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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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馆长阁下：
虽然早已听说过新加坡港的繁华，但置身其中仍然让我和汉密尔顿惊叹不已。这个从两百多年前的波斯海战开始就作为共和国最重要军港之一的城市，在不断扩建和接纳移民的过程中已经俨然成为拥有独特文化的海洋文明代表，无论食物、器具、住房、服饰，都可以看出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我和汉密尔顿家乡的港口尽管有不少历史比此地更悠久，却远远没有这么彻底的海洋化。“海洋化”是汉密尔顿创造的英语新词，我觉得它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新加坡这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如果“城市”的概念包括多达六百万人口和十二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话。
因为一次被单方面安排的奇遇，我们总算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一帆风顺的旅途。您的好朋友李?巴奥瓦?野马上校在“白龙”号进港时早已等在了码头上。啊，对了，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馆藏资料抄本，它们正是我急需的文献。看得出您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且始终在关注着我的研究。谢谢。
回到正题。这真是非常神奇的际遇。我和汉密尔顿都隐约察觉被共和国的大人物关照着，没想到照拂我们的人中居然还有来自新大陆的外交官。李上校解释说他只是来新加坡参加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举行的阅舰式，顺便受您的委托问候一下我们这两个不列颠人。但是健谈的李上校并没有掩饰对于我研究课题的兴趣：
“汉伯顿教授，您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平原联盟，我们这些局内人总是被各种常识束缚着，您却没有。在他所影响到的这许多国度之外，进行着和您类似研究的人应该也有，但对他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只有踏上求索之旅的您。仅仅只有您一个人。我相信您以旁观者的角度能够看到我们长久以来忽视的东西。您知道，现在的局势不容乐观，确切地说是非常糟糕。这涉及到他在两个多世纪前为世界划定的道路。你看，我们规规矩矩地按照他要求走着，但事情却越来越不对劲。而他这位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却并没有说过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被告知研究课题还有这么一层意义，我一直都认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现在却和整个世界扯上了关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李上校似乎有些夸大其词。我是历史学家，我的研究成果从故纸堆中而来，最终也会回到故纸堆中。难道因为我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位英雄，将分崩离析的世界再度统一到一面旗帜下？
李上校对于我的研究对象有着相当少见的态度。他不像大多数一样将那位传奇英雄敬若神明，但也从不诋毁和贬低。在他的言语里，那位两个多世纪前的故人似乎就在近旁，而他正准备上门去进行一场辩论——以对等的立场。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毋庸置疑。最近的两百年里，世界上发生的改变超过了人类诞生以来直到他出现的总和。这一切都因他而起。而他所划定的道路在不久前看起来仍然很有效——”李上校没把这句话说完。他显然懂得如何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喜爱研究的学者自告奋勇发言。
李上校没说完的内容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困惑之一。这种困惑在到了新加坡之后更加强烈。
汉密尔顿的新词“海洋化”让我想到了他那早得有些过分的海军战略。我对于古代史略有研究。华夏在共和国之前的每个王朝都把利益诉求和防御重心放在陆地边界上，对于海洋一直显示出可有可无的态度。唯一感兴趣的也只有海洋贸易带来的财富。而这些利润与传统的税收所得相比实在小得可怜。
曾有学者提出过，他对海洋的重视来源于传闻中海岛居民的身份。对此我并不怎么认同。我和汉密尔顿是同乡都出生在小渔村，但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认识到海洋的本质。在他之前，人们对于海洋的理解最多只到“通路”的层次，是他将海疆和海权以系统的理论加以阐述。告诉人们海洋是直抵对方家门的国土，是蕴藏着资源的宝库。“在未来的三百到四百年内，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他的原话。
他有着给自己的理论加限定词的习惯，尤其是在时间上。并且一次次应验了。我曾将这一过程前后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令人费解：他不仅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明白怎么做，甚至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会如何达成。明确的结果导向型决策在他一生中数不胜数，看起来像是颠倒了因果律，好似他站立在时间长河之外已经目睹过这一切。正像李上校所说，很多人因此把他当作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
汉密尔顿对这个观点感兴趣的程度出乎我意料，这不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把这番像是占星术士的猜测告诉了李上校。而他并没有如其他的话题那样与我深入讨论。只是沉默片刻，然后将谈话岔到新的内容上。
我很能理解。李上校希望能寻求一个答案，可以通过回溯那些先知般的举动掌握曾经存在于各大国中的隐性问题。目前的局势可能正是和这些一般认为已经由他解决，或者并不存在的隐患有关。如果仅仅是这样，两个世纪来的众多研究者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李上校想要知道的是，那位先知是否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否对此有过什么举动。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是否正是他已经预料到，却没有公布的。甚至会不会是他一手促成了这个局面，通过毁灭性的破坏对积弊重重的各大文明进行一次洗礼？他曾经做过这种事。
而我那个不切实际的猜测无疑在告诉李上校：我们无法得知他的举动为何而产生，就像我们无法像他一样站在时间之外颠倒因果……天哪，这真是荒唐！请忘了我所说的这些话吧，它们实在不该出自一个学者之口。
虽然我不能给李上校提供什么帮助，他却帮了我不少忙。李上校是海军军官，对那场划时代的波斯海战做过深入研究。
“……那还是我在葫芦岛海军军官学校留学时做的课题。您见过胡杨少将了？他当时是高我三级的学长，也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居然没向您提起过？啊……看来他的处境实在很危险……”
以一句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攀谈开头，李上校对于波斯海战的评价之高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他会对这场普遍被认为属于惨胜的战役大加批评：
“那些历史学家们似乎对于细节有着狂热的爱好，我理解，这样比较容易应付论文……噢，汉伯顿先生，你例外——只有你试着去全面复原他的面貌，虽然这件事需要极大的努力还未必会成功……波斯海战是惨胜？简直胡说八道！可以说没有波斯海战就没有近代海军，就不可能让共和国在此后支配大洋长达两百年！而没有共和国的制海权，诞生之初脆弱的平原联盟将难以抵挡欧洲难民和敌对部落的联军。您知道，正是因为大西洋舰队整整一代人忠实执行了他最后的命令，欧洲难民的总数才能控制在不到五十万——其实原本会有超过两百万欧洲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登陆对面的土地。可以说共和国的制海权佑护了当今最强盛的两个文明。一旦失去对海洋的控制，也就意味着他花了半生心血构建的欧洲—拜占庭—波斯三方制衡会立刻崩溃。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会引发对共和国陆地疆界的侵略。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波斯海战。惨胜？即使以双方战损比例而论也可以打个及格分。那些历史学家——对不起，你例外——真是为求出名不择手段的职业谎言家！”
虽然我内心已经有些认同了他的说法，出于学者的严谨，我仍然要求李上校说的更详细些。为什么波斯海战和共和国此后两百年的制海权密切相关？汉密尔顿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拿出了他的速记本做着记录。否则我也没法将李上校大段的专业论述引用到信文中。
“现在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战损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大，尤其是第一次波斯海战。如果以传统的战舰配合传统的战术，拥有数量优势、情报优势、科技优势的夏帝国海军可以轻松将波斯和拜占庭联合舰队在两到三次会战中歼灭。夏帝国发达的造船工业和庞大的海员队伍能够及时补充损失。可以说只要他当时愿意将海战过程拖久一点，在全歼联合舰队后夏帝国仍能有超过四百艘长达百米以上的主力舰，战舰总数能接近两千艘。第二次波斯海战根本不会有出现的可能。”
“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在说出口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傻。李上校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制海权！汉伯顿先生，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制海权！传统战舰编队只有原始的巨弩之类武装，要在远洋维持一支对敌人海军有绝对压倒性优势的舰队需要数目庞大的战船，随之而来就是无法回避的后勤和资金问题。而一艘夏帝国最原始的单层火炮甲板战列舰抵得上十艘海鹘船。维持一支以火炮战列舰为核心的小规模舰队不会对帝国财政造成毁灭性打击。可是战列舰昂贵的建造费用必须有足够显著的战果提升来支持。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将军官和士兵们都不熟悉，又不具备数量优势的先进战舰投入波斯海战的原因。他是个赌徒，在决定帝国存亡的关键战争中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哪怕为此多担风险。”
“可是夏帝国在这场海战中的战果并不怎么突出。”
李上校对于汉密尔顿无礼的插嘴并不生气。他只是耸了耸肩：“夏帝国预料之外的损失主要产生于不熟悉新战舰使得配合有问题。战列舰头尾的射击盲区使得它很容易被敌人以小型高速舰船抵近攻击。可当时并不专业的海军军官们过于相信火炮的威力。想减少损失的初衷却变成一场灾难。但是你要看到，只有十五艘战舰的第一战列舰分舰队以八沉五伤的代价让至少六十艘敌舰变成漂浮的碎木板。这还是在劣势兵力孤军作战的情况下。那些以拍杆、火弩作为武器的海鹘呢？因为联合舰队主力的偷袭而陷入混战，在没有核心战舰支撑的情况下被各个击破，与敌人的战损接近一比一。最后由一场风暴来打扫战场。这真是个悲剧，但绝不是他的错。当然，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之前也有人提出过，只不过被某些名门压制着罢了。他当时并没有要求参战的夏帝国海军将领对此承担责任，得到的回报却是成了他们子孙的替罪羊。”
李上校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看着我和汉密尔顿局促不安的样子。我一直以为外交官都应该十分稳重，满口经过层层修饰的外交辞令。李上校彻底颠覆了这一观点。但是我总觉得他不是这么轻率的人，不过从那张画了纹饰的脸上（事后汉密尔顿查了资料，告诉我那是莫西干族的战士印记），我看不出李上校说这番话是否还有别的用意。
“那么来说说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有充分证据表明他并非没有预料到波斯海战的损失，他在这之前一年就开始大批建造火炮战列舰和巡洋舰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也使得夏帝国在短时间里有能力发起第二次波斯海战并取得胜利。那么他为什么不阻止第一次海战的悲剧呢？汉伯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答案还是在制海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让他借助敌人的手扫清海军中属于夏帝国水师的那些保守派，使得没有人再能阻止他建造昂贵的技术型舰船，并把这些舰队派驻到各个大洋。无论是气球母舰、铁甲战舰，还是用以封锁地中海的那几艘划时代的蒸汽动力战列巡洋舰，以及新一代接受了他的思想的海军军官。这些构成了一支超越他所在时代至少两百年的无敌舰队。您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没有波斯海战就没有近代海军，也就没有可以维持两个世纪的制海权了？不得不承认，生为他存在之后的军人实在是件相当令人郁闷的事。他的军事理论框架涵盖的范围之广，有效时间之长，对于细节的预测之准确，让我们的工作只剩下简单的修补和维护。谁都别想开创一套新的理论。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还不可能……好了，汉伯顿先生，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小心得，说不定能对您有帮助。以下是我作为一个外行的建议：不要放弃您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想法。他是个存在本身就不合乎常理的人物，难道您不认为用常规方法去研究他并不会有太大效果？如果有效的话，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足够世界上的历史学家们完成您现在的工作了。”
李上校像是在暗示着什么。我不太确定，难道他认同我那个最荒唐的猜测？但有一点十分肯定：李上校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汉密尔顿立刻喜欢上了他，央求下次还能有机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等我们到了首都后可以去大使馆拜访他。就连我也觉得和他畅谈是种暌违已久的愉快经历。您真是有个不同凡响的朋友。
但是被李上校告知了研究课题的意义，我忽然间竟有了种厌倦感。不，不能这样。学术不应当成为权贵和政治的玩物，我的求索之旅也不会因此而变成一趟廉价的修学旅行。
似乎是因为李上校动用了他的关系，我在昨天收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来的通知，邀请我搭乘他们的军舰去首都，而不必花上至少两周时间来等待印度洋舰队的船只跑这条航线。现在我有些反感这种不应属于我的便利。但这确实有利于我的研究尽快完成，而且他们也没有附加任何额外条件，现在反倒是汉密尔顿劝我坦然接受由军方主动提供的服务。我想下一封信或许就该和您约定一下拜访时间了。这真是漫长而曲折的旅途，远远超出我的语气。但现在看来还只是完成课题的一小步。
我和汉密尔顿都十分期待能得到您的会见。
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就此搁笔。
您忠实的
安德鲁?J?汉伯顿1491年3月14日
尊敬的馆长阁下：
虽然早已听说过新加坡港的繁华，但置身其中仍然让我和汉密尔顿惊叹不已。这个从两百多年前的波斯海战开始就作为共和国最重要军港之一的城市，在不断扩建和接纳移民的过程中已经俨然成为拥有独特文化的海洋文明代表，无论食物、器具、住房、服饰，都可以看出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我和汉密尔顿家乡的港口尽管有不少历史比此地更悠久，却远远没有这么彻底的海洋化。“海洋化”是汉密尔顿创造的英语新词，我觉得它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新加坡这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如果“城市”的概念包括多达六百万人口和十二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话。
因为一次被单方面安排的奇遇，我们总算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一帆风顺的旅途。您的好朋友李?巴奥瓦?野马上校在“白龙”号进港时早已等在了码头上。啊，对了，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馆藏资料抄本，它们正是我急需的文献。看得出您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且始终在关注着我的研究。谢谢。
回到正题。这真是非常神奇的际遇。我和汉密尔顿都隐约察觉被共和国的大人物关照着，没想到照拂我们的人中居然还有来自新大陆的外交官。李上校解释说他只是来新加坡参加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举行的阅舰式，顺便受您的委托问候一下我们这两个不列颠人。但是健谈的李上校并没有掩饰对于我研究课题的兴趣：
“汉伯顿教授，您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平原联盟，我们这些局内人总是被各种常识束缚着，您却没有。在他所影响到的这许多国度之外，进行着和您类似研究的人应该也有，但对他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只有踏上求索之旅的您。仅仅只有您一个人。我相信您以旁观者的角度能够看到我们长久以来忽视的东西。您知道，现在的局势不容乐观，确切地说是非常糟糕。这涉及到他在两个多世纪前为世界划定的道路。你看，我们规规矩矩地按照他要求走着，但事情却越来越不对劲。而他这位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却并没有说过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被告知研究课题还有这么一层意义，我一直都认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现在却和整个世界扯上了关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李上校似乎有些夸大其词。我是历史学家，我的研究成果从故纸堆中而来，最终也会回到故纸堆中。难道因为我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位英雄，将分崩离析的世界再度统一到一面旗帜下？
李上校对于我的研究对象有着相当少见的态度。他不像大多数一样将那位传奇英雄敬若神明，但也从不诋毁和贬低。在他的言语里，那位两个多世纪前的故人似乎就在近旁，而他正准备上门去进行一场辩论——以对等的立场。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毋庸置疑。最近的两百年里，世界上发生的改变超过了人类诞生以来直到他出现的总和。这一切都因他而起。而他所划定的道路在不久前看起来仍然很有效——”李上校没把这句话说完。他显然懂得如何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喜爱研究的学者自告奋勇发言。
李上校没说完的内容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困惑之一。这种困惑在到了新加坡之后更加强烈。
汉密尔顿的新词“海洋化”让我想到了他那早得有些过分的海军战略。我对于古代史略有研究。华夏在共和国之前的每个王朝都把利益诉求和防御重心放在陆地边界上，对于海洋一直显示出可有可无的态度。唯一感兴趣的也只有海洋贸易带来的财富。而这些利润与传统的税收所得相比实在小得可怜。
曾有学者提出过，他对海洋的重视来源于传闻中海岛居民的身份。对此我并不怎么认同。我和汉密尔顿是同乡都出生在小渔村，但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认识到海洋的本质。在他之前，人们对于海洋的理解最多只到“通路”的层次，是他将海疆和海权以系统的理论加以阐述。告诉人们海洋是直抵对方家门的国土，是蕴藏着资源的宝库。“在未来的三百到四百年内，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他的原话。
他有着给自己的理论加限定词的习惯，尤其是在时间上。并且一次次应验了。我曾将这一过程前后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令人费解：他不仅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明白怎么做，甚至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会如何达成。明确的结果导向型决策在他一生中数不胜数，看起来像是颠倒了因果律，好似他站立在时间长河之外已经目睹过这一切。正像李上校所说，很多人因此把他当作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
汉密尔顿对这个观点感兴趣的程度出乎我意料，这不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把这番像是占星术士的猜测告诉了李上校。而他并没有如其他的话题那样与我深入讨论。只是沉默片刻，然后将谈话岔到新的内容上。
我很能理解。李上校希望能寻求一个答案，可以通过回溯那些先知般的举动掌握曾经存在于各大国中的隐性问题。目前的局势可能正是和这些一般认为已经由他解决，或者并不存在的隐患有关。如果仅仅是这样，两个世纪来的众多研究者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李上校想要知道的是，那位先知是否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否对此有过什么举动。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是否正是他已经预料到，却没有公布的。甚至会不会是他一手促成了这个局面，通过毁灭性的破坏对积弊重重的各大文明进行一次洗礼？他曾经做过这种事。
而我那个不切实际的猜测无疑在告诉李上校：我们无法得知他的举动为何而产生，就像我们无法像他一样站在时间之外颠倒因果……天哪，这真是荒唐！请忘了我所说的这些话吧，它们实在不该出自一个学者之口。
虽然我不能给李上校提供什么帮助，他却帮了我不少忙。李上校是海军军官，对那场划时代的波斯海战做过深入研究。
“……那还是我在葫芦岛海军军官学校留学时做的课题。您见过胡杨少将了？他当时是高我三级的学长，也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居然没向您提起过？啊……看来他的处境实在很危险……”
以一句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攀谈开头，李上校对于波斯海战的评价之高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他会对这场普遍被认为属于惨胜的战役大加批评：
“那些历史学家们似乎对于细节有着狂热的爱好，我理解，这样比较容易应付论文……噢，汉伯顿先生，你例外——只有你试着去全面复原他的面貌，虽然这件事需要极大的努力还未必会成功……波斯海战是惨胜？简直胡说八道！可以说没有波斯海战就没有近代海军，就不可能让共和国在此后支配大洋长达两百年！而没有共和国的制海权，诞生之初脆弱的平原联盟将难以抵挡欧洲难民和敌对部落的联军。您知道，正是因为大西洋舰队整整一代人忠实执行了他最后的命令，欧洲难民的总数才能控制在不到五十万——其实原本会有超过两百万欧洲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登陆对面的土地。可以说共和国的制海权佑护了当今最强盛的两个文明。一旦失去对海洋的控制，也就意味着他花了半生心血构建的欧洲—拜占庭—波斯三方制衡会立刻崩溃。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会引发对共和国陆地疆界的侵略。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波斯海战。惨胜？即使以双方战损比例而论也可以打个及格分。那些历史学家——对不起，你例外——真是为求出名不择手段的职业谎言家！”
虽然我内心已经有些认同了他的说法，出于学者的严谨，我仍然要求李上校说的更详细些。为什么波斯海战和共和国此后两百年的制海权密切相关？汉密尔顿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拿出了他的速记本做着记录。否则我也没法将李上校大段的专业论述引用到信文中。
“现在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战损本来不应该有这么大，尤其是第一次波斯海战。如果以传统的战舰配合传统的战术，拥有数量优势、情报优势、科技优势的夏帝国海军可以轻松将波斯和拜占庭联合舰队在两到三次会战中歼灭。夏帝国发达的造船工业和庞大的海员队伍能够及时补充损失。可以说只要他当时愿意将海战过程拖久一点，在全歼联合舰队后夏帝国仍能有超过四百艘长达百米以上的主力舰，战舰总数能接近两千艘。第二次波斯海战根本不会有出现的可能。”
“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在说出口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多傻。李上校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制海权！汉伯顿先生，一切都是为了未来的制海权！传统战舰编队只有原始的巨弩之类武装，要在远洋维持一支对敌人海军有绝对压倒性优势的舰队需要数目庞大的战船，随之而来就是无法回避的后勤和资金问题。而一艘夏帝国最原始的单层火炮甲板战列舰抵得上十艘海鹘船。维持一支以火炮战列舰为核心的小规模舰队不会对帝国财政造成毁灭性打击。可是战列舰昂贵的建造费用必须有足够显著的战果提升来支持。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将军官和士兵们都不熟悉，又不具备数量优势的先进战舰投入波斯海战的原因。他是个赌徒，在决定帝国存亡的关键战争中都想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哪怕为此多担风险。”
“可是夏帝国在这场海战中的战果并不怎么突出。”
李上校对于汉密尔顿无礼的插嘴并不生气。他只是耸了耸肩：“夏帝国预料之外的损失主要产生于不熟悉新战舰使得配合有问题。战列舰头尾的射击盲区使得它很容易被敌人以小型高速舰船抵近攻击。可当时并不专业的海军军官们过于相信火炮的威力。想减少损失的初衷却变成一场灾难。但是你要看到，只有十五艘战舰的第一战列舰分舰队以八沉五伤的代价让至少六十艘敌舰变成漂浮的碎木板。这还是在劣势兵力孤军作战的情况下。那些以拍杆、火弩作为武器的海鹘呢？因为联合舰队主力的偷袭而陷入混战，在没有核心战舰支撑的情况下被各个击破，与敌人的战损接近一比一。最后由一场风暴来打扫战场。这真是个悲剧，但绝不是他的错。当然，以上这些显而易见的结论之前也有人提出过，只不过被某些名门压制着罢了。他当时并没有要求参战的夏帝国海军将领对此承担责任，得到的回报却是成了他们子孙的替罪羊。”
李上校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看着我和汉密尔顿局促不安的样子。我一直以为外交官都应该十分稳重，满口经过层层修饰的外交辞令。李上校彻底颠覆了这一观点。但是我总觉得他不是这么轻率的人，不过从那张画了纹饰的脸上（事后汉密尔顿查了资料，告诉我那是莫西干族的战士印记），我看不出李上校说这番话是否还有别的用意。
“那么来说说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有充分证据表明他并非没有预料到波斯海战的损失，他在这之前一年就开始大批建造火炮战列舰和巡洋舰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也使得夏帝国在短时间里有能力发起第二次波斯海战并取得胜利。那么他为什么不阻止第一次海战的悲剧呢？汉伯顿先生，汉密尔顿先生，答案还是在制海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让他借助敌人的手扫清海军中属于夏帝国水师的那些保守派，使得没有人再能阻止他建造昂贵的技术型舰船，并把这些舰队派驻到各个大洋。无论是气球母舰、铁甲战舰，还是用以封锁地中海的那几艘划时代的蒸汽动力战列巡洋舰，以及新一代接受了他的思想的海军军官。这些构成了一支超越他所在时代至少两百年的无敌舰队。您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没有波斯海战就没有近代海军，也就没有可以维持两个世纪的制海权了？不得不承认，生为他存在之后的军人实在是件相当令人郁闷的事。他的军事理论框架涵盖的范围之广，有效时间之长，对于细节的预测之准确，让我们的工作只剩下简单的修补和维护。谁都别想开创一套新的理论。至少在未来的一个世纪内还不可能……好了，汉伯顿先生，这就是我的一点小小心得，说不定能对您有帮助。以下是我作为一个外行的建议：不要放弃您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任何一个想法。他是个存在本身就不合乎常理的人物，难道您不认为用常规方法去研究他并不会有太大效果？如果有效的话，两个半世纪的时间足够世界上的历史学家们完成您现在的工作了。”
李上校像是在暗示着什么。我不太确定，难道他认同我那个最荒唐的猜测？但有一点十分肯定：李上校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汉密尔顿立刻喜欢上了他，央求下次还能有机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等我们到了首都后可以去大使馆拜访他。就连我也觉得和他畅谈是种暌违已久的愉快经历。您真是有个不同凡响的朋友。
但是被李上校告知了研究课题的意义，我忽然间竟有了种厌倦感。不，不能这样。学术不应当成为权贵和政治的玩物，我的求索之旅也不会因此而变成一趟廉价的修学旅行。
似乎是因为李上校动用了他的关系，我在昨天收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发来的通知，邀请我搭乘他们的军舰去首都，而不必花上至少两周时间来等待印度洋舰队的船只跑这条航线。现在我有些反感这种不应属于我的便利。但这确实有利于我的研究尽快完成，而且他们也没有附加任何额外条件，现在反倒是汉密尔顿劝我坦然接受由军方主动提供的服务。我想下一封信或许就该和您约定一下拜访时间了。这真是漫长而曲折的旅途，远远超出我的语气。但现在看来还只是完成课题的一小步。
我和汉密尔顿都十分期待能得到您的会见。
向您致以诚挚的敬意。就此搁笔。
您忠实的
安德鲁?J?汉伯顿149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