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七章 人固有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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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子闻等人所料，孙仲山刚刚过世，不少报纸就开始批判起来。
上海的《时事新报》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闻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
北平的报纸则更为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缅怀中，出现了诸多对孙仲山不利的评价。
这些报纸没有否定孙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绩，也没有抹掉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们攻击的要害是孙仲山和苏联的合作。
自1923年起，孙仲山经过思考，制定了联合苏联的路线。
这个他晚年推行的方针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质疑，就连广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孙仲山强势压了下去。
随着他的离世，这些声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现。
报纸上批评孙仲山要打倒帝国主义，不向外国列强屈服，可自己却和苏联合作。
他们认为孙仲山把中国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推行苏联的政策并不可行。
这些报纸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背后都有军阀和政客支撑，代表着一方势力，在这个时候，自然不遗余力的毁坏孙仲山的名誉。
所谓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
孙仲山还未下葬，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批判孙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北洋政府担心孙仲山在民众中的威望。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间还处在对峙阶段，北洋政府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利拱手相让。
其次是中国不少政治人物对苏联的警惕，特别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势力。
林子轩不想牵扯到政治的漩涡中，却也不得不做些什么。
他觉得对于孙仲山功过的评判不必急于一时。以后有的是时间，人死为大，这种做法有违中国的礼仪，对于死者极不尊重。
他把《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头版空出来，只用黑体大字写了两行字。
“孙仲山先生，永垂不朽。”
连续七天皆是如此。直到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到中央公园。
孙仲山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值得这个评语。
他还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内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对孙仲山的评价可以先放一放，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值得尊重。没必要这么快就盖棺定论，是非对错自然有后人评说。”
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
不少人对孙仲山的主张并不认同，林子轩也不想强制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只是让他们等一等再说，在这个时期以悼念为主。
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接受，却也影响了一些人。
在这次批判孙仲山的声浪中。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人参与的不多。
林子轩在报纸上发了长文，主要说了孙仲山对于中国的贡献，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语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为国家和人民而死，便是比泰山还重。”
3月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移到中央公园，供人吊唁。
林子轩继续留下来已经没有意义，该做的都做了，便想着返回上海。
宋子闻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对林子轩表示感谢，并把林子轩送上了火车。
他知道林子轩对于政治没什么兴趣，这次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护孙仲山，已经超出了私人间的友谊。
林子轩坐上火车，看着这座陷入悲痛中的城市。
他有种预感，对于孙仲山的批判只是一个引子，这场风波并没有那么容易平息，或许会愈演愈烈，要不要联合苏联，这关系到中国以后所走的道路。
林子轩回到上海，上海各界也在举行各种吊唁活动。
包括建设上海中山公园、铸造铜像等等，并准备在四月份举行一场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让万象书局旗下的报纸和杂志开设一个纪念专刊，不谈倾向问题，只是介绍孙仲山的一生。
在上海租界内，言论更为自由，批评孙仲山的报道屡见报端。
只是上海不是北平，政治氛围并不浓厚，大部分读者对政论不感兴趣，影响不大。
上海的文坛较为平静，大多是发一些怀念的文章，接着继续写自己的小说，过自己的生活，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步调。
战争的阴云逐渐散去，奉军撤离了上海，上海各界开始筹建淞沪特别市，要求地方自治。
3月21日，张军劢等人草拟了《淞沪特别市公约》。
公约规定特别市为自治团体，按照公约治理上海的一切事务，主要职能包括保卫地方治安，发达市乡交通，改良市乡自治，促进市民卫生，发达市民智识，举办模范市村。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海因为地理位置特殊，租界和华界相通，华洋混杂，所以一直都有要求自治的呼声。
所谓自治，顾名思义就是上海人建设上海，上海人管理上海。
即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的情况下，行政上相对独立，有权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这种呼声在清朝末年就存在。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经过几十年开埠之后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来自国内各省份的人士也逐渐形成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和对上海社会的归属认同。
上海社会独特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造就了一批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影响极大的地方精英，这批精英在上海的影响力和统摄力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影响。
这是上海自治的基础。
清朝末年，随着租界市政对华界刺激的日益强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绅商发起地方自治并成立机构推行自治事业。
1911年，上海各界精英先后建立上海城厢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厅。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府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主要军政机构，上海地区的行政权实际操诸军阀之手。
1924年的两次江浙战争让上海遭受重创，为了不让战争重演，上海社会各界要求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要求上海保持中立，不参与军阀混战，给上海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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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宋子闻等人所料，孙仲山刚刚过世，不少报纸就开始批判起来。
上海的《时事新报》就刊登了如下的辛辣评论：“孙闻今日死矣，实则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于其精神，吾以为则死已久矣。”
北平的报纸则更为直接和犀利，在一片悲痛和缅怀中，出现了诸多对孙仲山不利的评价。
这些报纸没有否定孙仲山推翻清朝政府的功绩，也没有抹掉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他们攻击的要害是孙仲山和苏联的合作。
自1923年起，孙仲山经过思考，制定了联合苏联的路线。
这个他晚年推行的方针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批判和质疑，就连广州国民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只是这种声音被孙仲山强势压了下去。
随着他的离世，这些声音不可避免的再次出现。
报纸上批评孙仲山要打倒帝国主义，不向外国列强屈服，可自己却和苏联合作。
他们认为孙仲山把中国的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推行苏联的政策并不可行。
这些报纸大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背后都有军阀和政客支撑，代表着一方势力，在这个时候，自然不遗余力的毁坏孙仲山的名誉。
所谓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
孙仲山还未下葬，这些人便急不可耐的跳出来批判孙仲山，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
首先是北洋政府担心孙仲山在民众中的威望。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之间还处在对峙阶段，北洋政府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利拱手相让。
其次是中国不少政治人物对苏联的警惕，特别是西方国家支持的势力。
林子轩不想牵扯到政治的漩涡中，却也不得不做些什么。
他觉得对于孙仲山功过的评判不必急于一时。以后有的是时间，人死为大，这种做法有违中国的礼仪，对于死者极不尊重。
他把《世界晚报》和《世界日报》的头版空出来，只用黑体大字写了两行字。
“孙仲山先生，永垂不朽。”
连续七天皆是如此。直到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到中央公园。
孙仲山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最早的共和国，值得这个评语。
他还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内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对孙仲山的评价可以先放一放，他对于这个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值得尊重。没必要这么快就盖棺定论，是非对错自然有后人评说。”
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是较为松散的组织，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
不少人对孙仲山的主张并不认同，林子轩也不想强制他们听从自己的意见，只是让他们等一等再说，在这个时期以悼念为主。
他的意见虽然没有让所有人都接受，却也影响了一些人。
在这次批判孙仲山的声浪中。新月社和现代评论派的人参与的不多。
林子轩在报纸上发了长文，主要说了孙仲山对于中国的贡献，文章的最后，他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语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生为国家和人民而死，便是比泰山还重。”
3月19日。孙仲山的灵柩转移到中央公园，供人吊唁。
林子轩继续留下来已经没有意义，该做的都做了，便想着返回上海。
宋子闻代表广州国民政府对林子轩表示感谢，并把林子轩送上了火车。
他知道林子轩对于政治没什么兴趣，这次能够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护孙仲山，已经超出了私人间的友谊。
林子轩坐上火车，看着这座陷入悲痛中的城市。
他有种预感，对于孙仲山的批判只是一个引子，这场风波并没有那么容易平息，或许会愈演愈烈，要不要联合苏联，这关系到中国以后所走的道路。
林子轩回到上海，上海各界也在举行各种吊唁活动。
包括建设上海中山公园、铸造铜像等等，并准备在四月份举行一场大规模的追悼大会。
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让万象书局旗下的报纸和杂志开设一个纪念专刊，不谈倾向问题，只是介绍孙仲山的一生。
在上海租界内，言论更为自由，批评孙仲山的报道屡见报端。
只是上海不是北平，政治氛围并不浓厚，大部分读者对政论不感兴趣，影响不大。
上海的文坛较为平静，大多是发一些怀念的文章，接着继续写自己的小说，过自己的生活，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步调。
战争的阴云逐渐散去，奉军撤离了上海，上海各界开始筹建淞沪特别市，要求地方自治。
3月21日，张军劢等人草拟了《淞沪特别市公约》。
公约规定特别市为自治团体，按照公约治理上海的一切事务，主要职能包括保卫地方治安，发达市乡交通，改良市乡自治，促进市民卫生，发达市民智识，举办模范市村。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上海因为地理位置特殊，租界和华界相通，华洋混杂，所以一直都有要求自治的呼声。
所谓自治，顾名思义就是上海人建设上海，上海人管理上海。
即在不违背国家大政方针的情况下，行政上相对独立，有权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这种呼声在清朝末年就存在。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经过几十年开埠之后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来自国内各省份的人士也逐渐形成了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和对上海社会的归属认同。
上海社会独特的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造就了一批经济力量雄厚、社会影响极大的地方精英，这批精英在上海的影响力和统摄力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官方的影响。
这是上海自治的基础。
清朝末年，随着租界市政对华界刺激的日益强烈和地方自治思潮的形成，上海绅商发起地方自治并成立机构推行自治事业。
1911年，上海各界精英先后建立上海城厢自治公所、上海市政厅。
辛亥革命后，沪军都督府成为控制上海地区的主要军政机构，上海地区的行政权实际操诸军阀之手。
1924年的两次江浙战争让上海遭受重创，为了不让战争重演，上海社会各界要求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他们要求上海保持中立，不参与军阀混战，给上海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