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六章 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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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在蒋京国的回忆录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林子轩的这次思想转变。
从扎米亚京的家里出来，先生一路上都很沉默，我想他是在同情这位苏俄作家的遭遇，但这种事情在苏俄相当普遍，我更为担心的是回到学校后该怎么办。
我一直劝阻先生不要和苏俄的颠覆分子接触，那样会惹来麻烦。
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今天的情况告诉学校的校长。
在学校里，教员告诉我们，要随时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
我想回去后一定会有人找我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
正当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先生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么？
我当然回答不愿意，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会被砍头，谁会愿意被砍头呢。
先生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我当时还年轻，不曾多想，后来想了想，才发觉先生想必在那时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想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每天比其他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来提醒这个世界。
第二年，先生便发表了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争议的小说《1984》。
这部小说让先生成为了半个世界的敌人，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我想这就是做一只有坏习惯公鸡的代价。
但正因为如此，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才值得我们的尊敬。
*****************
林子轩的确问了蒋京国这个问题，他也在考虑要不要把《1984》这部小说写出来。
《1984》和《蝇王》不同，《蝇王》只是寓言小说，《1984》却是政治小说。
《蝇王》讨论的是善恶的问题。更深层次则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1984》展现的却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世界，这是对政治制度的探讨和讽刺。
这本小说不仅会被苏联这样的国家禁止，由于小说内容具有煽动性和危险性，在西方社会也会被一些国家禁止。
在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大的抨击，甚至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奥威尔1949年出版了《1984》，1950年1月他就过世了。这是他的幸运，没有碰到之后《1984》遭受禁止和攻讦的遭遇。
林子轩还有很长的日子要活，所以必须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关键是他要不要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
他可以选择抄袭一些不带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同样能获得荣誉。
在后世，有位名叫王晓波的作家写了一篇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章讲了他在插队的时候遇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猪。
这只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这只猪很聪明，会模仿各种声音，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
它后来学会了汽笛响，和工厂下班的声音一样，从而惹来了麻烦。遭到了围捕。
但这只猪还是逃跑了，后来成了野猪，长出了獠牙，冷冷的看着人。
林子轩明白无论是有坏习惯的公鸡还是特立独行的猪，都不太见容于这个社会。
和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它们最大的罪过。
它们如果想要生存下来，需要把自身的个性和棱角磨平，变得平庸。
否则最终的结果要么被砍头。要么远离人类。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甘于平庸，想要保留个性，那就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因为坚持真理而选择喝下毒酒的苏格拉底，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的布鲁诺。
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坚持己见而被迫害的人，正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人类才能取得进步。
选择要不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子轩没有那么伟大，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内心里仍然是小市民的思想，只是觉得自己或许应该做点什么了。
回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和冯程程商量着回国的事情。
算起来他来到苏联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参观了列宁的墓地，看了不少莫斯科的古迹，在戏院里欣赏了芭蕾舞剧和几场电影。
特别是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可以说是默片时代的经典。
爱森斯坦把蒙太奇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是电影大师也不为过。
林子轩没有能见到这位苏联导演。
据说为了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献礼，爱森斯坦接到命令，正在外地拍摄表现十月大革命的电影《十月》，场面非常宏大。
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大多是革命题材，或者反应俄国农民生活的片子。
他们的纪录片很有特色，能拍摄出那种宏大的气势来，尤其是宣传军队的纪录片，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
这种纪录片会时常在影院放映，看多了还真能产生向往革命的热情。
苏联电影采取国有化管理，审查非常严格，上级下达命令才能进行拍摄，对于外国电影的引进更是谨慎。
目前的中国电影恐怕是没办法进入苏联市场了。
林子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遇到了曾经在巴黎见到的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
这位四川青年因为在法国被巴黎警察通缉才来到苏联，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上学，后来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安排学习俄语。
林子轩和他聊了聊巴黎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随着欧洲经济的衰落，工厂的薪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日子不太好过，举行过几次罢工，但效果不大。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这需要政府出面，筹集助学基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单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王名、博谷和张文天等人。
还有十几位广州国民政府要员的孩子，以及先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这些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中国的面貌。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校方举行了一场座谈会，让林子轩向学生们谈谈在苏联参观的感受，这是想试探林子轩对待苏联的态度。
1925年那场“仇俄联俄”的争论在中国国内造成不小的影响，中国留学生都有所了解。
他们也想知道林子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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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在蒋京国的回忆录中从一个侧面记载了林子轩的这次思想转变。
从扎米亚京的家里出来，先生一路上都很沉默，我想他是在同情这位苏俄作家的遭遇，但这种事情在苏俄相当普遍，我更为担心的是回到学校后该怎么办。
我一直劝阻先生不要和苏俄的颠覆分子接触，那样会惹来麻烦。
只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在考虑要不要把今天的情况告诉学校的校长。
在学校里，教员告诉我们，要随时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
我想回去后一定会有人找我问话，我该怎么回答呢？
正当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先生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愿意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么？
我当然回答不愿意，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会被砍头，谁会愿意被砍头呢。
先生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我当时还年轻，不曾多想，后来想了想，才发觉先生想必在那时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想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每天比其他公鸡早叫上一个小时，来提醒这个世界。
第二年，先生便发表了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争议的小说《1984》。
这部小说让先生成为了半个世界的敌人，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我想这就是做一只有坏习惯公鸡的代价。
但正因为如此，先生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才值得我们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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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的确问了蒋京国这个问题，他也在考虑要不要把《1984》这部小说写出来。
《1984》和《蝇王》不同，《蝇王》只是寓言小说，《1984》却是政治小说。
《蝇王》讨论的是善恶的问题。更深层次则是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类未来的担忧。
《1984》展现的却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世界，这是对政治制度的探讨和讽刺。
这本小说不仅会被苏联这样的国家禁止，由于小说内容具有煽动性和危险性，在西方社会也会被一些国家禁止。
在带来巨大荣誉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大的抨击，甚至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奥威尔1949年出版了《1984》，1950年1月他就过世了。这是他的幸运，没有碰到之后《1984》遭受禁止和攻讦的遭遇。
林子轩还有很长的日子要活，所以必须做好面对一切的准备。
关键是他要不要做那只有坏习惯的公鸡。
他可以选择抄袭一些不带有政治倾向的小说，同样能获得荣誉。
在后世，有位名叫王晓波的作家写了一篇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文章讲了他在插队的时候遇到了一只与众不同的猪。
这只猪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
这只猪很聪明，会模仿各种声音，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
它后来学会了汽笛响，和工厂下班的声音一样，从而惹来了麻烦。遭到了围捕。
但这只猪还是逃跑了，后来成了野猪，长出了獠牙，冷冷的看着人。
林子轩明白无论是有坏习惯的公鸡还是特立独行的猪，都不太见容于这个社会。
和其他生物不同，就是它们最大的罪过。
它们如果想要生存下来，需要把自身的个性和棱角磨平，变得平庸。
否则最终的结果要么被砍头。要么远离人类。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不甘于平庸，想要保留个性，那就需要付出代价。
比如因为坚持真理而选择喝下毒酒的苏格拉底，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的布鲁诺。
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坚持己见而被迫害的人，正因为有这类人的存在，人类才能取得进步。
选择要不要做一只有坏习惯的公鸡，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林子轩没有那么伟大，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内心里仍然是小市民的思想，只是觉得自己或许应该做点什么了。
回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和冯程程商量着回国的事情。
算起来他来到苏联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参观了列宁的墓地，看了不少莫斯科的古迹，在戏院里欣赏了芭蕾舞剧和几场电影。
特别是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可以说是默片时代的经典。
爱森斯坦把蒙太奇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说是电影大师也不为过。
林子轩没有能见到这位苏联导演。
据说为了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献礼，爱森斯坦接到命令，正在外地拍摄表现十月大革命的电影《十月》，场面非常宏大。
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大多是革命题材，或者反应俄国农民生活的片子。
他们的纪录片很有特色，能拍摄出那种宏大的气势来，尤其是宣传军队的纪录片，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
这种纪录片会时常在影院放映，看多了还真能产生向往革命的热情。
苏联电影采取国有化管理，审查非常严格，上级下达命令才能进行拍摄，对于外国电影的引进更是谨慎。
目前的中国电影恐怕是没办法进入苏联市场了。
林子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还遇到了曾经在巴黎见到的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
这位四川青年因为在法国被巴黎警察通缉才来到苏联，先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上学，后来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安排学习俄语。
林子轩和他聊了聊巴黎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随着欧洲经济的衰落，工厂的薪水降低，劳动强度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日子不太好过，举行过几次罢工，但效果不大。
林子轩也没有办法，这需要政府出面，筹集助学基金，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名单上看到不少熟悉的名字，比如王名、博谷和张文天等人。
还有十几位广州国民政府要员的孩子，以及先前黄埔军校的学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
这些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将会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格局，改变中国的面貌。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校方举行了一场座谈会，让林子轩向学生们谈谈在苏联参观的感受，这是想试探林子轩对待苏联的态度。
1925年那场“仇俄联俄”的争论在中国国内造成不小的影响，中国留学生都有所了解。
他们也想知道林子轩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