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和道教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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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对化学医学的贡献
葛洪是瑰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炼丹术士和医药学家，其《抱朴子·内篇》在科技史上为古化学、医学、养生学等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他所记载的炼丹配方、炼丹方法及炼丹经典，后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学史问题，这是葛洪对中国古代化学的重要贡献。同时，葛洪的炼丹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化学内容，是近代化学的先驱。例如，《全丹》篇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第—丹(丹华)的制作说，炼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黄、会同戊盐，卤盐、矾石、壮观、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来，用火烧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华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黄用的是铅和汞，《黄帝九鼎神经经决》载：“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纳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因此，所谓玄黄其实就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盐和卤盐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卤盐还含有少量硫酸钠和硫酸镁；矾石为砷黄铁；牡蛎壳经过锻烧，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镁；胡粉即铅粉，由铅与醋反应制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则是三氧化二铁。从《内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化学知识，包括(1)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例如，《黄白》说：“铅件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铅氧化可经变成红色的铅丹，铅丹分解又可变成铅；(2)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金丹》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成丹砂”，即丹砂加热变成水银，水银与氧气反应，又生成被道士们认为是丹砂的红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黄白》中引黄山子的话说：“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所谓二黄一赤，就是指用雄黄、雌黄和铜制造砷合金的反应，因而黄白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学；(4)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例如《对俗》中：“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粘，溃金为浆”的记载等。此外，葛洪用雄黄和硝石、松脂、油脂共热以处理雄黄的实验还是中国发明火药的开端。油脂即猪大肠，其与松脂炭化后可产生相当于火药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黄为砷的化合物，含硫，这个配方与明代《火龙经》中记载的早期火药的成分极为相似，在炼制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这种经验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葛洪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论道、炼丹和行医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业。葛洪的医学理论首先是面向基层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具有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举证应验等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由于以长生成仙为其研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把金丹术常用的金石药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人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硫黄，次则石粘。次则曾青，次则柏脂……”此外，葛外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寿作用的草本药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袄茯苓、地黄、麦门冬、黄莲、石韦、楮实、构枸杞、天门冬。甘菊、松实、桂、桃胶、胡麻、槐子、远志、五味子等。这些记载在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他用水银制剂治疗水肿、恶疮，用青篙汁治疗疟疾等，则更是中医药学领域的创见。
葛洪在医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其《肘后备方》对许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对某些疾病的症状、体征、发病机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虫病、以及结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脑预防接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疗法的先驱。此外，《肘后备方》中记载的用大小竹片为固定夹，治疗下颌关节脱法的方法，显示了葛洪在外科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除了医术以外、葛洪对养生学也很有价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所以养生要以不伤气血为本，葛洪提出了一系列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葛洪把古代气功与养生联系起来，提倡一种安静虚无。抱一不舍，修炼丹田元气的养生功法。他还把导引术当作一种行血气、通关节的有效方法来提倡，并在古代辟谷、服气等气功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气功功法——龟息法，将引导与吞气结合起来，通过模仿龟的伸颈俯仰动作，配以呼吸吐纳，锻炼身体，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古代气功学和养生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便上升到了可与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的地位。被后世教徒奉为祖师；至今我国的一些名山胜地还保留着纪念他的建筑、碑刻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葛洪的《抱朴于》给予了中国道教以鲜明的两重性格，即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超俗解世、长生成仙，另一方面又追求经世济俗的社会功效。由于葛洪极力调和神仙道教与儒家的伦理名教的关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士族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道教理论比较侧重于个人的炼丹修行、限制了道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葛洪移居图
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岁。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图轴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葛洪移居图
[5]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未完待续）
葛洪对化学医学的贡献
葛洪是瑰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者，同时又是一位披着宗教外衣的炼丹术士和医药学家，其《抱朴子·内篇》在科技史上为古化学、医学、养生学等都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通过他所记载的炼丹配方、炼丹方法及炼丹经典，后人得以很好地研究化学史问题，这是葛洪对中国古代化学的重要贡献。同时，葛洪的炼丹过程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化学内容，是近代化学的先驱。例如，《全丹》篇记载“黄帝九鼎神丹”第—丹(丹华)的制作说，炼此丹要以天地交，用玄黄、会同戊盐，卤盐、矾石、壮观、赤石脂、滑石、胡粉等物合成的六—泥封固起来，用火烧二十六天使成，服此丹华七天使能成仙。其中作玄黄用的是铅和汞，《黄帝九鼎神经经决》载：“玄黄法，取水银十斤，铅二十斤，纳铁器中，猛其下火，铅与水银吐其精华……以铁匙接取，名曰玄黄”。因此，所谓玄黄其实就是铅汞氧化物的混合物；戊盐和卤盐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钠，卤盐还含有少量硫酸钠和硫酸镁；矾石为砷黄铁；牡蛎壳经过锻烧，其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滑石的主要成分是矽酸镁；胡粉即铅粉，由铅与醋反应制成；赤石脂的主要成分则是三氧化二铁。从《内篇》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以葛洪为代表的丹鼎派道士已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化学知识，包括(1)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例如，《黄白》说：“铅件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即铅氧化可经变成红色的铅丹，铅丹分解又可变成铅；(2)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金丹》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还成丹砂”，即丹砂加热变成水银，水银与氧气反应，又生成被道士们认为是丹砂的红色氧化汞；(3)砷化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黄白》中引黄山子的话说：“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黄一赤，立成不疑。”所谓二黄一赤，就是指用雄黄、雌黄和铜制造砷合金的反应，因而黄白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金化学；(4)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例如《对俗》中：“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玉为粘，溃金为浆”的记载等。此外，葛洪用雄黄和硝石、松脂、油脂共热以处理雄黄的实验还是中国发明火药的开端。油脂即猪大肠，其与松脂炭化后可产生相当于火药配方中的木炭的作用，雄黄为砷的化合物，含硫，这个配方与明代《火龙经》中记载的早期火药的成分极为相似，在炼制过程中如果温度掌握不好，就容易发生爆炸，这种经验的长期积累，最终导致了火药的发明。
葛洪还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医学家，论道、炼丹和行医是他一生中不可分割的大业。葛洪的医学理论首先是面向基层百姓的、其所著《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具有取材方便，价格便宜、举证应验等特点，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由于以长生成仙为其研医的最高目标，所以他把金丹术常用的金石药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人乙禹余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硫黄，次则石粘。次则曾青，次则柏脂……”此外，葛外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健身益寿作用的草本药及其采集服用方法，如袄茯苓、地黄、麦门冬、黄莲、石韦、楮实、构枸杞、天门冬。甘菊、松实、桂、桃胶、胡麻、槐子、远志、五味子等。这些记载在中国本草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至于他用水银制剂治疗水肿、恶疮，用青篙汁治疗疟疾等，则更是中医药学领域的创见。
葛洪在医学史上的贡献还在于，其《肘后备方》对许多疾病作了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对某些疾病的症状、体征、发病机理还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如天花病、恙虫病、以及结核病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葛洪提出的“以毒攻毒”，用含有狂犬病毒的犬脑预防接种，治疗狂犬病的方法是世界上免疫疗法的先驱。此外，《肘后备方》中记载的用大小竹片为固定夹，治疗下颌关节脱法的方法，显示了葛洪在外科学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
除了医术以外、葛洪对养生学也很有价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养生学家。他认为，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是气和血，人生病主要是气血亏损所致，所以养生要以不伤气血为本，葛洪提出了一系列不伤不损的养生之道，其中包括：唾不及远，行不疾步，目不久视、坐不至久，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晚起，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饮酒当风，不欲广志远愿等。
葛洪把古代气功与养生联系起来，提倡一种安静虚无。抱一不舍，修炼丹田元气的养生功法。他还把导引术当作一种行血气、通关节的有效方法来提倡，并在古代辟谷、服气等气功的基础上演化出了一种新的气功功法——龟息法，将引导与吞气结合起来，通过模仿龟的伸颈俯仰动作，配以呼吸吐纳，锻炼身体，具有明显的效果。这些理论和方法，在古代气功学和养生学的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葛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死后不久，便上升到了可与张陵、张衡、张鲁相提并论的地位。被后世教徒奉为祖师；至今我国的一些名山胜地还保留着纪念他的建筑、碑刻等。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对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科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葛洪的《抱朴于》给予了中国道教以鲜明的两重性格，即一方面追求个人的超俗解世、长生成仙，另一方面又追求经世济俗的社会功效。由于葛洪极力调和神仙道教与儒家的伦理名教的关系，把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注入到了神仙道教之中，把神仙道教变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士族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道教理论比较侧重于个人的炼丹修行、限制了道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所以葛洪的神仙道教也标志了早期道教的终结。
出身江南士族。其祖在三国吴时，历任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要职，封寿县侯。其父悌，继续仕吴。吴亡以后，初以故官仕晋，最后迁邵陵太守，卒于官。葛洪为悌之第三子，颇受其父之娇宠。年十三，其父去世，从此家道中落，乃“饥寒困瘁，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伐薪卖之，以给纸笔，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人尠能读也。”十六岁开始读《孝经》《论语》《诗》《易》等儒家经典，尤喜“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虽见毁笑，不以为戚。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颇受器重。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西晋太安元年（302年），其师郑隐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朴，携葛洪移居图
入室弟子，东投霍山，唯葛洪仍留丹阳。太安二年，张昌、石冰于扬州起义，大都督秘任洪为将兵都尉，由于镇压起义军有功，迁伏波将军。事平之后，洪即“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因“正遇上国大乱（指“八王之乱”——引者注），北道不通，而陈敏又反于江东，归涂隔塞”。在此去留两难之际，恰逢其故友嵇含为广州刺史，表请他为参军，并担任先遣。葛洪以为可藉此避乱于南土，遂欣然前往。不料嵇含又为其仇人郭励所杀，于是滞留广州多年。深感“荣位势利，臂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绝，赫赫者灭，有若春华，须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忧惧兢战，不可胜言，不足为矣”。乃绝弃世务，锐意于松乔之道，服食养性，修习玄静。遂师事鲍靓，继修道术，深得鲍靓器重.建兴四年（316年），还归桑梓。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邑。咸和（326年～334年）初，司徒王导召补州主簿，转司徒掾，迁咨议参军。干宝又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皆固辞不就。及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2]漏令，遂率子侄同行。南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于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优游闲养，著作不辍。卒于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享年81岁。或云卒于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享年61岁。
在中国传统意识中，文学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下，与政治有关的王道治术被放在优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虫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优先的儒家伦理主义思想影响下，德行为本，文学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质关系中，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坚持朴素的本质优先论，文饰不可先于本质。在道学与文学关系中，文以载道是普遍的意识，言以尽意，文以载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学才是目的。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是一种主导意识，包括许多文人都自觉不自觉的遵守这一原则，致使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贬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学价值得不到保证。而葛洪则意识到了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将这笼罩千载的黑幕划破了一个裂口，使人们看到了一丝真正的文学的闪光。汉代风气，重经术而轻文艺，至曹魏之世，此风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学，雅重诗赋，曹丕更著《典论·论文》，从理论上为文学张目，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开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先河。儒家传统，重视三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也。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将立言著文与立功建业并重，这对于以诗赋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抬高了文学的地位，但是同文章于事功，对于提高文章自身的艺术价值意义不大，仍有以文学为政治之工具的嫌疑，何况他尚未脱儒者之旧习，还是认为立德重于方言。真正意葛稚川移居图轴
识到文章自身的价值，将之与德行并重，自晋葛洪始。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
葛洪在《抱朴子·尚博》中对流行的轻视文学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有人认为文章著述不过是骋辞耀藻而已，于事无补，不如德行这样的不言之教重要，因此圣门四科，德行第一，文学其末，故德行为源，文章为流，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缀文著纸为糟粕余事，不足为道。葛洪则指出：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以文章为精，以德行为粗，这一主张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葛洪的这一观点并非故作大言，哗众取宠，而是有其根据的。德行虽然也属于精神范围，但其高下主要在道德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因此属于有事，容易判断，而且虽然人对道德的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是在道德标准方面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达成共识的，因此优劣易见。文章尽管在内容上表达的也是现实事物，但在形式上纯粹属于精神领域，相对于德行而言，文章的不确定性确实更为突出，其体微妙，难于定规，而且由于众口难调，在审美方面的主观性又使文章高下的标准更加难于统一，因此很难判定一篇文章的艺术价值到底有多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容易见到，一部作品有人将之捧上天，也有人将其贬入地，往往发表见解的人都是名家，使人一时不知去就。葛洪还对德行为本、文章为末的说法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文章之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还特意追溯文章的原本意义，将上天垂象、鹰负八卦、龟背六甲、虎炳豹蔚等自然之文与唐尧虞舜之尊称、文王周公之谥号、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与圣人有关的人事之文结合起来，说明文与文章的重要性。他认为文之所在，虽贱犹贵，文饰能够提高事葛洪移居图
[5]物的价值。这种将文章与天道自然联系起来的思想至齐梁而大盛，梁简文帝萧纲、刘勰等人皆发扬其说，使文的价值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葛公”是后人对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文学家葛洪的尊称。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今江苏省句容县)，自幼喜好神仙导养之法、跟葛玄的弟子郑隐学炼丹术。司马睿任丞相时，葛为属官，后任咨议、将军等职。后又因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起义，赐爵关内侯。南海太守鲍方很看重他，把女儿嫁给他，又把自己的学问也传授给他。后来他辞官不做，遍游名山，想通过炼丹得到长寿。据《至德县志》记载：“晋朝丹阳人葛洪，尝炼丹于留山”。因此留山上过去有葛仙庙、观音阁、清和庵、炼丹池、鹿迹石。有诗曰：“策杖寻幽尝，声闻水未钟，山深黄鸟乱，径转白云封。过涧流泉岭，穿林峭壁空。老僧忻共语，榄外日高春”。“抱朴人何处，灵山迹俨然。鹿知飞白日，石解炼丹田，挂杖层严仄，临池一径偏。间看云去住，无外数峰悬”。“丹阳令尹古神仙，骑鹿朝天事惘然。我欲登云祈室决，遍地膏泽满周田”。葛洪在留山炼了一段时间丹，又要到别处寻山炼丹，众人都极力挽留他，可他还是执意走了，此山因此名留山。（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