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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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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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林子轩的想法，《雪国》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雪国》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雪国》和郁达浮的《沉沦》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沉沦》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雪国》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