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一章 不合时宜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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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禁书，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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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想要出版还需要一段时间，林子轩准备先出版一套苏俄丛书。
这套苏俄丛书以扎米亚京的小说为主，也包括其他俄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托尔斯泰和普希金等人的小说和诗歌。
较为全面的展现俄国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让中国读者更为深入的了解苏联。
其中主推的就是扎米亚京的《我们》，林子轩为《我们》的中文版写了序言。
他以为在中国有太多赞颂苏俄的报道，导致中国青年不能正确的认识苏联国内的真实状况，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要泼一盆冷水，让青年从狂热中清醒过来。
苏联并非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他用高尔基作为例子。
由于高尔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中国青年往往把高尔基作为苏联革命文学的代表，他们以为高尔基是苏联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其实，那只是苏联的宣传而已。
高尔基的确拥护苏联革命，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他看到了革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于是，他在《新生活报》上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
“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淘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
“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这些发表在《新生活报》上的文章结集出版，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
这本书在苏联被禁了70年。直到1988年才得以重新出版。
这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高尔基。
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及和列宁的友谊，恐怕早就被驱逐出境了。
列宁对高尔基很爱护，每次莫斯科布置大逮捕行动时，列宁都会把高尔基打发到外地去，免得高尔基在莫斯科闹事。弄得大家不好收场。
1921年，不满意苏联的高尔基又一次离国出走，苏联对外宣称高尔基是到国外养病。
高尔基先在德国，后来长住意大利，这一住就是七年时间。
列宁去世后的1924年，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说:“我不回俄国。我觉得我在俄国扮演了四面树敌的角色。”
这可以说是高尔基人生的分水岭。
如果他在国外继续坚持他的维护正义、伸张人性、抗议强权的立场，仍不失为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家，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正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写的那样，高尔基性格上较为软弱。
高尔基在意大利过的并不好，由于曾经支持苏联革命，他处在被监视的状态，他的厨师就是意大利警察局派的人。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转变立场，表达出想要回国的意愿。
高尔基在苏俄国内和国际文学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连斯大林都承认无法估量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影响和作用。
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禁书，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