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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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张岱</b>
<b>台静农序</b>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山阴人，其先世为蜀之剑州人，故自为墓志铭称“蜀人张岱”宗子的家世，颇为显贵的。高祖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官至太仆卿；曾祖元汴，隆庆五年状元，官至左谕德侍经筵；祖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视学黔中时，得士最多，杨文笾梅豸俱出他的门下，当时黔人谓“三百年来无此提学”；父耀芳，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鲁王好神仙，他却精导引术，君臣之间，甚是契合。（以上俱见琅环文集卷四家传）宗子之能享受那样豪华的生活，如梦忆中所写的，正因其生长于这样家庭的关系。
宗子自为墓志铭说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祯甲申明亡时，他已四十八岁了。他的死年有两说：邵廷采的逸民传，说活到七十多岁，而徐鼐的小腆记传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一六八四）。大概后说是可靠的，因蝶庵题象有“八十一年，穷愁桌荦”之语，（文集卷五）这显然不止于七十馀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开明史馆，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当时寄信给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蓝本（西河全集书四）。开明史馆这年，他已八十三了，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后。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一定有所根据的。
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后，在满清统治下，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么，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划作两个阶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而态度是极为放纵的。自为墓志铭云：“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这是他真实的自白，而梦忆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
国亡后的生活，则大大不同了。墓志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虽然，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遗民传云：“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梦忆自序亦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一旦国亡，不乞求保全，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甚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张宗子享受过，而张宗子的情操，钱阮辈却没有。
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忆之作。也许明朝不亡，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后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后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
<b>张岱</b>
<b>台静农序</b>
张岱，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山阴人，其先世为蜀之剑州人，故自为墓志铭称“蜀人张岱”宗子的家世，颇为显贵的。高祖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官至太仆卿；曾祖元汴，隆庆五年状元，官至左谕德侍经筵；祖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视学黔中时，得士最多，杨文笾梅豸俱出他的门下，当时黔人谓“三百年来无此提学”；父耀芳，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鲁王好神仙，他却精导引术，君臣之间，甚是契合。（以上俱见琅环文集卷四家传）宗子之能享受那样豪华的生活，如梦忆中所写的，正因其生长于这样家庭的关系。
宗子自为墓志铭说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一五九九），崇祯甲申明亡时，他已四十八岁了。他的死年有两说：邵廷采的逸民传，说活到七十多岁，而徐鼐的小腆记传补遗说活到八十八岁（一六八四）。大概后说是可靠的，因蝶庵题象有“八十一年，穷愁桌荦”之语，（文集卷五）这显然不止于七十馀了。又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开明史馆，毛奇龄以翰林院检讨充史馆纂修官，当时寄信给他，要他的明史著作，以作修史的蓝本（西河全集书四）。开明史馆这年，他已八十三了，记龄的信可能就写在这一年，也可能在这一年以后。足见说他活到八十八岁，一定有所根据的。
据此知宗子国亡以后，在满清统治下，还作了四十年的逸民。那么，他的生平可以甲申为限，划作两个阶段。在前一段他的生活是极为豪侈，而态度是极为放纵的。自为墓志铭云：“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谲谑，书囊诗魔。”这是他真实的自白，而梦忆一书中所记的又是更加具体的事实。
国亡后的生活，则大大不同了。墓志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虽然，这样的贫乏在他是甘心的。遗民传云：“丙戌后，屏居卧龙山之仙室，短檐危壁，沉淫于明一代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梦忆自序亦云：“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间。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一向生活于华贵的家庭，而又沉溺于声色狗马之好，一旦国亡，不乞求保全，如钱谦益阮大铖一类人的行为；只将旧有的一切一切，当作昨夜的一场好梦，独守着一部未完成的明代纪传，宁让人们将他当作毒药，当作猛兽，却没有甚么怨悔。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做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刘越石文文山便是这等人，张宗子又何尝不是这等人？钱谦益阮大铖享受的生活，张宗子享受过，而张宗子的情操，钱阮辈却没有。
一场热闹的梦，醒过来时，总想将虚幻变为实有。于是而有梦忆之作。也许明朝不亡，他不会为珍惜眼前生活而着笔；即使着笔，也许不免铺张豪华，点缀承平，而不会有梦忆中的种种境界。至于梦忆文章的高处，是无从说出的，如看雪个和瞎尊者的画，总觉水墨滃郁中，有一种悲凉的意味，却又捉摸不着。余澹心的板桥杂记，也有同样的手法，但清丽有馀，而冷隽沉重不足。
宗子的诗文，是受徐文长的影响，而宗子来得深刻，这因为他是亡国的逸民的关系。文长是宗子曾祖的朋友，家传云：“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在文长有不能知之者。”当时他的祖父还是小孩子，曾去狱中看文长“见囊盛所卓械悬壁，戏曰：‘此先生无弦琴耶？’文长摩大父顶曰：‘齿牙何利！’”这样恶谑，大概对徐文长是合适的，在别人我想可受不了，但于此可以看出他们张家不是道学的家庭。宗子年少时，曾从事搜集过文长的佚文，以所收颇多草率之作，再求王谑庵为之删削。（见文集与王谑庵书）但四库总目著录徐文长逸稿二十四卷，云“为其乡人张汝霖王思任所同选”何以不署己名而署其祖名，也许藉以表彰其先德罢。此书末卷所载优人谑、吃酸梨偈、放鹞图、对联、灯谜诸作，提要谓“鄙俚猥杂，岂可入之集中？”（提要三十五卷别集类存目五）然宗子却云：“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文集卷一柱铭抄自序）。足见宗子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与提要作者的头脑不是同一的范畴。徐文长文章的风格，传统的文学观念者，批评为鄙俗纤巧，蹈入魔趣，可是文长唾弃七子，自成风格；袁宏道谓其：“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徐文长传），不是无见之言。以张宗子的天才学力，而犹追逐于文长的，固由文长在当时文学上造成的清明风气足以影响他，而同是不羁的性格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文长是他先世的朋友也不能无所薰染罢？
宗子不仅长于文学，且长于史学，重要的著作，便是上面提到过生命相依的石匮书。是书写了几五十年才脱稿（文集卷一石匮书自序），脱稿后犹时加删改，故与李砚翁书有“弟石匮一书，泚笔四十馀载”之语。（文集卷四）顺治年间浙江学使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想以五百金购买石匮书，宗子慨然予之。（思复堂逸民传）至于毛奇龄寄书要他的明史著述，那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按逸民传谈迁传云：“名季廒史虽多，而心思陋脱，体裁未备，不过偶记闻见，罕有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俱有本末，谷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 ”于此可知石匮书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关系。虽然，石匮书稿本并未因曾与谷应泰而未刻，昔年在北平时，闻朱逖先先生藏有此书，为海内孤本云。
关于梦忆的版本，有砚云甲编本一卷，王文诰本八卷，皆乾隆年中刻。王本始刻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一七九四），后因雕板失去，重刻为巾箱本，有王文诰见大道光二年任午（一八二二）序，谭复堂日记卷三称之为王见大本。咸丰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南海伍崇曜刻入粤雅堂丛书者，即据王本。顷开明书店经理刘甫琴先生来信，二十年前店中印行此书，爱好者甚多，今取粤雅堂本标点重印，属为一序，俾读者略知作者的生平，因拉杂写此。
台静农序于台北龙坡里之歇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