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七章 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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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23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接着，林子轩开始讲起了《最后一课》。
这篇小说出自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是他在1872年至1873年间陆续发表的多篇小说于1873年集结成册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主要写了作者在普法战争前后的所见所闻，多为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或揭露讽刺社会弊端。
《最后一课》在1912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
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
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是林子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自己的语言，这是在毁掉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
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建立学堂，建立教堂。
他们在学校里推行英文教学，提倡西方礼仪，传播基督教义，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上海的富豪们把这作为一种时尚潮流。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日本人建立了学校，用日文教学，不少住在虹口区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日本人的学校学习，并以此为荣。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并不少见，这便是文化的同化。
而中国人非常配合的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的鼓吹西方文化，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林子轩虽然理解他们的做法，却不得不说点什么。
新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绝不是以牺牲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代价，那是在自断根基。
“我以为中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讲完故事，林子轩郑重说道，“我们还没有到被迫改学其他语言的地步，我们还能用中文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幸运，值得珍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下面的学生觉得诧异，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要说这些。
他们有些是来听林子轩讲新诗的，有些对林子轩个人感兴趣，他们认为林子轩应该讲和新文学有关的内容，没想到却讲这个。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对新文化的看法。”林子轩没有理会学生们的不解，继续说道。
他的看法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的学习西方文化。
两个都不放弃，既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又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的新鲜事物。
这种提法显然不讨好，既得罪了保守派，又得罪了激进派，会被认为是骑墙派，想要两边讨好，结果就是把两边都得罪。
在演讲之前，林子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这条路没有人走过。
但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这一点在后世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义无反顾，他要给那些新文化的激进派降降温，给传统文化留下一点生机。
只要有人听进去了，认同他的主张，就算没有白讲。
反正他也没有成为学生导师的打算，历史最终会证明谁对谁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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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自从来到北平这个新文学的发源地，接触到了北平文坛的各类人，感触颇深。
和上海不同，这里的文化冲突更为激烈。
有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派，有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派，有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派。
他们每一个都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自己的主张才能救中国，互相攻击和论战。
1923年2月，张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了“人生观”的演讲，从而掀起了一场科学和玄学的大论战。
最终导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产生了三个派别。
以梁启朝和张军劢为首的玄学派，以胡拾为首的科学派，以陈独绣为首的唯物主义派。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社会科学、唯物主义……
哪一种才能救中国？
泰戈尔宣扬东方文化，在其他两派看来，无疑是支持玄学派，这就是陈独绣攻击泰戈尔的原因，对于泰戈尔而言，恐怕根本不知道中国思想界有这场论战。
胡拾很冷静，他属于科学派，但他不认同陈独绣的做法。
没必要把中国文化界内部的论战牵连到一位不知情的外国诗人身上，这是很失礼的事情。
泰戈尔曾在不同场合说过热爱中国，为中国说过话，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
林子轩也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他更关注的是在北平的另一种思想。那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批判。
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坏的，应该给予全盘批判。
他们批判孔子，批判儒家学说。把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唯心主义，是封建主义的糟粕，从而全盘否定，如此才能解放思想，让中国思想界和社会获得新生。
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废除汉学，就要先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这些都是提倡新文化的学者。林子轩理解他们为了新文化的发展，为了和守旧势力争斗不得不如此的激进，可能他们自己并不是那么排斥传统文化。
毕竟，这一批的学者大多都出生在清朝末年，接受过私塾教育。
但他还是觉得新文化过于激进和狂热了。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知道，正是因为新文化的发展。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就算是后世的语文课本中出现了文言文，也很难弥补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
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了，就算是不合时宜，也要说出自己的想法来。
这个时代的好处就是言论较为自由，在演讲前不会有人审查你的演讲稿，也没有人规定你演讲的题目。林子轩没有带稿子，他知道自己要讲什么。
1924年5月1日，这一天泰戈尔在清华大学演讲，林子轩则来到了北大。
他的名气没办法和泰戈尔相比，泰戈尔演讲听众有数千人，他的听众有数百人，据说很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听泰戈尔演讲去了。
胡拾是北大文科学长，负责介绍林子轩。
林子轩在大学讲过课。对这种场合很习惯，下面是数百名学生，前面有几位女学生。
“在开始今天的演讲之前，我先说一个小故事。”林子轩站在台上，沉声说道，“这个故事你们有人可能看过，叫做《最后一课》，是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写的一篇短篇小说。”
接着，林子轩开始讲起了《最后一课》。
这篇小说出自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日故事集》，是他在1872年至1873年间陆续发表的多篇小说于1873年集结成册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主要写了作者在普法战争前后的所见所闻，多为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或揭露讽刺社会弊端。
《最后一课》在1912年就有了中文译本。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法方惨败。
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
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这是林子轩感触最深的一句话，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根基，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自己的语言，这是在毁掉一个民族文明的根基。
在上海，西方传教士建立学堂，建立教堂。
他们在学校里推行英文教学，提倡西方礼仪，传播基督教义，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而上海的富豪们把这作为一种时尚潮流。
在公共租界的虹口区，日本人建立了学校，用日文教学，不少住在虹口区的中国人把孩子送到日本人的学校学习，并以此为荣。
这种情况在全国的各大城市并不少见，这便是文化的同化。
而中国人非常配合的批判自己的传统文化，大力的鼓吹西方文化，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哀。
林子轩虽然理解他们的做法，却不得不说点什么。
新文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绝不是以牺牲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代价，那是在自断根基。
“我以为中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讲完故事，林子轩郑重说道，“我们还没有到被迫改学其他语言的地步，我们还能用中文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幸运，值得珍惜，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下面的学生觉得诧异，不明白林子轩为什么要说这些。
他们有些是来听林子轩讲新诗的，有些对林子轩个人感兴趣，他们认为林子轩应该讲和新文学有关的内容，没想到却讲这个。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对新文化的看法。”林子轩没有理会学生们的不解，继续说道。
他的看法就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有选择的学习西方文化。
两个都不放弃，既要有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又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的新鲜事物。
这种提法显然不讨好，既得罪了保守派，又得罪了激进派，会被认为是骑墙派，想要两边讨好，结果就是把两边都得罪。
在演讲之前，林子轩就知道会有这个结果，这条路没有人走过。
但他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这一点在后世也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义无反顾，他要给那些新文化的激进派降降温，给传统文化留下一点生机。
只要有人听进去了，认同他的主张，就算没有白讲。
反正他也没有成为学生导师的打算，历史最终会证明谁对谁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