起来。不怀好意的笑声让马小双感到很得意，他继续发出感叹，做出百思不解的样子，大家便明知故问，油腔滑调地问是什么东西大。
马小双说：“什么东西都大。”
于是我们齐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妈妈的屁股大”“爹亲娘亲，不如妈妈的xx子亲”如果在前两年这么唱，逮着了就是现行反革命，可是自从林副主席从天上掉下来以后，孩子们的胆也大了，气也壮了，一个比一个更不要脸。在孩子们淫秽的歌声中，戏曲班的学员在杨春芳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来。那是些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现在是她们练功的时候，杨春芳是形体课老师，她正在教学员如何走台步，如何下腰，如何甩水袖。
这也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天天聚在练功房门口的重要原因。女孩子都穿着运动衫，是那种式样很呆板的运动衫，为了节省布料，每一件都显得十分瘦小，紧紧地裹在身上。我们不怀好意地在一旁看着，看着她们下腰，看着她们露出肚脐眼，看着她们因为出汗，已经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结果rx房隆起的部位看得十分真切。人一旦不要脸，事情反而好办，我们若无其事地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些女学员的xx子和顾氏姐妹比起来，要相差好几个级别，那是成人和孩子的差异，是大肉包子和小笼包子的差异。我们肆无忌惮地议论着，一个个老气横秋，一个个眉飞色舞，男孩子的存在终于让杨春芳感到忍无可忍，女学员在我们下流的目光下，一个个都有些分心，做什么动作都不能到位，于是杨春芳愤怒地冲了过来，对着我们又喊又叫：
“滚开，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男孩！”
杨春芳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她是学刀马旦的，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她曾经是个很不错的演员，后来嗓子突然坏了，没办法再登台演戏，只好调到戏校来当武功教师。形体课是戏校学员的必修课程，杨春芳上课的时候，手上喜欢拿根小棍子，动不动就对地板上来一下。我们从来没见她真用小棍子抽打过谁，然而她老是穷凶极恶，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行凶打人一样，结果女学员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杨春芳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在练功房里，在她的咿里哇啦督促下，谁也别想偷一点懒。
那年夏天，杨春芳和工宣队鞠师傅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再也没什么比男女之间的纠葛更让我们这些孩子入迷。杨春芳比鞠师傅大了差不多有十岁，消息刚传开的时候，孩子们又一次奔走相告。我们聚集在练功房门口，趴在玻璃窗台上，一边看女学员练功，一边兴高采烈地对种种传闻进行议论。鞠师傅当时已三十岁出头，长得黑黑的，是一张娃娃脸，眼睛炯炯有神。因为是未婚，一段时间内，替他做媒的人络绎不绝。据说工宣队刘师傅的一个徒弟就对他有些意思，但是他根本就看不中人家。鞠师傅拒绝了很多好姑娘，偏偏对徐娘半老的杨春芳情有独钟。
杨春芳丈夫是一个地方戏剧团的小领导，生活方面犯过些小错误，因为有把柄捏在别人手里，遇事都让着老婆。关于杨春芳丈夫的生活错误，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版本都为我们这些孩子所熟悉。其中最荒唐滑稽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巧妙地利用女人之间的仇恨，把一部戏中的ab女主角都睡了。这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两位女主角明争暗斗，几乎同时成了杨春芳丈夫的毒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事情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女人都写大字报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结果发现他在不同的女人床头，说的完全是相同的一番话，用的都是同样的词汇，编造了同样的谎言。在a角面前，他拼命地说b角有什么不好，有什么思想方面的问题，到了b角面前，正好反过来说a角。
工宣队刘师傅早就警告过鞠师傅，他对杨春芳并没什么好感。刘师傅语重心长地开导着年轻的鞠师傅，希望他不要被女色迷住了心窍。工人阶级正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的艰巨任务，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刘师傅现在最担心或者说最痛心的，就是工宣队在知识分子堆里，弄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来。资产阶级是一个大染缸，工人阶级真的得当心红的进来，黑的出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也值得注意，刘师傅一遍遍地告诫鞠师傅：
“千万要记住，我们是来改造资产阶级的，不是来同流合污的。”
那年的暑假，戏校大院的男孩和鞠师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此之前，生着一张娃娃脸的鞠师傅和孩子们关系一向不错。显然是杨春芳从中挑唆，有一天，大家正趴在练功房的窗台上说笑，说着笑着，鞠师傅突然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过来，拎着两个小孩的耳朵，不容分辩地就往总务处办公室拖。被拎耳朵的孩子立刻杀猪似的哭起来，其他的人一哄而散，鞠师傅气势汹汹地威胁说，以后谁要是再敢到练功房这边来乱转，看到谁就把谁捉起来。正在上形体课的女学员都跑到门口来看热闹，杨春芳幸灾乐祸地在一旁帮腔。
这次冲突导致了紧接着的一场战争，孩子们并没有把鞠师傅不许再接近练功房的威胁放在心上，恰恰相反，由于早就听说他和杨春芳之间的关系不明不白，大家决定针锋相对，同时向他们两人开战。我们主动进攻，找到了杨春芳的儿子，把他骗出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猛揪他的耳朵，然后把鞠师傅和他母亲之间的丑闻，添油加醋地对他描述了一番。我们以活报剧的形式，现编现演，夸张地表演着故事中的淫秽情节。看着他噙着热泪，紧咬嘴唇，我们情绪饱满，充满了一种初战告捷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偷偷地溜进练功房，在地板上用粉笔写上“杨春芳与鞠某某乱搞男女关系”的字样，再用护垫轻轻地盖好。到第二天，来上形体课的女学员移开护垫，顿时被那些字惊呆了。对于那个时代中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最淫秽的字眼，她们不知所措，既不敢告诉杨春芳，又不愿意将那些粉笔字擦去。结果目不斜视的杨春芳依然上课，老一套地做着示范动作，那些粉笔字就踩在她的脚底下。女学员忍不住要笑，杨春芳便跑过来撵我们走：
“你们这帮小孩脸皮实在太厚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远没有结束。一个星期以后，鞠师傅和马小双在练功房前的空地上，竟然动起手来。马小双纯属打抱不平，因为鞠师傅又一次在这里将大院的孩子打得哇哇乱叫，正好路过的马小双，指着鞠师傅的脸说：“你他妈什么玩意，老是欺负小孩子，有本事碰碰我看！”接下来两个人就打起来，如果不是被很快地拉开，鞠师傅那天肯定还会大吃苦头。这是他第一次在戏校中遭遇如此强硬的挑战，尽管看上去身强力壮，鞠师傅显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马小双打架的本事是在无数次战斗中培养出来的，鞠师傅伸出手气势汹汹地想去抓他，马小双一个箭步跳开，然后一退一进，左右开弓，每一拳都打在鞠师傅的脸上，前后不过几秒钟，鞠师傅顿时皮开肉绽，血流满面。
鞠师傅的被打伤，意味着工宣队在戏校中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此之前，谁也不敢设想，竟然有人会与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师傅动手。工宣队的负责人刘师傅力主严惩凶手，要将马小双送到派出所去。马延龄被叫去训话，他一声不吭地听着，并不把对他的训斥当回事。马延龄无可奈何地告诉刘师傅，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中学也毕业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他。马小双曾经被送去劳动教养过半年，这半年他不仅没有学好，反而像上了什么速成提高班一样，比原来更坏，更堕落。
刘师傅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儿子会成为小流氓，就是你们这种资产阶级家庭教育的结果。”
戏校前后有过好几位工宣队师傅，大家能够记住的好像只有刘师傅和鞠师傅。刘师傅永远是一张严肃的脸，看什么都不太顺眼。他曾是个很有技术的锻工，据说最拿手的绝活是抡大锤敲玻璃酒瓶，能将酒瓶插入泥地而不碎。在他主持戏校工作的那段时期里，整个大院里怨声载道，提起他就摇头。刘师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充满仇恨。他来戏校不久，就借口维修不方便，将家属区有卫生间人家的抽水马桶全部拆除。拆除工作带有明显的赌气，好端端的白瓷马桶被敲碎，管道里被填进了水泥。不仅抽水马桶被拆除了，家属区仅有的一个小公共厕所，也被改建成一个堆破烂的小仓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戏校大院家属区最滑稽也最尴尬的一个场景，便是源源不断地有人端着痰盂拎着马桶进出校园。
戏校恢复招生以后，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学员开始陆续进校，在开学典礼上，刘师傅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项铁的纪律，坚决不允许谈恋爱。他指出必须毫不留情地与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旦在上学期间发现这种不好的苗头，立刻开除学籍。刘师傅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分管学员的生活，对学生的态度比军人出身的顾代表还要严格。刘师傅和顾代表的共同之处都是以校为家，上下班制度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那时候，戏校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要有人值班，刘师傅要么干脆住在学校，要么就是很晚才回去。自从鞠师傅和杨春芳的流言蜚语传开以后，刘师傅一次次找鞠师傅谈话，提醒他要注意影响，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鞠师傅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继续保持着与杨春芳的来往。在那段时间里，常常可以看到空白的墙上，光溜溜的电线杆上，甚至校门口报道时事的黑板上，冷不丁会出现一条口号似的标语，内容无非是鞠师傅与杨春芳如何如何。
刘师傅将这些情况视为很严肃的问题，把它们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开始有耐心地守候伏击，既想抓到写标语的孩子，同时更想抓到鞠师傅与杨春芳通奸的确凿把柄。他把戏校大院的孩子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大谈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然后分别与每一个人谈话，希望他们把自己知道的小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在他的暗示下，本来就兴趣盎然的孩子们开始密切注意鞠师傅的动静。尽管大院所有的孩子都讨厌刘师傅，都以与他作对为乐，但是在对鞠师傅的态度上，双方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我们监视着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发现了任何蛛丝马迹，立刻毫不犹豫地奔去向刘师傅汇报。
监视杨春芳家的最佳地点，是小老保家的屋顶上。趴在这，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杨春芳究竟在家里干什么。那年月许多人家都没有窗帘，有些什么秘密活动，通常只能关了灯在黑暗中进行。杨春芳的丈夫随剧团去农村体验生活了，两个孩子半大不小，她在家里总是吆五喝六，不是训斥大的，就是责骂小的。只要是个机会，鞠师傅就往杨春芳家里钻。他仿佛是杨家的男保姆，什么事情都帮着做。杨春芳大大咧咧的像个男人，鞠师傅帮她做饭，帮她买菜，帮她洗衣服，帮她哄小孩讲故事，甚至在天黑的情况下，帮她去倒痰盂。
为了表示清白，杨春芳家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双方都在较劲，一方极力要抓住把柄，通过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监视着杨春芳和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似乎也意识到了到处存在着这种偷窥的目光，就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既然有那么多热心的观众注视，这两个人索性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尽情表演。他们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窃窃私语，若无其事地打情骂俏，即使在杨春芳丈夫回来探亲的日子里，当着那位真正的男主人的面，他们仍然像两口子一样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场戏始终没有以大家满意的方式收场，事实上，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几十年以后，鞠师傅还是没有结婚，还是一个光棍，还是杨春芳家最好的朋友。这个家庭中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到鞠师傅忙乱的身影。杨春芳住医院进行rx房切除手术，她丈夫补办离休手续，大儿子结婚，小儿子离婚，孙子进幼儿园，上小学借读，没一件事不是他亲自出马。鞠师傅是杨家的秘书长，是她家的大管家，就像当初坚信他们之间不清白一样，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流言蜚语终于自生自灭，大家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精神的恋爱。
然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关心精神上的事情。在一开始，或许是受到孩子们好奇心的启发，刘师傅只是关注鞠师傅的这件风流案子，到后来，刘师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捉奸运动的总指挥。监视鞠师傅的行动很快就由自发，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际，在刘师傅的直接指挥下，戏校的孩子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在警惕的目光监视之下。只要鞠师傅一跨过杨春芳家的门槛，处于最佳监视位置的小老保家的屋顶上，立刻就有孩子趴在那里。戏校家属区有一大排平房，对于孩子们来说，爬上高高的屋顶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家通常是先爬上最西端的那棵大梧桐树，借助树枝的弹性，顺利地达到屋顶上，然后像猫一样往东面爬。
尽管有过许多种传闻，戏校的孩子并没有在这些行动中，看到过他们有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画面。鞠师傅在杨春芳家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轻浮举动。那段时候，鞠师傅也搬到戏校来住，他是单身汉，就住在男生宿舍。吃过晚饭，过不了多久，他老一套地去杨春芳家做客，在那里熬到很晚才回去。鞠师傅的表现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失望，因为想看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只好把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孩子们的耐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既然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于是索性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出许多故事来。
五十多岁的刘师傅终于成了这些故事的受害者。端午节的第二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完全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实际能力，在孩子们的引诱下，冒冒失失地爬上了那棵又高又大的梧桐树。后悔已经来不及，上树容易下树难，从树上降落到屋顶斜坡上更难，随着树枝的摆动，刘师傅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看着就要行了，他脚下一滑，跌落在屋顶上，然后顺着斜坡，一直往下滚，活生生地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工宣队刘师傅的伤情诊断是尾骨粉碎性骨折。这件事的直接后果，给了顾代表家的女人们一个严重警告，从此她们在洗澡的时候，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开着灯。她们再也不敢一边咿里哇啦地哼唱样板戏，一边把水声弄得稀里哗啦乱响。对于我们来说，偷窥顾家的女人们洗澡，完全是随带，因为顾家紧挨着杨春芳家，对杨春芳的监视，同样意味着对顾家的窥视。顾家老老小小到齐了，一共有九个女人，她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房间里沐浴，会成为一群青春期男孩子的偷窥目标。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有些不同寻常，戏校大院的男孩子仿佛突然之间长大，一个个脸上长出了青春痘，一个比一个更色胆包天。
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对异性的强烈兴趣。我们公开地议论着顾家女人们的身体，从老的谈到小的，丝毫不以为耻。乘凉晚会给了孩子们聚集的机会，夜晚进一步地掩盖了大家的羞涩之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朱利巴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朱利巴是民乐班的学员，已经二十岁出头，非常喜欢和戏校大院的家属一起玩。他的个头很矮、很瘦，在玩乐器方面是个多面手，大提琴小提琴，二胡琵琶，只要是个东西，就能即兴表演一番。朱利巴是会说故事的能手，能把许多平庸的色情故事，说得栩栩如生，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很快成为大家的朋友。
民乐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高鼻子，棕色眼睛，长得非常像外国人。我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小洋人”“小洋人”一度是马小双苦苦追求的目标。让大家想不明白的是朱利巴放着漂亮的“小洋人”不追，偏偏下死力气地去追顾代表家的老三和老四。朱利巴是民乐班的班长，在他的帮助下，马小双果然和“小洋人”处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那时候，马小双虽然已经显现出了好色之徒的本性，然而在对付异性方面还没怎么开窍，好在“小洋人”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孩子，单纯得像个小学生，把她弄到手并不要什么了不得的手腕。
朱利巴追求顾家老三老四的目的简单明了，他想通过顾代表混入部队文工团。想当兵是那个特殊年月里很多人的美梦，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梦想，朱利巴决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向顾家老三老四轮番地发起进攻，大胆热烈而且浪漫滑稽，姐妹俩青春纯洁的脑袋瓜很快就让他搞得晕乎乎的。那段日子里，朱利巴借口要教小老保一件乐器，天天坐在他家门口的石凳子上拉二胡。反反复复地拉着当时最流行的苗岭的早晨，其中有许多模仿鸟叫的小特技，他白天黑夜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地拉着。由于这里正对着顾代表家的后窗，老三老四姐妹一听到叽叽嘎嘎二胡声，就情不自禁地伏在窗台上。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根本绕不明白朱利巴是想追求顾家老三，还是追求顾家老四，甚至朱利巴自己也不太明白。由于他帮过马小双的忙，为了促成朱利巴与顾家小姐的好事，马小双出于哥们义气，投桃报李，竟然发动整个戏校大院的男孩出来帮助拉皮条。虽然有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的严格禁令，自从刘师傅摔伤以后，戏校学员的风流韵事就再也没有间断过。我们全力以赴，热心过度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密切留意朱利巴与顾家姐妹之间的交往。要看电影，立刻有人主动替他们排队买票，要偷偷约会，有人悄悄地替他们递纸条传消息，并且为他们站岗放哨。双管齐下的朱利巴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到秋天开始落树叶的时候，他已经让顾氏姐妹双双都陷入情网不能自拔。
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成天为毫不相干的事情瞎忙，为朱利巴和顾氏姐妹之间的任何进展欢呼雀跃。我们津津有味地听朱利巴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很乐意与大家共同分享爱情上的成功，很乐意向大家透露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和细节。一段时间里，朱利巴悠扬的二胡声不仅让顾氏姐妹动情，也让戏校大院中所有的男孩子心猿意马。大家的注意力都跟着二胡的旋律在走，这样的场景随时都会发生，朱利巴坐在那一本正经地拉二胡，没完没了，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和顾氏姐妹各带着不同的心情，围绕在一旁认真地听。尽管在背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说过，朱利巴在女性面前显得非常优雅，非常从容不迫，活像一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对顾家老三老四都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十分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即使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对一大帮男孩子的目光，他也能挥洒自如，一会儿与顾老三卿卿我我，一会儿与顾老四眉来眼去。
“哄女人就好像哄小孩，”情场得意让朱利巴忘乎所以，他说起这方面的经验总是一套又一套“是女人必吃这一手，你得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说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她。”
朱利巴讨好女性的最大法宝，是让女人坚信他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只不过是为了要掩饰他对你好的真相。在朱利巴的猛烈攻击下，顾氏姐妹神魂颠倒，都到了非他不嫁的坚决地步。很显然，朱利巴自己也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对男孩子们绘声绘色讲述自己的故事，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样。顾氏姐妹现在是搁在砧板上的两条鱼，是已经烧好的两盘菜，朱利巴既想表现得像个小流氓一样，照单全收，把姐妹俩都占为己有，然而骨子里又是非常的胆小，前怕狼后怕虎进退维谷。事情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我们七嘴八舌地还讨论他究竟应该对谁下手的时候，顾氏姐妹已经等不及了，她们突然大打出手，你骂我不要脸，我骂你下贱，两人撕扯成一团，然后在怒不可遏的顾代表率领下，直奔朱利巴宿舍。
耿直的顾代表似乎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影响，他一脚踹开了宿舍大门，上前一把揪住朱利巴的耳朵，像拎只兔子似的使劲往上拎。我们没有一哄而散，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热闹。随着顾代表手上不断用劲，朱利巴拼命地护着他那可怜的耳朵，一次次地往上蹿，他的脚一次次离地，脚底下仿佛装了弹簧一样。顾氏姐妹与我们一样也成了旁观者，她们气势汹汹，而且都很自信，希望今天朱利巴能给她们一个准确的交待。
顾代表恶狠狠地说：“小兔崽子，你还真有一手，枪法倒不错，想一枪打两个。”
军代表老顾是山东人，长得十分严肃，眼睛大，眉毛很黑很浓，说话前先干咳一声。谁见他都有些怕，第一次露面，工宣队刘师傅为大家介绍，他连个简单的笑脸都没有，很严肃地说：“到部队都叫首长，这地方上，以后就叫俺老顾同志好了，要不，就叫俺老顾。”没人称呼他叫老顾同志，更没有人直呼老顾，大家不知怎么统一了口径，都喊他顾代表。顾代表是当时戏校的最高行政领导，他一开始并不喜欢这称呼，都坚持这么叫，习惯也就成了自然。
顾代表来之前，戏校的大事小事工宣队说了算，因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顾代表是军方的代表，他身上没有带着枪，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余威还在。大家聚在一起说着什么，一看见他，脖子那里立刻像绳子打了结一样，顿时都不敢吭声。顾代表来戏校不久，便来拜访李道始。李道始那时候已结束挖防空洞的活儿，依然还在努力改造着世界观，依然是谁的话都老老实实听，见了什么人都俯首帖耳。顾代表的突然来访让李道始受宠若惊，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明知道顾代表不是来教训他的，依然摆出一副准备听训的神情。李道始老实巴交的样子让顾代表觉得好笑，他反客为主地说：
“来来，老李，我们坐下来谈，不要老站着。”
顾代表即使笑起来，也仍然很严肃。这次谈话是李道始即将被起用的一个重要信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李道始像畜生一样地被关进牛棚，这是人生旅途中的最低点，过了这道坎，行情就开始触底反弹，一天天好起来。乱哄哄的戏校已好几年没有招收新生，现在，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各类中专学校也要跟着一起动作。顾代表来找李道始，目的就是想谈谈招生的事情。顾代表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的，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话说得好哇，真抓业务，还要依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有人说你们是臭知识分子，臭气熏天，这话俺不赞同，经过改造，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就是香的知识分子，臭老九为什么不能变成香老九。
顾代表板着脸说：“人也还得有些知识才好，对不对？”
顾代表一边说，突然发出怪异而又爽朗的笑声。他大笑不止，听话的人一时捉摸不透他的意思。顾代表强调戏校的情况有些特殊，光靠群众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方式肯定不行。在当时，群众推荐是必须的，但是，既然是招来当演员，年龄太大便没有培养前途。顾代表希望李道始能发表自己的意见。李道始老老实实地听着，不做任何表态。顾代表说，你怎么不说话，俺来就是想听听你老李怎么说，不要有什么顾虑嘛。李道始继续装聋作哑，一脸傻笑，顾代表说什么他都点头。顾代表后来也受不了了，说老李你怎么老是点头。
顾代表和李道始谈话的时候，木木正伏在一张小桌子上，用电烙铁往线路板上焊电子元件。那时候，我开始迷恋半导体，买了各式各样的零部件，自己装配收音机，从一个三极管玩到六个三极管的。顾代表和李道始聊了很长时间，两人似乎很投机，先是顾代表一个劲地说，后来李道始的话也多起来。终于谈完了工作，顾代表向木木走过来，对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津津有味地看着，赞赏有加，最后摸着我的脑袋，说小家伙很聪明嘛，你这到底是在忙什么。李道始在一旁连忙献殷勤，说自己儿子喜欢玩无线电，已忙了许多天，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
我不服气地说：“谁说没有，有声音的时候你又不在。”
李道始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以后，顾代表经常来谈工作。顾代表最愿意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虽然他看上去很严肃，时间一长，就知道他其实是个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顾代表终于有机会欣赏我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一个由肥皂盒改装的小收音机，得用耳机听，只能收到两个电台。顾代表对木木的成绩十分敬佩，当他听说我那个怪怪的耳机，是用一个塑料的清凉油空盒和一截旧的钢笔笔套改制而成，立刻伸出大拇指，把木木好一顿夸奖。
“这孩子太聪明了，”顾代表说的那个太字，非常有地方特色“要俺说，这孩子日后一定出息。”
我对顾代表的好感不仅是因为他常夸木木聪明，我喜欢顾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许诺让我去当兵。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参加人民解放军是每个男孩子最美好的梦想。那时候，当兵不仅要体格强壮，还有严格的政审条件，通常都要开些后门才行。顾代表说，他搞了那么多年的后勤，让木木当个兵，那还不是小事一桩。解放军是个最好的大学校，干什么都没有当兵好，参军可以不用上山下乡，复员以后还可以有最好的工作。顾代表告诉木木，有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是他打了个招呼，很轻易地参了军。顾代表一天都穿着军装，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木木没有理由不相信。
顾代表说：“当兵好，当了兵，还可以搞你的无线电嘛。”
“你说话要算话。”
“这孩子，”顾代表信誓旦旦地说“俺说话不算话，谁说话才能算话。”
顾代表有六个女儿，两个大的在部队里当兵，老三回老家务农，更多的时候是赖在父母身边，老四中学刚毕业，在家里待业，老五与木木同一届，与我同校不同班，老六比我低两届，已经读完小学。顾代表的家是个女人成堆的地方，他老婆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老婆孩子丈母娘加上一个离了婚的小姨子，浩浩荡荡地都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或许是房子太挤的缘故，顾代表常以办公室为家，不是吃饭和睡觉绝不回去。
顾代表的军人脾气在戏校成为奇谈，他闹牙疼，不去医院，却咧着嘴跑到电工班要了一把老虎钳。他差点把几个女教师吓晕过去，因为在替自己拔牙的时候，他的嘴角不停地流血，他对着镜子，舞动着老虎钳，一次又一次把老虎钳塞进嘴里。他仿佛一条吞了鱼饵的鱼一样乱晃，差点就把自己拎起来悬在空中，那颗血淋淋的牙齿终于被拔了下来，他疼得不住地用山东话骂娘，然后好像展览什么战利品一样向周围的人炫耀着他的勇敢。据说他当年在战场上，就以不怕死闻名，渡江战役时，他领着一个加强连冲锋，迎面的机枪子弹像雨点似的扫过来，身边的人差不多全死了，偏偏他幸存了下来。
顾代表喜欢给男孩子们说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解放战争怎么样，抗美援朝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些孩子当时瞎操心的一个问题，是顾代表如何与他老婆睡觉。他们家就像一个大的军用帐篷，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子，所有的床几乎都挨在一起。我们非常无聊同时又非常热烈地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顾代表只能摸着黑办事。黑灯瞎火的，万一弄错了又怎么办。还有，要干事总会有些动静，按照顾代表的脾气性格，那叽叽嘎嘎的声音肯定小不了。大家有理由相信，顾代表很可能把战场挪到办公室去。在顾代表的办公室，有一张全戏校最大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台板，玻璃台板已有了好几道裂纹，用白色的卫生胶带粘着，下面压着一张世界地图。
顾代表的老婆常常到办公室去喊他回去吃饭，有时候喊着喊着就没了声音。办公室的门被悄悄带上，于是大家有充足的理由认定，顾代表的那张大办公桌，此时已成了剁肉的砧板，他老婆此时正坐在那冰凉的玻璃台板上，硕大的屁股底下压迫着全世界的版图。顾家的女人都是大屁股，无论是六个女儿，还是顾代表的老婆和小姨子，走路的时候，结实饱满的屁股永远高傲地撅着，而且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此外，与女性特征有关的东西都十分显眼，除了屁股大，xx子也大，大得仿佛充了气的气球，仿佛灌满了水的塑料口袋。她们还有一个惊人的遗传基因，所有人的嘴都像鱼唇似的，不只是翘，而且尺寸也大，大得有些夸张，大得都能把自己的拳头放进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顾氏六姐妹的大嘴成为男孩子喋喋不休的话题，为了将她们区别开来，就好像是称呼大学生，我们用大一大二直至大六来称呼顾氏姐妹。有一天“小眼睛”很神秘地向大家宣布，说人的某些特征都有象征意义，男人的鼻子女人的嘴，上面怎么样，下面也怎么样。这是他母亲金凤的经验之谈，根据这个逻辑，顾家的女人们进一步成为我们的嘲笑对象。那个年头，所有的男孩都像十恶不赦的小流氓，我们正准备进入高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好好读书，成天嘻嘻哈哈说笑，熟练地运用着只有自己才明白的隐语。有一天，我们正在练功房门口的台阶上玩，顾老三从我们身边走过，马小双十分惊叹地说：
“乖乖，真是他妈的大！”
马小双那时候早已经是戏校大院孩子中当然的第一号人物，不仅是在戏校，周围那一大片地方，他的名声也是最响。在前不久结束的一次比较大的械斗中，他将四十五中学的老黄河打得鼻青脸肿。老黄河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了，因为长得又高又大，大家把他比喻成当时马路上常见的黄河牌大货车。谁也没想到老黄河竟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从明显的占着上风，到最后竟然不顾体面地落荒而逃。马小双从此以后，威名更加远扬，直到后来被送去劳教，似乎还没有听说过谁是他的对手。顾老三显然听到了马小双流里流气的声音，她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我们忍不住都笑起来。不怀好意的笑声让马小双感到很得意，他继续发出感叹，做出百思不解的样子，大家便明知故问，油腔滑调地问是什么东西大。
马小双说：“什么东西都大。”
于是我们齐声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妈妈的屁股大”“爹亲娘亲，不如妈妈的xx子亲”如果在前两年这么唱，逮着了就是现行反革命，可是自从林副主席从天上掉下来以后，孩子们的胆也大了，气也壮了，一个比一个更不要脸。在孩子们淫秽的歌声中，戏曲班的学员在杨春芳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来。那是些与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现在是她们练功的时候，杨春芳是形体课老师，她正在教学员如何走台步，如何下腰，如何甩水袖。
这也是我们这些男孩子天天聚在练功房门口的重要原因。女孩子都穿着运动衫，是那种式样很呆板的运动衫，为了节省布料，每一件都显得十分瘦小，紧紧地裹在身上。我们不怀好意地在一旁看着，看着她们下腰，看着她们露出肚脐眼，看着她们因为出汗，已经潮湿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结果rx房隆起的部位看得十分真切。人一旦不要脸，事情反而好办，我们若无其事地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嘻嘻哈哈笑个不停。这些女学员的xx子和顾氏姐妹比起来，要相差好几个级别，那是成人和孩子的差异，是大肉包子和小笼包子的差异。我们肆无忌惮地议论着，一个个老气横秋，一个个眉飞色舞，男孩子的存在终于让杨春芳感到忍无可忍，女学员在我们下流的目光下，一个个都有些分心，做什么动作都不能到位，于是杨春芳愤怒地冲了过来，对着我们又喊又叫：
“滚开，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男孩！”
杨春芳是一个很泼辣的女人，她是学刀马旦的，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她曾经是个很不错的演员，后来嗓子突然坏了，没办法再登台演戏，只好调到戏校来当武功教师。形体课是戏校学员的必修课程，杨春芳上课的时候，手上喜欢拿根小棍子，动不动就对地板上来一下。我们从来没见她真用小棍子抽打过谁，然而她老是穷凶极恶，好像随时随地就要行凶打人一样，结果女学员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杨春芳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在练功房里，在她的咿里哇啦督促下，谁也别想偷一点懒。
那年夏天，杨春芳和工宣队鞠师傅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再也没什么比男女之间的纠葛更让我们这些孩子入迷。杨春芳比鞠师傅大了差不多有十岁，消息刚传开的时候，孩子们又一次奔走相告。我们聚集在练功房门口，趴在玻璃窗台上，一边看女学员练功，一边兴高采烈地对种种传闻进行议论。鞠师傅当时已三十岁出头，长得黑黑的，是一张娃娃脸，眼睛炯炯有神。因为是未婚，一段时间内，替他做媒的人络绎不绝。据说工宣队刘师傅的一个徒弟就对他有些意思，但是他根本就看不中人家。鞠师傅拒绝了很多好姑娘，偏偏对徐娘半老的杨春芳情有独钟。
杨春芳丈夫是一个地方戏剧团的小领导，生活方面犯过些小错误，因为有把柄捏在别人手里，遇事都让着老婆。关于杨春芳丈夫的生活错误，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每一个版本都为我们这些孩子所熟悉。其中最荒唐滑稽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巧妙地利用女人之间的仇恨，把一部戏中的ab女主角都睡了。这是一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两位女主角明争暗斗，几乎同时成了杨春芳丈夫的毒招。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事情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女人都写大字报互相检举揭发对方，结果发现他在不同的女人床头，说的完全是相同的一番话，用的都是同样的词汇，编造了同样的谎言。在a角面前，他拼命地说b角有什么不好，有什么思想方面的问题，到了b角面前，正好反过来说a角。
工宣队刘师傅早就警告过鞠师傅，他对杨春芳并没什么好感。刘师傅语重心长地开导着年轻的鞠师傅，希望他不要被女色迷住了心窍。工人阶级正担负着改造知识分子的艰巨任务，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刘师傅现在最担心或者说最痛心的，就是工宣队在知识分子堆里，弄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来。资产阶级是一个大染缸，工人阶级真的得当心红的进来，黑的出去。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也值得注意，刘师傅一遍遍地告诫鞠师傅：
“千万要记住，我们是来改造资产阶级的，不是来同流合污的。”
那年的暑假，戏校大院的男孩和鞠师傅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在此之前，生着一张娃娃脸的鞠师傅和孩子们关系一向不错。显然是杨春芳从中挑唆，有一天，大家正趴在练功房的窗台上说笑，说着笑着，鞠师傅突然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过来，拎着两个小孩的耳朵，不容分辩地就往总务处办公室拖。被拎耳朵的孩子立刻杀猪似的哭起来，其他的人一哄而散，鞠师傅气势汹汹地威胁说，以后谁要是再敢到练功房这边来乱转，看到谁就把谁捉起来。正在上形体课的女学员都跑到门口来看热闹，杨春芳幸灾乐祸地在一旁帮腔。
这次冲突导致了紧接着的一场战争，孩子们并没有把鞠师傅不许再接近练功房的威胁放在心上，恰恰相反，由于早就听说他和杨春芳之间的关系不明不白，大家决定针锋相对，同时向他们两人开战。我们主动进攻，找到了杨春芳的儿子，把他骗出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猛揪他的耳朵，然后把鞠师傅和他母亲之间的丑闻，添油加醋地对他描述了一番。我们以活报剧的形式，现编现演，夸张地表演着故事中的淫秽情节。看着他噙着热泪，紧咬嘴唇，我们情绪饱满，充满了一种初战告捷的喜悦。
接下来，我们偷偷地溜进练功房，在地板上用粉笔写上“杨春芳与鞠某某乱搞男女关系”的字样，再用护垫轻轻地盖好。到第二天，来上形体课的女学员移开护垫，顿时被那些字惊呆了。对于那个时代中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这已经是最淫秽的字眼，她们不知所措，既不敢告诉杨春芳，又不愿意将那些粉笔字擦去。结果目不斜视的杨春芳依然上课，老一套地做着示范动作，那些粉笔字就踩在她的脚底下。女学员忍不住要笑，杨春芳便跑过来撵我们走：
“你们这帮小孩脸皮实在太厚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远没有结束。一个星期以后，鞠师傅和马小双在练功房前的空地上，竟然动起手来。马小双纯属打抱不平，因为鞠师傅又一次在这里将大院的孩子打得哇哇乱叫，正好路过的马小双，指着鞠师傅的脸说：“你他妈什么玩意，老是欺负小孩子，有本事碰碰我看！”接下来两个人就打起来，如果不是被很快地拉开，鞠师傅那天肯定还会大吃苦头。这是他第一次在戏校中遭遇如此强硬的挑战，尽管看上去身强力壮，鞠师傅显然不是马小双的对手。马小双打架的本事是在无数次战斗中培养出来的，鞠师傅伸出手气势汹汹地想去抓他，马小双一个箭步跳开，然后一退一进，左右开弓，每一拳都打在鞠师傅的脸上，前后不过几秒钟，鞠师傅顿时皮开肉绽，血流满面。
鞠师傅的被打伤，意味着工宣队在戏校中的优越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此之前，谁也不敢设想，竟然有人会与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师傅动手。工宣队的负责人刘师傅力主严惩凶手，要将马小双送到派出所去。马延龄被叫去训话，他一声不吭地听着，并不把对他的训斥当回事。马延龄无可奈何地告诉刘师傅，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中学也毕业了，现在谁也管不了他。马小双曾经被送去劳动教养过半年，这半年他不仅没有学好，反而像上了什么速成提高班一样，比原来更坏，更堕落。
刘师傅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儿子会成为小流氓，就是你们这种资产阶级家庭教育的结果。”
戏校前后有过好几位工宣队师傅，大家能够记住的好像只有刘师傅和鞠师傅。刘师傅永远是一张严肃的脸，看什么都不太顺眼。他曾是个很有技术的锻工，据说最拿手的绝活是抡大锤敲玻璃酒瓶，能将酒瓶插入泥地而不碎。在他主持戏校工作的那段时期里，整个大院里怨声载道，提起他就摇头。刘师傅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敌意，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充满仇恨。他来戏校不久，就借口维修不方便，将家属区有卫生间人家的抽水马桶全部拆除。拆除工作带有明显的赌气，好端端的白瓷马桶被敲碎，管道里被填进了水泥。不仅抽水马桶被拆除了，家属区仅有的一个小公共厕所，也被改建成一个堆破烂的小仓库。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戏校大院家属区最滑稽也最尴尬的一个场景，便是源源不断地有人端着痰盂拎着马桶进出校园。
戏校恢复招生以后，各个年龄阶段的男女学员开始陆续进校，在开学典礼上，刘师傅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项铁的纪律，坚决不允许谈恋爱。他指出必须毫不留情地与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旦在上学期间发现这种不好的苗头，立刻开除学籍。刘师傅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分管学员的生活，对学生的态度比军人出身的顾代表还要严格。刘师傅和顾代表的共同之处都是以校为家，上下班制度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那时候，戏校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要有人值班，刘师傅要么干脆住在学校，要么就是很晚才回去。自从鞠师傅和杨春芳的流言蜚语传开以后，刘师傅一次次找鞠师傅谈话，提醒他要注意影响，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鞠师傅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继续保持着与杨春芳的来往。在那段时间里，常常可以看到空白的墙上，光溜溜的电线杆上，甚至校门口报道时事的黑板上，冷不丁会出现一条口号似的标语，内容无非是鞠师傅与杨春芳如何如何。
刘师傅将这些情况视为很严肃的问题，把它们当作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开始有耐心地守候伏击，既想抓到写标语的孩子，同时更想抓到鞠师傅与杨春芳通奸的确凿把柄。他把戏校大院的孩子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大谈思想教育的重要性，然后分别与每一个人谈话，希望他们把自己知道的小秘密，毫无保留地说出来。在他的暗示下，本来就兴趣盎然的孩子们开始密切注意鞠师傅的动静。尽管大院所有的孩子都讨厌刘师傅，都以与他作对为乐，但是在对鞠师傅的态度上，双方却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我们监视着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发现了任何蛛丝马迹，立刻毫不犹豫地奔去向刘师傅汇报。
监视杨春芳家的最佳地点，是小老保家的屋顶上。趴在这，我们可以居高临下，清楚地看到杨春芳究竟在家里干什么。那年月许多人家都没有窗帘，有些什么秘密活动，通常只能关了灯在黑暗中进行。杨春芳的丈夫随剧团去农村体验生活了，两个孩子半大不小，她在家里总是吆五喝六，不是训斥大的，就是责骂小的。只要是个机会，鞠师傅就往杨春芳家里钻。他仿佛是杨家的男保姆，什么事情都帮着做。杨春芳大大咧咧的像个男人，鞠师傅帮她做饭，帮她买菜，帮她洗衣服，帮她哄小孩讲故事，甚至在天黑的情况下，帮她去倒痰盂。
为了表示清白，杨春芳家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双方都在较劲，一方极力要抓住把柄，通过无数双眼睛，虎视眈眈，监视着杨春芳和鞠师傅的一举一动，另一方似乎也意识到了到处存在着这种偷窥的目光，就好比在舞台上演戏，既然有那么多热心的观众注视，这两个人索性大大方方，若无其事地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尽情表演。他们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地窃窃私语，若无其事地打情骂俏，即使在杨春芳丈夫回来探亲的日子里，当着那位真正的男主人的面，他们仍然像两口子一样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这场戏始终没有以大家满意的方式收场，事实上，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维持了几十年。几十年以后，鞠师傅还是没有结婚，还是一个光棍，还是杨春芳家最好的朋友。这个家庭中处理任何一件事，都可以看到鞠师傅忙乱的身影。杨春芳住医院进行rx房切除手术，她丈夫补办离休手续，大儿子结婚，小儿子离婚，孙子进幼儿园，上小学借读，没一件事不是他亲自出马。鞠师傅是杨家的秘书长，是她家的大管家，就像当初坚信他们之间不清白一样，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流言蜚语终于自生自灭，大家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种精神的恋爱。
然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会去认真关心精神上的事情。在一开始，或许是受到孩子们好奇心的启发，刘师傅只是关注鞠师傅的这件风流案子，到后来，刘师傅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捉奸运动的总指挥。监视鞠师傅的行动很快就由自发，发展到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际，在刘师傅的直接指挥下，戏校的孩子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鞠师傅和杨春芳之间的任何联系，都在警惕的目光监视之下。只要鞠师傅一跨过杨春芳家的门槛，处于最佳监视位置的小老保家的屋顶上，立刻就有孩子趴在那里。戏校家属区有一大排平房，对于孩子们来说，爬上高高的屋顶并不是什么难事。大家通常是先爬上最西端的那棵大梧桐树，借助树枝的弹性，顺利地达到屋顶上，然后像猫一样往东面爬。
尽管有过许多种传闻，戏校的孩子并没有在这些行动中，看到过他们有什么真正见不得人的画面。鞠师傅在杨春芳家一直是个正人君子，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出格的轻浮举动。那段时候，鞠师傅也搬到戏校来住，他是单身汉，就住在男生宿舍。吃过晚饭，过不了多久，他老一套地去杨春芳家做客，在那里熬到很晚才回去。鞠师傅的表现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失望，因为想看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大家只好把兴趣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孩子们的耐心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既然大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看不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于是索性胡编乱造，凭空杜撰出许多故事来。
五十多岁的刘师傅终于成了这些故事的受害者。端午节的第二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完全不顾自己的年龄和实际能力，在孩子们的引诱下，冒冒失失地爬上了那棵又高又大的梧桐树。后悔已经来不及，上树容易下树难，从树上降落到屋顶斜坡上更难，随着树枝的摆动，刘师傅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眼看着就要行了，他脚下一滑，跌落在屋顶上，然后顺着斜坡，一直往下滚，活生生地从屋顶上摔了下来。
工宣队刘师傅的伤情诊断是尾骨粉碎性骨折。这件事的直接后果，给了顾代表家的女人们一个严重警告，从此她们在洗澡的时候，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开着灯。她们再也不敢一边咿里哇啦地哼唱样板戏，一边把水声弄得稀里哗啦乱响。对于我们来说，偷窥顾家的女人们洗澡，完全是随带，因为顾家紧挨着杨春芳家，对杨春芳的监视，同样意味着对顾家的窥视。顾家老老小小到齐了，一共有九个女人，她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在房间里沐浴，会成为一群青春期男孩子的偷窥目标。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有些不同寻常，戏校大院的男孩子仿佛突然之间长大，一个个脸上长出了青春痘，一个比一个更色胆包天。
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对异性的强烈兴趣。我们公开地议论着顾家女人们的身体，从老的谈到小的，丝毫不以为耻。乘凉晚会给了孩子们聚集的机会，夜晚进一步地掩盖了大家的羞涩之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朱利巴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朱利巴是民乐班的学员，已经二十岁出头，非常喜欢和戏校大院的家属一起玩。他的个头很矮、很瘦，在玩乐器方面是个多面手，大提琴小提琴，二胡琵琶，只要是个东西，就能即兴表演一番。朱利巴是会说故事的能手，能把许多平庸的色情故事，说得栩栩如生，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很快成为大家的朋友。
民乐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高鼻子，棕色眼睛，长得非常像外国人。我们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小洋人”“小洋人”一度是马小双苦苦追求的目标。让大家想不明白的是朱利巴放着漂亮的“小洋人”不追，偏偏下死力气地去追顾代表家的老三和老四。朱利巴是民乐班的班长，在他的帮助下，马小双果然和“小洋人”处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那时候，马小双虽然已经显现出了好色之徒的本性，然而在对付异性方面还没怎么开窍，好在“小洋人”是个没心没肺的女孩子，单纯得像个小学生，把她弄到手并不要什么了不得的手腕。
朱利巴追求顾家老三老四的目的简单明了，他想通过顾代表混入部队文工团。想当兵是那个特殊年月里很多人的美梦，为了实现这一美好梦想，朱利巴决定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向顾家老三老四轮番地发起进攻，大胆热烈而且浪漫滑稽，姐妹俩青春纯洁的脑袋瓜很快就让他搞得晕乎乎的。那段日子里，朱利巴借口要教小老保一件乐器，天天坐在他家门口的石凳子上拉二胡。反反复复地拉着当时最流行的苗岭的早晨，其中有许多模仿鸟叫的小特技，他白天黑夜乐此不疲，一遍又一遍地拉着。由于这里正对着顾代表家的后窗，老三老四姐妹一听到叽叽嘎嘎二胡声，就情不自禁地伏在窗台上。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根本绕不明白朱利巴是想追求顾家老三，还是追求顾家老四，甚至朱利巴自己也不太明白。由于他帮过马小双的忙，为了促成朱利巴与顾家小姐的好事，马小双出于哥们义气，投桃报李，竟然发动整个戏校大院的男孩出来帮助拉皮条。虽然有在校期间不许谈恋爱的严格禁令，自从刘师傅摔伤以后，戏校学员的风流韵事就再也没有间断过。我们全力以赴，热心过度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密切留意朱利巴与顾家姐妹之间的交往。要看电影，立刻有人主动替他们排队买票，要偷偷约会，有人悄悄地替他们递纸条传消息，并且为他们站岗放哨。双管齐下的朱利巴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到秋天开始落树叶的时候，他已经让顾氏姐妹双双都陷入情网不能自拔。
处于青春期的我们成天为毫不相干的事情瞎忙，为朱利巴和顾氏姐妹之间的任何进展欢呼雀跃。我们津津有味地听朱利巴叙述自己的故事，他很乐意与大家共同分享爱情上的成功，很乐意向大家透露这方面的最新动态和细节。一段时间里，朱利巴悠扬的二胡声不仅让顾氏姐妹动情，也让戏校大院中所有的男孩子心猿意马。大家的注意力都跟着二胡的旋律在走，这样的场景随时都会发生，朱利巴坐在那一本正经地拉二胡，没完没了，一首接着一首，我们和顾氏姐妹各带着不同的心情，围绕在一旁认真地听。尽管在背后什么样的下流话都说过，朱利巴在女性面前显得非常优雅，非常从容不迫，活像一名风度翩翩的绅士。他对顾家老三老四都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十分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即使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对一大帮男孩子的目光，他也能挥洒自如，一会儿与顾老三卿卿我我，一会儿与顾老四眉来眼去。
“哄女人就好像哄小孩，”情场得意让朱利巴忘乎所以，他说起这方面的经验总是一套又一套“是女人必吃这一手，你得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说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是为了她。”
朱利巴讨好女性的最大法宝，是让女人坚信他向别的女人献殷勤，只不过是为了要掩饰他对你好的真相。在朱利巴的猛烈攻击下，顾氏姐妹神魂颠倒，都到了非他不嫁的坚决地步。很显然，朱利巴自己也陷入到了巨大的困惑之中，一方面，他对男孩子们绘声绘色讲述自己的故事，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样。顾氏姐妹现在是搁在砧板上的两条鱼，是已经烧好的两盘菜，朱利巴既想表现得像个小流氓一样，照单全收，把姐妹俩都占为己有，然而骨子里又是非常的胆小，前怕狼后怕虎进退维谷。事情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我们七嘴八舌地还讨论他究竟应该对谁下手的时候，顾氏姐妹已经等不及了，她们突然大打出手，你骂我不要脸，我骂你下贱，两人撕扯成一团，然后在怒不可遏的顾代表率领下，直奔朱利巴宿舍。
耿直的顾代表似乎丝毫也没有考虑到影响，他一脚踹开了宿舍大门，上前一把揪住朱利巴的耳朵，像拎只兔子似的使劲往上拎。我们没有一哄而散，兴致勃勃地在一旁看着热闹。随着顾代表手上不断用劲，朱利巴拼命地护着他那可怜的耳朵，一次次地往上蹿，他的脚一次次离地，脚底下仿佛装了弹簧一样。顾氏姐妹与我们一样也成了旁观者，她们气势汹汹，而且都很自信，希望今天朱利巴能给她们一个准确的交待。
顾代表恶狠狠地说：“小兔崽子，你还真有一手，枪法倒不错，想一枪打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