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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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朱学勤先生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想到的
一、对朱学勤先生讲演的一点异议
去年底，南方周末刊载了朱学勤先生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与中国加入wto的演讲摘要，文中朱学勤先生纵论了近三百年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重新观照了中国今天的加入wto，通篇演讲才华横溢，词锋甚健，不但展现了朱学勤先生深厚的政治思想史功底与扎实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充分体现了朱学勤先生老当益壮、历久弥新的赤诚热情。有些片断仿佛又让人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激昂文字的朱学勤先生。
我对朱学勤先生的最初了解是在十年前的一期读书上，朱先生在上面发表了启蒙三题，当时我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注意力正日渐升温，看了朱先生的文字自然有一种醍瑚贯顶般的感受，并深深为朱先生的才智折服。再后来就是那本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小册子和朱先生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再后来，大约是九五年吧，便是那篇感情真挚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时我的主要精力已经全部转到唐代文化史上，虽然仍是很为朱先生的文字感动，但是兴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些淡了。
重新捡起朱学勤先生的文字，算起来还是看了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坦率地讲，当年读了朱先生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心下便对朱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很以为然，但是当时更多地是感受性的，直到今天，看了这篇讲演摘要，我重新捡起对朱先生一些言论的思索，有些问题才相对清晰起来。
朱先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西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这种倾向已表现的相当充分，在这篇演讲里更是一目了然。虽然在演讲结尾处朱先生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她（指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但是从通篇感受上看，朱学勤先生甚至从感情上也是倾向西方的。我所谓的感情是指朱先生演讲中的情绪指向与立足方向，是指一般所谓感情用事的“感情”不是通常所谓感情瓜葛的“感情”尽管如此，对这样一个立足点，我也是不能苟同的。
在我的经验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强调自己主观的客观性，即便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内，人们也习惯称自己的判断为科学判断以强调客观性，但是，尽管人们着意回避或根本无视自己的主观上的情感弱点与视角盲点，尽管提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往往羞于提到理智之外对判断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它的下意识和不自觉，对判断的影响往往要比明晰的理智更为巨大。这是人的主观的多重性导致的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庸俗地讲，这也许是建筑在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康德关于认识能力的思辨的修正与拓展吧？
马克思就曾一再强调自己的结论是纯粹科学的，决不牵涉道德因素，但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结果，我们恐怕很难量化。可见要正视人的这一局限性是很困难的，当然要避免这一局限性也许更困难。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事人文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人的才智也许可以跨越很多具体的前提，但是作为命运一样的前提本身，不是任何才智可以超越的。人类历史上的若干伟大智慧，似乎从空间上超越了预设前提的处境（其实这是难以想象的，所谓超越往往是后来人的附会而已），但是从时间上看，他们终究超越不了“特定历史时期”这个预设前提。
因此，我以为人文研究总是难免要有个立场问题的，有人见了“立场”这样的字眼儿或许会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之类的提法，为此我有必要作以声明，我所谓的立场，只是一个人理论的立足点，是每个人一偏之见的根据，并不是狭隘的所谓政治立场云云。从这篇演讲摘要的一些环节上，我们可见朱先生的立场是倾向欧化的。
诚然，朱先生是搞政治思想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思想尤其薄弱，至少与政治谋略相比，相当薄弱，因此朱先生从知识结构上就难免侧重西方，我想这应该是个主要原因吧？这种学理上的侧重西方的立场本是整个学科状况与个人知识结构的一般结果，在未经过更为充分的整合之前，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朱先生讲演中的一个主要判断的非理性特征告诉我们，朱先生的侧重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其中还有着更为深邃的情感因素。
提出中国的“之”字型道路之前，朱先生就强调指出：“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则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由此开始，朱先生才展开了中国的“之”字历程的说法，因此二百年间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形成的怪圈，以及这个怪圈对中国而言的尴尬与荒谬，正是这篇演讲立论的关键。
朱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后面的演讲中，为了进一步突现这个怪圈的荒谬，朱先生提到了被乾隆“圣恩卷隆”地看好的少年斯通的言行作为：“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回顾一下朱先生的这个态度，我以为最妙的便是“竟然还是”（见刊头题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表现出的极其充分的惊诧足以将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霄壤之别轻轻抹平，给人一种中国早在二百年前就拒绝了这样难得的贸易机遇的印象，同时也让人觉得“正处于雏形的‘wto’”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妥。
坦率地讲我对中国晚清史和近代史了解得很少，仅仅比学生时代的革命史内容多一些而已，因此实在没有资格参与这个问题，只是想就大家耳熟目染的一些史实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以为面对历史问题，时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时间顺序不见得构成必然因果律，但是它往往是我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关键。朱先生谈到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忽略了两个时间问题，其一就是访华与鸦片贸易的先后顺序；其二就是“wto”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界定。抽取了这两个重要因素实在不足以谈论二百年前的“英中关系”更不足以谈论“wto”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自己的一偏之见，我们还是看看更为普通也更为平常因此可能也相对更为客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对此是怎么说的：“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量和运输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
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也设有专门的章节，名曰：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文中佩雷菲特是这样说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
上面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早在马噶尔尼访华前十九年，英国对中国大规模输入“作为嗜好品的烟土”的国家行为已经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展起来，而且马噶尔尼来华的时候是很清楚政府的这种行为的。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代表着英国在东方的全部利益，就像佩雷菲特另一番话说的那样：“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 “wto”的问题“wto”全面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是“gatt”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自然由更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在此我只想强调一下他们产生的背景，看看和当年的马噶尔尼访华有无更为明确的关系。
国际关税和贸易组织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筹建于1946年2月，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草案。其重要组成部分“临时适用议定书”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由23个国家签署，并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至于世界贸易组织，自然要晚于国际贸易组织，不但如此，而且晚了将近五十年。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原则上形成了“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在美国代表的提议下，决定将其易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的gatt部长级会议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各项议题的协定均获得通过，经104个参加方代表签署，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正式成立，1995年与gatt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起便独自担当全球经济贸易组织的角色，发挥其积极作用。
澄清了这样两个时间顺序，朱先生也许可以冷静地重新审度一下这个问题了吧？从这些内容看来，马噶尔尼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应该和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如果当时马噶尔尼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竟然是今天“wto”的雏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当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也可以称为国家行为的贩毒呢？（虽然当时没有贩毒这种说法，就像根本没有“wto”这个名称和这种精神一样）
虽然我也认为仅仅因为是否下跪的事儿羞辱远来使臣，未免荒唐，但是我并不认为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会当真有什么所谓贸易秩序可言。上面引述的关于鸦片的诸多事实，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以为对当时中国的实际而言，马噶尔尼访华未必便是什么加入“wto”雏形的一次机会。殖民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别于现代——特别是两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掠夺精神是容不得共荣概念的，物竞天择的原则与水天长隔的陌生势必将任何两两关系局限在彼此的敌意中。
今天我们尽可以批判乾隆的狭隘、自大、偏激和无知，以便对现在和以后起到相当的警醒作用，时刻提醒我们开放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是我们尽管批判乾隆就是了，又何必把马噶尔尼的访华捧到不理智的高度上呢？孔子曰“过犹不及”正是想告诫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为了进一步突出一方的荒谬而毫不节制地认可另一方。我们很难想象，在朱先生的逻辑线索中，一方的荒谬竟能说明另一方的正确。
依情理断之，朱先生作为思维受过充分训练的学者，本不该犯这样幼稚的错误，本不该不清楚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现今的“wto”的显著区别。但是朱先生没有作这方面界定，只是轻描淡写地用“竟然还是”四个字抹去了中国二百年间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当时马噶尔尼访华已经把美好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可是中国人却“给脸不要脸”——原谅我这么说，那个斯通的话似乎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吧？——居然和送上门的贸易机会“失之交臂”以至于今天还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新争取。这是怎样的蛮横逻辑啊？！是怎样触目惊心的是非观的弱化啊？！乍看起来，这倒有点像一个狭隘自大的英国人在粉饰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甚至也很难想象真正正直的英国人会这样描述那段历史。
我们不仅有学术、有思想，我们也许还应该有基本是非。这个是非当然不是简单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便是历史罪行”之类的一目了然的简单是非，而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一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勇气、大魄力和大是非。这样的是非说起来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要艰难。因为如果做不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多时候也许是情非得已，但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自欺欺人，也许只是情不自禁而已，并且正因为情不自禁，才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不妨比较宽容地设想，朱先生表现出的这种简单史实上的混乱，并不是蓄意遮蔽事实，而只是一种记忆与意愿相连的非常态主观惰性，是为了立论方便而作的下意识调整。虽然这种不由自主与下意识对人之认识的危害与困扰要更大一些，但是从感情上也许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每个主观没经过充分锤炼的人，都难免于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这种下意识与不由自主，而朱先生一度在自己的文字中曾表现出过这类倾向，因此，这一番朱先生随口（很多人的演讲都有“随口”的问题）犯下的这个历史判断上的错误，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主观惰性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到“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朱学勤先生在各种文字中不只一次地提起过“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似乎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几年来一直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挥之不去。在这次讲演中就从两个角度一再提到这个话题：其一是谈到法俄政治传统时，朱先生说：“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其二是谈到英美政治传统时，朱先生道：“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坦率地讲，朱先生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真是不乏诗意，但是用在逻辑表述中究竟指什么却很模糊。从字面和前后文理解，这个“最柔软的地方”似乎应该是类似灵魂或精神上的私藏的一分自由空间云云的东西，是主观上的类似基本权利之类的东西，可朱先生不但没有界定它的范围大小，也没有界定它是否有什么客观规定性。这就难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个暴君“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和一个乞丐“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都绝不是一回事儿，面对这类几乎存在于每个具体个人之间的差异时，我们该倾向哪一个人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呢？说到这里，我想人们也一定看得出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方向问题。
十几年前，朱先生意气风发，笔力强健，似乎人也比现在锋芒一些。我还记得那时朱先生有这样一篇文字，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初见那篇文字。我就被那个震撼人心的题目彻底震撼了，我的一个时期对朱先生的关注可以说是肇端于那篇文字——甚至那个题目的。显然，当时的朱先生没有给他所谓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以足够的重视的。不但如此，那篇文字笔锋之犀利，立意之明确，措辞之严厉，用心之良苦，综合地看，在当时的论坛上是罕见的。
在那篇文字中，朱先生从巴金老人的随想录说起，从当年文化界对胡风的口诛笔伐引申开去，痛陈某些知识分子在那次运动中的不光彩表现，并为那些尊严与人格的失落而深感痛心。行文间，朱先生饱满的热情、深切的关注、明确的是非以及坚定得有些脆弱的道德感与责任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说到关于文革语言发轫于那些知识分子对胡风的攻击，说到人们对当年自己攻击胡风的冷漠健忘与别人迫害自己的耿耿于怀的时候，朱先生更是显得激动而严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感，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冲淡了。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我复述这些话的时候，犹自被它们深深震撼。这些年来，每每想起朱先生“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这句话来，我都感到心里一阵阵发闷，它成了我一时之间难以超越的一个现实追问。
我们不能否认，那时的朱先生，还是认为面对人的灵魂以及那些“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还不是全无作为的；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太年轻，还不知道怎样尊重“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吧？所以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睿智，但却已是足够赤诚。近年来，以我之浅陋了解，尚没有听说朱先生对那些早年文字有什么明确修正，况且，上个世纪末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已经开始张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能触碰之旗帜的朱先生还把这篇文字收在集中。所以我以为，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怀念着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与热情吧？而且，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和当年的朱先生一样地赤诚，一样地喜欢做一个问题中人吧？
十年前的论坛一度风起云涌，龙蛇混杂，人们竞相以惊世骇俗之言争舆论中一席之地，自由主义的滥觞更是势如遮天之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样严厉、那样坚决、那样彻底地呼吁“灵魂拷问”的朱先生应该是第一人。因此在我心目中，朱先生堪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今天我这样说，相信大家可以想象，当年我是怎样被朱先生的这种坚定彻底的立场鼓舞着、鞭策着。虽然我看卢梭的忏悔录在接触朱先生之前，虽然我看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似乎还要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让我意识到省察自己灵魂的必要，还是朱先生这篇文字。十余年来，虽然一度把朱先生搁置一边，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做不到拷问自己因此也羞于拷问别人，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朱先生的那篇短小的文字启蒙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启蒙了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但是，我没想到几年后重新见到朱先生的时候，他却在灵魂拷问之上加了一个任谁也碰不得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而且任我翻遍能找到的朱先生的文字，也没有发现对那神秘的一块的明确界定。我想，不止我和朱先生，相信其他智力没有明显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一块”的碰不得的娇情下，别说拷问无从说起，似乎一般的省察也很难贯彻吧？我们同样不能不承认，朱先生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他的批判前提已有了明显的转型，这个转型虽然从理论深度和历史意义上难以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理论转型相比，但是从程度重大与方向向背上看，应该远大于后两者。
我能理解一个人随着年增岁长而态度有所调整，比如朱先生就曾引用过克雷孟梭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并用这句话解释自己与新左派的分歧及对新左派的理解。但是我还是难以面对朱先生的这一转型，我想象这样一种语义含糊的表述是不能用来界定左派与右派之分的，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种提法的弹性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限制可言。因此我更倾向于朱先生的这种转型是一种消磨的结果，是朱先生年增岁长导致的世故与软弱所致。
为了寻找朱先生这一转型的线索与脉络，我第二次翻检朱先生的文字。坦率地讲，我是怀着一种近乎悼亡的心情翻检那些文字的，在我心目中，当年那个朱先生已经死在“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中了。字里行间我追想着早年朱先生执笔时的风采，回顾着自己被朱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的心情越发地沉重。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深刻尖锐、充满着激情与创造性的思想者成为一个什么“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执幡护灵者。这样的疑虑一直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也刺激着我。我坚信，在朱先生文字的编年线索中，我应该可以找到这种转型的脉络。
可是我万没想到，最早的明显线索最终竟是在那篇号角般振聋发聩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找到的。当我十余年后重新翻起朱先生那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时候，我发现朱先生在那篇赤诚、尖锐的宣言般的文字中，其实也没有触摸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只不过当时朱先生未必明确地知道自己呵护的便是名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东西罢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当年朱先生之文名义上成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但是行文之际，朱先生本人却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不言而喻，这一发现实在是已经深深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你一朝发现你一个时期以来某方面的支撑与寄托突然显得像一个“骗局”一样荒谬，你自然会觉得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践踏了，这种体验想来对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而言都不会很陌生。但是我没有时间自怨自怜地沉浸在朱先生客观上给我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之中，我要揭示这个现象，并且尽我所能分析这个现象，以期后来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会受到我类似的冲击与触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是怎样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
其文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顾名思义，自然主要应该是说“我们”而“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代词，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也就是说，我们中自然也是有这个“我”存在的，从文章名字上看，这些灵魂需要被拷问的人中，应该包括执笔的朱先生在内，而既然灵魂拷问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一样的东西，并且又是自己首倡的，本着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的考虑，朱先生也应该从自己开始拷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通篇文字除了泛论一下“我们”对具体的“我”却无一字提及，仔细读来，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究竟是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文章之初，朱先生饱含着真切情感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近乎强迫症倾向的对悲剧之壮美悲剧意识之尊严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狂热迷恋，任谁看来都不能怀疑朱先生这段文字的真挚情感的。
朱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流露着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注：“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在“岂止从今日开始”这短短七个字中，朱先生为自己的文字选择了一个坚定牢固的现实立场，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深深立足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即便显得有些偏激，也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如果这种批判与反思是从自己身上率先展开的，那么他在理论上的说服力与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将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朱先生文字中有可能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就只有这几句话，接下来，他便把矛头指向了当年一干人对胡风的批判。从而使全篇文字看起来不像是一次拷问，而更像是一次声讨与揭露。
或许有人会说，朱先生谈论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那时的朱先生还是一个少年，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拷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本身其实无非是人的德力、品行、气节在特定背景中的一次考验与提炼，特定的是背景，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却是人的背弃、出卖、沉沦与彼此倾轧。
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个经历着它的人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灵魂被时势拷问，因此，即便后辈如朱先生不去拷问那些灵魂，那些灵魂也将在那个特定背景永远经受着那样的拷问。如果没有那样的背景将人置于那样的境遇中，那些人有的也许比我们更善良；有的也许比我们更软弱；有的也许比我们更正派，而我们在那样的气氛中，在那样的舆论强硬劝导下，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将会怎样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远比对前人的声讨与揭露更沉重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比声讨与揭露前人的沉沦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躲过去，但关键时刻其实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僵化的割裂的历史掌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只有那些可以为今天的借鉴，可以更好地作为认识今天乃至明天的有力参照的活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坚定的问题中人，一定会赞同这种说法的。因此朱先生的拷问那些“刚陨落不久的文坛巨擘”、“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当时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们的灵魂，应该也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与弘扬当今乃至未来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捍卫在朱先生看来已经辱没不堪的悲剧尊严。可朱先生行文之际指东打西，脚踢八方，历数前因后果，写尽人心炎凉，将一众人批得体无完肤，却又像打形意拳一样手肘不离前胸方寸，几乎牢牢地护住了自己胸怀之间，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竟是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动，岂不是和自己行文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此我还想着重强调一点，朱先生文中提到的胡风在狱中拒绝揭发周扬的惊人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几乎是那些沉沦面前的永远的明鉴。在那样一种人格面前，每个人都难免要想到自身，想到自己与那种充洒天地豪迈风采的差距。坦率地讲，这些年来，每每想起胡风那个耀眼的态度，我心情都很沉重，有时甚至会很沮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如果在那样的境遇，面对那样的抉择，会不会焕发那样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年来，胡风那个态度一直让我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有可能沉沦的惰性悚然惊惕。如果我是那时的胡风，我会怎样做？！这个简单直接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心志，锤炼着我的良知。
可是从朱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出那件事对他个人的真正触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用胡风的态度相映照，对其他人的彻底的否定：“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句话相当精辟，也相当透彻。“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这句话相当中肯，也相当贴切。可是我发现，在这里面朱先生的“我”丢失了，朱先生只是在评点胡风与那些陷害胡风的人，因此把胡风那种勇气与力量的普遍性抹煞了，那是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他不但让当时那些“违心之论”无地自容，他也将使历史的、现在的乃至于将来的一切“违心之论”无地自容。在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例面前，朱先生的主观的退避三舍实在是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好言了。
朱先生想来也应该意识到，巴金老人在随感录中谈到的都是“我”怎样，朱先生的引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巴金老人追问的是“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巴金老人提醒的是“我”不应该忘记而不是他们不应该忘记；巴金老人说的是“我” 把老友的私信抖落出去而不是他们把谁的私信抖落出去；巴金老人只是在忏悔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忙于揭露别人的事情。巴金老人的随感录可能如朱先生所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造上“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巴金老人的确是从自己开始的，从“我”开始的，比起朱先生的拷问别人的灵魂来，实在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开始”不但绝不是什么控诉，也不是什么揭露，而是实实在在的“忏悔”方向的内容。但是巴金老人的这些踏实表现似乎也没有给朱先生任何积极的提示，朱先生依然把一次“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号召变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声讨与揭露，而朱先生自己也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朱先生自己有什么必须要“拷问”的经历，我这样说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全面性的考虑，以及情理上的可容性的考虑。正如朱先生文中说得那样，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在朱先生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忏悔。而忏悔，本原上讲是一种宗教行为，在基督教教义中，基于原罪的观点，每个人都不是清白的，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忏悔实际上是人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人向上帝呈现自己的信仰的手段。因此宽泛地讲，不但那些被朱先生拷问的人需要忏悔，而且朱先生、我，乃至于任何人都应该忏悔。鉴于忏悔的这种普遍性与绝对性，如果一边呼吁着忏悔一边却一味拷打别人的灵魂，就会像一直落在猪身上的老鸹（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一样成为一个见人过不见己过的笑柄。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看一个“我”之逃逸的典型例子。1923年11月9日午时，在慕尼黑比尔格布罗依凯勒尔啤酒店与巴伐利亚邦陆军总部的一段街道上，一队身穿褐衫的壮汉昂首阔步地挺进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刚刚监禁了邦长官的希特勒和大战之后一直隐居巴伐利亚的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将军。这些人是前去解救被困在陆军总部的同党的冲锋队员，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信心百倍地前进。可是队伍堪堪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遭到“据说已经腐朽涣散得毫无战斗力的警察部队”的强有力的阻击，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希特勒以大战时期一个老兵的机敏的战斗经验与身手，侧身滚到路边，消失在街道旁，而那个久已不参加实际对抗战的老元帅却傲然地站在队前，一动不动。如果不是第二天警察在郊区农舍抓到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在法庭上以超人的狡诈与机警反客为主，一跃成为欧洲的知名人物，那一个侧滚也许会让他永远滚出世界史。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可圈可点的侧滚毕竟还是让他率领的“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了“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对比一下朱先生的自我逃逸，以便更为形象地说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荒谬。至少，刚刚发现朱先生的这种逃逸的时候，我就不很愉快地想到了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中的逃逸，至少这种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从形式上似乎与 “我们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一样荒唐。二者在客观上形成了相类似的结果，就是不想在自己发起的行为中真正切实地负起责任来，而责任是一个人言论行为的最下限的基础。
当然，鉴于希特勒的身份，我的这个比喻容易让人附会上一些不良的联想，在此我有必要界定一下，我将二者在一起比较，纯粹是形式上的，决不关系到内容方面，更无意以希特勒对朱先生形成某些恶意影射。毕竟，朱先生的这种逃逸从内容上看还是有别于希特勒的逃逸的，希特勒的逃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临阵脱逃，而朱先生的逃逸，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是一种心理倾向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与希特勒不同，朱先生的这种逃逸更多地是心理问题，而不是品行问题。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判断之心理基础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一个人的判断难免受到自我的制约。有鉴于此，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几乎关系到他的所有其它判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做过一个试验，将同一物体的两个角度的画面拿给一个儿童去辨别，结果儿童根本辨认不出那是同一个物体，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这种对自己主观缺乏清醒认识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缺乏客观尺度，我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心。皮亚杰告诉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现象在“心理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那里将保持终身”而且不会为知识的建构与增长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脱中心化程度的拓展和所谓知识乃至知识分子云云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比情商与智商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还要充分。所以，凡此种种，我以为正是朱先生自己主观逃逸的根本原因。
扪心自问，或许也是出于对自己多年以来对朱先生的复杂感情的自我呵护吧？虽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我还是坚持朱先生像一只落在猪身上的老鸹一样的自我逃逸绝不是什么品行问题，而是一种缺乏充分锤炼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心理现象，是一种自我呵护的想当然的惰性。朱先生在拷问别人灵魂时候的逃逸和呼吁别人忏悔时候的淡出，虽然不见得是蓄意能动的，但是借用朱先生评价新左派的一句话表述，恰恰与朱先生脱中心化程度偏低的自我呵护“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出于蓄意能动的原因，会在主观逃逸之后那样若无其事、趾高气扬地振振有词、指摘别人，似乎自己的逃逸只是为了需求一个批判与审度的距离似的合情合理，这种少廉寡耻的巧言令色与朱先生文字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颇有出入的。因此我们只能把朱先生这种逃逸看作一种下意识行为。
现在我们不妨比较保守地做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主观逃逸，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朱先生后来所谓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他来讲似乎便是他的整个自我。鉴于这样的立场——我又一次不得不提到立场，他后来由一个为“灵魂拷问”摇旗呐喊的旗手变成一个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执幡护灵的辩护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演讲摘要有关的其他几点之商榷
首先，我们再从正面谈一谈关于“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问题。
坦率地讲，我很支持朱先生反对强启蒙的立场，我想每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会持这样的立场的，强启蒙由于运作上的难以避免的一概而论，势必形成相当范围与相当程度的对人之尊严的践踏，这是每个人道主义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朱先生片面呵护“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矫枉过正。正所谓过犹不及，朱先生宣扬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吹精神生活上的享乐主义，至少从朱先生拷问别人灵魂时候自己的主观逃逸，我们可见这种享乐主义的下意识流露。
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所谓“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对一个哺乳期的孩子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甚至包括饿的时候没能及时吃到奶，为此哭得惊天动地的孩子当是代不乏人吧？对一个偷盗成性的惯匪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甚至包括对别人财务非法占有的冲动。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因此，如何面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正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的问题。
关于人的成长与教育，有一种“挫折教育”的提法想来朱先生也应该不陌生。关于挫折教育“卑之无甚高论”说到底就是对那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从隐私与个人的独立性上讲理应受到尊重的，而且往往是人们自以为高于万物的所谓情感方面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充分锤炼。不难想象，只有“最柔软的那一块”受到冲击，只有从“最柔软的那一块”引发的种种冲动与欲求受到遏制，才能谈到人的所谓挫折，舍此充其量只能算作人的心理能量外化过程中的些许波折，离我们通常理解的挫折是相去甚远的。
而且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也曾说过一番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中以“苦其心志”为先，以“动心忍性”为落脚点，对人的成长、成熟乃至于走向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从另一个侧面弘扬了刚健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所谓“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以为正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锤炼。
当然，从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讲“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确应该得到普遍意义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将是令人神往的精神田园诗。但是从挫折教育与刚健进取的角度讲，就算国王不能进，我们自己总不至于也尽量不进吧？总不至于任由“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主观上滥觞，并在惰性——如果我们回避对它的整合，势必为自然而生的惰性所困扰——的驱动下，耽于种种病态的伤感与脆弱的浪漫，将人生本然的点缀渲染为生命的主流吧？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分寸感，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强启蒙，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基本尊重；但是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进行任何方式的整合，甚至自己也拒绝触摸，却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呵护。而自我呵护，恕我直言，是惰性的孪生兄弟，是人之精神乃至人格沉沦的渊薮。相比之下，我们实在难以断言这两种极端的优劣。虽然强启蒙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伤害，但是毕竟从强启蒙中产生了朱先生这样一些有着深刻忧患意识与深切境遇体验的自由主义者；而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呵护却让朱先生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这中间的是非得失即便在朱先生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竟也是难以辩说清楚。
因此，我坚持以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其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必须不断扬弃的，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确立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动态的尊重。否则，不是形成对“最柔软的那一块”凌迟般的绞杀，导致尊严的沦丧；便是把“最柔软的那一块”像祖先牌位般供起来，导致人格的沉沦。
其次，我们谈一谈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并没有在朱先生的演讲中出现，而是朱先生一篇名为另一种记忆一文的主题。文中朱先生从自己在亚特兰大的一些见闻经历说起，阐发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这样一个事实，并通过这种事实在一种政权形式下的共存，暗示了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我所以要在这里扯进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本文第一部分我对朱先生史料判断之误的一些论述。我想，朱先生也许会以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为自己在鸦片战争问题上的谬见开脱，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此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合理性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归根到底是人之主观的多元性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朴素的自发的基于本能自我的主观多元性造成的；而历史记忆的多元性的难以统一，正是人们难以超越自我中心立场的相对低级的心理层次决定的。坦率地讲，朱先生文中提到的亚特兰大的一些状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方面为他们树起李将军的纪念像而深受感动，一方面却为他们博物馆中关于南北战争的说法深感震惊。我难以想象一个政治体制对相左记忆的包容性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我想，朱先生也应该是有感于一种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作此文的吧？相信任何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会被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深深折服的。但是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一种政治体制的宽容，只能说明政府对民众自发的朴素历史记忆的容忍与尊重，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学理上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像“为什么不能有对立的记忆？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这样的反问在学理上讲都是颇为荒谬的。
一个政治体制容忍多元的历史记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关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不应该有所谓多元结构的。历史本身是人类行为构成的，在有人类参与的事件中，必然会有是非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能贯彻对是非的认知，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可言。而面对是非的时候，多元记忆显得何其荒谬？至于历史记忆向一元化统摄的内在动力，便是终极价值的一元性。
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朱先生曾把终极关怀作为衡量政治文化的尺度，朱先生当然应该了解：终极关怀本身在实践中就是一元的，我们不能设想多元的终极关怀，因此从理论上讲，终极价值的判断也应该是一元的。对历史判断的一元化要求正是终极价值的一元化决定的，不是任何具体人或具体组织的权力僭越使然。鉴于此，所谓的多元的历史记忆只是一个在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宽容问题，不能构成历史科学的合理状况，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对此有深切体会吧？当然，学科发展是以怀疑为先导的，但是这种怀疑只应该是在一元背景下对既成判断的怀疑，而不应该是使基本判断沦于相对主义窠臼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或不可知论的怀疑。
不错，是相对主义，由多元记忆导致的价值判断之含糊直接结果便是相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的惶惑不免显得缺乏诚意，更像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姿态。因为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被亚特兰大的一些社会现象遮蔽，以至于竟在对南北战争这样的鲜明是非面前发生动摇，与亚特兰大的种种现状相比，一个历史学者的这种动摇不是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吗？况且朱先生自称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中人便是在问题中解决问题，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问题，而绝不是这种把一个不能算作问题的肤浅感受囫囵抛给别人的拙劣的暗示手法的有意运用。坦率地讲，所谓的“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这样的问题实在只能算是肤浅感受而已。
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不妨对朱先生作一个模拟的追问，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多年来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范围的广泛关注，韩国一些青年甚至对此作过相当激烈的反应。面对日本教科书那样一种与我们的记忆完全不同的说法，难道朱先生会基于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尊重进而怀疑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希望这个模拟追问不要引起朱先生的不必要的反感，我无意调侃朱先生的荒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事例，进一步明确朱先生将政治体制的宽容问题滥觞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荒谬。而且，恕我直言，我对美国人民还是有基本信心的，相信即便在南部，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南北战争都持那样荒谬的看法的。
综上便是我对历史多元记忆的基本看法，我想历史就是历史，既然我们不能用“如果”之类的假设骚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恐怕也不能用所谓多元记忆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鉴于此，朱先生对马噶尔尼访华以及鸦片贸易的一偏之见是不能以另一种记忆来简单解释的，即便那果真是所谓的另一种记忆，我们也只能追问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因为多元历史记忆的产生其实便是情感倾向与立场导致的。
至于国民性改造等问题虽也值得商榷，但西祠网站思想的境界版有湘山居士的驳朱学勤：关于改造国民性一文阐述的相当充分，我就不在此多费唇舌了。
四、几句多余的话
谈到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我能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我甚至也支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张，并且我个人也有若干类似自由主义主张的精神追求，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不能淡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则我们将成为挂着自由主义招牌漂泊招摇的无根之絮。
关于民族主义，朱先生在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得已经足够清楚了：“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留学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知道这一类历史知识了）。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
基本上道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概貌，只不过朱先生对义和团的说法似乎有点儿可疑。五四那一代人大多经历过义和团那个时代，而且对义和团的印象也大多不是很好，但更多的是针对他们的封建结社等迷信巫术活动，以及对待具体人和事物的简单粗暴的态度等等，像朱先生这样以为义和团的反抗与“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进而以后者否定前者，却是很独特的角度。诚然，国力不及于人，却要用极端的方式招惹别人，最后招致更大的危机，实在不能算是明智的举动，可是朱先生的角度未免也太明智了些吧？原谅我说一句过格的话，当年横行中国的那些洋买办也不会有比这更明智的角度了吧？
和团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历史地看也不足取法，但这种否定绝不是基于朱先生说的这个角度。按照朱先生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如果力量不足以抵抗对手，就没有必要用无谓的抵抗激怒对手，而招致更大的报复。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不难发现，朱先生借以评价义和团的逻辑是比较典型的明智派投降逻辑，这种逻辑当然要好于功利派投降逻辑，但却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投降逻辑。
般情形下的倾向西方在这样的关键环节上已经表现为一种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引发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取悦倾向，已经由一般性的倾向西方突现为鲜明的媚外立场，这也许是自由主义的滥觞难以避免的死结。由于缺乏耐心导致的在理论线索上的急功近利，使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很自然地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泛化成对西方的倾慕。而且由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惯性，朱先生往往表现得分析别人的时候相当精辟，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表现在朱先生知道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注意提醒自己“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但是朱先生似乎不知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时刻注意不要把对宪政制度的倾慕等滥觞为对殖民政策的麻木甚至认可。
九一一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的篇尾强调：“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在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证明中国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中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虽然我不是持新左派立场的，但是我以为，这番话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来讲实在是再中肯不过了。薛涌提到的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薛涌呼吁的也是民族主义立场。
经针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向英国政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坏的印度政府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儿，印度人民宁愿要一个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想要英国的一个好政府。这样痛切坚定的立场想来也不是朱先生这样的片面仰慕英美政制的人能够理解的吧？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朱先生的个人责任，一个像朱先生那样的脱中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是很难整合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从思想史中的失踪者一文中他对六八年的格外偏执的情感中我们可见其端倪。
朱先生能否体会到甘地那痛切的立场，甘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都是朱先生回避不了的。而且朱先生民族观念弱化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种弱化和所谓的世界公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某种意义上讲，贝多芬应该是个世界公民，但是贝多芬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歌德似乎也应该算个世界公民，并且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较之贝多芬还要略强一些，可是歌德也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在一个伟大的征服者面前，几乎同样伟大的世界公民没有迷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知道捍卫自己的民族的基本尊严。一个人的民族立场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尊严的根本基础。
立场，在通常意义上其实是与爱国主义相重叠的，而且立足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坚定的近乎绝对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不计较政府的性质，不计较自己在政府治下的遭际，是一种没有具体前提的爱国主义。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不会以任何借口而倾向损害民族利益，不会以任何借口倾向损害民族利益的立场。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看看真正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怎样的基础与动力。
麦卡锡时代，美国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有“原子弹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遭到政治迫害，不但学术科研工作被停止，日常行动还被监视起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当时有朋友劝奥本海默去其他国家发展（以他的才能和声望，这不难实现），奥本海默却含着眼泪拒绝了：“我不能那么做，没办法，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公元前399年，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行邢前有朋友为苏格拉底做了周密安排，让他逃出去，据说雅典政府也希望苏格拉底出走，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个多嘴的人干扰他们的自我陶醉与自我满足，却不是很想担负杀死一个智者（他们似乎把苏格拉底等同于一般的智者）的名声。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既然他选择了在这个城邦生活，那他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服从这个城邦的法律。
在奥本海默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感情，那几乎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感情；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奥本海默的感情还是苏格拉底的责任与义务，都是无条件的，不但所谓的自由追求不能成为背弃它们的理由，甚至精神生命乃至生理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这些立场。鉴于这样的例证，我以为，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绝对的。
我无意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朱先生以为混淆鸦片贸易的黑白，强自为英国人二百年前的殖民政策张本是恰到好处的理论分寸的话，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情绪”同时我也相信，与那样的混淆黑白相比，任何一点朴素的民族感情，任何一点基本的民族尊严都将是“极端的民族情绪”这同样也是个立场问题。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
我更无意和朱先生争论什么民族主义立场的必要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民族是一个现代人的根本规定性，所谓根本就是没有比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更根本的东西。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不能以牺牲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为代价，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爱国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不管朱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他毕竟难以摆脱一个真切的前提，他是以汉语作为思维工具的，汉语将喜爱英美宪政的朱先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即便他为鸦片贸易寻找的借口几乎比任何一个现代英国人都精致，但是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眼里，朱先生都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朱先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能力放弃母语思维，那么朱先生就别无选择地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背弃民族立场的任何追求都将使自己成为无根的孤魂野鬼。
一个没有民族感、缺乏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心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称他为什么，因此历史地看他是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这就是我看了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一文后的沉痛感受。
我们不得不承认，谈论马噶尔尼和鸦片贸易的朱先生远不如那个鼓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可碰的朱先生更有生命力，因为一个迷失了自己的人格归属的人，其实是连拷问的余地都没有的，至于成长的机会，似乎就更无从说起了。
我无意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也没有力量、更没有资格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只是坚信一个原则：在祖国与民族问题上是非感这样淡薄的人，人格尊严的根本依托已经被自己的草率抽取。因此他的任何所谓的发展都是儿戏般的智力游戏而已，于人于己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五、对自己行文的一点疑虑
行文至此，有一个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行文之际到底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对朱先生其人的不良情绪。归纳起来，我对朱先生的不良情绪，起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朱先生拷问别人时的主观逃逸问题。前文我已经说到这些年朱先生对我的启蒙之功。朱先生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一直锤炼着我的良知，对我形成的心理压迫以及相应的心理苦难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一旦我发现朱先生自己竟是如此轻松地逃逸出去，对我的压迫居然丝毫没有从积极意义上压迫朱先生，我心中难免会生出些许的不平。尽管我知道朱先生的逃逸是不由自主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二是马噶尔尼访华问题。正如我前文所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因此朱先生关于马噶尔你访华与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述其实已经让我倍感愤慨，坦率地讲，看了朱先生的这些论述之后，我把鸦片传入中国的时序沿革那段文字写在了朱先生那张照片上，当时我的本能冲动是想把那些事实写在朱先生的脸上！
我自然知道这样的情绪是很难形成经得起推敲的文字的，因此为了消解这样一些主观情绪，我将这篇文字压到现在才动笔，可是直到现在文章已经结束，我仍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围绕这件事儿的对朱先生的主观情绪。
回头看前面的文字，自己觉得有些地方也许过于严厉，但无论怎样斟酌都找不到更低调的措辞，也就只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吧！如果有人能从中体会到我对朱先生的一番情怀固然是我所愿，如果有人觉得有些地方类似人身攻击，我也只能深表遗憾，因为我的确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
于是我就把这些文字拿出来了，一味藏拙未免显得有些虚伪矫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者不会在朱先生身上体验我一度经历的那种失落感，而我的第二个愿望便是希望朱先生能仔细想想我的关于民族立场的“多余的话”那样也不枉朱先生当年对我的启蒙之功，以及我多年来对朱先生的几分钦敬了。
——由朱学勤先生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想到的
一、对朱学勤先生讲演的一点异议
去年底，南方周末刊载了朱学勤先生关于马嘎尔尼访华与中国加入wto的演讲摘要，文中朱学勤先生纵论了近三百年西方政治思想的脉络，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重新观照了中国今天的加入wto，通篇演讲才华横溢，词锋甚健，不但展现了朱学勤先生深厚的政治思想史功底与扎实的专业知识结构，而且充分体现了朱学勤先生老当益壮、历久弥新的赤诚热情。有些片断仿佛又让人看到了十几年前那个意气风发、激昂文字的朱学勤先生。
我对朱学勤先生的最初了解是在十年前的一期读书上，朱先生在上面发表了启蒙三题，当时我对法国启蒙思想的注意力正日渐升温，看了朱先生的文字自然有一种醍瑚贯顶般的感受，并深深为朱先生的才智折服。再后来就是那本风声•雨声•读书声的小册子和朱先生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再后来，大约是九五年吧，便是那篇感情真挚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时我的主要精力已经全部转到唐代文化史上，虽然仍是很为朱先生的文字感动，但是兴趣与以前相比已经有些淡了。
重新捡起朱学勤先生的文字，算起来还是看了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中国加入wto之后。坦率地讲，当年读了朱先生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心下便对朱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很以为然，但是当时更多地是感受性的，直到今天，看了这篇讲演摘要，我重新捡起对朱先生一些言论的思索，有些问题才相对清晰起来。
朱先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西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这种倾向已表现的相当充分，在这篇演讲里更是一目了然。虽然在演讲结尾处朱先生表达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她（指中国）能不能成为第五个国家，不结对，也能开出自己独特的制度试验呢？”但是从通篇感受上看，朱学勤先生甚至从感情上也是倾向西方的。我所谓的感情是指朱先生演讲中的情绪指向与立足方向，是指一般所谓感情用事的“感情”不是通常所谓感情瓜葛的“感情”尽管如此，对这样一个立足点，我也是不能苟同的。
在我的经验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强调自己主观的客观性，即便是在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内，人们也习惯称自己的判断为科学判断以强调客观性，但是，尽管人们着意回避或根本无视自己的主观上的情感弱点与视角盲点，尽管提出判断的时候我们往往羞于提到理智之外对判断的影响，但是它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由于它的下意识和不自觉，对判断的影响往往要比明晰的理智更为巨大。这是人的主观的多重性导致的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庸俗地讲，这也许是建筑在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康德关于认识能力的思辨的修正与拓展吧？
马克思就曾一再强调自己的结论是纯粹科学的，决不牵涉道德因素，但是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结果，我们恐怕很难量化。可见要正视人的这一局限性是很困难的，当然要避免这一局限性也许更困难。所以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从事人文研究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有一个预设的前提，人的才智也许可以跨越很多具体的前提，但是作为命运一样的前提本身，不是任何才智可以超越的。人类历史上的若干伟大智慧，似乎从空间上超越了预设前提的处境（其实这是难以想象的，所谓超越往往是后来人的附会而已），但是从时间上看，他们终究超越不了“特定历史时期”这个预设前提。
因此，我以为人文研究总是难免要有个立场问题的，有人见了“立场”这样的字眼儿或许会联想到文革时期的“灵魂深处的革命”之类的提法，为此我有必要作以声明，我所谓的立场，只是一个人理论的立足点，是每个人一偏之见的根据，并不是狭隘的所谓政治立场云云。从这篇演讲摘要的一些环节上，我们可见朱先生的立场是倾向欧化的。
诚然，朱先生是搞政治思想史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政治思想尤其薄弱，至少与政治谋略相比，相当薄弱，因此朱先生从知识结构上就难免侧重西方，我想这应该是个主要原因吧？这种学理上的侧重西方的立场本是整个学科状况与个人知识结构的一般结果，在未经过更为充分的整合之前，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朱先生讲演中的一个主要判断的非理性特征告诉我们，朱先生的侧重西方并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其中还有着更为深邃的情感因素。
提出中国的“之”字型道路之前，朱先生就强调指出：“马嘎尔尼访华，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讨论wto时耳熟能详的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中国则于当时正处于雏形的‘wto’失之交臂。”由此开始，朱先生才展开了中国的“之”字历程的说法，因此二百年间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形成的怪圈，以及这个怪圈对中国而言的尴尬与荒谬，正是这篇演讲立论的关键。
朱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后面的演讲中，为了进一步突现这个怪圈的荒谬，朱先生提到了被乾隆“圣恩卷隆”地看好的少年斯通的言行作为：“48年后，斯通参加英国议会有关是否与中国开战的投票，毫不犹豫投下了赞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国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只听得懂炮舰的语言。从此有了令中国屈辱不已的鸦片战争。”
回顾一下朱先生的这个态度，我以为最妙的便是“竟然还是”（见刊头题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表现出的极其充分的惊诧足以将两个“自由贸易，协定关税”之间风马牛不相及的霄壤之别轻轻抹平，给人一种中国早在二百年前就拒绝了这样难得的贸易机遇的印象，同时也让人觉得“正处于雏形的‘wto’”的提法没有什么不妥。
坦率地讲我对中国晚清史和近代史了解得很少，仅仅比学生时代的革命史内容多一些而已，因此实在没有资格参与这个问题，只是想就大家耳熟目染的一些史实谈谈自己的看法。我以为面对历史问题，时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时间顺序不见得构成必然因果律，但是它往往是我们认清历史真相的关键。朱先生谈到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忽略了两个时间问题，其一就是访华与鸦片贸易的先后顺序；其二就是“wto”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界定。抽取了这两个重要因素实在不足以谈论二百年前的“英中关系”更不足以谈论“wto”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的问题，为了尽量避免自己的一偏之见，我们还是看看更为普通也更为平常因此可能也相对更为客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对此是怎么说的：“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量和运输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
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也设有专门的章节，名曰：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文中佩雷菲特是这样说的：“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
上面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早在马噶尔尼访华前十九年，英国对中国大规模输入“作为嗜好品的烟土”的国家行为已经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开展起来，而且马噶尔尼来华的时候是很清楚政府的这种行为的。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代表着英国在东方的全部利益，就像佩雷菲特另一番话说的那样：“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 “wto”的问题“wto”全面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是“gatt”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自然由更有发言权的专业人士来处理，在此我只想强调一下他们产生的背景，看看和当年的马噶尔尼访华有无更为明确的关系。
国际关税和贸易组织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筹建于1946年2月，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哈瓦那宪章"）草案。其重要组成部分“临时适用议定书”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由23个国家签署，并于194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至于世界贸易组织，自然要晚于国际贸易组织，不但如此，而且晚了将近五十年。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结束前原则上形成了“多边贸易组织协定”在美国代表的提议下，决定将其易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谈判胜利结束。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召开的gatt部长级会议上，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各项议题的协定均获得通过，经104个参加方代表签署，1995年1月1日正式生效。至此，世界贸易组织（下称世贸组织）正式成立，1995年与gatt共存一年，1996年1月1日起便独自担当全球经济贸易组织的角色，发挥其积极作用。
澄清了这样两个时间顺序，朱先生也许可以冷静地重新审度一下这个问题了吧？从这些内容看来，马噶尔尼提出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应该和今天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如果当时马噶尔尼的“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竟然是今天“wto”的雏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当年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也可以称为国家行为的贩毒呢？（虽然当时没有贩毒这种说法，就像根本没有“wto”这个名称和这种精神一样）
虽然我也认为仅仅因为是否下跪的事儿羞辱远来使臣，未免荒唐，但是我并不认为殖民扩张时期的英国会当真有什么所谓贸易秩序可言。上面引述的关于鸦片的诸多事实，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凡事必须从实际出发，我以为对当时中国的实际而言，马噶尔尼访华未必便是什么加入“wto”雏形的一次机会。殖民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别于现代——特别是两次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掠夺精神是容不得共荣概念的，物竞天择的原则与水天长隔的陌生势必将任何两两关系局限在彼此的敌意中。
今天我们尽可以批判乾隆的狭隘、自大、偏激和无知，以便对现在和以后起到相当的警醒作用，时刻提醒我们开放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是我们尽管批判乾隆就是了，又何必把马噶尔尼的访华捧到不理智的高度上呢？孔子曰“过犹不及”正是想告诫我们不要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为了进一步突出一方的荒谬而毫不节制地认可另一方。我们很难想象，在朱先生的逻辑线索中，一方的荒谬竟能说明另一方的正确。
依情理断之，朱先生作为思维受过充分训练的学者，本不该犯这样幼稚的错误，本不该不清楚早期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与现今的“wto”的显著区别。但是朱先生没有作这方面界定，只是轻描淡写地用“竟然还是”四个字抹去了中国二百年间的民族危机与民族解放运动，似乎当时马噶尔尼访华已经把美好前景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可是中国人却“给脸不要脸”——原谅我这么说，那个斯通的话似乎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吧？——居然和送上门的贸易机会“失之交臂”以至于今天还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去重新争取。这是怎样的蛮横逻辑啊？！是怎样触目惊心的是非观的弱化啊？！乍看起来，这倒有点像一个狭隘自大的英国人在粉饰自己民族的历史，我们甚至也很难想象真正正直的英国人会这样描述那段历史。
我们不仅有学术、有思想，我们也许还应该有基本是非。这个是非当然不是简单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便是历史罪行”之类的一目了然的简单是非，而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一种坚持实事求是的大勇气、大魄力和大是非。这样的是非说起来像“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样简单，但是做起来却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还要艰难。因为如果做不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很多时候也许是情非得已，但是面对历史事实时的自欺欺人，也许只是情不自禁而已，并且正因为情不自禁，才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不妨比较宽容地设想，朱先生表现出的这种简单史实上的混乱，并不是蓄意遮蔽事实，而只是一种记忆与意愿相连的非常态主观惰性，是为了立论方便而作的下意识调整。虽然这种不由自主与下意识对人之认识的危害与困扰要更大一些，但是从感情上也许我们会更容易接受一些。因为每个主观没经过充分锤炼的人，都难免于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这种下意识与不由自主，而朱先生一度在自己的文字中曾表现出过这类倾向，因此，这一番朱先生随口（很多人的演讲都有“随口”的问题）犯下的这个历史判断上的错误，是一种不由自主的主观惰性也就不难想象了。
二、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到“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朱学勤先生在各种文字中不只一次地提起过“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似乎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几年来一直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挥之不去。在这次讲演中就从两个角度一再提到这个话题：其一是谈到法俄政治传统时，朱先生说：“有多少只浪漫的热眼，紧盯着人心中柔软的这一块，就有多少只‘看得见的手’伸进去大胆搅动。”其二是谈到英美政治传统时，朱先生道：“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那一块，‘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坦率地讲，朱先生这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真是不乏诗意，但是用在逻辑表述中究竟指什么却很模糊。从字面和前后文理解，这个“最柔软的地方”似乎应该是类似灵魂或精神上的私藏的一分自由空间云云的东西，是主观上的类似基本权利之类的东西，可朱先生不但没有界定它的范围大小，也没有界定它是否有什么客观规定性。这就难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一个暴君“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性质上，和一个乞丐“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都绝不是一回事儿，面对这类几乎存在于每个具体个人之间的差异时，我们该倾向哪一个人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呢？说到这里，我想人们也一定看得出来，这其实仍然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方向问题。
十几年前，朱先生意气风发，笔力强健，似乎人也比现在锋芒一些。我还记得那时朱先生有这样一篇文字，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初见那篇文字。我就被那个震撼人心的题目彻底震撼了，我的一个时期对朱先生的关注可以说是肇端于那篇文字——甚至那个题目的。显然，当时的朱先生没有给他所谓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以足够的重视的。不但如此，那篇文字笔锋之犀利，立意之明确，措辞之严厉，用心之良苦，综合地看，在当时的论坛上是罕见的。
在那篇文字中，朱先生从巴金老人的随想录说起，从当年文化界对胡风的口诛笔伐引申开去，痛陈某些知识分子在那次运动中的不光彩表现，并为那些尊严与人格的失落而深感痛心。行文间，朱先生饱满的热情、深切的关注、明确的是非以及坚定得有些脆弱的道德感与责任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说到关于文革语言发轫于那些知识分子对胡风的攻击，说到人们对当年自己攻击胡风的冷漠健忘与别人迫害自己的耿耿于怀的时候，朱先生更是显得激动而严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感，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冲淡了。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我复述这些话的时候，犹自被它们深深震撼。这些年来，每每想起朱先生“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这句话来，我都感到心里一阵阵发闷，它成了我一时之间难以超越的一个现实追问。
我们不能否认，那时的朱先生，还是认为面对人的灵魂以及那些“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还不是全无作为的；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太年轻，还不知道怎样尊重“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吧？所以那时的朱先生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睿智，但却已是足够赤诚。近年来，以我之浅陋了解，尚没有听说朱先生对那些早年文字有什么明确修正，况且，上个世纪末由花城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书中，已经开始张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能触碰之旗帜的朱先生还把这篇文字收在集中。所以我以为，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怀念着那种拷问灵魂的勇气与热情吧？而且，今日的朱先生应该还是和当年的朱先生一样地赤诚，一样地喜欢做一个问题中人吧？
十年前的论坛一度风起云涌，龙蛇混杂，人们竞相以惊世骇俗之言争舆论中一席之地，自由主义的滥觞更是势如遮天之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那样严厉、那样坚决、那样彻底地呼吁“灵魂拷问”的朱先生应该是第一人。因此在我心目中，朱先生堪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今天我这样说，相信大家可以想象，当年我是怎样被朱先生的这种坚定彻底的立场鼓舞着、鞭策着。虽然我看卢梭的忏悔录在接触朱先生之前，虽然我看曾子的“日三省吾身”似乎还要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让我意识到省察自己灵魂的必要，还是朱先生这篇文字。十余年来，虽然一度把朱先生搁置一边，虽然大多数时候我做不到拷问自己因此也羞于拷问别人，但是我还是经常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或者别人的灵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朱先生的那篇短小的文字启蒙了我对自己的认识，启蒙了我对知识分子的认识。
但是，我没想到几年后重新见到朱先生的时候，他却在灵魂拷问之上加了一个任谁也碰不得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而且任我翻遍能找到的朱先生的文字，也没有发现对那神秘的一块的明确界定。我想，不止我和朱先生，相信其他智力没有明显障碍的人都不难发现，在“那一块”的碰不得的娇情下，别说拷问无从说起，似乎一般的省察也很难贯彻吧？我们同样不能不承认，朱先生虽然没有公开声明，但他的批判前提已有了明显的转型，这个转型虽然从理论深度和历史意义上难以和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理论转型相比，但是从程度重大与方向向背上看，应该远大于后两者。
我能理解一个人随着年增岁长而态度有所调整，比如朱先生就曾引用过克雷孟梭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三十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并用这句话解释自己与新左派的分歧及对新左派的理解。但是我还是难以面对朱先生的这一转型，我想象这样一种语义含糊的表述是不能用来界定左派与右派之分的，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这种提法的弹性实在是太大了，大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客观限制可言。因此我更倾向于朱先生的这种转型是一种消磨的结果，是朱先生年增岁长导致的世故与软弱所致。
为了寻找朱先生这一转型的线索与脉络，我第二次翻检朱先生的文字。坦率地讲，我是怀着一种近乎悼亡的心情翻检那些文字的，在我心目中，当年那个朱先生已经死在“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中了。字里行间我追想着早年朱先生执笔时的风采，回顾着自己被朱先生一次又一次的感动，我的心情越发地沉重。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一个深刻尖锐、充满着激情与创造性的思想者成为一个什么“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执幡护灵者。这样的疑虑一直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也刺激着我。我坚信，在朱先生文字的编年线索中，我应该可以找到这种转型的脉络。
可是我万没想到，最早的明显线索最终竟是在那篇号角般振聋发聩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中找到的。当我十余年后重新翻起朱先生那篇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时候，我发现朱先生在那篇赤诚、尖锐的宣言般的文字中，其实也没有触摸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只不过当时朱先生未必明确地知道自己呵护的便是名曰“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东西罢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当年朱先生之文名义上成为“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但是行文之际，朱先生本人却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不言而喻，这一发现实在是已经深深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当你一朝发现你一个时期以来某方面的支撑与寄托突然显得像一个“骗局”一样荒谬，你自然会觉得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被践踏了，这种体验想来对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而言都不会很陌生。但是我没有时间自怨自怜地沉浸在朱先生客观上给我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之中，我要揭示这个现象，并且尽我所能分析这个现象，以期后来者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会受到我类似的冲击与触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朱先生是怎样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
其文名曰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顾名思义，自然主要应该是说“我们”而“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代词，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也就是说，我们中自然也是有这个“我”存在的，从文章名字上看，这些灵魂需要被拷问的人中，应该包括执笔的朱先生在内，而既然灵魂拷问并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一样的东西，并且又是自己首倡的，本着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的考虑，朱先生也应该从自己开始拷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通篇文字除了泛论一下“我们”对具体的“我”却无一字提及，仔细读来，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究竟是谁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文章之初，朱先生饱含着真切情感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近乎强迫症倾向的对悲剧之壮美悲剧意识之尊严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狂热迷恋，任谁看来都不能怀疑朱先生这段文字的真挚情感的。
朱先生接下来的一句话流露着更为鲜明的现实关注：“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在“岂止从今日开始”这短短七个字中，朱先生为自己的文字选择了一个坚定牢固的现实立场，那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对悲剧尊严的辱没，这种深深立足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即便显得有些偏激，也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如果这种批判与反思是从自己身上率先展开的，那么他在理论上的说服力与在道义上的感召力将是难以估量的。遗憾的是，朱先生文字中有可能与自己发生联系的就只有这几句话，接下来，他便把矛头指向了当年一干人对胡风的批判。从而使全篇文字看起来不像是一次拷问，而更像是一次声讨与揭露。
或许有人会说，朱先生谈论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那时的朱先生还是一个少年，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他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拷问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特定历史时期的事件本身其实无非是人的德力、品行、气节在特定背景中的一次考验与提炼，特定的是背景，而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却是人的背弃、出卖、沉沦与彼此倾轧。
那是一个残酷的年代，每个经历着它的人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灵魂被时势拷问，因此，即便后辈如朱先生不去拷问那些灵魂，那些灵魂也将在那个特定背景永远经受着那样的拷问。如果没有那样的背景将人置于那样的境遇中，那些人有的也许比我们更善良；有的也许比我们更软弱；有的也许比我们更正派，而我们在那样的气氛中，在那样的舆论强硬劝导下，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们将会怎样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远比对前人的声讨与揭露更沉重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比声讨与揭露前人的沉沦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躲过去，但关键时刻其实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僵化的割裂的历史掌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毫无意义，只有那些可以为今天的借鉴，可以更好地作为认识今天乃至明天的有力参照的活的历史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历史。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坚定的问题中人，一定会赞同这种说法的。因此朱先生的拷问那些“刚陨落不久的文坛巨擘”、“至今还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当时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们的灵魂，应该也是为了更好的激励与弘扬当今乃至未来知识分子的悲剧意识，捍卫在朱先生看来已经辱没不堪的悲剧尊严。可朱先生行文之际指东打西，脚踢八方，历数前因后果，写尽人心炎凉，将一众人批得体无完肤，却又像打形意拳一样手肘不离前胸方寸，几乎牢牢地护住了自己胸怀之间，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竟是连一个手指头也没有动，岂不是和自己行文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此我还想着重强调一点，朱先生文中提到的胡风在狱中拒绝揭发周扬的惊人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几乎是那些沉沦面前的永远的明鉴。在那样一种人格面前，每个人都难免要想到自身，想到自己与那种充洒天地豪迈风采的差距。坦率地讲，这些年来，每每想起胡风那个耀眼的态度，我心情都很沉重，有时甚至会很沮丧，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如果在那样的境遇，面对那样的抉择，会不会焕发那样的勇气和力量。这些年来，胡风那个态度一直让我对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有可能沉沦的惰性悚然惊惕。如果我是那时的胡风，我会怎样做？！这个简单直接的问题这些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心志，锤炼着我的良知。
可是从朱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并没有看出那件事对他个人的真正触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用胡风的态度相映照，对其他人的彻底的否定：“一个囚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句话相当精辟，也相当透彻。“这个囚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这句话相当中肯，也相当贴切。可是我发现，在这里面朱先生的“我”丢失了，朱先生只是在评点胡风与那些陷害胡风的人，因此把胡风那种勇气与力量的普遍性抹煞了，那是一种超越具体事件的道义勇气与人格力量，他不但让当时那些“违心之论”无地自容，他也将使历史的、现在的乃至于将来的一切“违心之论”无地自容。在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事例面前，朱先生的主观的退避三舍实在是再也没有什么借口好言了。
朱先生想来也应该意识到，巴金老人在随感录中谈到的都是“我”怎样，朱先生的引文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巴金老人追问的是“我”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不是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巴金老人提醒的是“我”不应该忘记而不是他们不应该忘记；巴金老人说的是“我” 把老友的私信抖落出去而不是他们把谁的私信抖落出去；巴金老人只是在忏悔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忙于揭露别人的事情。巴金老人的随感录可能如朱先生所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造上“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巴金老人的确是从自己开始的，从“我”开始的，比起朱先生的拷问别人的灵魂来，实在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开始”不但绝不是什么控诉，也不是什么揭露，而是实实在在的“忏悔”方向的内容。但是巴金老人的这些踏实表现似乎也没有给朱先生任何积极的提示，朱先生依然把一次“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号召变成了“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声讨与揭露，而朱先生自己也从一个“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朱先生自己有什么必须要“拷问”的经历，我这样说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全面性的考虑，以及情理上的可容性的考虑。正如朱先生文中说得那样，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在朱先生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忏悔。而忏悔，本原上讲是一种宗教行为，在基督教教义中，基于原罪的观点，每个人都不是清白的，每个人都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忏悔实际上是人和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是人向上帝呈现自己的信仰的手段。因此宽泛地讲，不但那些被朱先生拷问的人需要忏悔，而且朱先生、我，乃至于任何人都应该忏悔。鉴于忏悔的这种普遍性与绝对性，如果一边呼吁着忏悔一边却一味拷打别人的灵魂，就会像一直落在猪身上的老鸹（只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一样成为一个见人过不见己过的笑柄。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看一个“我”之逃逸的典型例子。1923年11月9日午时，在慕尼黑比尔格布罗依凯勒尔啤酒店与巴伐利亚邦陆军总部的一段街道上，一队身穿褐衫的壮汉昂首阔步地挺进着，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刚刚监禁了邦长官的希特勒和大战之后一直隐居巴伐利亚的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将军。这些人是前去解救被困在陆军总部的同党的冲锋队员，他们在“领袖”的带领下，信心百倍地前进。可是队伍堪堪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遭到“据说已经腐朽涣散得毫无战斗力的警察部队”的强有力的阻击，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希特勒以大战时期一个老兵的机敏的战斗经验与身手，侧身滚到路边，消失在街道旁，而那个久已不参加实际对抗战的老元帅却傲然地站在队前，一动不动。如果不是第二天警察在郊区农舍抓到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在法庭上以超人的狡诈与机警反客为主，一跃成为欧洲的知名人物，那一个侧滚也许会让他永远滚出世界史。可是，不管怎么说，那个可圈可点的侧滚毕竟还是让他率领的“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了“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对比一下朱先生的自我逃逸，以便更为形象地说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荒谬。至少，刚刚发现朱先生的这种逃逸的时候，我就不很愉快地想到了希特勒在啤酒馆暴动中的逃逸，至少这种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从形式上似乎与 “我们向邦陆军总部的胜利进军”变成“他们与警察部队的对射”一样荒唐。二者在客观上形成了相类似的结果，就是不想在自己发起的行为中真正切实地负起责任来，而责任是一个人言论行为的最下限的基础。
当然，鉴于希特勒的身份，我的这个比喻容易让人附会上一些不良的联想，在此我有必要界定一下，我将二者在一起比较，纯粹是形式上的，决不关系到内容方面，更无意以希特勒对朱先生形成某些恶意影射。毕竟，朱先生的这种逃逸从内容上看还是有别于希特勒的逃逸的，希特勒的逃逸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临阵脱逃，而朱先生的逃逸，很大程度上应该是下意识的不由自主，是一种心理倾向的自然结果。换句话说，与希特勒不同，朱先生的这种逃逸更多地是心理问题，而不是品行问题。
从心理学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判断之心理基础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所以一个人的判断难免受到自我的制约。有鉴于此，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几乎关系到他的所有其它判断。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做过一个试验，将同一物体的两个角度的画面拿给一个儿童去辨别，结果儿童根本辨认不出那是同一个物体，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这种对自己主观缺乏清醒认识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对具体事物认识的缺乏客观尺度，我们通常称这种现象为自我中心。皮亚杰告诉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现象在“心理发展水平比较低的人那里将保持终身”而且不会为知识的建构与增长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脱中心化程度的拓展和所谓知识乃至知识分子云云没有必然联系，它们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比情商与智商之间的风马牛不相及还要充分。所以，凡此种种，我以为正是朱先生自己主观逃逸的根本原因。
扪心自问，或许也是出于对自己多年以来对朱先生的复杂感情的自我呵护吧？虽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证据，但我还是坚持朱先生像一只落在猪身上的老鸹一样的自我逃逸绝不是什么品行问题，而是一种缺乏充分锤炼的情况下很自然的心理现象，是一种自我呵护的想当然的惰性。朱先生在拷问别人灵魂时候的逃逸和呼吁别人忏悔时候的淡出，虽然不见得是蓄意能动的，但是借用朱先生评价新左派的一句话表述，恰恰与朱先生脱中心化程度偏低的自我呵护“有着本人未必自觉却因为不自觉而更显偏执的内在联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出于蓄意能动的原因，会在主观逃逸之后那样若无其事、趾高气扬地振振有词、指摘别人，似乎自己的逃逸只是为了需求一个批判与审度的距离似的合情合理，这种少廉寡耻的巧言令色与朱先生文字给我们的印象也是颇有出入的。因此我们只能把朱先生这种逃逸看作一种下意识行为。
现在我们不妨比较保守地做这样一个结论：这种“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摇身变成一个“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的主观逃逸，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朱先生后来所谓的“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他来讲似乎便是他的整个自我。鉴于这样的立场——我又一次不得不提到立场，他后来由一个为“灵魂拷问”摇旗呐喊的旗手变成一个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执幡护灵的辩护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对演讲摘要有关的其他几点之商榷
首先，我们再从正面谈一谈关于“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问题。
坦率地讲，我很支持朱先生反对强启蒙的立场，我想每一个人道主义者都会持这样的立场的，强启蒙由于运作上的难以避免的一概而论，势必形成相当范围与相当程度的对人之尊严的践踏，这是每个人道主义者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朱先生片面呵护“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矫枉过正。正所谓过犹不及，朱先生宣扬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吹精神生活上的享乐主义，至少从朱先生拷问别人灵魂时候自己的主观逃逸，我们可见这种享乐主义的下意识流露。
正如我前文中提到的那样，所谓“人心中最软弱的那一块”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对一个哺乳期的孩子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一块”甚至包括饿的时候没能及时吃到奶，为此哭得惊天动地的孩子当是代不乏人吧？对一个偷盗成性的惯匪来说，他“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甚至包括对别人财务非法占有的冲动。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有一个人，就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人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因此，如何面对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正是每个人无时无刻不面对的问题。
关于人的成长与教育，有一种“挫折教育”的提法想来朱先生也应该不陌生。关于挫折教育“卑之无甚高论”说到底就是对那些未必经得起推敲的，从隐私与个人的独立性上讲理应受到尊重的，而且往往是人们自以为高于万物的所谓情感方面的“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充分锤炼。不难想象，只有“最柔软的那一块”受到冲击，只有从“最柔软的那一块”引发的种种冲动与欲求受到遏制，才能谈到人的所谓挫折，舍此充其量只能算作人的心理能量外化过程中的些许波折，离我们通常理解的挫折是相去甚远的。
而且两千多年前的孟子也曾说过一番著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中以“苦其心志”为先，以“动心忍性”为落脚点，对人的成长、成熟乃至于走向成就，作了高度的概括，从另一个侧面弘扬了刚健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所谓“苦其心志”、“动心忍性”我以为正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锤炼。
当然，从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立场讲“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确应该得到普遍意义的尊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将是令人神往的精神田园诗。但是从挫折教育与刚健进取的角度讲，就算国王不能进，我们自己总不至于也尽量不进吧？总不至于任由“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在主观上滥觞，并在惰性——如果我们回避对它的整合，势必为自然而生的惰性所困扰——的驱动下，耽于种种病态的伤感与脆弱的浪漫，将人生本然的点缀渲染为生命的主流吧？
我们难以回避这样一个分寸感，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强启蒙，是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基本尊重；但是反对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进行任何方式的整合，甚至自己也拒绝触摸，却是不折不扣的自我呵护。而自我呵护，恕我直言，是惰性的孪生兄弟，是人之精神乃至人格沉沦的渊薮。相比之下，我们实在难以断言这两种极端的优劣。虽然强启蒙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伤害，但是毕竟从强启蒙中产生了朱先生这样一些有着深刻忧患意识与深切境遇体验的自由主义者；而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呵护却让朱先生从“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旗手变成“他”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的逃兵，这中间的是非得失即便在朱先生这样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竟也是难以辩说清楚。
因此，我坚持以为，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什么文化背景，其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是必须不断扬弃的，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确立对“人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的动态的尊重。否则，不是形成对“最柔软的那一块”凌迟般的绞杀，导致尊严的沦丧；便是把“最柔软的那一块”像祖先牌位般供起来，导致人格的沉沦。
其次，我们谈一谈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
关于历史记忆的问题，并没有在朱先生的演讲中出现，而是朱先生一篇名为另一种记忆一文的主题。文中朱先生从自己在亚特兰大的一些见闻经历说起，阐发了历史记忆的多元性这样一个事实，并通过这种事实在一种政权形式下的共存，暗示了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我所以要在这里扯进这个问题，主要是考虑到本文第一部分我对朱先生史料判断之误的一些论述。我想，朱先生也许会以历史多元记忆的合理性为自己在鸦片战争问题上的谬见开脱，因此我以为有必要在此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合理性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记忆的多元性，归根到底是人之主观的多元性造成的，某种程度上是人的朴素的自发的基于本能自我的主观多元性造成的；而历史记忆的多元性的难以统一，正是人们难以超越自我中心立场的相对低级的心理层次决定的。坦率地讲，朱先生文中提到的亚特兰大的一些状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方面为他们树起李将军的纪念像而深受感动，一方面却为他们博物馆中关于南北战争的说法深感震惊。我难以想象一个政治体制对相左记忆的包容性居然到了这种程度。
我想，朱先生也应该是有感于一种政治体制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作此文的吧？相信任何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人都会被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深深折服的。但是我以为这只能说明一种政治体制的宽容，只能说明政府对民众自发的朴素历史记忆的容忍与尊重，却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学理上合理性的依据。因此像“为什么不能有对立的记忆？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这样的反问在学理上讲都是颇为荒谬的。
一个政治体制容忍多元的历史记忆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是历史本身，特别是关乎历史的价值判断，是不应该有所谓多元结构的。历史本身是人类行为构成的，在有人类参与的事件中，必然会有是非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也许不能贯彻对是非的认知，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没有是非可言。而面对是非的时候，多元记忆显得何其荒谬？至于历史记忆向一元化统摄的内在动力，便是终极价值的一元性。
在终极关怀——汉民族政治文化的基因缺陷一文中，朱先生曾把终极关怀作为衡量政治文化的尺度，朱先生当然应该了解：终极关怀本身在实践中就是一元的，我们不能设想多元的终极关怀，因此从理论上讲，终极价值的判断也应该是一元的。对历史判断的一元化要求正是终极价值的一元化决定的，不是任何具体人或具体组织的权力僭越使然。鉴于此，所谓的多元的历史记忆只是一个在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宽容问题，不能构成历史科学的合理状况，想来朱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应该对此有深切体会吧？当然，学科发展是以怀疑为先导的，但是这种怀疑只应该是在一元背景下对既成判断的怀疑，而不应该是使基本判断沦于相对主义窠臼的那种神秘主义的或不可知论的怀疑。
不错，是相对主义，由多元记忆导致的价值判断之含糊直接结果便是相对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朱先生“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的惶惑不免显得缺乏诚意，更像是一个矫揉造作的姿态。因为以朱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判断力，我们很难想象他会被亚特兰大的一些社会现象遮蔽，以至于竟在对南北战争这样的鲜明是非面前发生动摇，与亚特兰大的种种现状相比，一个历史学者的这种动摇不是更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吗？况且朱先生自称是一个问题中人，所谓问题中人便是在问题中解决问题，并且对问题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问题，而绝不是这种把一个不能算作问题的肤浅感受囫囵抛给别人的拙劣的暗示手法的有意运用。坦率地讲，所谓的“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这样的问题实在只能算是肤浅感受而已。
针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不妨对朱先生作一个模拟的追问，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多年来引起世界——特别是亚洲范围的广泛关注，韩国一些青年甚至对此作过相当激烈的反应。面对日本教科书那样一种与我们的记忆完全不同的说法，难道朱先生会基于对历史记忆多元性的尊重进而怀疑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希望这个模拟追问不要引起朱先生的不必要的反感，我无意调侃朱先生的荒谬，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事例，进一步明确朱先生将政治体制的宽容问题滥觞为一个历史问题的荒谬。而且，恕我直言，我对美国人民还是有基本信心的，相信即便在南部，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南北战争都持那样荒谬的看法的。
综上便是我对历史多元记忆的基本看法，我想历史就是历史，既然我们不能用“如果”之类的假设骚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恐怕也不能用所谓多元记忆消解历史的客观性。鉴于此，朱先生对马噶尔尼访华以及鸦片贸易的一偏之见是不能以另一种记忆来简单解释的，即便那果真是所谓的另一种记忆，我们也只能追问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因为多元历史记忆的产生其实便是情感倾向与立场导致的。
至于国民性改造等问题虽也值得商榷，但西祠网站思想的境界版有湘山居士的驳朱学勤：关于改造国民性一文阐述的相当充分，我就不在此多费唇舌了。
四、几句多余的话
谈到朱先生的立场与情感倾向，我想补充两句题外话。我能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我甚至也支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主张，并且我个人也有若干类似自由主义主张的精神追求，但是我以为，在中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不能淡化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否则我们将成为挂着自由主义招牌漂泊招摇的无根之絮。
关于民族主义，朱先生在五四以来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说得已经足够清楚了：“民族主义来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受尽外敌凌辱的集体记忆，但是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理性的民族主义，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其最佳事例，是在五卅运动那种狂飙突进的方式之后，丁文江一人在谈判桌上据理力争，迫使英国当局放弃上海租界的领事裁判权（沉溺于国内意识形态教育而不知反刍的留学生，人在海外，心在意识形态，大半是不会知道甚至不愿知道这一类历史知识了）。二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借爱国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百年内频频发作，至今没有得到清理。后者之肇祸，莫过于义和团扶清灭洋，以辛丑条约收场，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
基本上道出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概貌，只不过朱先生对义和团的说法似乎有点儿可疑。五四那一代人大多经历过义和团那个时代，而且对义和团的印象也大多不是很好，但更多的是针对他们的封建结社等迷信巫术活动，以及对待具体人和事物的简单粗暴的态度等等，像朱先生这样以为义和团的反抗与“民族危机跌入更深一重”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进而以后者否定前者，却是很独特的角度。诚然，国力不及于人，却要用极端的方式招惹别人，最后招致更大的危机，实在不能算是明智的举动，可是朱先生的角度未免也太明智了些吧？原谅我说一句过格的话，当年横行中国的那些洋买办也不会有比这更明智的角度了吧？
和团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历史地看也不足取法，但这种否定绝不是基于朱先生说的这个角度。按照朱先生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论：如果力量不足以抵抗对手，就没有必要用无谓的抵抗激怒对手，而招致更大的报复。经过这样的还原，我们不难发现，朱先生借以评价义和团的逻辑是比较典型的明智派投降逻辑，这种逻辑当然要好于功利派投降逻辑，但却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投降逻辑。
般情形下的倾向西方在这样的关键环节上已经表现为一种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引发的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取悦倾向，已经由一般性的倾向西方突现为鲜明的媚外立场，这也许是自由主义的滥觞难以避免的死结。由于缺乏耐心导致的在理论线索上的急功近利，使自由主义者的思路很自然地由对宪政制度的倾慕泛化成对西方的倾慕。而且由于朱先生主观逃逸的惯性，朱先生往往表现得分析别人的时候相当精辟，但面对自己的时候却无能为力。表现在朱先生知道一个民族主义者应该注意提醒自己“既能严守民族气节，又能与左倾排外划清界限”但是朱先生似乎不知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应该时刻注意不要把对宪政制度的倾慕等滥觞为对殖民政策的麻木甚至认可。
九一一之后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的篇尾强调：“自由派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在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结合点，证明中国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中国人的利益，而不是美国的利益。”虽然我不是持新左派立场的，但是我以为，这番话对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来讲实在是再中肯不过了。薛涌提到的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薛涌呼吁的也是民族主义立场。
经针对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向英国政府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个坏的印度政府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儿，印度人民宁愿要一个自己的坏政府，也不想要英国的一个好政府。这样痛切坚定的立场想来也不是朱先生这样的片面仰慕英美政制的人能够理解的吧？当然这也不能完全归结为朱先生的个人责任，一个像朱先生那样的脱中心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人是很难整合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从思想史中的失踪者一文中他对六八年的格外偏执的情感中我们可见其端倪。
朱先生能否体会到甘地那痛切的立场，甘地的历史地位以及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都是朱先生回避不了的。而且朱先生民族观念弱化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种弱化和所谓的世界公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某种意义上讲，贝多芬应该是个世界公民，但是贝多芬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歌德似乎也应该算个世界公民，并且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较之贝多芬还要略强一些，可是歌德也拒绝了拿破仑请他赴巴黎的邀请。在一个伟大的征服者面前，几乎同样伟大的世界公民没有迷失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他们知道捍卫自己的民族的基本尊严。一个人的民族立场是他作为民族一分子的尊严的根本基础。
立场，在通常意义上其实是与爱国主义相重叠的，而且立足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真正坚定的近乎绝对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它不计较政府的性质，不计较自己在政府治下的遭际，是一种没有具体前提的爱国主义。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不会以任何借口而倾向损害民族利益，不会以任何借口倾向损害民族利益的立场。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例子，看看真正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怎样的基础与动力。
麦卡锡时代，美国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有“原子弹之父”美誉的奥本海默遭到政治迫害，不但学术科研工作被停止，日常行动还被监视起来，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当时有朋友劝奥本海默去其他国家发展（以他的才能和声望，这不难实现），奥本海默却含着眼泪拒绝了：“我不能那么做，没办法，我就是爱这个国家！”
公元前399年，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行邢前有朋友为苏格拉底做了周密安排，让他逃出去，据说雅典政府也希望苏格拉底出走，他们只是不想让这个多嘴的人干扰他们的自我陶醉与自我满足，却不是很想担负杀死一个智者（他们似乎把苏格拉底等同于一般的智者）的名声。但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既然他选择了在这个城邦生活，那他就有责任也有义务服从这个城邦的法律。
在奥本海默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感情，那几乎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感情；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祖国的责任和义务，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责任与义务。无论是奥本海默的感情还是苏格拉底的责任与义务，都是无条件的，不但所谓的自由追求不能成为背弃它们的理由，甚至精神生命乃至生理生命的代价也不足以让他们放弃这些立场。鉴于这样的例证，我以为，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是绝对的。
我无意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朱先生以为混淆鸦片贸易的黑白，强自为英国人二百年前的殖民政策张本是恰到好处的理论分寸的话，我承认自己的立场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情绪”同时我也相信，与那样的混淆黑白相比，任何一点朴素的民族感情，任何一点基本的民族尊严都将是“极端的民族情绪”这同样也是个立场问题。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
我更无意和朱先生争论什么民族主义立场的必要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民族是一个现代人的根本规定性，所谓根本就是没有比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更根本的东西。面向世界的开放性不能以牺牲立足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为代价，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爱国主义就另当别论了。可是不管朱先生是否愿意接受，他毕竟难以摆脱一个真切的前提，他是以汉语作为思维工具的，汉语将喜爱英美宪政的朱先生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即便他为鸦片贸易寻找的借口几乎比任何一个现代英国人都精致，但是在中国人和英国人眼里，朱先生都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朱先生没有足够的勇气与能力放弃母语思维，那么朱先生就别无选择地是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背弃民族立场的任何追求都将使自己成为无根的孤魂野鬼。
一个没有民族感、缺乏民族主义立场的爱国心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称他为什么，因此历史地看他是没有人格尊严可言的。这就是我看了朱先生关于鸦片贸易与马噶尔尼访华一文后的沉痛感受。
我们不得不承认，谈论马噶尔尼和鸦片贸易的朱先生远不如那个鼓吹“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不可碰的朱先生更有生命力，因为一个迷失了自己的人格归属的人，其实是连拷问的余地都没有的，至于成长的机会，似乎就更无从说起了。
我无意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也没有力量、更没有资格终结朱先生的发展可能，我只是坚信一个原则：在祖国与民族问题上是非感这样淡薄的人，人格尊严的根本依托已经被自己的草率抽取。因此他的任何所谓的发展都是儿戏般的智力游戏而已，于人于己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
五、对自己行文的一点疑虑
行文至此，有一个个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就是我行文之际到底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对朱先生其人的不良情绪。归纳起来，我对朱先生的不良情绪，起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朱先生拷问别人时的主观逃逸问题。前文我已经说到这些年朱先生对我的启蒙之功。朱先生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一直锤炼着我的良知，对我形成的心理压迫以及相应的心理苦难都是难以量化的，因此一旦我发现朱先生自己竟是如此轻松地逃逸出去，对我的压迫居然丝毫没有从积极意义上压迫朱先生，我心中难免会生出些许的不平。尽管我知道朱先生的逃逸是不由自主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其二是马噶尔尼访华问题。正如我前文所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我宁愿作一个坚定的左派，就像在政治问题上，我经常是一个审慎的右派一样。因此朱先生关于马噶尔你访华与鸦片贸易问题的论述其实已经让我倍感愤慨，坦率地讲，看了朱先生的这些论述之后，我把鸦片传入中国的时序沿革那段文字写在了朱先生那张照片上，当时我的本能冲动是想把那些事实写在朱先生的脸上！
我自然知道这样的情绪是很难形成经得起推敲的文字的，因此为了消解这样一些主观情绪，我将这篇文字压到现在才动笔，可是直到现在文章已经结束，我仍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围绕这件事儿的对朱先生的主观情绪。
回头看前面的文字，自己觉得有些地方也许过于严厉，但无论怎样斟酌都找不到更低调的措辞，也就只好“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吧！如果有人能从中体会到我对朱先生的一番情怀固然是我所愿，如果有人觉得有些地方类似人身攻击，我也只能深表遗憾，因为我的确是“自欺欺人”地相信这是我的所谓“客观判断”
于是我就把这些文字拿出来了，一味藏拙未免显得有些虚伪矫情。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者不会在朱先生身上体验我一度经历的那种失落感，而我的第二个愿望便是希望朱先生能仔细想想我的关于民族立场的“多余的话”那样也不枉朱先生当年对我的启蒙之功，以及我多年来对朱先生的几分钦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