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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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时人皆知，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儒将。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亲自点将陈毅出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陈毅随总前委移师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抽调了约五千名干部，赶到江苏省刚刚解放的丹阳，迅速组成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他指示有关部门把“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等等，他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
自古以来，胜者之师攻入敌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许军队“抢掠三天”。但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军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上海。为此，陈毅从入城纪律教育着手，他严格地强调：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第二条，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听后作了答复，“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接管上海的任务，身着戎装的陈毅亲自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作入城纪律报告。首先，他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极其严肃地讲：“这两件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与此同时，陈毅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守则》草案，毛泽东阅后连说了四个“很好”。毛泽东感到入城是一件关系着军纪、党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犯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民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为部队入城做过这样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同时可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这十二条入城规定，是集纳了属下很多《入城守则》而写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作出歼灭上海外围之敌的部署之后，遂又全力关注如何消灭中南地区之敌的大事。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未来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是：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与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毛泽东在确定了未来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后，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决中南地区的战略问题。首先，他清楚盘踞中南地区之敌的主力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二十八个军七十三个师，总兵力共四十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军五十二师近三十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四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上述之敌，即为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战役的主要对手。诚如毛泽东于五月九日致林彪、萧克电所分析的那样：
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我四野接到毛泽东陆续渡江的电令之后，遂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由此，我军提前打响了第四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毛泽东考虑到四野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夹在南京、武汉之间的南昌守敌有可能弃城逃遁。为此，他又电示总前委等：
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彪）罗（荣桓）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向中央请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毛泽东遂又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致大乱。因此，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赓）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我军东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五月十二日发起上海外围战之后，至十四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十五日起，各部队遵着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发、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强了战斗进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二十二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我军不仅完成了上海外围战之目的，而且也为攻取市区，歼灭上海全部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我四野部队完成渡江任务之后，于五月十七日胜利攻占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接着，陈赓率部接管江西省会南昌。这样一来，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全部控制在我军之手。当毛泽东收到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报告之后，他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的命令：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力运筹攻占武汉、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党的第二条战线获悉：敌人在撤退的前夕疯狂地杀害革命的志士仁人。仅就上海为例：五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黄竞武在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猎取民建地下组织目的未能得逞，于五月十八日将黄竞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一九○号牢房的空地里。接着，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并于五月二十日将其杀害。同时，汤恩伯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杀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杀人魔王毛森兼任“东南人民**救国军”总指挥，除“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外，还负责杀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场比“四·一二”大屠杀还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最使毛泽东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及罗隆基已经落入毛森之手……
张澜，字表方，于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南充张氏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于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学，开拓了救国之途。后回国从政，参加立宪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在四川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战初期，他得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遂支持中国共产党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贡献了力量。说到张澜与毛泽东相识，却迟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他一步出机舱，就看见一位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的长者向他致意，当他再一看身着麻灰色旧布长袍就断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辈张澜。因此，他急忙越过面前的达官显贵，大步踉跄地走过去，伸手握住时人称之“川北圣人”张澜的手，以若见故人的神态说道：“您是张表老吧？您好啊！”
毛泽东的行为实出张澜所料，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由此，毛泽东与张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开始了相识与交往。虽说毛泽东在山城期间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和宴会——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还是在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专程到特园拜访了张澜。
特园，为革命老人鲜英的住宅，园名取鲜英的字特生，建于一九三一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二十余亩，住宅面积约七亩半之多，正房是三层楼房，主楼名曰“达观楼”，前后是花园。由于特园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并配有郭沫若题的诗，故被毛泽东称之为“三绝”。另外，特园也是中共南方局与民主人士秘密会见的联络点。正因如此，特园也就为国民党特务所嫉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的监控。据史记载：“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日夜监视。因此，无论是张澜还是特园的主人鲜英，都为毛泽东来访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走进特园，首先为张澜亲书的一副对联所吸引：“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团体，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罢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因为这不仅是对“民主之家”的主人鲜英的颂扬，而且也是张澜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所以，他在向张澜转达了弟子朱德、好友吴玉章的问候以后，遂又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对于这次在山城的相识，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国统区撤退之后，民盟遂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主要压迫的对象。是年十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之后，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时，张澜沉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全问题。”
接着，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到达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号召全体盟员“今后更坚强地站立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再次成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上海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有的还通过民盟与中共打通关系，预留一条所谓后路。其中，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罗隆基以及后来的张澜等于免费住在虹桥疗养院中，静观天下的变数。随着我军横渡长江以及占领南京的胜利，蒋介石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迫害。这时，我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的命令，“几次通过人表示希望张表老（即张澜）和罗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区去”。由于张澜年迈，难以独自成行，故说：“努生（罗隆基号）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罗隆基却强调自己“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不能随便行动。结果，一拖再拖，在打响上海外围战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张澜和罗隆基被特务拘捕，看押在虹桥疗养院里。
毛泽东获悉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后非常焦急，与周恩来、李克农等紧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一切关系，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逃出虎口。为此，我地下党组织被迫动用了杨虎的关系，请他协助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杨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可信赖的军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积极赞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那时，杨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市长，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刽子手。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杨虎和陈群，呼之为“虎狼成群”。随着时代的推移，杨虎失势，对蒋介石不满。早在山城期间，杨虎与周恩来有接触。据史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园楼房内，距杨虎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很近。在这期间，杨虎与周恩来也有往来。我军攻占南京的前夕，杨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而他的属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后路的办案人员，为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前夕，杨虎找来了一位叫阎锦文的亲信，交代有关的任务。
阎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和胆识。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杨虎家见到周恩来。据阎的回忆，那天“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我张口，杨先生就抢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等等。事后，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说到杨虎找他交代任务一事，他作了回忆：
有一天杨虎在环龙路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张澜和罗隆基突然被捕，阎锦文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阎锦文。此刻，阎锦文心里清楚：如果让逮捕者把张、罗二人押往警备司令部，再营救比登天还难。他急中生智，当即给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通电话，以张、罗二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为由，提出请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计获周力行批准。接着，由疗养院副院长郑大夫开具保书，交阎锦文收凭。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杨虎再次向阎锦文布置营救张、罗事宜，首次向阎披露真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周恩来）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阎锦文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从此以后，阎锦文“几乎每日晚间均向杨（虎）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同时，杨虎还提醒阎锦文防止军统特务在医院内对张澜、罗隆基下毒手。
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阎锦文获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办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取得的节节胜利，市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渐次演成学生护校、工人护厂的斗争，敌人担心在医院中行刺张、罗的行动，引发新的李公仆、闻一多事件，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掩人耳目”的行动。事有凑巧，大特务头子王新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阎锦文执行。
阎锦文听后非常紧张，当即向杨虎作了报告，经研究，决定在转移的同时营救张澜、罗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转移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几次说明，终于让张、罗二人相信他就是执行营救任务的负责人。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杨虎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移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杀害的危险”。有关转移张、罗的经过，阎锦文作了回忆：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登上汽车……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抹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杨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事后，阎锦文回忆道：“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营救张澜、罗隆基全过程，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李克农负责落实的。
自然，营救张澜、罗隆基只是解放上海整部交响乐中的一支很有意义的插曲。作为这部恢弘交响乐的总指挥——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这两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之后，遂又及时地电告粟裕、张震有关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的原则：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位当权者下过这样大长民族志气的命令？实践证明：一切妄图以军事实力干涉我军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下退却了！
第三野战军首长在收到毛泽东总攻上海的有关电令之后，迅速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我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团攻占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战役结束。”在总攻上海四天的战斗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装甲车一百一十余辆，汽车一千一百余辆，舰艇十一艘及大批军需物资。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收到上海解放的电报之后，他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相反，他的战略视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国，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中去了！
一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已完全形成！
毛泽东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磋商，确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再完成渡江南进的作战任务。
随着渡江后进军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命令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确地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向华东进军并经营京、沪、杭和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务后，粟裕等在总攻上海的前夕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不日攻克上海之后，“蒋匪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对此，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第二野战军这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需走两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其二，据毛泽东判断：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
在说到二野向西进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预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虽说事后战事进展完全按着毛泽东的预测顺利发展，但是他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又明确指示：
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谨慎！
第四野战军在进占武汉三镇之后，毛泽东在未来进军部署上明确电令：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第一野战军原本兵力只有两个兵团，兵力不足二十万，在未来向西北进军之中，不仅要与兵力较强的西北“五马”对垒，而且还要经营西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为此，毛泽东把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建制，要求“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泽东在制定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并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上述进军部署的命令之后，他又为实现上述各项战略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项指导方针源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事实上，只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国民党盘踞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主要兵力就消灭了；接着，再分兵解放江南广大的乡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清楚：长年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地方实力派有着根本利害的冲突，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发地变得尖锐起来。举例说：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前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后者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的当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遂于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为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日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指泾渭两河之间的地区）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马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听而不语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着，李宗仁抛出所谓的书面材料“备忘录”，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关键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次述蒋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说到如蒋介石不愿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答应”授予他一切权力。
为促李宗仁离桂赴粤，白崇禧有意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至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很大。”
程思远很不赞成白崇禧的论点，会后随白崇禧来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问道：“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说。
李宗仁就这样被白崇禧连哄带骗地从桂林弄到了广州。对此，程思远很是生气，决定暂不随李、白飞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华中战区的得失关乎他们在大陆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汉撤守，他“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命残部撤往闽、台，所谓京沪杭防线彻底崩溃。李宗仁审时度势，对坚守华中，确保西南的战略也失去了信心。
恰在这时，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如果人民解放军乘隙南下，即可将刚刚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包围。换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必然全军覆没于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见情势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门生”，只好商请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实出白崇禧，也出何应钦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从命，在电话中骄横地对黄埔时代的师长何应钦说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何应钦当然清楚，所谓“老总”是指蒋介石。他忙解释道：“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若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的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二位老报人以敏锐的政治卓见，流畅犀利的文言行书，详论了蒋氏王朝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规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时，还道出了写此长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舍，责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章、邵二老进而道出李宗仁所处之地位：“设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后果何堪设想。某等颛蒙，夙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读罢章、邵二老的长信，大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之慨！随着信文的展开，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而出，似在严峻地向他招手，谓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此，他又重新拜阅了这段信文：“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这时，他感到章、邵二老说到了他的心痛之处，顿生“无脸见江东父老”的羞色。然而当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觉得只有按此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来信，情绪低沉地对刘斐说：“旁观者清，还是你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刘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直言告诉他们：现在胜败的大局已定，无可改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质问，“德公，你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刘斐不解地问道。
白崇禧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抢先说了李宗仁来广州的经过，并有意诿过于居正、阎锡山。这时，李宗仁取出蒋介石促他来广州的信件交于刘斐，叹了口气：“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斐看罢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操着挖苦的口吻讲：
“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只有负责到底了。”李宗仁沮丧地说道。
“不行啊！”刘斐严正地指出，“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刘斐与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谈到深夜，李宗仁被说得摇首叹气，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最后，白崇禧说道：
“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
“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刘斐接着又坦直进言，“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崇禧一听说率部起义，立即来了火气，大声说道：“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干不来！”
刘斐一听这话知道应该结束这次谈话了，遂淡然地说道：
“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翌日清晨，刘斐飞回香港。这对李宗仁而言，又一位亲信大将离开了自己。同时他还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刘斐也会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后投向共产党。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发怅然了！……
至此为止，毛泽东认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桂系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从此，他就专注家乡湖南和平起义的事情了。
从以上事例可知，毛泽东在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不仅要求我解放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敌占区和残敌，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在指挥军事解决的同时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似傅作义统率的部队和管辖的北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决湖南、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张治中、程潜、龙云等这样重要的棋子，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有关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经过将在下文详述，故在此略。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渡江战役的前后，已经获悉蒋介石的战略退却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另外，从战争发展来看，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像抗日战争那样，准备在西南边陲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深知由陕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将与宋希濂驻扎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队会师四川，其中胡宗南残部很可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逆行南下，由云南逃往缅甸、老挝等邻国。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曾原为滇军起义将领）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是：由广西挥师西行，经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东面的湘黔入川，贺龙所部由陕南入川，经营川北，这样就对退守四川的蒋军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并将其大部消灭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来某些军史学家认为：“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错误的。有关毛泽东如何实施上述这一“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我四大野战军完全遵照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向全国进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军事转为指导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上来。如果说毛泽东指挥军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对他而言，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正当如履薄冰的毛泽东思忖如何完成这些大事的时候，刚刚解放的上海就爆发了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仓促上阵迎战……（未完待续）
十三
时人皆知，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儒将。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亲自点将陈毅出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陈毅随总前委移师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抽调了约五千名干部，赶到江苏省刚刚解放的丹阳，迅速组成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他指示有关部门把“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等等，他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
自古以来，胜者之师攻入敌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许军队“抢掠三天”。但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军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上海。为此，陈毅从入城纪律教育着手，他严格地强调：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第二条，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听后作了答复，“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接管上海的任务，身着戎装的陈毅亲自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作入城纪律报告。首先，他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极其严肃地讲：“这两件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与此同时，陈毅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守则》草案，毛泽东阅后连说了四个“很好”。毛泽东感到入城是一件关系着军纪、党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犯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民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为部队入城做过这样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同时可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这十二条入城规定，是集纳了属下很多《入城守则》而写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作出歼灭上海外围之敌的部署之后，遂又全力关注如何消灭中南地区之敌的大事。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未来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是：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与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毛泽东在确定了未来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后，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决中南地区的战略问题。首先，他清楚盘踞中南地区之敌的主力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二十八个军七十三个师，总兵力共四十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军五十二师近三十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四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上述之敌，即为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战役的主要对手。诚如毛泽东于五月九日致林彪、萧克电所分析的那样：
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我四野接到毛泽东陆续渡江的电令之后，遂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由此，我军提前打响了第四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毛泽东考虑到四野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夹在南京、武汉之间的南昌守敌有可能弃城逃遁。为此，他又电示总前委等：
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彪）罗（荣桓）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向中央请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毛泽东遂又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致大乱。因此，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赓）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我军东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五月十二日发起上海外围战之后，至十四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十五日起，各部队遵着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发、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强了战斗进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二十二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我军不仅完成了上海外围战之目的，而且也为攻取市区，歼灭上海全部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我四野部队完成渡江任务之后，于五月十七日胜利攻占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接着，陈赓率部接管江西省会南昌。这样一来，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全部控制在我军之手。当毛泽东收到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报告之后，他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的命令：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力运筹攻占武汉、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党的第二条战线获悉：敌人在撤退的前夕疯狂地杀害革命的志士仁人。仅就上海为例：五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黄竞武在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猎取民建地下组织目的未能得逞，于五月十八日将黄竞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一九○号牢房的空地里。接着，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并于五月二十日将其杀害。同时，汤恩伯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杀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杀人魔王毛森兼任“东南人民**救国军”总指挥，除“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外，还负责杀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场比“四·一二”大屠杀还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最使毛泽东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及罗隆基已经落入毛森之手……
张澜，字表方，于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南充张氏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于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学，开拓了救国之途。后回国从政，参加立宪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在四川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战初期，他得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遂支持中国共产党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贡献了力量。说到张澜与毛泽东相识，却迟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他一步出机舱，就看见一位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的长者向他致意，当他再一看身着麻灰色旧布长袍就断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辈张澜。因此，他急忙越过面前的达官显贵，大步踉跄地走过去，伸手握住时人称之“川北圣人”张澜的手，以若见故人的神态说道：“您是张表老吧？您好啊！”
毛泽东的行为实出张澜所料，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由此，毛泽东与张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开始了相识与交往。虽说毛泽东在山城期间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和宴会——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还是在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专程到特园拜访了张澜。
特园，为革命老人鲜英的住宅，园名取鲜英的字特生，建于一九三一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二十余亩，住宅面积约七亩半之多，正房是三层楼房，主楼名曰“达观楼”，前后是花园。由于特园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并配有郭沫若题的诗，故被毛泽东称之为“三绝”。另外，特园也是中共南方局与民主人士秘密会见的联络点。正因如此，特园也就为国民党特务所嫉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的监控。据史记载：“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日夜监视。因此，无论是张澜还是特园的主人鲜英，都为毛泽东来访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走进特园，首先为张澜亲书的一副对联所吸引：“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团体，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罢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因为这不仅是对“民主之家”的主人鲜英的颂扬，而且也是张澜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所以，他在向张澜转达了弟子朱德、好友吴玉章的问候以后，遂又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对于这次在山城的相识，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国统区撤退之后，民盟遂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主要压迫的对象。是年十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之后，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时，张澜沉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全问题。”
接着，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到达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号召全体盟员“今后更坚强地站立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再次成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上海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有的还通过民盟与中共打通关系，预留一条所谓后路。其中，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罗隆基以及后来的张澜等于免费住在虹桥疗养院中，静观天下的变数。随着我军横渡长江以及占领南京的胜利，蒋介石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迫害。这时，我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的命令，“几次通过人表示希望张表老（即张澜）和罗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区去”。由于张澜年迈，难以独自成行，故说：“努生（罗隆基号）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罗隆基却强调自己“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不能随便行动。结果，一拖再拖，在打响上海外围战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张澜和罗隆基被特务拘捕，看押在虹桥疗养院里。
毛泽东获悉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后非常焦急，与周恩来、李克农等紧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一切关系，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逃出虎口。为此，我地下党组织被迫动用了杨虎的关系，请他协助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杨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可信赖的军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积极赞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那时，杨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市长，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刽子手。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杨虎和陈群，呼之为“虎狼成群”。随着时代的推移，杨虎失势，对蒋介石不满。早在山城期间，杨虎与周恩来有接触。据史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园楼房内，距杨虎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很近。在这期间，杨虎与周恩来也有往来。我军攻占南京的前夕，杨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而他的属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后路的办案人员，为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前夕，杨虎找来了一位叫阎锦文的亲信，交代有关的任务。
阎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和胆识。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杨虎家见到周恩来。据阎的回忆，那天“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我张口，杨先生就抢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等等。事后，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说到杨虎找他交代任务一事，他作了回忆：
有一天杨虎在环龙路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张澜和罗隆基突然被捕，阎锦文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床上，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阎锦文。此刻，阎锦文心里清楚：如果让逮捕者把张、罗二人押往警备司令部，再营救比登天还难。他急中生智，当即给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通电话，以张、罗二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为由，提出请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计获周力行批准。接着，由疗养院副院长郑大夫开具保书，交阎锦文收凭。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杨虎再次向阎锦文布置营救张、罗事宜，首次向阎披露真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周恩来）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阎锦文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从此以后，阎锦文“几乎每日晚间均向杨（虎）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同时，杨虎还提醒阎锦文防止军统特务在医院内对张澜、罗隆基下毒手。
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阎锦文获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办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取得的节节胜利，市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渐次演成学生护校、工人护厂的斗争，敌人担心在医院中行刺张、罗的行动，引发新的李公仆、闻一多事件，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掩人耳目”的行动。事有凑巧，大特务头子王新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阎锦文执行。
阎锦文听后非常紧张，当即向杨虎作了报告，经研究，决定在转移的同时营救张澜、罗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转移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几次说明，终于让张、罗二人相信他就是执行营救任务的负责人。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杨虎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移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杀害的危险”。有关转移张、罗的经过，阎锦文作了回忆：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登上汽车……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抹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杨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事后，阎锦文回忆道：“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营救张澜、罗隆基全过程，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李克农负责落实的。
自然，营救张澜、罗隆基只是解放上海整部交响乐中的一支很有意义的插曲。作为这部恢弘交响乐的总指挥——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这两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之后，遂又及时地电告粟裕、张震有关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的原则：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位当权者下过这样大长民族志气的命令？实践证明：一切妄图以军事实力干涉我军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下退却了！
第三野战军首长在收到毛泽东总攻上海的有关电令之后，迅速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我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团攻占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战役结束。”在总攻上海四天的战斗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装甲车一百一十余辆，汽车一千一百余辆，舰艇十一艘及大批军需物资。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收到上海解放的电报之后，他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相反，他的战略视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国，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中去了！
一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已完全形成！
毛泽东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磋商，确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再完成渡江南进的作战任务。
随着渡江后进军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命令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确地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向华东进军并经营京、沪、杭和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务后，粟裕等在总攻上海的前夕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不日攻克上海之后，“蒋匪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对此，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第二野战军这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需走两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其二，据毛泽东判断：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
在说到二野向西进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预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虽说事后战事进展完全按着毛泽东的预测顺利发展，但是他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又明确指示：
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谨慎！
第四野战军在进占武汉三镇之后，毛泽东在未来进军部署上明确电令：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第一野战军原本兵力只有两个兵团，兵力不足二十万，在未来向西北进军之中，不仅要与兵力较强的西北“五马”对垒，而且还要经营西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为此，毛泽东把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建制，要求“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泽东在制定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并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上述进军部署的命令之后，他又为实现上述各项战略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项指导方针源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事实上，只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国民党盘踞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主要兵力就消灭了；接着，再分兵解放江南广大的乡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清楚：长年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地方实力派有着根本利害的冲突，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发地变得尖锐起来。举例说：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前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后者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的当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遂于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为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日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指泾渭两河之间的地区）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马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听而不语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着，李宗仁抛出所谓的书面材料“备忘录”，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关键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次述蒋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说到如蒋介石不愿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答应”授予他一切权力。
为促李宗仁离桂赴粤，白崇禧有意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至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很大。”
程思远很不赞成白崇禧的论点，会后随白崇禧来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问道：“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说。
李宗仁就这样被白崇禧连哄带骗地从桂林弄到了广州。对此，程思远很是生气，决定暂不随李、白飞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华中战区的得失关乎他们在大陆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汉撤守，他“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命残部撤往闽、台，所谓京沪杭防线彻底崩溃。李宗仁审时度势，对坚守华中，确保西南的战略也失去了信心。
恰在这时，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如果人民解放军乘隙南下，即可将刚刚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包围。换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必然全军覆没于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见情势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门生”，只好商请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实出白崇禧，也出何应钦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从命，在电话中骄横地对黄埔时代的师长何应钦说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何应钦当然清楚，所谓“老总”是指蒋介石。他忙解释道：“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若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的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二位老报人以敏锐的政治卓见，流畅犀利的文言行书，详论了蒋氏王朝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规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时，还道出了写此长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舍，责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章、邵二老进而道出李宗仁所处之地位：“设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后果何堪设想。某等颛蒙，夙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读罢章、邵二老的长信，大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之慨！随着信文的展开，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而出，似在严峻地向他招手，谓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此，他又重新拜阅了这段信文：“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这时，他感到章、邵二老说到了他的心痛之处，顿生“无脸见江东父老”的羞色。然而当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觉得只有按此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来信，情绪低沉地对刘斐说：“旁观者清，还是你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刘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直言告诉他们：现在胜败的大局已定，无可改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质问，“德公，你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刘斐不解地问道。
白崇禧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抢先说了李宗仁来广州的经过，并有意诿过于居正、阎锡山。这时，李宗仁取出蒋介石促他来广州的信件交于刘斐，叹了口气：“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斐看罢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操着挖苦的口吻讲：
“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只有负责到底了。”李宗仁沮丧地说道。
“不行啊！”刘斐严正地指出，“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刘斐与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谈到深夜，李宗仁被说得摇首叹气，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最后，白崇禧说道：
“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
“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刘斐接着又坦直进言，“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崇禧一听说率部起义，立即来了火气，大声说道：“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干不来！”
刘斐一听这话知道应该结束这次谈话了，遂淡然地说道：
“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翌日清晨，刘斐飞回香港。这对李宗仁而言，又一位亲信大将离开了自己。同时他还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刘斐也会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后投向共产党。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发怅然了！……
至此为止，毛泽东认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桂系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从此，他就专注家乡湖南和平起义的事情了。
从以上事例可知，毛泽东在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不仅要求我解放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敌占区和残敌，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在指挥军事解决的同时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似傅作义统率的部队和管辖的北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决湖南、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张治中、程潜、龙云等这样重要的棋子，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有关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经过将在下文详述，故在此略。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渡江战役的前后，已经获悉蒋介石的战略退却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另外，从战争发展来看，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像抗日战争那样，准备在西南边陲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深知由陕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将与宋希濂驻扎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队会师四川，其中胡宗南残部很可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逆行南下，由云南逃往缅甸、老挝等邻国。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曾原为滇军起义将领）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是：由广西挥师西行，经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东面的湘黔入川，贺龙所部由陕南入川，经营川北，这样就对退守四川的蒋军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并将其大部消灭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来某些军史学家认为：“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错误的。有关毛泽东如何实施上述这一“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我四大野战军完全遵照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向全国进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军事转为指导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上来。如果说毛泽东指挥军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对他而言，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正当如履薄冰的毛泽东思忖如何完成这些大事的时候，刚刚解放的上海就爆发了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仓促上阵迎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