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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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张澜和罗隆基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被我地下党营救脱险的。当张澜老人与罗隆基获悉这一营救过程之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一通感谢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的祝贺！
或许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与张澜之间的忘年情谊，抑或是他急于听到他所尊重的张表老对筹建新中国的意见，他收阅张澜的电文之后，遂提笔写回电：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接着，毛泽东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筹谋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中去了！说到外交，毛泽东在这期间紧紧抓住美国、苏联两个国家大做文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的。他通过黄华这一官方渠道，时时与留驻南京的司徒雷登保持联系。就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为解除司徒雷登的疑虑，毛泽东曾通过燕京大学的陆志韦以及黄华转话：同意司徒雷登燕大之行。对此，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傅（泾波）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的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据说毛（泽东）、周（恩来）衷心欢迎我去。”与此同时，他又间接得到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陈铭枢发自北平的报告，同意他去北平访问。请看他写给华盛顿的报告：
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呢？在他看来，司徒雷登此行的目的，正如司徒雷登说的那样：他“认为，北平一行与毛、周晤谈，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此行也会有消极后果，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对此，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对陈铭枢作了近似全方位外交的阐述。事后，陈铭枢写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革命分阶段简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国出现；第三是介绍他对毛泽东及中共领袖的观感，对人民解放军、支前民工和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印象。请看陈铭枢写的在北平所见所闻以及对毛泽东等的印象：
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到毛泽东，下于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将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
对于司徒雷登反对中共及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中共两个方面的原则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上述意见作了追论：
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
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司徒雷登：
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我作这些解释，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的讲话时，已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
与此同时，陈铭枢还转告司徒雷登：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
毛泽东历来把新中国的外交支点放在对苏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在未来两国外交关系的继续。因此，新政协筹备会议一俟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等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工作方针，并一一询问了访苏的准备情况。
说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件大事，容笔者扼要地回述如下：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速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宣告解体。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思考的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打败国民党转向筹建新中国。在此关键时刻，他深深地感到：“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为此，他于五月四日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请求斯大林帮助完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任务。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不久，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要中共派出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具体商讨有关两党，以及未来有关两国间的事宜。接着，毛泽东调回正在天津调查的刘少奇，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之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报，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刘少奇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之后，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平清华园车站动身，乘火车秘密出访苏联。
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很多领导同志劝毛泽东不要再回香山双清别墅，就留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但是，毛泽东一是不愿看见李自成当年败走的紫禁城，再是他生性喜欢与群众在一起，因此断然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遂又驱车回到了他喜欢的香山双清别墅。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指示有关部门，罗长子到达北平之后，我要见他。
罗长子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罗瑞卿的习惯称谓。罗时任第十九兵团政委，是太原战役主要指挥之一。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认为平津战役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上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愿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多参加指挥打几个大仗。当时，林彪表示同意，并在毛泽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他赞成罗瑞卿随军南下。参加会议的彭德怀立即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让罗瑞卿去西北，是不是担心我同他的关系搞不好？最后，毛泽东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在毛泽东未来新中国政府干部的配备中，罗瑞卿是有特殊任用的。在十年内战期间，罗瑞卿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较好地完成了非常复杂的安全任务。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谁出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暗自选中了罗瑞卿。一是打太原需要罗这位将才指挥，再是中央还未迁往北平，成立公安部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故毛泽东否决了罗瑞卿南下的请求。
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解放后的北平，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的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更为可怕的是大量的武器流散在民间，被匪特以及各类黑社会组织利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我军管会采用各种措施与之斗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八十三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六千七百余名，查处散兵游勇三万七千余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一万四千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同时，我市军管会有关部门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情况不得不使毛泽东考虑怎么办。但是，由于北平和谈、渡江战役等大事急需解决，故成立公安部依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上海解放之后，以陈毅为市长的军管会一边打“银元之战”，一边与敌人潜留下来的特务进行特殊的战斗。据史记载：那时的上海，“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场、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窃、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头二十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五十多起，捕获匪徒五百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特务案也已基本查清，其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美国驻华联络团东北分团团长沈乐甫，带领德国籍特务克律斯劳和日本籍特务雨田等来到沈阳，目的是建立由美国人直接控制的东北情报网络。不久，雨田物色了一个理想人物佐佐木弘经。此人不甘心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存有梦想恢复大日本帝国的邪念。因此，他当即表示愿意参加特务组织，受美国人的领导。很快，他化名张执中，用美国人的资金、电台、密码吸收了中、日、朝、俄、蒙等多国籍的特务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遍及东北三省的大中城市。从此，这些特务以“行商”、“公出”为掩护，出入我东北解放区和中苏、中蒙边境地带，多方收集我党政军以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辽沈战役发起之后，美国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潜伏计划：要佐佐木继续埋藏在共产党的腹地，负责指挥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务机构；总部设在北平无量大人胡同，沈阳设总站，由坂下喜一负责。自然，这个特务网的总指挥部设在驻沈阳总领事馆。由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特务除手执伪造的内蒙贸易局的身份证，继续以经商掩护情报工作外，坂下喜一等人还可以和美军驻上海联络团发生联系等。随着我们的“内线侦察”逐步深入，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沈阳总领事馆的内幕渐渐地暴露了；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主北平之后，设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据点也处在我“外线”侦察员的监视之下，就连佐佐木弘经也暴露在我侦察员的监视中。恰在这时，李克农又接到东北局我安全部门的报告：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因动手打我工人一事，受到我公安部门的传讯，他对从事特务一事狡辩说“记者、外交官也搜集情报，但不能说成是特务”云云。
对这个以美国人为首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何时动手呢？李克农在与周恩来商讨过后，遂又赶到香山双清别墅请示：“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关于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在李克农主持的保卫部门看来，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的特务案件是首要的大事；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此事和中美关系相较又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既然特务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解决这件事情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毛泽东淡然地答说：“最近，他们的司徒大使多次采取主动，近期又有可能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天不仅塌不下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新的发现呢！”
“就按主席说的办！”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据上海发来的情报，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特务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退到台湾的毛人凤通过电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活动。”
“那第一名一定是我毛泽东了？”
“是的！”李克农看了看毛泽东那藐视的笑颜，“我已经向周副主席讲了，保卫毛主席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不对！”毛泽东很是严肃地说，“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听取李克农的报告不久，遂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商定：成立公安部。第一任部长选的是罗瑞卿。接着，周恩来亲自下达命令，调罗瑞卿速来北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道：“随着敌人败出大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主席商议，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你来任部长。”
罗瑞卿听后感到有点突然，当即说道：“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仍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你当部长，是主席在西柏坡点的将，我看你就走马上任吧！”周恩来说罢看了看点头称是的罗瑞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明天，你先到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具体商议筹组公安部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卫好毛主席。”
罗瑞卿从这天开始，就把毛泽东的安全放在了自己工作的首位。很快，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的称谓就在私下传开了。但是，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核心却是，“公安部长的任务，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样大的精力，更不要借口保卫我的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了。”那时领袖和干部之间是真正的同志关系，没有后来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所以，罗瑞卿听后很不赞成地说道：“主席，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周副主席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这个公安部长保卫好您的安全。”
“我也严肃地对你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我毛泽东就永远是安全的。”毛泽东说罢看了看罗瑞卿，“这个问题不再辩论了！从现在开始，你罗长子就是公安部长了。”
从此，罗瑞卿卸去军职，一边开始着手组建公安部，一边在为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安全呕心沥血，为巩固新生的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从外交大局出发，虽然不赞成立即全部端出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特务事件，但他认为必须给美国人一暗示：在中国的大地上应当老实些。自然，这样做的目的也含有杀鸡给猴看的成分。为此，他告知自己的秘书胡乔木，要他写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
也就是在此前后，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获悉张澜、罗隆基到了北平，他禁不住地想起了当年在山城与张澜相识的往事，因此，他打算次日就进城，亲自拜会这位长自己二十多岁的长者！为表示对这位忘年交的尊重，他打算穿件像样的衣服。毛泽东素来生活俭朴，加之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生活用品困难，他当时身上还穿着补丁衣服。为此，他对身边的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些好些的衣服换。”
李银桥遵嘱在毛泽东所有的衣服中选了又选，竟然选不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遂说道：“主席，我选不出一件好些的衣服。”
“那怎么办呢？”
“现做衣服肯定是来不及了。主席，要不要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驱车赶到城里北京饭店，登门拜访张澜先生。
由于周恩来住在中南海，距离北京饭店较近，提前赶来相告：“表老，我已经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再过一会，他就来这里看您。”
“这怎么行呢！”张澜急忙摆着手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又住在香山，过几天，我去看他嘛！”
“这可不行啊！表老，您一到北平，主席就想来看您，只是没有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才没来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愕然不语的张澜，遂又把李银桥帮着毛泽东找衣服的事说了一遍，不无遗憾地说，“就这样，主席没能来看您！”
张澜听后真的有点难以置信，但是，他最相信周恩来的为人，因此，他沉吟片时，喟叹自语地说道：“这就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不多时，毛泽东走进屋来，张澜带着惊疑的目光，用心地打量着毛泽东穿的那件带有补丁——却十分干净的衣服，动情地说：“主席，你还是穿着这件有补丁的衣服来看我了？”
“表老，您是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诧异地问道。
“是周公告诉我的。”
“恩来，”毛泽东看着只笑不语的周恩来，近似自我调侃地说，“我毛泽东的这点家丑可让你给扬出去了！好在是表老不会怪罪我们。”
“我张某人不仅不怪罪，还要告诉我们的子孙：毛主席是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来看我的！”
毛泽东与张澜结束了这段有着特殊意义的见面谈话，接着，他们二人话归正题，书归正传，从当年山城的会见讲到上海的脱险；又从蒋家王朝的失败说到新的中国的诞生。简言之，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毛泽东就要回香山了，张澜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主动提出到香山看望毛泽东。几经推让，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但是，在张澜上香山回访的时候，他告诉工作人员：张老先生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行动不便，要好好地照顾他，一定要叮嘱司机：开车爬坡时，要慢一些，要稳一些。那天，司机走后，毛泽东一直在计算时间，当他估计张澜快要到香山的时候，他就提前站在双清别墅的门口等候。当看见张澜乘坐的轿车驶进双清别墅的大院，他就快步走过去，打开车门，用双手搀扶张澜步出轿车。张澜虽然年迈了，但他那高大的身材，以及他那在胸前飘逸的银髯，却显得非常精神。尤其当他看见搀扶自己的竟然是毛泽东，一种异样的情潮打心底泛起，遂情不自禁地说道：“盼望多年的胜利终于来到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呀！”
毛泽东亲自把张澜搀扶到会客厅中，让这位身材魁伟的老人坐在双人沙发上，关切地说道：“你要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我们伟大的新中国！”
“你说得对啊！”张澜谈兴甚佳地说，“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很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十年！”
毛泽东与张澜都是政治家，自然他们的话题是离不开政治的。当毛泽东回忆起在山城与张澜深谈的往事的时候，他问道：“表老，您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一段话吗？我说，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如何？”
“记得的，记得的。”张澜似回忆到四年以前，“我记得当时对您说，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表老是讲信义的，说得到做得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您领导的民盟和我们中共密切合作，终于打倒了蒋家王朝。因此，表老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民盟是创建新中国立有大功的政治团体。”
“我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毛主席才是我们新中国真正的开国元勋！”
“表老太客气了！”毛泽东有意吸了一大口烟，“今天，我忆这件事情，依然是想对表老说，希望今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
“我亦依然答说甚好。当年，我们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旧中国；今后，我亦深信只要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必将能建成一个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与张澜这次会见，可用“相见甚欢，畅谈忘食”八个字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传下话来“开饭了！”他们二人才离开客厅来到餐厅。毛泽东执晚辈礼，请张澜上座，然后又指着桌上已经摆好的四菜一汤，说道：“表老，说归说，做归做，进了北平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所以，今天——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不会有好酒好菜招待你。但一定请表老吃得可口。”
张澜是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蒋介石的民国三个时代的人了，从皇帝到走马灯式的总统、总理真是见多了，有哪一个当政者说过这样的话呢？又有哪一个比总统、总理小得多的政客、官僚用四菜一汤招待像他这样地位的客人呢？因此，他听后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得人心、得天下的原因所在啊！说心里话，我愿意出席你这样的宴席！”
毛泽东听后也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拿起酒瓶为张澜和自己相继斟满酒杯，然后放下酒瓶，端起自己的酒杯：“来！为表老永远出席我毛泽东的宴席，干杯！”
毛泽东在组织、筹备新政协会议，以及在与有关民主党派领袖探讨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感到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发展前途等一些重大问题，是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他认为很有必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以便解决党内外一些人的思想问题。为此，他在拜会张澜的当天——六月二十四日，给胡乔木写了一信，要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并明示“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同时，他还在信中告诉胡乔木：他看了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当时，由于胡乔木被一些工作缠身，挤不出时间执笔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遂交由另外一位同志去写。由于这位同志当时不了解筹备政协过程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情况，特别不了解当时很有必要集中阐述人民民主**的问题，自然就写不出这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有自己动手。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毛泽东连续写了二十四个小时，一气呵成一篇洋洋近万言的划时代雄文，这就是有名的《论人民民主**》。这篇雄文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同时还阐述了人民民主**的基本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提醒全党：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这篇《论人民民主**》不仅回答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未来新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质疑，而且也向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击一猛掌……
五
蒋介石自五月七日乘“江静”轮离开上海复兴岛之后，每天收到的消息不是城池陷落，要么就是国军投降共军，真是晦气极了！迨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偕蒋经国到达舟山群岛，想安静地到北普陀山小憩，并借祈祷观音菩萨普度厄运，可这时毛泽东又下达了上海战役的命令，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残酷的战争现实中来，继续收阅有关国军在上海失利的战报。
蒋介石自下野起始，对未来的“退守之地”就做过这样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乡，第二步迁至福州之鼓岭，第三步迁至厦门之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马公。”但是，由于上海眼见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决定放弃迁至福建的设想，于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岛直驶澎湖之马公，在此一边关注上海的失陷，一边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福建地区。他“认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台湾五省在政略上、战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资丰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凭借和便利，有国际盟邦的直接支援”。至于福建在这五省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曾对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后，把最为亲信的侍从系的人事预为安置，其重点依然摆在闽、台地区。如“除留蒋经国、俞济时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随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员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湾警备总部，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马公期间，“一面要陈诚加紧训练由上海退回台湾的部队，一面到浙江定海视察舟山群岛兵要地理与守军情况”。同时，他还特意命亲信李某率独立第五十师去福州，要李“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时，他还命令蒋经国由马公岛飞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偕蒋经国由马公飞台北，落脚于草山。据传云：失败中的蒋介石越来越迷信，当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时候，就产生了到此“落草为寇”的念头，遂暗下决心为草山改名。当他把草山选作久居之地以后，就真的取他一生最为敬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为阳明山。当天傍晚，他偕蒋经国等随侍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问题。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授命陈诚向海内外宣布：台湾省政府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还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把自己未来的落脚点定在了台湾岛上！
也就是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台湾的过程中，他依然遥控广州的政局，继续与桂系李宗仁斗法，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制造借口，创造条件。他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实力，逼得何应钦内阁倒台。接着，他又在由谁组阁的问题上与李宗仁较上了劲。
何应钦内阁总辞之后，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所以，李宗仁于五月三十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居正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他一是认为在此危难之际，由谁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台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员，由于李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行为离他而去。为此，他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发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要员们，谁都明白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用意，因此诸位常委们一致通过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接下来，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权表决的时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程思远先生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推动和谈，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征询意见，致使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导致五月间留沪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向中国人民靠拢。他们此举，大大削弱了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响。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经过中央常委会审阅，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并不坚持，立法院内的进步分子认为李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去香港、澳门，静观风向。
三、过去立法院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程思远负责，当时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过于自信，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疏忽了临时的联系工作。以至于住在西濠口爱群酒店的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没有接到开会通知。
蒋介石获悉这一结果之后，自然喜从心起。正当李宗仁继续思考，或曰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提谁组阁的时候，蒋氏在台北密电有关人士，由CC系抢先向李宗仁提出：由无家可归的阎锡山出面组阁。李宗仁虽然在谋略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是他也清楚蒋氏要阎氏组阁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走**路线。每逢遇到需要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李宗仁那种退让的弱点就又显现出来，他不顾身旁亲信的反对，竟然屈服于CC分子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自然，国民党中常会不会反对，立法院开会，也以二百票对五十票通过了阎锡山组阁案。就这样，李宗仁这位靠主和上台的代“总统”，开始与**到底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共事，其后果是可以预想而知了！
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听说：“蒋介石聆悉阎锡山受命组阁，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后者是一个为他所运用自如的人物。”这又使他感到：蒋介石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很快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失意感。
一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时候，最感亲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飞抵广州之后，最感痛苦的是周围没有亲人和朋友，遇有问题，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就在这前后，他陆续获悉一些与之奋斗多年的好友和部属相继离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难过的是；黄绍竑负气出走香港，不会再为桂系出力；黄启汉借故留在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他公开投靠了中共；刘仲容留在北平，据说为中共创办外语学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滞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远因反对李宗仁飞赴广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刘斐与他和白崇禧决裂……留守广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时，国民党中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战不能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他这位代“总统”就要走到尽头了！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将白崇禧业已在暗处向蒋介石靠拢；说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他打内心深处就瞧不起李宗仁，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持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位善工心术的阎锡山历经两个星期的观察，竟然拿着一纸写好的电稿，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宗仁设在广州迎宾馆内的官邸，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草拟的一则电稿，请蒋先生来粤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义发给蒋先生。”
李宗仁听后大吃一惊，这简直是“逼宫”。他十分清楚：请蒋介石出山，这就意味着结束自己的代“总统”职权。他若当面反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那样势必把阎老西这位行政院长更推向蒋介石一边，对自己这位代总统多增加一道羁绊；如果默认阎的做法，那就等于默认自己倒台。怎么办？就在这矛盾的一瞬间，李宗仁那种谦谦君子的弱点再次主导了他的行动。他吟哦片时，二话没说，就在阎锡山草拟的电报稿上签了李宗仁三个字。蒋介石是一位视权如命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而制服对手的权谋家。换句话说：他从元旦发表献词起始，就在预谋何时出山了！时下，蒋氏认为武汉失守之后，湖南易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就等于坐镇中原的桂系集团不仅丧失了两湖的立足之地，而且在与人民解放军的交战之中也必然会丧失其主力。结果，以桂系军事集团为后盾的代“总统”李宗仁就等于失去了资本，他蒋某人出山的机会也就到了。时下，四路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这失败的骂名还应当分给李宗仁一份；再者，他在台湾的所谓内政外交还没有安排好；更为重要的，只有阎锡山一人打出请蒋入粤主政的旗子还太单调，故于六月十八日给李宗仁、阎锡山复电说：
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抉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蒋介石拟于短期内处理哪些“琐事”呢？一是迁居台北草山，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派定各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把他的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并积极进行前来广州的准备工作；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他逐渐形成一个外交战略行动，那就是组织东亚**联盟。
蒋介石在筹组总裁办公室之前，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然提出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等任委员。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一切实权均转到非常委员会中来了，而所谓的“总统”府就更是有名无实了！自然，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另外，侍从室原有的亲信一直随侍身边，成立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换个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只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蒋介石筹组所谓“东亚**同盟”，即蒋氏企图联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东亚各国为核心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实事求是地说，蒋氏形成“东亚**同盟”的这一构想，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或曰败退之中谋生存的一个漫长过程。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家。他清楚当年败退山城之后，美国依然全力地支持他，是为了借助中国的军事实力抗衡日本侵略亚洲，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压力；解放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人照样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政客担心中国被**，进而与苏联结盟，形成一个抗衡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美国人认为根子出在他蒋某人由于独裁而失去了人心上，遂在幕后导演了一出“以李（宗仁）代蒋（介石）”的戏剧，结果未出一年，国民党失去了江北半壁江山；时下，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人看清了李宗仁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同时又认清了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阻止毛泽东的胜利，怎么办？唯有靠金钱外交收买毛泽东，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不要与苏联结盟，走亲美路线。这就是司徒雷登一而再、再而三与黄华晤谈，并希望去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目的。对此，蒋介石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还讥笑“司徒老儿真蠢”！这是因为蒋介石算准了毛泽东绝不会服从美国人的指挥棒。因而，他每每听到毛泽东撰文宣传“一边倒”的外交方略的时候，就忍不住内心中的喜悦：“司徒老儿又挨了毛泽东一记耳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获悉：在美国政府内正在辩论是谁丢掉中国的问题，一些当年在山城与周恩来及其属下有过来往、或发表过亲共言论的外交官正受到质询。在蒋介石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一辩论的结果就会是**派取得胜利，司徒雷登这些人就会被送上法庭。换言之，既然司徒无力改变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终止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使命。为此，他不屑一顾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清楚美国在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外交方略之后，他们还会再支持他蒋某人，因为美国不仅不会在东亚留下权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泽东未来的红色政权。
恰在这时，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接着，台湾再行过渡到由美国托管——变成美国一个新州的目的。对此，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蒋某人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视台湾为自己的复兴宝岛，因此他绝不会赞成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清楚，美国搞的托管计划一旦得以实现，他连个州长都当不上。为此，他通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坚决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也就是在毛泽东主持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闭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又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听后颇为动容，当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一）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犯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二）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力量之新的希望。（三）美国政府即令单从实际的利害上考虑，亦决不能承认中共政权。（四）深盼麦帅本其在东亚盟国统帅之立场，以其对于“赤祸”与东亚前途之关系……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就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蒋介石在这通电文中，实际上勾画出了他的“东亚**同盟”的设想，那就是在美国，实质上是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从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一直到印支半岛诸国携手相助，共同构成一个**链条。因为蒋介石作为一代政治家明白，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苟延于台湾。另外，他也知道毛泽东一旦获悉美国人想托管台湾之后，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响。结果，美国人势必断掉司徒雷登的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并把中共完全推到美国的对立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当他获悉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实质上是由美国托管台湾的消息之后，他于愤怒之余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当然，他清楚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达到托管台湾的目的，必须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据来自外电的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与此同时，他也不相信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当卖国贼，放弃中华民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利，投票赞成台湾由美国托管。所以，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是绝难实现的。由此，毛泽东越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方略是正确的。另外，毛泽东是敢于接受任何强权挑战的，且主张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此，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过后，下令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所属的大小特务，除对美国侵略行径还以颜色之外，让世人看看美国的所谓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接着，我《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受命发表了消息：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经（日本人）、伯彦苍（蒙古人）、吴人杰（中美混种）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音机六部、发报机三台、密码十六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与此同时，我新华社还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
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联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司徒雷登听了上述两条消息之后，他认为这都是美国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相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所引起的。由此，他也猜想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也就快结束了！在这期间，傅泾波曾发出这样的提问：“这些年来，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收到了蒋介石转致麦克阿瑟的电文，他认为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蒋氏的声明含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作为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一阴谋果能实现，蒋氏就变相地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对此，周恩来是同意的，考虑到未来我国外交的方略，他说道：“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主动向我们作出友好的姿态，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当他们看到这一希望就要破灭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反对我们。”
“同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坚定地说道，“为此，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答复他们：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的结果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就在蒋介石预谋筹建“东亚**联盟”的过程中，蒋氏父子还曾有过一件高兴的事，那就是听说刚刚解放的上海爆发了所谓的“银元之战”。然而令蒋经国失望的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投机商人没有支持十天就宣告失败了。这使他不得不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往事，几经较量，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两相对照，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这时的蒋经国不会去想“胜利”或“失败”的原因，考虑到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只是为上海“银元之战”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而惋惜。为此，他不无遗憾地向蒋介石报告：“父亲，那个陈毅突然下令，一夜之间就把证券大楼查封了，还抓了几千人。”
“准确地说，这个命令不是陈毅下的，是毛泽东下的。”蒋介石当即纠正蒋经国的话。接着，他看了看情绪低沉的儿子，遂冷然作笑，说，“你用不着为这件区区小事不高兴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为什么？”蒋经国不解地问道。
“你想想看嘛，半年多以前，你不是也在上海抓了很多人吗？结果又怎么样呢？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经国对于自己在上海的打虎行为，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蒋介石出面干涉，他的打虎行为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国民党政权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他颇有一点情绪地问道：“父亲，如果您不下令放人呢？”
“那就更糟！英国、美国，是靠抓资本家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的吗？只有你知道的苏联是这么办的！”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但仍不服气的蒋经国，遂又缓和了一点口气，继续说道，“经儿，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是金融专家？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靠谁来发展经济呢？也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时下，他一进上海，就采取了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这样就势必得罪城市中真正的主人资本家。”
“毛泽东他们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强迫城市的资本家开工生产呢？”
“这还是苏联的办法，”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捆绑不是夫妻。你想想看，就说这些资本家被迫开工生产，没有钱赚，会卖力吗？”
蒋经国信服地点了点头。
“再者，资本家开工必须有钱、有原料，这是常识问题。钱，我都提前运到了台湾；原料，外国的用完了不会再进口，国内的一时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工厂只有停工，毛泽东依靠的工人阶级也只好失业，一家老小在家喝西北风！”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父亲高兴的原因，再次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是真理。有顷，他小声地问道：“父亲，我们还能帮着毛泽东在上海做点什么吗？”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断掉毛泽东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
“是！”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是！”
“同时，要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所有的潜伏人员、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得个天翻地覆！”
败亡之秋无喜事。正当蒋氏父子在台湾安排以“党统”取代“法统”，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属下大败于金融风暴的时候，拱卫台湾的前哨福建地区又发生了危机。那时，自上海等地撤退到福建的残部“军事涣散，军纪废弛……二十多天中，一退两千里以上，沿途行军所至，鸡犬不宁。因为形成流窜，后勤系统已乱了套。在苏皖边、浙闽边，居民生计一扫而光，借粮征草，俨如浩劫，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退守福建的残部因固属派系不同，上自高级将领，下到士兵，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为了抢掠一点给养，双方就开枪火并。加之福建的政坛耆宿以免地方糜烂为由，坚决反对在闽地与中共决战。因此，福建已经成了不战而失之地了！对此，蒋介石曾经说过：“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的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在蒋介石的棋盘上，福建这片战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然而他的属下对这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叹！怎么办？唯有放下重建台湾基地的一切工作，偕俞济时等亲信要员于六月二十一日飞到福州，召开所谓有名的“福州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新任命的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长官李延年等败军大将。蒋介石在听完上述将领的汇报之后，真想破口大骂几句“无能！”“饭桶！”“娘希匹！”可是，他知道此地不是训斥这些手下败将的场所，而是借用所谓“感情”和“道义”笼络其心，继续为自己卖命的时候，因此，他颇有准备地讲了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蒋介石举起孙中山先生的旗子为号召。他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他借批评与会的这些败将弄到士兵衣不蔽体的问题，大讲自己“生平待士不薄”，借以收买已无斗志的“士心”。他说：一“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为统帅已达二十五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时，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匪区，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筹划。据郭说在六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万至二百八十万夏服不成问题。”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将领，并严令“立刻列表来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最后，他又以较缓和的口吻说：“希望各军长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即令补运。总之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
再其次，他也讲了失败的责任问题：“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
最后，他才回到召开“福州军事会议”的主题上来：“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据当事人的回忆，他讲了如下这段话：“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有过辉煌过去的军事家，他真的把固守福建看得那样重要吗？非也！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台湾的安全系于台湾海峡。只要蒋介石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足以封锁数百海里的洋面，台湾就是安全的。然而，蒋介石又为什么对部下讲上边那番话呢？他在离开福州之前，曾对属下讲话：“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在**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们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
蒋介石就要乘坐飞机离去了，他此时此刻最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湖南的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未完待续）
四
张澜和罗隆基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被我地下党营救脱险的。当张澜老人与罗隆基获悉这一营救过程之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发去一通感谢电。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的祝贺！
或许是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与张澜之间的忘年情谊，抑或是他急于听到他所尊重的张表老对筹建新中国的意见，他收阅张澜的电文之后，遂提笔写回电：
表方先生：
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接着，毛泽东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筹谋新中国的内政、外交等大事中去了！说到外交，毛泽东在这期间紧紧抓住美国、苏联两个国家大做文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与美国的关系的。他通过黄华这一官方渠道，时时与留驻南京的司徒雷登保持联系。就在召开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为解除司徒雷登的疑虑，毛泽东曾通过燕京大学的陆志韦以及黄华转话：同意司徒雷登燕大之行。对此，司徒雷登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傅（泾波）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的一封措辞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据说毛（泽东）、周（恩来）衷心欢迎我去。”与此同时，他又间接得到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陈铭枢发自北平的报告，同意他去北平访问。请看他写给华盛顿的报告：
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毛泽东为什么欢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呢？在他看来，司徒雷登此行的目的，正如司徒雷登说的那样：他“认为，北平一行与毛、周晤谈，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此行也会有消极后果，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对此，毛泽东很有针对性地对陈铭枢作了近似全方位外交的阐述。事后，陈铭枢写了一份详尽的备忘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革命分阶段简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国出现；第三是介绍他对毛泽东及中共领袖的观感，对人民解放军、支前民工和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印象。请看陈铭枢写的在北平所见所闻以及对毛泽东等的印象：
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到毛泽东，下于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将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
对于司徒雷登反对中共及毛泽东提出的“一边倒”的外交方针，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中共两个方面的原则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多年之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上述意见作了追论：
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
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司徒雷登：
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我作这些解释，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的讲话时，已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
与此同时，陈铭枢还转告司徒雷登：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
毛泽东历来把新中国的外交支点放在对苏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苏两党关系在未来两国外交关系的继续。因此，新政协筹备会议一俟结束，毛泽东就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等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工作方针，并一一询问了访苏的准备情况。
说到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这件大事，容笔者扼要地回述如下：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速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的统治宣告解体。从这时开始，毛泽东思考的重心逐渐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打败国民党转向筹建新中国。在此关键时刻，他深深地感到：“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为此，他于五月四日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请求斯大林帮助完成经济建设等方面的任务。他在电文中恳切地说道：“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不久，毛泽东收到斯大林的回电，要中共派出一个代表团秘密出访苏联，具体商讨有关两党，以及未来有关两国间的事宜。接着，毛泽东调回正在天津调查的刘少奇，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之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报，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刘少奇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听取了毛泽东的有关意见之后，于六月二十一日由北平清华园车站动身，乘火车秘密出访苏联。
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很多领导同志劝毛泽东不要再回香山双清别墅，就留在中南海居住和工作。但是，毛泽东一是不愿看见李自成当年败走的紫禁城，再是他生性喜欢与群众在一起，因此断然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遂又驱车回到了他喜欢的香山双清别墅。也就是在这前后，他指示有关部门，罗长子到达北平之后，我要见他。
罗长子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对罗瑞卿的习惯称谓。罗时任第十九兵团政委，是太原战役主要指挥之一。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认为平津战役结束之后，华北战场上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为此，他向林彪提出：愿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多参加指挥打几个大仗。当时，林彪表示同意，并在毛泽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他赞成罗瑞卿随军南下。参加会议的彭德怀立即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让罗瑞卿去西北，是不是担心我同他的关系搞不好？最后，毛泽东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在毛泽东未来新中国政府干部的配备中，罗瑞卿是有特殊任用的。在十年内战期间，罗瑞卿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保卫部门的负责人，较好地完成了非常复杂的安全任务。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谁出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暗自选中了罗瑞卿。一是打太原需要罗这位将才指挥，再是中央还未迁往北平，成立公安部还提不到日程上来，故毛泽东否决了罗瑞卿南下的请求。
中央迁往北平之后，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解放后的北平，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的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更为可怕的是大量的武器流散在民间，被匪特以及各类黑社会组织利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此，我军管会采用各种措施与之斗争。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八十三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六千七百余名，查处散兵游勇三万七千余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一万四千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同时，我市军管会有关部门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情况不得不使毛泽东考虑怎么办。但是，由于北平和谈、渡江战役等大事急需解决，故成立公安部依然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上海解放之后，以陈毅为市长的军管会一边打“银元之战”，一边与敌人潜留下来的特务进行特殊的战斗。据史记载：那时的上海，“光色变幻的霓虹灯在闪烁。赌场、按摩院之多，上海为全国之冠。更有大小妓院几百处……上海流氓更多，聚赌抽头、拐卖人口、贩卖毒品、偷窃、绑票等等，都和流氓集团有关。公安局报告的材料说：接管上海头二十多天里已发生重大抢劫案五十多起，捕获匪徒五百余人，此外还有重大盗窃案、纵火案、伪造人民币案、冒充人民解放军奸杀外侨案……”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特务案也已基本查清，其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早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美国驻华联络团东北分团团长沈乐甫，带领德国籍特务克律斯劳和日本籍特务雨田等来到沈阳，目的是建立由美国人直接控制的东北情报网络。不久，雨田物色了一个理想人物佐佐木弘经。此人不甘心日本在中国的失败，存有梦想恢复大日本帝国的邪念。因此，他当即表示愿意参加特务组织，受美国人的领导。很快，他化名张执中，用美国人的资金、电台、密码吸收了中、日、朝、俄、蒙等多国籍的特务三十余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遍及东北三省的大中城市。从此，这些特务以“行商”、“公出”为掩护，出入我东北解放区和中苏、中蒙边境地带，多方收集我党政军以及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辽沈战役发起之后，美国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潜伏计划：要佐佐木继续埋藏在共产党的腹地，负责指挥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务机构；总部设在北平无量大人胡同，沈阳设总站，由坂下喜一负责。自然，这个特务网的总指挥部设在驻沈阳总领事馆。由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特务除手执伪造的内蒙贸易局的身份证，继续以经商掩护情报工作外，坂下喜一等人还可以和美军驻上海联络团发生联系等。随着我们的“内线侦察”逐步深入，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沈阳总领事馆的内幕渐渐地暴露了；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主北平之后，设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据点也处在我“外线”侦察员的监视之下，就连佐佐木弘经也暴露在我侦察员的监视中。恰在这时，李克农又接到东北局我安全部门的报告：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因动手打我工人一事，受到我公安部门的传讯，他对从事特务一事狡辩说“记者、外交官也搜集情报，但不能说成是特务”云云。
对这个以美国人为首的庞大的特务组织何时动手呢？李克农在与周恩来商讨过后，遂又赶到香山双清别墅请示：“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的问题暴露无遗，大小特务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中，关于何时采取行动，周副主席让我请示主席。”
在李克农主持的保卫部门看来，原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中的特务案件是首要的大事；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此事和中美关系相较又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既然特务已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解决这件事情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毛泽东淡然地答说：“最近，他们的司徒大使多次采取主动，近期又有可能来北平和我谈中美关系问题，为了不破坏这次会面的气氛，我看就暂时搁一搁，天不仅塌不下来，说不定你们还有新的发现呢！”
“就按主席说的办！”接着，李克农又报告，“据上海发来的情报，我们破获了一个潜伏在上海的特务集团，据他们的头头供认：退到台湾的毛人凤通过电台遥控指挥，一个以刺杀我领袖人物为中心的暗杀集团，正在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活动。”
“那第一名一定是我毛泽东了？”
“是的！”李克农看了看毛泽东那藐视的笑颜，“我已经向周副主席讲了，保卫毛主席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不对！”毛泽东很是严肃地说，“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才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听取李克农的报告不久，遂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商定：成立公安部。第一任部长选的是罗瑞卿。接着，周恩来亲自下达命令，调罗瑞卿速来北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道：“随着敌人败出大陆，潜伏在各大中城市的特务活动十分猖獗，我和主席商议，决定组建我们的公安部，由你来任部长。”
罗瑞卿听后感到有点突然，当即说道：“周副主席，我认为公安部长由克农同志出任比较合适。我仍希望随军南下，多指挥几个战役。”
“你当部长，是主席在西柏坡点的将，我看你就走马上任吧！”周恩来说罢看了看点头称是的罗瑞卿，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明天，你先到香山，听取主席的意见，然后我们再具体商议筹组公安部的事情。记住：你这个公安部长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卫好毛主席。”
罗瑞卿从这天开始，就把毛泽东的安全放在了自己工作的首位。很快，罗瑞卿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的称谓就在私下传开了。但是，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核心却是，“公安部长的任务，第一是为人民，第二还是为人民。至于我毛泽东的安全，用不着花那样大的精力，更不要借口保卫我的安全，把我和人民隔开了。”那时领袖和干部之间是真正的同志关系，没有后来那样森严的等级观念，所以，罗瑞卿听后很不赞成地说道：“主席，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周副主席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这个公安部长保卫好您的安全。”
“我也严肃地对你说：我们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只要我们不脱离人民，我毛泽东就永远是安全的。”毛泽东说罢看了看罗瑞卿，“这个问题不再辩论了！从现在开始，你罗长子就是公安部长了。”
从此，罗瑞卿卸去军职，一边开始着手组建公安部，一边在为党中央、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的安全呕心沥血，为巩固新生的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泽东从外交大局出发，虽然不赞成立即全部端出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特务事件，但他认为必须给美国人一暗示：在中国的大地上应当老实些。自然，这样做的目的也含有杀鸡给猴看的成分。为此，他告知自己的秘书胡乔木，要他写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
也就是在此前后，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获悉张澜、罗隆基到了北平，他禁不住地想起了当年在山城与张澜相识的往事，因此，他打算次日就进城，亲自拜会这位长自己二十多岁的长者！为表示对这位忘年交的尊重，他打算穿件像样的衣服。毛泽东素来生活俭朴，加之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生活用品困难，他当时身上还穿着补丁衣服。为此，他对身边的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些好些的衣服换。”
李银桥遵嘱在毛泽东所有的衣服中选了又选，竟然选不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遂说道：“主席，我选不出一件好些的衣服。”
“那怎么办呢？”
“现做衣服肯定是来不及了。主席，要不要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穿着有补丁的衣服驱车赶到城里北京饭店，登门拜访张澜先生。
由于周恩来住在中南海，距离北京饭店较近，提前赶来相告：“表老，我已经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再过一会，他就来这里看您。”
“这怎么行呢！”张澜急忙摆着手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又住在香山，过几天，我去看他嘛！”
“这可不行啊！表老，您一到北平，主席就想来看您，只是没有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才没来成。”周恩来说罢看了看愕然不语的张澜，遂又把李银桥帮着毛泽东找衣服的事说了一遍，不无遗憾地说，“就这样，主席没能来看您！”
张澜听后真的有点难以置信，但是，他最相信周恩来的为人，因此，他沉吟片时，喟叹自语地说道：“这就是人民的毛主席啊！……”
不多时，毛泽东走进屋来，张澜带着惊疑的目光，用心地打量着毛泽东穿的那件带有补丁——却十分干净的衣服，动情地说：“主席，你还是穿着这件有补丁的衣服来看我了？”
“表老，您是怎么知道的？”毛泽东诧异地问道。
“是周公告诉我的。”
“恩来，”毛泽东看着只笑不语的周恩来，近似自我调侃地说，“我毛泽东的这点家丑可让你给扬出去了！好在是表老不会怪罪我们。”
“我张某人不仅不怪罪，还要告诉我们的子孙：毛主席是穿着有补丁的衣服来看我的！”
毛泽东与张澜结束了这段有着特殊意义的见面谈话，接着，他们二人话归正题，书归正传，从当年山城的会见讲到上海的脱险；又从蒋家王朝的失败说到新的中国的诞生。简言之，真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毛泽东就要回香山了，张澜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主动提出到香山看望毛泽东。几经推让，毛泽东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但是，在张澜上香山回访的时候，他告诉工作人员：张老先生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行动不便，要好好地照顾他，一定要叮嘱司机：开车爬坡时，要慢一些，要稳一些。那天，司机走后，毛泽东一直在计算时间，当他估计张澜快要到香山的时候，他就提前站在双清别墅的门口等候。当看见张澜乘坐的轿车驶进双清别墅的大院，他就快步走过去，打开车门，用双手搀扶张澜步出轿车。张澜虽然年迈了，但他那高大的身材，以及他那在胸前飘逸的银髯，却显得非常精神。尤其当他看见搀扶自己的竟然是毛泽东，一种异样的情潮打心底泛起，遂情不自禁地说道：“盼望多年的胜利终于来到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呀！”
毛泽东亲自把张澜搀扶到会客厅中，让这位身材魁伟的老人坐在双人沙发上，关切地说道：“你要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我们伟大的新中国！”
“你说得对啊！”张澜谈兴甚佳地说，“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很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我也能多活十年！”
毛泽东与张澜都是政治家，自然他们的话题是离不开政治的。当毛泽东回忆起在山城与张澜深谈的往事的时候，他问道：“表老，您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一段话吗？我说，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如何？”
“记得的，记得的。”张澜似回忆到四年以前，“我记得当时对您说，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表老是讲信义的，说得到做得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您领导的民盟和我们中共密切合作，终于打倒了蒋家王朝。因此，表老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民盟是创建新中国立有大功的政治团体。”
“我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毛主席才是我们新中国真正的开国元勋！”
“表老太客气了！”毛泽东有意吸了一大口烟，“今天，我忆这件事情，依然是想对表老说，希望今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
“我亦依然答说甚好。当年，我们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旧中国；今后，我亦深信只要民盟和中共采取这样的办法，必将能建成一个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与张澜这次会见，可用“相见甚欢，畅谈忘食”八个字来形容。直到警卫人员传下话来“开饭了！”他们二人才离开客厅来到餐厅。毛泽东执晚辈礼，请张澜上座，然后又指着桌上已经摆好的四菜一汤，说道：“表老，说归说，做归做，进了北平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挥霍！所以，今天——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不会有好酒好菜招待你。但一定请表老吃得可口。”
张澜是历经清朝末年、北洋政府、蒋介石的民国三个时代的人了，从皇帝到走马灯式的总统、总理真是见多了，有哪一个当政者说过这样的话呢？又有哪一个比总统、总理小得多的政客、官僚用四菜一汤招待像他这样地位的客人呢？因此，他听后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这就是你们共产党人得人心、得天下的原因所在啊！说心里话，我愿意出席你这样的宴席！”
毛泽东听后也有些激动地站起身来，拿起酒瓶为张澜和自己相继斟满酒杯，然后放下酒瓶，端起自己的酒杯：“来！为表老永远出席我毛泽东的宴席，干杯！”
毛泽东在组织、筹备新政协会议，以及在与有关民主党派领袖探讨新中国的过程中，他感到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发展前途等一些重大问题，是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他认为很有必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以便解决党内外一些人的思想问题。为此，他在拜会张澜的当天——六月二十四日，给胡乔木写了一信，要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并明示“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同时，他还在信中告诉胡乔木：他看了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当时，由于胡乔木被一些工作缠身，挤不出时间执笔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任务，遂交由另外一位同志去写。由于这位同志当时不了解筹备政协过程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情况，特别不了解当时很有必要集中阐述人民民主**的问题，自然就写不出这方面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有自己动手。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毛泽东连续写了二十四个小时，一气呵成一篇洋洋近万言的划时代雄文，这就是有名的《论人民民主**》。这篇雄文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同时还阐述了人民民主**的基本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再次提醒全党：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这篇《论人民民主**》不仅回答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未来新中国内政、外交等方面的质疑，而且也向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击一猛掌……
五
蒋介石自五月七日乘“江静”轮离开上海复兴岛之后，每天收到的消息不是城池陷落，要么就是国军投降共军，真是晦气极了！迨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偕蒋经国到达舟山群岛，想安静地到北普陀山小憩，并借祈祷观音菩萨普度厄运，可这时毛泽东又下达了上海战役的命令，使他不得不又回到残酷的战争现实中来，继续收阅有关国军在上海失利的战报。
蒋介石自下野起始，对未来的“退守之地”就做过这样的安排：“第一步住溪口故乡，第二步迁至福州之鼓岭，第三步迁至厦门之鼓浪屿，最后才迁至台北之草山或澎湖之马公。”但是，由于上海眼见就要落入中共之手，遂又匆匆决定放弃迁至福建的设想，于五月十七日由舟山群岛直驶澎湖之马公，在此一边关注上海的失陷，一边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福建地区。他“认为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台湾五省在政略上、战略上非常重要：除物资丰富外，在兵要地理上有沿海的凭借和便利，有国际盟邦的直接支援”。至于福建在这五省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他曾对亲信讲过这样一段话：“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因此，蒋介石在下野之后，把最为亲信的侍从系的人事预为安置，其重点依然摆在闽、台地区。如“除留蒋经国、俞济时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正副主任随在左右外，其原第三局主要人员一部安置在陈诚的台湾警备总部，一部安置在朱绍良的福州绥靖公署工作”。他退至马公期间，“一面要陈诚加紧训练由上海退回台湾的部队，一面到浙江定海视察舟山群岛兵要地理与守军情况”。同时，他还特意命亲信李某率独立第五十师去福州，要李“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同时，他还命令蒋经国由马公岛飞福州，与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商谈构筑防御工事问题。
上海解放之后，蒋介石偕蒋经国由马公飞台北，落脚于草山。据传云：失败中的蒋介石越来越迷信，当他踏上草山第一步的时候，就产生了到此“落草为寇”的念头，遂暗下决心为草山改名。当他把草山选作久居之地以后，就真的取他一生最为敬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名字改为阳明山。当天傍晚，他偕蒋经国等随侍视察高雄要塞。次日，在高雄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台湾整军、防务及军政问题。也就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首次提出：“今后应以台湾防务为第一。”也就是在这一天，他授命陈诚向海内外宣布：台湾省政府经济独立，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省生产，由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同时，还宣布设立“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亦由陈诚兼任。从这一天开始，蒋介石就把自己未来的落脚点定在了台湾岛上！
也就是在蒋介石一步一步地部署退守台湾的过程中，他依然遥控广州的政局，继续与桂系李宗仁斗法，为自己从幕后走到台前制造借口，创造条件。他为了削弱李宗仁的政治实力，逼得何应钦内阁倒台。接着，他又在由谁组阁的问题上与李宗仁较上了劲。
何应钦内阁总辞之后，李宗仁首先想到居正。在李氏的心目中，“居正是党国元老，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先生的态度一向是不卑不亢，非阿谀奉承之辈所能及。撑持广州危局，居氏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所以，李宗仁于五月三十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居正继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
远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此消息之后，他一是认为在此危难之际，由谁出掌行政院都是形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再是他清楚捧李宗仁上台的立法院中的某些委员，由于李氏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行为离他而去。为此，他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发出指示：一切按法律程序办。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要员们，谁都明白蒋介石如此而为的用意，因此诸位常委们一致通过李宗仁的提名：居正继任行政院院长。接下来，立法院行使同意授权表决的时候，居正竟然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使李宗仁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程思远先生认为失败的真正原因有如下三条：
一、推动和谈，主要是立法院的主和派。李宗仁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事先不向立法院征询意见，致使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导致五月间留沪立委范予遂、武和轩、李世军等五十五人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向中国人民靠拢。他们此举，大大削弱了李宗仁在立法院中的影响。
二、李宗仁五月二十一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经过中央常委会审阅，修改得面目全非，而李并不坚持，立法院内的进步分子认为李已成为国民党顽固派——CC分子的工具，不再可能有所作为，因而去香港、澳门，静观风向。
三、过去立法院内的联络工作，主要是程思远负责，当时程留居桂林，而邱昌渭又过于自信，以为立法院仍和以往一样，绝大多数是拥李的，疏忽了临时的联系工作。以至于住在西濠口爱群酒店的韦永成、张岳灵两立委，没有接到开会通知。
蒋介石获悉这一结果之后，自然喜从心起。正当李宗仁继续思考，或曰征询有关方面的意见提谁组阁的时候，蒋氏在台北密电有关人士，由CC系抢先向李宗仁提出：由无家可归的阎锡山出面组阁。李宗仁虽然在谋略方面永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但是他也清楚蒋氏要阎氏组阁的目的：那就是坚定地走**路线。每逢遇到需要据理力争的关键时刻，李宗仁那种退让的弱点就又显现出来，他不顾身旁亲信的反对，竟然屈服于CC分子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自然，国民党中常会不会反对，立法院开会，也以二百票对五十票通过了阎锡山组阁案。就这样，李宗仁这位靠主和上台的代“总统”，开始与**到底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共事，其后果是可以预想而知了！
从此，李宗仁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不久，他又听说：“蒋介石聆悉阎锡山受命组阁，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后者是一个为他所运用自如的人物。”这又使他感到：蒋介石在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很快就要从幕后走到台前。因而，李宗仁在政治上又产生了失意感。
一个人，尤其是政治家在失意的时候，最感亲信和朋友的重要。李宗仁自桂林飞抵广州之后，最感痛苦的是周围没有亲人和朋友，遇有问题，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找不到。就在这前后，他陆续获悉一些与之奋斗多年的好友和部属相继离他而去了！其中最使他难过的是；黄绍竑负气出走香港，不会再为桂系出力；黄启汉借故留在上海，随着上海的解放，他公开投靠了中共；刘仲容留在北平，据说为中共创办外语学校；甘介侯赴美求援，滞留大洋彼岸未回；程思远因反对李宗仁飞赴广州，至今仍留在桂林；如果再算上刘斐与他和白崇禧决裂……留守广州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当时，国民党中诸派系都看得清清楚楚：李宗仁在蒋介石的胁迫下，主和不能和，主战不能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走进了死胡同。他这位代“总统”就要走到尽头了！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桂系大将白崇禧业已在暗处向蒋介石靠拢；说到新上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他打内心深处就瞧不起李宗仁，从他上任的第一天，就一心支持蒋介石由幕后走到台前。这位善工心术的阎锡山历经两个星期的观察，竟然拿着一纸写好的电稿，大摇大摆地闯进李宗仁设在广州迎宾馆内的官邸，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我草拟的一则电稿，请蒋先生来粤主持大局。如果你同意，就以你我的名义发给蒋先生。”
李宗仁听后大吃一惊，这简直是“逼宫”。他十分清楚：请蒋介石出山，这就意味着结束自己的代“总统”职权。他若当面反对阎锡山的所作所为，那样势必把阎老西这位行政院长更推向蒋介石一边，对自己这位代总统多增加一道羁绊；如果默认阎的做法，那就等于默认自己倒台。怎么办？就在这矛盾的一瞬间，李宗仁那种谦谦君子的弱点再次主导了他的行动。他吟哦片时，二话没说，就在阎锡山草拟的电报稿上签了李宗仁三个字。蒋介石是一位视权如命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位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而制服对手的权谋家。换句话说：他从元旦发表献词起始，就在预谋何时出山了！时下，蒋氏认为武汉失守之后，湖南易手只是个时间问题，这就等于坐镇中原的桂系集团不仅丧失了两湖的立足之地，而且在与人民解放军的交战之中也必然会丧失其主力。结果，以桂系军事集团为后盾的代“总统”李宗仁就等于失去了资本，他蒋某人出山的机会也就到了。时下，四路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这失败的骂名还应当分给李宗仁一份；再者，他在台湾的所谓内政外交还没有安排好；更为重要的，只有阎锡山一人打出请蒋入粤主政的旗子还太单调，故于六月十八日给李宗仁、阎锡山复电说：
时局艰难，兄等持颠抉倾，辛劳备尝。感佩之余，时用系念，辱承约晤，能不遵行。兹拟短期内处理琐事完毕，决定行期，另电奉告。
蒋介石拟于短期内处理哪些“琐事”呢？一是迁居台北草山，成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派定各组组长和设计委员会委员，把他的领导体制重新建立起来，并积极进行前来广州的准备工作；二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是中美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他逐渐形成一个外交战略行动，那就是组织东亚**联盟。
蒋介石在筹组总裁办公室之前，他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然提出设立最高决策机构——非常委员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阎锡山、何应钦等任委员。这样一来，国民党的一切实权均转到非常委员会中来了，而所谓的“总统”府就更是有名无实了！自然，本来就没有多少实权的李宗仁就真的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另外，侍从室原有的亲信一直随侍身边，成立非常委员会只不过是换个牌子而已。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蒋介石采取这些组织措施，只不过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罢了！
蒋介石筹组所谓“东亚**同盟”，即蒋氏企图联合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以东亚各国为核心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实事求是地说，蒋氏形成“东亚**同盟”的这一构想，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或曰败退之中谋生存的一个漫长过程。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家。他清楚当年败退山城之后，美国依然全力地支持他，是为了借助中国的军事实力抗衡日本侵略亚洲，减轻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军事压力；解放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人照样支持他，那是美国的政客担心中国被**，进而与苏联结盟，形成一个抗衡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利，美国人认为根子出在他蒋某人由于独裁而失去了人心上，遂在幕后导演了一出“以李（宗仁）代蒋（介石）”的戏剧，结果未出一年，国民党失去了江北半壁江山；时下，以司徒雷登为代表的美国人看清了李宗仁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同时又认清了国民党已经没有力量阻止毛泽东的胜利，怎么办？唯有靠金钱外交收买毛泽东，希望未来的新中国不要与苏联结盟，走亲美路线。这就是司徒雷登一而再、再而三与黄华晤谈，并希望去北平会晤毛泽东、周恩来的目的。对此，蒋介石不仅是知情的，而且还讥笑“司徒老儿真蠢”！这是因为蒋介石算准了毛泽东绝不会服从美国人的指挥棒。因而，他每每听到毛泽东撰文宣传“一边倒”的外交方略的时候，就忍不住内心中的喜悦：“司徒老儿又挨了毛泽东一记耳光！”
与此同时，蒋介石通过驻美大使获悉：在美国政府内正在辩论是谁丢掉中国的问题，一些当年在山城与周恩来及其属下有过来往、或发表过亲共言论的外交官正受到质询。在蒋介石看来，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一辩论的结果就会是**派取得胜利，司徒雷登这些人就会被送上法庭。换言之，既然司徒无力改变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路线，那么美国就会很快终止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使命。为此，他不屑一顾司徒雷登在前一段的所作所为。另外，他还清楚美国在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外交方略之后，他们还会再支持他蒋某人，因为美国不仅不会在东亚留下权力的真空，而且更需要一支力量抗衡毛泽东未来的红色政权。
恰在这时，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和联合国司联合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主张美国立即争取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英国的支持，然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达到由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的目的；并由美国单方面宣布废除《开罗宣言》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接着，台湾再行过渡到由美国托管——变成美国一个新州的目的。对此，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我蒋某人不是汪精卫！”
蒋介石视台湾为自己的复兴宝岛，因此他绝不会赞成台湾变成美国的一个州。他清楚，美国搞的托管计划一旦得以实现，他连个州长都当不上。为此，他通知中华民国驻联合国大使，行使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坚决反对联合国托管台湾。也就是在毛泽东主持新政协筹备会议即将闭幕的前夕——六月二十日，蒋介石又接获驻日本东京代表团电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顾虑，并有将台湾由我移交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蒋介石听后颇为动容，当即电示该团负责人详告盟军统帅麦克阿瑟：
（一）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之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因为此种办法违犯中国国民心理，尤与中正本人自开罗会议争回台、澎之一贯努力与立场，根本相反。（二）台湾很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力量之新的希望。（三）美国政府即令单从实际的利害上考虑，亦决不能承认中共政权。（四）深盼麦帅本其在东亚盟国统帅之立场，以其对于“赤祸”与东亚前途之关系……美国政府决不考虑承认中共政权，并应本其领导国际之地位与力量，防阻他国承认；美国政府就采取积极态度，协助中国**力量，并应协助我政府确保台湾。
蒋介石在这通电文中，实际上勾画出了他的“东亚**同盟”的设想，那就是在美国，实质上是在麦克阿瑟的统帅下，从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台湾，一直到印支半岛诸国携手相助，共同构成一个**链条。因为蒋介石作为一代政治家明白，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苟延于台湾。另外，他也知道毛泽东一旦获悉美国人想托管台湾之后，一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响。结果，美国人势必断掉司徒雷登的一切不合实际的想法，并把中共完全推到美国的对立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当他获悉美国提出由联合国，实质上是由美国托管台湾的消息之后，他于愤怒之余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当然，他清楚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达到托管台湾的目的，必须得到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据来自外电的报道：苏联肯定会行使否决权。与此同时，他也不相信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当卖国贼，放弃中华民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的权利，投票赞成台湾由美国托管。所以，美国托管台湾的目的是绝难实现的。由此，毛泽东越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一边倒”的外交方略是正确的。另外，毛泽东是敢于接受任何强权挑战的，且主张来而不往非礼也！为此，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研究过后，下令逮捕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所属的大小特务，除对美国侵略行径还以颜色之外，让世人看看美国的所谓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接着，我《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受命发表了消息：
我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日前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主犯佐佐木弘经（日本人）、伯彦苍（蒙古人）、吴人杰（中美混种）等全部落网归案，并缴获收音机六部、发报机三台、密码十六本，以及他们的工作计划、信件、地图、情报存底等大量的罪证。经审讯，他们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一致承认他们在沈阳作案，均受雇于美国原驻沈阳总领事馆，他们幕后总指挥为原总领事瓦尔德。……
与此同时，我新华社还授权发表声明，正告一切对新中国抱有友好或敌意的外国政府：
只要愿意断绝和中国反动派的联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否则，一切欺压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必将在新的中国大地上碰得头破血出，最后滚出中国了事！
司徒雷登听了上述两条消息之后，他认为这都是美国白宫中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一相情愿地提出托管台湾案的政客所引起的。由此，他也猜想到了自己在中国的使命也就快结束了！在这期间，傅泾波曾发出这样的提问：“这些年来，有哪一个国家，敢以间谍罪名，逮捕与美国驻外机构有关系的人员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中国的胜利者——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通过各种途径收到了蒋介石转致麦克阿瑟的电文，他认为蒋介石反对托管是正确的。但蒋氏的声明含有一个阴谋，那就是利用**作为筹码，把自己紧紧拴在美国**的战车上。这一阴谋果能实现，蒋氏就变相地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对此，周恩来是同意的，考虑到未来我国外交的方略，他说道：“从战略上讲，美国政府曾主动向我们作出友好的姿态，是希望新的中国不要与苏联结成反美联盟。当他们看到这一希望就要破灭的时候，他们就必然会反对我们。”
“同时，他们还会反过来再支持蒋介石！”毛泽东说罢沉吟片时，又坚定地说道，“为此，我在刚刚写成的《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加了这样一段话答复他们：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的结果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就在蒋介石预谋筹建“东亚**联盟”的过程中，蒋氏父子还曾有过一件高兴的事，那就是听说刚刚解放的上海爆发了所谓的“银元之战”。然而令蒋经国失望的是，那些不法资本家、投机商人没有支持十天就宣告失败了。这使他不得不想起半年多以前他在上海打老虎的往事，几经较量，遂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两相对照，真是无限滋味在心头啊！这时的蒋经国不会去想“胜利”或“失败”的原因，考虑到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只是为上海“银元之战”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而惋惜。为此，他不无遗憾地向蒋介石报告：“父亲，那个陈毅突然下令，一夜之间就把证券大楼查封了，还抓了几千人。”
“准确地说，这个命令不是陈毅下的，是毛泽东下的。”蒋介石当即纠正蒋经国的话。接着，他看了看情绪低沉的儿子，遂冷然作笑，说，“你用不着为这件区区小事不高兴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条很好的消息。”
“为什么？”蒋经国不解地问道。
“你想想看嘛，半年多以前，你不是也在上海抓了很多人吗？结果又怎么样呢？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经国对于自己在上海的打虎行为，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不是蒋介石出面干涉，他的打虎行为不仅不会失败，而且国民党政权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他颇有一点情绪地问道：“父亲，如果您不下令放人呢？”
“那就更糟！英国、美国，是靠抓资本家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的吗？只有你知道的苏联是这么办的！”蒋介石说罢看了看沉默不语，但仍不服气的蒋经国，遂又缓和了一点口气，继续说道，“经儿，你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是金融专家？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靠谁来发展经济呢？也是毛泽东骂的那些资产阶级！时下，他一进上海，就采取了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这样就势必得罪城市中真正的主人资本家。”
“毛泽东他们要是采取军事的手段，强迫城市的资本家开工生产呢？”
“这还是苏联的办法，”蒋介石说罢摇了摇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捆绑不是夫妻。你想想看，就说这些资本家被迫开工生产，没有钱赚，会卖力吗？”
蒋经国信服地点了点头。
“再者，资本家开工必须有钱、有原料，这是常识问题。钱，我都提前运到了台湾；原料，外国的用完了不会再进口，国内的一时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工厂只有停工，毛泽东依靠的工人阶级也只好失业，一家老小在家喝西北风！”
蒋经国终于明白了父亲高兴的原因，再次觉得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话是真理。有顷，他小声地问道：“父亲，我们还能帮着毛泽东在上海做点什么吗？”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海权，封锁港口，断掉毛泽东他们和外国的一切联系！”
“是！”
“利用我们手中掌握的制空权，派飞机轮番轰炸上海，一定要炸得他们停电断水！”
“是！”
“同时，要电告毛人凤，要他命令上海所有的潜伏人员、黑社会成员一起出动，把上海搞得个天翻地覆！”
败亡之秋无喜事。正当蒋氏父子在台湾安排以“党统”取代“法统”，并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的属下大败于金融风暴的时候，拱卫台湾的前哨福建地区又发生了危机。那时，自上海等地撤退到福建的残部“军事涣散，军纪废弛……二十多天中，一退两千里以上，沿途行军所至，鸡犬不宁。因为形成流窜，后勤系统已乱了套。在苏皖边、浙闽边，居民生计一扫而光，借粮征草，俨如浩劫，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退守福建的残部因固属派系不同，上自高级将领，下到士兵，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为了争夺一块地盘，为了抢掠一点给养，双方就开枪火并。加之福建的政坛耆宿以免地方糜烂为由，坚决反对在闽地与中共决战。因此，福建已经成了不战而失之地了！对此，蒋介石曾经说过：“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五月上旬。当时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的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的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
在蒋介石的棋盘上，福建这片战区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然而他的属下对这兵要之地竟失去信心，良可浩叹！怎么办？唯有放下重建台湾基地的一切工作，偕俞济时等亲信要员于六月二十一日飞到福州，召开所谓有名的“福州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新任命的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汤恩伯、第六兵团司令长官李延年等败军大将。蒋介石在听完上述将领的汇报之后，真想破口大骂几句“无能！”“饭桶！”“娘希匹！”可是，他知道此地不是训斥这些手下败将的场所，而是借用所谓“感情”和“道义”笼络其心，继续为自己卖命的时候，因此，他颇有准备地讲了如下几点内容：
首先，蒋介石举起孙中山先生的旗子为号召。他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作斗争。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托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
其次，他借批评与会的这些败将弄到士兵衣不蔽体的问题，大讲自己“生平待士不薄”，借以收买已无斗志的“士心”。他说：一“本人自民国十三年迄今，东征、北伐、剿共、抗日，为统帅已达二十五年，对官兵生活一向关心。今日士兵衣不蔽体，使我心中难过。我在溪口时，后来在上海及马公岛，曾一再注意到各军的服装问题。因产棉区多陷入匪区，我预知原料困难，曾多次要联勤郭总司令作最大努力的筹划。据郭说在六月以前搞好二百五十万至二百八十万夏服不成问题。”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有关的将领，并严令“立刻列表来报，彻底查明下落，否则就应法办”。最后，他又以较缓和的口吻说：“希望各军长回去，好好安慰部下，保证服装有着落。我回台湾即令补运。总之这些事是使我痛心的。”
再其次，他也讲了失败的责任问题：“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众，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
最后，他才回到召开“福州军事会议”的主题上来：“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据当事人的回忆，他讲了如下这段话：“大家应当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
蒋介石作为一代有过辉煌过去的军事家，他真的把固守福建看得那样重要吗？非也！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台湾的安全系于台湾海峡。只要蒋介石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足以封锁数百海里的洋面，台湾就是安全的。然而，蒋介石又为什么对部下讲上边那番话呢？他在离开福州之前，曾对属下讲话：“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制之利’、‘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吗？没有军队还有国家吗？保全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在**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认为福建失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们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
蒋介石就要乘坐飞机离去了，他此时此刻最所担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湖南的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