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一章 名士和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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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轩站在甲板上，望着渐行渐远的上海。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邮轮，由于有英国大使馆的关照，条件很不错，大家比较放松。
这次前来的都是上海出版领域的知名人物，平时在一个圈子里混，彼此熟识，互相闲聊，倒也不会寂寞，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以往大家在不同的书局做事，是竞争对手，此刻朝夕相见，攀谈起来才觉得志趣相投。
商务印书馆的领队是王云伍，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出版社，他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
至于林子轩，虽然是万象书局的大老板，但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早已脱离了出版行业的范畴，档次不同，找他聊天的人并不多。
他只是和徐至摩、郁达浮两人说着闲话。
徐至摩和郁达浮两人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浙江人，年岁相近，还在同一所中学上学。
1911年春，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郁达浮也考上了这所学堂，不过他觉得费用太高，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开学后，他嫌嘉兴离家远，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
两人有半年时间在一所学堂上学。
在杭州府中学堂，郁达浮对徐至摩的印象是：身体不高，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戴着金边近视眼镜。平时不怎么用功，考试总是得第一。
实际上，以少年时显示的文学天赋来说。郁达浮一点都不比徐至摩差。
郁达浮上中学的时候，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
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只是地点不同。
郁达浮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生资格。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
当时北洋政府的留学政策规定，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
后来，郁达浮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时间。
徐至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随后自费赴美国留学。
他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
这正是和林子轩同学的那段时间。
1920年9月，徐至摩前往英国。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他在美英两国，待了整整四年。
有趣的是，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
仔细想想，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专业不对口，或者说都改行了。
鲁讯留学的时候学医学。胡拾学的是哲学，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读海军技术，最后学习希腊语，算是外语人才，郭沫偌学习医学。
像是沈丛文和张痕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
加上徐至摩和郁达浮，这些人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文学，也没有人教过他们该如何写作，但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成为了文学大家。
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才能做好。
什么是文学天赋？
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国内报纸发表，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比鲁讯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
在新文学领域，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
到了1927年，他都准备出版《达夫全集》了。
当然，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不过林子轩是作弊，他可是真才实学。
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就算没有《再别康桥》，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
所以，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
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
比如，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
然而，他们两人毕竟不同，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
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新月社的成员，和创造社也有联系。
在新文学领域，按照文坛辈分来说，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
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看到院子里有围棋，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
徐至摩棋力较高，到了中盘，大势已定，他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借故离开。
这就是绅士风度，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
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不会使人难堪，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
相比较而言，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
“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还有一次，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时秋。
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
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
“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的文坛，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
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徐至摩家境优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为名士的资本；郁达浮家道败落，难免愤世嫉俗，颓废彷徨，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
其实，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虚伪，便可以结交。
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在上海，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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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乘坐的是一艘英国邮轮，由于有英国大使馆的关照，条件很不错，大家比较放松。
这次前来的都是上海出版领域的知名人物，平时在一个圈子里混，彼此熟识，互相闲聊，倒也不会寂寞，反而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以往大家在不同的书局做事，是竞争对手，此刻朝夕相见，攀谈起来才觉得志趣相投。
商务印书馆的领队是王云伍，作为中国最大规模的出版社，他自然成为众人的中心。
至于林子轩，虽然是万象书局的大老板，但他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早已脱离了出版行业的范畴，档次不同，找他聊天的人并不多。
他只是和徐至摩、郁达浮两人说着闲话。
徐至摩和郁达浮两人很有意思，他们都是浙江人，年岁相近，还在同一所中学上学。
1911年春，徐至摩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郁达浮也考上了这所学堂，不过他觉得费用太高，又考入嘉兴府中学堂，第二学期开学后，他嫌嘉兴离家远，又转入杭州府中学堂。
两人有半年时间在一所学堂上学。
在杭州府中学堂，郁达浮对徐至摩的印象是：身体不高，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戴着金边近视眼镜。平时不怎么用功，考试总是得第一。
实际上，以少年时显示的文学天赋来说。郁达浮一点都不比徐至摩差。
郁达浮上中学的时候，就以笔名在浙江省的报纸上发表旧体诗了。
他们都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只是地点不同。
郁达浮十七岁的时候，他的哥哥要去日本考察。他就跟上哥哥去了日本，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获得官费生资格。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中国的高中。
当时北洋政府的留学政策规定，在日本指定了五所高等学校，凡考上的就是官费生。
后来，郁达浮又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他在日本待了整整九年时间。
徐至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随后自费赴美国留学。
他先入克拉克大学学历史，毕业后考上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
这正是和林子轩同学的那段时间。
1920年9月，徐至摩前往英国。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后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他在美英两国，待了整整四年。
有趣的是，他们在国外学的都不是文学。
仔细想想，民国时期的文学家大多是专业不对口，或者说都改行了。
鲁讯留学的时候学医学。胡拾学的是哲学，周作仁在日本先攻读海军技术，最后学习希腊语，算是外语人才，郭沫偌学习医学。
像是沈丛文和张痕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
加上徐至摩和郁达浮，这些人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文学，也没有人教过他们该如何写作，但他们就是凭借着天赋和自学。成为了文学大家。
这说明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喜欢什么，只有喜欢才能发挥潜力，才能做好。
什么是文学天赋？
郁达浮在日本的时候就有小说《银灰色的死》在国内报纸发表，随后出版中国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比鲁讯的小说集《呐喊》还要早一年。
在新文学领域，他是中国除了鲁讯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
到了1927年，他都准备出版《达夫全集》了。
当然，他的名气和林子轩没办法比，不过林子轩是作弊，他可是真才实学。
徐至摩的诗歌天赋不用多说，就算没有《再别康桥》，也能写出无数才情飞扬的诗句来。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像这种诗句没有一点小才华还真写不出来。
所以，读者可以批评他的人品，但不能否定他的文学才华。
徐至摩和郁达浮都是有真性情的人，他们看到了社会的阴暗面或者不公就会说出来。
比如，徐至摩对苏联的批评，郁达浮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抨击。
然而，他们两人毕竟不同，这点从梁时秋对两人的看法中可以得到印证。
梁时秋属于文坛后辈，新月社的成员，和创造社也有联系。
在新文学领域，按照文坛辈分来说，胡拾和鲁讯属于启蒙者，林子轩和徐至摩属于开拓者，沈丛文和梁时秋就是文坛后辈了。
梁时秋对徐至摩非常敬佩，对郁达浮则较为厌恶。
有一天，徐至摩去看望梁时秋，看到院子里有围棋，便要求和梁时秋对弈。
徐至摩棋力较高，到了中盘，大势已定，他没有穷追猛打，反而借故离开。
这就是绅士风度，也是徐至摩能够交游广阔的原因。
他会照顾朋友的情绪，不会使人难堪，有种文人名士超然洒脱的气度。
相比较而言，创造社给梁时秋的感觉就是颓废。
“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
“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还有一次，郁达浮北上到了北平，找到梁时秋。
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二是逛北平的四等窑子，这让梁时秋更为不喜。
梁时秋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郁达浮。
“譬如郁达浮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这是最令人看不起的地方。”
在中国古代的文坛，有名士和狂士的说法，如果说徐至摩是名士，那么郁达浮就是狂士。
这和两人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
徐至摩家境优渥，是大家族的公子哥，有成为名士的资本；郁达浮家道败落，难免愤世嫉俗，颓废彷徨，这就是成为狂士的条件。
其实，无论是名士还是狂士，只要具有真性情，不虚伪，便可以结交。
当林子轩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在上海，或者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国内局势的大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