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终无形状始无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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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李纯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涵义。魏博回归的狂喜过后，李纯的内心又隐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焦虑。这种不安和焦虑，不是来自河北，也不是来自淮西和淄青，更不是来自遥远的陇西，而是来自长安，来自朝堂，来自后宫，来自他身边的人。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李纯就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只是没有如今这么强烈，这么让人坐立不安。是什么呢？李纯无奈的闭上了眼睛，在空气中嗅了嗅，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这种不安和焦虑的气息。
传言像一个幽灵，不，是无数幽灵，在长安的上空飘荡，并迅速的蔓延和传播。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源于何地，出于何人之口；也没有人知道它盛行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更没有人知道，它经过谁的口舌传入大明宫，传入天子的耳内。它就像“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虽然看不到实体，却让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就像微风轻轻吹过水面的浮萍，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作为一代英主，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李纯不是一个会轻易相信传言的人，更不会为传言所左右。但这次不同，因为传言的主角是他最器重的两个手下，一个是李吉甫，另一个则是李绛，传言的内容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党争。
一直以来，李纯就像一个高明的御者，收放自如的控制着朝政，从杜黄裳到李吉甫，从李吉甫到裴垍，整个外朝在这些贤明宰相的控驭下，有条不紊的为武力削藩作着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二度拜相的李吉甫性情大变，令李纯措手不及，为了制衡李吉甫，李纯不得不起用李绛。李绛没有辜负天子的期望，在二李联合执政的几年中，李绛与李吉甫针锋相对，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占尽了上风。一个天才的幕僚和军师（李绛），一个勤勤恳恳的实干家（李吉甫），一个天纵英明的决策者（李纯），曾经，李纯以为，这是最完美的组合，无往而不利。但不久，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便在长安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
李纯第一次用狐疑的目光望着李绛，源于元和七年的一次谈话。谈话的一方自然是天子李纯，而另一方则是即将被赶出长安的京兆尹元义方。元义方是吐突承璀的人，吐突承璀是李纯身边最受宠信的太监，没有之一。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吃了太监大亏的李吉甫痛定思痛，决心坚定不移的走太监路线，为了拉拢吐突承璀，李吉甫提拔元义方作了京兆尹。
为了理想，李吉甫牺牲了名节，但嫉恶如仇的李绛做不到，他憎恨专权跋扈的吐突承璀，曾经几次让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颜面扫地；他也看不惯李吉甫卑躬屈膝和睚眦必报的行径，屡屡在朝堂上与其针锋相对；他更讨厌溜须拍马的元义方，因此，元义方还没有在京兆尹的位子上坐热，就被他一脚踹了下去。
已经到嘴的肥肉被人硬生生抠了出来，然后换成了一个窝头，元义方咽不下这口气，仇恨像一团火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报复那个将我贬逐的人！”当然，报复需要机会，一个可以和皇帝单独见面的机会。一般而言，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须等待。然而，现在，元义方已无需再等，因为机会就在眼前。
按照惯例，长安被贬逐的官员，都有一个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狠狠的摆了李绛一刀。为了这一刀，元义方筹划了很长时间，他确信，这一刀能够切中要害，不是李绛的要害，而是天子李纯的要害。因为，他知道，历代帝王，无论他是尧舜禹汤，还是夏桀商纣，都不会容忍一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结党，天纵英明的李纯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他用了一句半真半假的话，不动声色的暗示天子，李绛在结党！“李绛将我贬逐，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坐上京兆尹的位置，以便他作威作福，欺罔皇上”。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元义方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今的李绛，圣眷正隆，怎么可能被轻易击倒，就凭一两句谗言？“朕相信李绛，他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李纯的回答击碎了元义方的美梦，他知道，收拾行装，滚出长安的日子就要到了。
第二天，李纯还是叫来了李绛，质问他：“人们为什么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李绛的回答一如既往的直率和坦诚：“所谓同年，不过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举子偶然聚集在京城，偶然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又偶然在同一年成为进士，如此而已。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所偏爱？我举荐许季同，只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品行，又哪里想到他是自己的同年？古人举贤不避亲，我又怎能因为他是我的同年，就任其埋没，而不闻不问呢？”
李绛的话决定了元义方的结局，心存侥幸的他接到了李纯勒令其立即离开长安的命令。元义方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相信，此时，他一定很失望，心情一定很沮丧。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绝望。因为，虽然，他没有能够留在京城，也没有扳倒李绛，但他的话，还是悄悄的影响了李纯，他已经在这位年轻天子的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至少有一点，他没有猜错，那就是自古以来的皇帝，的确都很讨厌大臣结党，李纯似乎也不例外。当李绛结党的传言一次又一次的灌入李纯的耳内，这位年轻的天子一定会想起元义方曾经说过的话，怀疑，对李绛的怀疑，对满朝公卿的怀疑，在李纯的内心，一点一点的滋生和蔓延。
一年之后的元和八年，党争的传言愈演愈烈，李纯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他就已经从长安上空的漫天雨雪中嗅到了越来越浓烈的党争的味道，就好像山雨欲来时的满楼西风。
李纯明白，朋党是一种毒，一种无可救药的毒，它慢慢侵蚀着大臣们的心，使他们越来越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逐渐看淡甚至忘记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将其抑制在萌芽状态，但是传说中的两个党争主角，李吉甫和李绛，都是他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人，武力削藩的大业需要李吉甫来主持，而其睚眦必报的作风也需要李绛来牵制。现在，他暂时还不想罢免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却需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斟酌再三，李纯决定敲山震虎，他召来了所有宰相，追问他们对于朋党的看法。心胸坦荡的李绛告诉他，朋党虽然说起来可恶，却没有踪迹可寻，那些奸佞小人正是抓住了朋党只可意会，却无法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将其作为诋毁君子的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阉党一定会将他们说成党人，从而兴起了党锢之祸，导致亡国无日。因此，所谓党争，都是那些奸佞小人用来诬告正人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能明察秋毫，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君子结交的自然是君子，难道一定要他们与小人结交，才可以称作非党吗？
李纯关于朋党问题的追问，李绛的两次回答，从逻辑上讲，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惜，逻辑终究只是逻辑，无论它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它却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李绛说同年不过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聚集在一起，不会相互偏袒；而事实上，同年结党的例子，写满了整个中国历史，即使在流光溢彩的元和时代，唯一一个有真凭实据、童叟无欺的朋党，也恰恰是由三个同年组成的所谓贞元七年进士党。李绛否认朋党存在的话语言犹在耳，党争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从此，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晚唐史。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党，其中的人员构成也十分复杂，既有君子与君子的组合，也有小人与小人的组合，还有君子与小人的组合，而更多的朋党成员，既不是什么君子，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小人。一部千疮百孔的晚唐史，证明了逻辑的完美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
李纯越来越焦虑，他的追问也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李绛选择了放弃。他以足疾为由，多次上书李纯，请求辞去相位。元和九年，李绛罢相，李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李绛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翩然入京，重任左神策中尉的要职。当年，李纯决定起用李绛的时候，为了让其不受羁绊，将自己最宠信的吐突承璀赶出了长安，如今，李绛刚刚罢相，吐突承璀就风风火火的回到了帝京，继续他耀武扬威的生活。
接替李绛的人是武元衡，李纯想用他来代替李绛，牵制李吉甫。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位元和时代争议最大的宰相，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留下一段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元和九年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李绛罢相，李吉甫去世，传说中的党争主角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关党争的传言似乎也应该随风而去了吧。不，恰恰相反，真正的党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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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李纯深刻的体会到这句话的涵义。魏博回归的狂喜过后，李纯的内心又隐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焦虑。这种不安和焦虑，不是来自河北，也不是来自淮西和淄青，更不是来自遥远的陇西，而是来自长安，来自朝堂，来自后宫，来自他身边的人。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李纯就有了这种不祥的预感，只是没有如今这么强烈，这么让人坐立不安。是什么呢？李纯无奈的闭上了眼睛，在空气中嗅了嗅，空气中仿佛也弥漫着这种不安和焦虑的气息。
传言像一个幽灵，不，是无数幽灵，在长安的上空飘荡，并迅速的蔓延和传播。没有人知道它始于何时，源于何地，出于何人之口；也没有人知道它盛行于哪些阶层，哪些里坊；更没有人知道，它经过谁的口舌传入大明宫，传入天子的耳内。它就像“终无形状始无因”的风，虽然看不到实体，却让人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就像微风轻轻吹过水面的浮萍，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作为一代英主，深刻影响了历史走向的人，李纯不是一个会轻易相信传言的人，更不会为传言所左右。但这次不同，因为传言的主角是他最器重的两个手下，一个是李吉甫，另一个则是李绛，传言的内容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党争。
一直以来，李纯就像一个高明的御者，收放自如的控制着朝政，从杜黄裳到李吉甫，从李吉甫到裴垍，整个外朝在这些贤明宰相的控驭下，有条不紊的为武力削藩作着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二度拜相的李吉甫性情大变，令李纯措手不及，为了制衡李吉甫，李纯不得不起用李绛。李绛没有辜负天子的期望，在二李联合执政的几年中，李绛与李吉甫针锋相对，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占尽了上风。一个天才的幕僚和军师（李绛），一个勤勤恳恳的实干家（李吉甫），一个天纵英明的决策者（李纯），曾经，李纯以为，这是最完美的组合，无往而不利。但不久，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便在长安的大街小巷蔓延开来。
李纯第一次用狐疑的目光望着李绛，源于元和七年的一次谈话。谈话的一方自然是天子李纯，而另一方则是即将被赶出长安的京兆尹元义方。元义方是吐突承璀的人，吐突承璀是李纯身边最受宠信的太监，没有之一。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吃了太监大亏的李吉甫痛定思痛，决心坚定不移的走太监路线，为了拉拢吐突承璀，李吉甫提拔元义方作了京兆尹。
为了理想，李吉甫牺牲了名节，但嫉恶如仇的李绛做不到，他憎恨专权跋扈的吐突承璀，曾经几次让这个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颜面扫地；他也看不惯李吉甫卑躬屈膝和睚眦必报的行径，屡屡在朝堂上与其针锋相对；他更讨厌溜须拍马的元义方，因此，元义方还没有在京兆尹的位子上坐热，就被他一脚踹了下去。
已经到嘴的肥肉被人硬生生抠了出来，然后换成了一个窝头，元义方咽不下这口气，仇恨像一团火焰，灼烧着他的五脏六腑。“我要报复！我一定要报复！报复那个将我贬逐的人！”当然，报复需要机会，一个可以和皇帝单独见面的机会。一般而言，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必须等待。然而，现在，元义方已无需再等，因为机会就在眼前。
按照惯例，长安被贬逐的官员，都有一个入宫谢恩的机会，元义方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狠狠的摆了李绛一刀。为了这一刀，元义方筹划了很长时间，他确信，这一刀能够切中要害，不是李绛的要害，而是天子李纯的要害。因为，他知道，历代帝王，无论他是尧舜禹汤，还是夏桀商纣，都不会容忍一种现象的发生，那就是结党，天纵英明的李纯自然也不会例外。所以，他用了一句半真半假的话，不动声色的暗示天子，李绛在结党！“李绛将我贬逐，是为了让他的科举同年许季同坐上京兆尹的位置，以便他作威作福，欺罔皇上”。
被仇恨冲昏了头脑的元义方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今的李绛，圣眷正隆，怎么可能被轻易击倒，就凭一两句谗言？“朕相信李绛，他不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李纯的回答击碎了元义方的美梦，他知道，收拾行装，滚出长安的日子就要到了。
第二天，李纯还是叫来了李绛，质问他：“人们为什么一定会偏袒自己的同年？”李绛的回答一如既往的直率和坦诚：“所谓同年，不过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举子偶然聚集在京城，偶然参加了同一年的科举考试，又偶然在同一年成为进士，如此而已。之前，他们互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又怎么会有所偏爱？我举荐许季同，只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品行，又哪里想到他是自己的同年？古人举贤不避亲，我又怎能因为他是我的同年，就任其埋没，而不闻不问呢？”
李绛的话决定了元义方的结局，心存侥幸的他接到了李纯勒令其立即离开长安的命令。元义方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相信，此时，他一定很失望，心情一定很沮丧。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绝望。因为，虽然，他没有能够留在京城，也没有扳倒李绛，但他的话，还是悄悄的影响了李纯，他已经在这位年轻天子的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因为，至少有一点，他没有猜错，那就是自古以来的皇帝，的确都很讨厌大臣结党，李纯似乎也不例外。当李绛结党的传言一次又一次的灌入李纯的耳内，这位年轻的天子一定会想起元义方曾经说过的话，怀疑，对李绛的怀疑，对满朝公卿的怀疑，在李纯的内心，一点一点的滋生和蔓延。
一年之后的元和八年，党争的传言愈演愈烈，李纯的内心也越来越焦虑，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一个出色的政治家，朋党的形还在有无之间，他就已经从长安上空的漫天雨雪中嗅到了越来越浓烈的党争的味道，就好像山雨欲来时的满楼西风。
李纯明白，朋党是一种毒，一种无可救药的毒，它慢慢侵蚀着大臣们的心，使他们越来越纠缠于复杂的社会关系，而逐渐看淡甚至忘记隐藏在复杂社会关系背后的大是大非。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必须将其抑制在萌芽状态，但是传说中的两个党争主角，李吉甫和李绛，都是他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人，武力削藩的大业需要李吉甫来主持，而其睚眦必报的作风也需要李绛来牵制。现在，他暂时还不想罢免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但却需要给他们一些警告。斟酌再三，李纯决定敲山震虎，他召来了所有宰相，追问他们对于朋党的看法。心胸坦荡的李绛告诉他，朋党虽然说起来可恶，却没有踪迹可寻，那些奸佞小人正是抓住了朋党只可意会，却无法证实的特征上下其手，将其作为诋毁君子的工具。比如东汉末年，凡是天下公认的贤人君子，阉党一定会将他们说成党人，从而兴起了党锢之祸，导致亡国无日。因此，所谓党争，都是那些奸佞小人用来诬告正人君子的言论，希望陛下能明察秋毫，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君子结交的自然是君子，难道一定要他们与小人结交，才可以称作非党吗？
李纯关于朋党问题的追问，李绛的两次回答，从逻辑上讲，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可惜，逻辑终究只是逻辑，无论它多么完美，多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真实面前，它却总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李绛说同年不过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偶然聚集在一起，不会相互偏袒；而事实上，同年结党的例子，写满了整个中国历史，即使在流光溢彩的元和时代，唯一一个有真凭实据、童叟无欺的朋党，也恰恰是由三个同年组成的所谓贞元七年进士党。李绛否认朋党存在的话语言犹在耳，党争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从此，朋党之争，贯穿了整个晚唐史。这些形形色色的朋党，其中的人员构成也十分复杂，既有君子与君子的组合，也有小人与小人的组合，还有君子与小人的组合，而更多的朋党成员，既不是什么君子，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小人。一部千疮百孔的晚唐史，证明了逻辑的完美远远比不上现实的残酷。
李纯越来越焦虑，他的追问也越来越频繁，不堪重负的李绛选择了放弃。他以足疾为由，多次上书李纯，请求辞去相位。元和九年，李绛罢相，李纯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不久，李绛的死敌，大太监吐突承璀翩然入京，重任左神策中尉的要职。当年，李纯决定起用李绛的时候，为了让其不受羁绊，将自己最宠信的吐突承璀赶出了长安，如今，李绛刚刚罢相，吐突承璀就风风火火的回到了帝京，继续他耀武扬威的生活。
接替李绛的人是武元衡，李纯想用他来代替李绛，牵制李吉甫。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位元和时代争议最大的宰相，即将走到他生命的尽头，留下一段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
元和九年十月初三，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公李吉甫薨。
李绛罢相，李吉甫去世，传说中的党争主角相继离开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有关党争的传言似乎也应该随风而去了吧。不，恰恰相反，真正的党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