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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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就像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希望把部属的头脑变成他的思想，把部属的建议转化成他的意旨。因此，他听了陈诚的最后这番话，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中，蒋氏也会像所有的独裁者那样，把手中的一些权力恩赐给会讨好他的部属。因此，他有意问陈诚：
“怎么样？江西的事就交给你来办吧？”
“不，不！还是交由墨三老师吧。”
陈诚称之为墨三老师的即顾祝同。就严格意义上讲，顾祝同与陈诚并无师生之谊。顾因先于陈入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倒是名副其实的师兄。但是，顾是随蒋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元老，且一度出任军校管理部代主任之职，时陈诚仅为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称顾为老师就像是称蒋为校长一样，仅仅是一种辈分上的尊重。另外，诚如前文所述，陈诚在蒋记军事集团中与何应钦派系势同水火，聪明的陈诚为对抗何应钦，利用借助顾祝同的手段拉顾抗何，这是时人皆知的秘密。另外，陈诚素知顾祝同志大才疏，唯忠于蒋介石是其长处，故时人与后人都称顾为“福将”。换言之，顾受任此职蒋氏会恩准的。这就是陈诚荐举顾祝同的目的。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陈诚让贤是另有打算，那就是在一省任绥靖主任会影响陈在军中的发展。对此，蒋自然有其看法。当蒋再想到陈诚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长处，是善于为自己出谋划策时，便认同了陈诚的荐举。接着，他又问道：
“方才，你多是从军事方面谈的。下面，我很想听听你在政治方面的意见。”
陈诚听后摇了摇头，十分坦诚地说道：
“委座，您还是去问熊主席和杨秘书长吧，他们在这方面有更高明的建议。”
陈诚指的熊主席即熊式辉，杨秘书长即杨永泰。
蒋介石听后一怔，顿时对陈诚产生了刮目相看之感。在蒋氏看来，他想听取谁的治国之见，那是高看了谁，因而任何人都应当毫无保留地向他晋献全部的见解。同时，他借用这种办法笼络互有歧见的部属，使之对他表示忠诚。而今陈诚却反其常规行事，大有胸中自有蒋氏心中的全局之气概，使蒋不得不产生后生可畏的念头。他沉吟片时，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
熊式辉是谙熟官场的老政客。他懂得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下边如何为臣，又知道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如何为官。早在蒋介石策定围追堵截红军大计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是：在江西不仅要为蒋介石善其后，而且还要在善后中再为蒋介石的脸上添彩。换言之，昔日的江西是朱毛红军的发祥地，而今要变成用蒋氏思想、作风改造过的模范区。为此，熊式辉向蒋介石晋献善后的管、教、养、卫四大目标之后，又重点讲了在江西全省推行所谓的“三保”纲领。
第一是“保甲制度”。将全省国民纳入保甲组织，规定置保长、甲长，设“保办公处”与“甲办事处”。保甲的主要任务是编组壮丁、代办军运、地方自卫等。同时，要坚决贯彻“连坐法”，一人通“共”，全家同罪；一家为“共”，全甲同罪；一甲为“共”，全保同罪。
第二是“保卫团制度”。这是熊式辉设计的以县为主体的民众武装组织，不列入正规编制，各县自供自筹，其任务是协助正规军对付分散在大山丛林中的红军。
第三是“堡垒政策”。这是他在昔日对付中央红军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通令全省，凡属靠近中央苏区的边沿各县，在各交通路口及山隘边界建造碉堡，配有兵力，实行对苏区的封锁。而今他把中央苏区改为红军游击区，缩小包围圈，进而把分散在大山中的红军分而治之。
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晋献之策后，一边微微地点头，一边暗自说：“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又被熊式辉用活了！”
与此同时，熊和杨永泰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大意谓：把江西省现有的八十三县划为九个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以加强对全省的政治控制。而两年后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所谓模范区那一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此乃后话。
为了突出以政治治省的色彩，熊式辉有意对蒋介石建议：过去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围剿”出了赣南和闽西。而今，我们依然要根据委座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不仅把红军留下的“散兵游勇”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要用委座所倡导的主义建设一个新的江西。为此，必须以委座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标准，培训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方能实现委座对江西的未来构想。
蒋介石的确是被熊式辉说动了心，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未来江西工作的成败，完全系于有没有一批忠诚于他的县级干部。所以他郑重地问道：
“对训练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有没有具体想法啊？”
“有，”熊式辉成竹在胸地说，“我计划开设‘县政人员训练班’，不仅我要登台宣讲委座的思想，而且还准备请在赣的中央大员中的秀才上课。”
“好，好！”蒋介石大加赞赏地说道，“你可以请布雷、永泰他们嘛，就说是我的意思。”
熊式辉此刻有着说不出的兴奋，遂又说道：
“我还要在筹办县政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选贤任能，把那些不称职的所谓父母官打发回家。”
对此，蒋介石没有表态，反而做出了沉思的表情。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表情中感到自己言多有失了！他深切地知道蒋介石最怕属下搞独立王国，而自己不仅是江西人，而且还任江西省主席，如果再由自己出面选任县长，未来的江西就姓熊不姓蒋了！换言之，他在蒋介石的面前犯了大忌。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又急忙补充道：
“我设想中的选贤任能，一是制定出为委座所钦准的政治标准，再是由委座核定的选贤班子。一句话：要杜绝任人唯亲，坚决倡导委座谆谆教诲的任人唯贤的政策。”
蒋介石听后的感觉发生了改变，当即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这就对了嘛！”就这样，蒋介石全部核准了熊式辉的计划。
但是，熊式辉说归说，办归办，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贩卖的却是他熊式辉的思想，选的县级干部也是地道的熊记的嫡系，为他治赣十年不仅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选配好了一整套的班子。
熊式辉的确是一位很会为官的老政客，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独裁心理，集古今中夕随神运动之大成，把江西省值得炫耀的事情都和蒋介石联系起来，把一些官场、政坛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都说成是与蒋介石的思想相悖逆。他为了博得蒋介石的宠信，还将南昌的得胜路加以扩充、修整，改名为“中正路”；为捞取民意资本，拨款建赣江大桥，并提前命名为“中正桥”；创办一所大学，登报命名为“中正大学”……甚至建造一座礼堂也起名叫“中正堂”！与此同时，他还在南昌、庐山为蒋介石大兴土木，建造了官邸和别墅。可笑的是，为了所谓保证质量，他亲自充任这些重点工程的总管，任命警察局长为总监工。熊如此而为的目的达到了，但也被官场同仁讥为“最会抬轿子的人”！自然，他就像古今中外“抬轿子的人”那样，是为了自己“坐轿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熊式辉这样做的结果，的确给留在江西的红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一大批中共优秀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相继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
蒋介石在感到江西已无后顾之忧后，又在关注湘江大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红四方面军在打败川军刘湘所部之后，在川北、川西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旦中央红军渡湘江西去之后，一是与湘西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创建湘黔川根据地；再是经贵州、云南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中央军控制不到的四川得以发展。蒋氏每每想到第二种结果，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到那时，中央不仅难以驾驭川局，再派重兵“剿共”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怎么办？他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治国之策，调四川王刘湘出川，借商谈“剿共”之事，可否收“图川”之利？
刘湘，字甫澄，于一**○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早年在家就读，后投笔从戎，于一九○八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上升，由旅长、师长而军长，待到一九二一年七月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尔后，又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熊克武等人角逐四川的地盘；接着又与川中的地头蛇杨森、刘文辉等人大战不休；最后，他在平定蜀境中的各路诸侯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把握有重兵的叔父刘文辉逐出四川，遂自任四川省主席。
与此同时，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声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北红军。结果，一败再败，待到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九月，红四方面军大败刘湘于川北，使刘损兵折将六万余人，遂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
刘湘一生从未出川，自然也未和蒋介石谋面。但是，他在十多年的新旧军阀混战中却与蒋氏“神交”已久了。无论是争当孙中山先生嫡传弟子的汪精卫、胡汉民，还是老把兄冯玉祥与老把弟张学良，都相继由亲而疏，最后败在他蒋氏的门下。至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三晋太上皇阎锡山等等，吃蒋氏的苦头则更是一言难尽了！幸喜的是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加之他刘湘巧妙应对，使得蒋氏的图川计划屡屡受挫。而今，正当他刘湘新败于红四方面军之际，蒋某人突然发电相邀，请他刘湘“到南京面商一切”，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为此，刘湘在住宅召集高级幕僚开会，密议对策。
一部分幕僚认为：蒋介石看准了蜀地的难处，他借口帮着刘湘“剿共”，把中央军派进四川，进而达到图川的目的。结论：蒋介石电邀之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一部分幕僚认为：由于红军在蜀地迅猛发展，刘湘的日子不好过是实，可是和蒋介石那难过的日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时下，在江西的中央红军猝然突围，使得他费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功败垂成。如与萧克、贺龙所部或徐向前所部会师，他若想进军西南各省“剿共”就难上加难。结论：蒋介石电邀刘湘东下南京，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携手“剿共”。
大多数幕僚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兼而有之。
最后，刘湘综合高级幕僚的意见，认为出川可进一步探清蒋介石的虚实，为走好下一步棋打下坚固的基础。为此，决定复职的同时电告蒋介石：近期出川，东下南京，晋见蒋委员长。
刘湘一生的所谓信仰，都是确保他当蜀地之王的手段。但唯有迷信狐仙与鬼神那才是真的。时人都知道，他的军师是刘半仙，出征打仗之前，都要请刘半仙占卜问天。如今，他决定去南京面见一代枭雄蒋介石了，是吉还是凶，心里没有底，遂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刻，点上一炷高香，由军师刘半仙问天一决行止。结果，刘半仙装疯卖傻地说了八个字：
“吉在祸中，见吉行事。”
刘半仙由仙“还原”成俗人之后，复又对这八个字进行了诠译，大意谓：今去南京是吉，但藏于祸中；为了避祸择吉，一定要看见吉的征兆再行事。另外，吉与机是谐音，因此，见吉行事也还有见机行事之意尔！
接着，刘湘由重庆返回成都，召开“成都剿匪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并宣布近期将“东下谒蒋委员长”。自然，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还通电全国，应蒋委员长之请，即刻复职。
刘湘为什么不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呢？他的军师刘半仙指点说：
“甫公，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的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到大吉大利的机会到了再动身。”
“也就是说，此时动身，不合见吉行事的天意，对吧？”
“对，对！”刘半仙从旁指点迷津，“等蒋某人到了再请甫公东下的时候方可动身。”
也就是到了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后，刘半仙认为蒋介石的封锁计划一定失败，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十一月十三日请刘湘东下南京。行前又大包大揽地说：
“甫公出行占天时，大吉大利！”
但是，这是刘湘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四川的一亩三分地，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另外，他面见的对手不是年轻气盛的周郎，而是谋略在胸的曹阿瞒式的权术家蒋介石，因此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比当年诸葛下东吴时还要谨慎百倍才是！”为此，他特电驻南京的使臣邓汉祥来武汉面商对策。但是，出他所料的是，蒋氏为了表示礼贤下士，或曰对刘湘借重之意，蒋氏的谋臣、策士张群也同时赶到武汉机场迎接。
张群，字岳军，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四川华阳。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于一九○八年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在这期间与蒋介石相识，为今后成为蒋家王朝的重臣打下了基础。之后，他随着蒋介石的升迁而升迁，待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他已就任湖北省主席；待到刘湘出川的前夕，他又改任湖北省保安司令。在蒋介石的这盘棋上，张群是他早已安好的图川棋子。为此，川人，尤其是刘湘对这位川籍的新政学系的资深政客是防一手的。这对张群而言也不是什么秘密，双方都心照不宣罢了！所以，无论张群做出何等姿态，刘湘都不会当真，仅仅是虚与委蛇而已。令刘湘惊诧不已的是，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早已备好了东下南京的轮船，从机场用专车又把刘湘送上轮船，由张亲自陪同刘湘去南京。沿途张又以百倍的热情陪伴其侧，与刘湘大谈其乡情和乡谊，搞得刘湘冷也不是，热也不是，只能陪着打哈哈——还要于打哈哈中分外留心，谨防被张群把自己的底牌偷去。因此，刘湘一路上很是不开心，想单独与属下邓汉祥面商对策也就不那么方便了。
是日深夜，张群终于回到自己的舱位入睡了，邓汉祥悄然地来到刘湘的下榻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看这次委员长约我来南京，究竟要谈些啥子问题？”
邓汉祥是刘湘派到蒋介石身边的耳目，自然清楚南京的情况。他先谈了中央红军业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正在部署第四道封锁线的内情之后，方才言归正传：
“基于这样的形势，据我估计，委员长见了你必然大讲中央要借重你，甚至许以加强你的权力，提高你的地位。但目的是要你剿灭四川**的同时，还要协助中央阻止江西红军入川。等你和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之际，他再借口派兵入川，以期达到不战而图川的目的。”
“这么说来，我的麻烦就大了！”
接着，刘湘与邓汉祥认真地分析了蒋氏的用心之后，遂确定了阻客、拒蒋的方针。换言之，红军在入川之前和滇、黔部队一样是客军，绝不能让他们入川，这就是阻客的真实含义；蒋介石早就想找借口控制川局，只是没有派兵入川的机会，而今他想借“剿共”入川，要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这就是拒蒋的策略。最后，刘湘对邓汉祥说道：
“我想南京也不是铁板一块，你要利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我在南京的这台戏唱好。”
蒋介石为欢迎刘湘出川，东下南京面商“剿共”大计，提前由南昌返回首都。但是，他的心仍然系在如何在潇水、湘江间消灭中央红军这件大事上。为了做样子，他于十一月二十日命令他属下的党政军全体官员，赶往码头迎接当今的四川土皇帝刘湘。实事求是地说，规格是相当的高了，场面也是相当的大了。做这种表面文章，蒋介石堪称是行家里手！但是，从未享受过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刘湘，一见这样众多的文武官员列队码头躬逢相迎，他那多疑的心里就不停地打起鼓来：
“气派，够气派！中央和地方就是不一样嘛！可蒋某人这样抬举我，他将会向我要多少出场费呢？……”
按照刘湘的想法，折腾够了，他应该去下榻处休息了。可这时杨永泰却一本正经地说：
“甫公，委座在下榻处接见你。”
无奈，刘湘随着杨永泰又从码头赶往蒋介石的官邸。一路上他就在想一件事情：应该给蒋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这是因为他是军人，中外兵法都重视所谓初战和全局的关系，而他与蒋的第一次相见，就是一次有准备的初战。所以他为此苦思冥想。最后，他想起了当年刘备见曹阿瞒的传说，遂暗自说：“好！我虽然演不好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好戏，可我刘湘却有拿手的本事：装傻充愣。”
今天的蒋介石身着中山装，意在对刘湘说：我是中山先生的当然接班人！他提前站在官邸的门楣处，是向刘湘示意：我是很看得起你的！刘湘一下轿车，蒋介石笑盈盈地迎过去，按照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拱抱双手，擎举在额前，热情地说道：
“欢迎甫澄兄的到来！”
这实在太出乎刘湘的意料之外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地欢迎他，因此，搞得他一时无所措手足。他原本想演出的“装傻充愣”的好戏，不仅忘了预先准备好的“台词”，就连早已想好的动作也忘了该怎么做。他结结巴巴地说：
“委……员长，用不着这、这样客气嘛！”
蒋介石把刘湘请进客厅，闲聊了几句，就以外交辞令宣告这次接见的结束：
“甫澄兄，一路上鞍马劳顿，回到下榻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安排交谈的时间。”
刘湘回到下榻处之后，感到是那样的可笑，若是在四川他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一定会说：“这种元首召见，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那一道手续！”当他再一想自己当时那种尴尬表现，又似乎是歪打正着，因而他又忍俊不禁地笑了。
翌日，刘湘拜谒中山陵之后，又应蒋邀请汇报川中的政情与军情。他故作不会说话的样子讲完，又客气地说：
“请委座示谕！”
“你讲得很好，”蒋介石把话音一转，“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的同乡岳军兄他们和你谈吧！”
刘湘认为蒋的做法是摆官架子，他回到下榻处就对邓汉祥说：
“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和他们谈吧！”
刘湘所为恰好正中参加会谈的张群、杨永泰、吴鼎昌三人的下怀。因为他们三人共同的担心是：怕和刘湘一触及实质问题就谈崩了，无法向蒋介石交账。如果先和邓汉祥谈，不仅可以讨价还价，而且还有折中的余地。谈判开始之后，杨永泰就和盘讲出了蒋介石的三条件：
一、改组四川省政府，正式由中央任命刘湘为省主席；
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四川）康（西康）绥靖主任公署，由刘湘兼主任；
三、刘湘继续兼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为加强“剿匪”军事实力，中央拟派十个师入川，协助川军作战，归刘湘全权调遣。所需军费械弹，概由中央负责。
对于杨永泰提出的上述三条件，邓汉祥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因此，他不假思索就笑着说道：
“中央和委座计划周全，我无异议，我想刘总司令也会赞成的。不过，我作为一位贵州人，对川中民情有些了解，不知当说不当说？”
对此，杨永泰、张群、吴鼎昌明知是婉拒的借口，可也不好说个“不”字，作为政治家，也只能笑而答说“可以！”
接着，邓汉祥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北洋军阀和滇、黔军等数度侵入四川，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四川老百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另外，川中有雄兵五十余万，所缺的是军饷和械弹，加之川军历来反对各种客军，所以，中央军入川之后不仅于“剿匪”无补，而且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结论是清楚的：中央给钱、给粮、给械弹，就是不能派军队入川。
会谈的双方各说各的道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散会时，都同意请示各自的主子以后再谈。
刘湘听了邓汉祥的汇报非常满意。为了迫使蒋介石收回既定的入川方针，他又想了一着以退为进的棋。
“再谈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剿匪一事责任重大，我刘湘难负其责。请委员长选贤任能，再和我的接任者详议此事吧！”
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正当他大骂“娘希屁”的时候，南昌行营发来了急电：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界首等渡口抢渡湘江成功。蒋介石惊得怔了好一阵子才又平静下来，遂下命令：
“暂停和刘湘的谈判，立即赶往南昌！”
……
二
蒋介石到达南昌行营之后，连熊式辉备好的接风滔宴都不曾赏光，就一头埋进了各种战报、电文之中了。很快，他读了薛岳的一封电文，当即说道：
“晏主任，你看看，薛伯陵说的有没有道理？”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急忙接过薛岳的电文，他一看电报的编号就知其内容：“薛岳对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都未能阻止红军通过湘江，表示不满；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但是，他依然装作不知其情的样子，双手捧读着这份不止看过一遍的电文。最后，他小声地答说：
“薛伯陵是前敌总指挥，他说的当然是有道理的。”
“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此事？”
晏道刚沉吟片时，他猜测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不是在考察属下，而是急切想找到一剂救急的良方，故郑重地讲了自己的全部看法：
一、现在是激战犹酣的阶段，切忌电责参战的任何一方，谨防桂军、湘军因受委座指责而消极，放全部红军渡过湘江西去；
二、充分发挥薛岳、周浑元所部——也就是中央军的监视作用，同时，也要解除白崇禧、何键惧怕中央军抢占他们地盘的顾虑；
三、采用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原则；
四、在稳定或满足了湘军、桂军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情绪之后，委座再下达新的扼守湘江的作战命令，要求他们通力合作，以全“剿匪”之功。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点头，焦躁不安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许多。他边看电文边说：
“你先做稳定湘军、桂军的工作，替我草拟一份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电令，交我阅后签发。”
晏道刚非常清楚蒋介石对参战部属的好恶。因此，他代拟的几份电文，蒋几乎一字不改就签发了。事后，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但……唯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
（二）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是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的。刘建绪及何键向蒋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曾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心里很明白。但嗣后蒋介石不曾追究湘江失守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蒋介石对李云杰也有嘉奖。
（三）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止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接着，蒋介石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了如上文所述的那通责难白崇禧的电文。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桂军北指，与湘军合击我扼守渡口的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蒋从来自各方的报告得知：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但是，三天激战过后，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完成了抢渡湘江的战役。对此，南昌行营主要成员“认为红军牺牲、损失很大”。但是，“唯蒋介石意犹未足，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在追究失败的责任时，南昌行营的多数成员认为“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但蒋介石却认为这是正确执行了他的战略思想，一笑了之。
也就是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了给桂系一点颜色看看，遂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各种新闻媒体，密令宁、沪各地的电台、报纸，均以民间见闻实录的方式，相继登出抨击桂系的文章，全国上下造成这样的舆论：红军抢渡湘江得以成功，罪在桂系有意放行。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就在红军完成抢渡湘江的当天——十二月一日，公然发起反击，他给蒋氏发了一通长达千余言的电文，以极其强硬的口气全面抨击了蒋氏的“剿共”失误。与此同时，为桂系做了如下的答辩：
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至于桂系第一把交椅李宗仁，则更是见之义愤填膺！纵然到了晚年，他仍以愤慨之笔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击伤击毙的几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返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实为德便云云。
李宗仁这一招实在厉害！不仅吓得吴铁城立即回电：“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而且迫使蒋介石改换调门，要求参战各部借宣扬战果以壮军威，以利在“剿匪”大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诚如时人所云，蒋记军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与红军打仗都怕损兵折将，但是在编造捷报浮文方面却都是能手。仅何键通电称报的所谓湘军消灭红军的战果就已超过二万余人枪！桂军也不甘落他人之后，公然昭示全国：“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更为可笑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证实桂军所谓大捷是真的，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事后，参加拍摄的人员写道：“所有俘虏战利品等镜头，都是由民团扮演的，全是假的。”
不仅如此，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宣扬辉煌战果的同时，利用国民党将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之机，对蒋介石麾下参战的中央军以及何键的湘军进行贬斥，公然大肆宣传“广西十万民团获有七千俘虏”，并有意“宣称桂军在湘江击败红军第三、八、九共三个军团，湘军打败红一军团，中央军只击败后卫红五军团，借以压低别人，夸耀自己”。
对此，向来自傲的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心理很不平衡。他认为：“中央军与地方军**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岳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另外，“此役薛岳所带的部队，除周浑元三个师加入战斗外，他亲率的两个纵队几个师作为机动兵团，在战役中未打过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按该路军在赣湘地境落伍、伤病官兵事后调查共九千余人），疲于奔命。但薛岳名利心非常强，看到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告捷，分别受到蒋介石嘉奖时，就要吃醋，说别人‘车大炮’（粤语吹牛之意）；特别是周（浑元）纵队在宁远、道县及湘江东岸追击获有战果（危害红五军团）未受嘉奖，他很怪何键偏心，有些愤怒”。时下，桂军利用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又如此热闹地大做文章，他认为这是桂系白崇禧有意在全党面前丢他的丑的同时，给蒋介石下不了台。他一怒之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陈诚揭露李宗仁、白崇禧在湘江截击战中的真相，以及如此而为的目的。最后，他愤愤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委座，我可以这样说：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
出薛岳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并没像他想象得那样大光其火，相反，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只是淡淡地说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会叫的狗不可怕。回去后要把心静下来。记住：一切要听我的。”
“对，对！”陈诚生怕有勇无谋的薛岳没听懂蒋介石的话意，又有意从旁诠释，“一切要唯委座之命是从！”
但是，薛岳依然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对他的忠诚是这样的冷淡。当他再一琢磨蒋介石的话中含有到此结束的意思，故只好向蒋氏行过军礼，告辞退出，并又愤愤然地回前线去了！
在蒋介石“剿共”的棋盘上，蒋认为在湘江与红军的较量已经告一段落。他之所以还要做上面那些文章——对参加湘江堵击战役的方方面面采用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手段又打又拉，或打拉结合，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心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继续和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进行第二阶段的较量。因此，他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新闻媒体：在大谈湘江之役胜利的同时，从各方面报道中央红军“败走麦城”的事例。自然，他改变舆论导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打着给参战部属所谓“鼓劲”的旗号，还要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造成一个“剿共”大获全胜的景象，为自己在四届五中全会上捞得更多政治上的分数。
这也就是蒋介石冷处理薛岳告状的原因。
同时，蒋介石的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央红军虽然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但这支队伍毕竟渡过了湘江西去。根据他自己核对的数字：中央红军至少还有三到四万人枪。当他想到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时候，那时红军还没有这样多的队伍，就把他少则十万、多则几十万的军队打得一败再败！一旦这三四万红军在西南边陲安营扎寨，重建根据地，再进行“围剿”可就更难了！
这就是蒋介石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病！
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与行营中的部属密谋新的计划，准备围追堵截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的时候，突然，被蒋氏称为文胆的陈布雷先生由南京匆匆赶来南昌，为四届五中全会文件最后定稿一事求蒋审定。
陈布雷，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在家乡就读，后考入浙江高等学校。在读书期间，由于他的形象长得宛似面包，同窗遂用英语的中文译音布雷戏称。久而久之，他索性改名叫布雷。后任《天铎报》、《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的记者、译述员、总编辑等职。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报人生涯中，他依一支生花的妙笔大震江南的报坛。实事求是地说，在与保皇党的论战、为共和体制的催生等方面，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得以与戴季陶、邵力子等报坛名人相识。
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争夺接班人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蒋氏先后以娴熟的纵横之术相继打败了极右派胡汉民、假左派汪精卫，取得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接着，他又统领三军，誓师北伐，在底定武汉三镇之后又挥师东指，攻占南昌。正当蒋氏决计荣登九五之尊的时候，汪精卫在法国声言回国承继大统。聪明的蒋介石清楚自己的弱点，必须找到一位能与汪精卫对垒的行文高手，方能战胜有南国纵才之称的汪精卫。就这样，陈布雷被蒋氏请到了南昌，并破例给予了同榻议事的殊荣。从此，陈氏以所谓知遇之恩事蒋，写秃了手中一支又一支毛笔。时人云：《蒋中正文集》实乃出于陈布雷之手。此话是没有错的。
陈布雷虽是一代通硕大儒，但对历代帝王奉为治国之策的纵横之术却不甚了了。他向蒋氏汇报过四届五中全会的准备情况之后，又像历代忠诚的谏臣那样，详谈了未来“追剿”中央红军的各种担心。大意谓：湘军何键“剿共”的真实目的是为自保湘境利益，不会与中央同心同德，倾湘中军队和红军对垒。另外，他手下的十万湘军连萧克、贺龙属下的红军都应付不了，万一中央红军再安抵湘西，与之会合，那何键的湘军就只有望红军而却步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既不会保境，也不会安民，虽无多少战斗力，但却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另外，黔地古称夜郎国，不仅自大无人，而且还盲目排外。像何应钦这位贵州名将，就是因为受到排挤才改换门庭的。因此，黔军不仅难以阻挡中央红军入黔，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央红军新的落脚地。说到云南王龙云，他曾是唐继尧的属下，深谙唐氏当年倡导各省自治的理论；另外，他本人是彝族，是孟获的后代，时下只有采取当年孔明欲擒故纵、以夷治夷的策略予以安抚，使之听命于中央，靠龙云帮着中央“追剿”中央红军几无可能。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自民国以来，西南边陲数省打着自治的旗号各行其是，如今**再乘机窜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陈布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讲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而这些属实的情况早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不知转了多少遍。但是，陈布雷和蒋介石的最大区别在于：陈氏为上述那些属实的困难担忧，蒋氏却在为困难担忧的同时，能积极想出对策，因势利导，进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蒋氏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向陈布雷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陈布雷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恍然醒悟：“啊！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设下了一个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计谋！”他深感自己是学而论道，过于迂腐；越发地觉得蒋氏确有过人的胆识，自己的晋谏不过是杞人忧天，故欣然告退了。
但是，蒋介石确定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的计谋只是一种战略设想。时下，当务之急的大事是，必须尽快确定红军突围西去的落脚点选在什么地方？唯有如此，才能制定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方案。就上边所说的战略构想而言，这是具体的战术问题。为此，他召来爱将陈诚，与他一道密商。
陈诚认为：既然中央红军突围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行，那么他们渡过湘江西去的落脚点一定也是与湘西的萧克、贺龙所部会师，在湘、黔、川、滇四省交界处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要严令何键所部集中优势兵力在湘、黔边境张网以待，聚而歼之；与此同时，要命令桂军在桂北山区防堵与侧击，要速令贵州的王家烈在乌江岸边阻止红军进入贵州，要责令薛岳所率中央军乘势尾追。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
“此役不敢预言全歼西窜的**，但对**的创伤一定会大过湘江之战。”
“如果**的落脚点不是选在湘西，而是西出贵州呢？”蒋介石蹙着眉头问道。
“我看这种可能性很小。”
接着，陈诚走到作战地图前面指出：贵州地瘠人穷，共产党在此又没有基础，想在贵州站住脚的可能性极小。如果红军在贵州难以落脚，他们只有北渡长江，沿着当年翼王石达开的路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最后，他又说道：
“此行不下万里。作为久困之师，岂不犯了兵家大忌？”
“他们唯有走此路线，我才可收到完全掌握西南诸省之效！”蒋介石沉吟片时，“如果**果然按照你说的路线溃窜，他们会全军覆没在湘西吗？”
陈诚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他们所剩的散兵游勇会逃向什么地方呢？”
“到那时，他们会有极大的可能再溃窜贵州。”
蒋介石沉思少顷，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诚自然明白蒋介石点头的意思：果然如此，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为此，他又进言道：
“委座，这次一定要赶在**西窜的前面，在与萧克、贺龙所部会合处布好一个口袋。到时，您就可以向中外宣称：这叫请君入瓮之计！”
蒋介石不无得意地笑了。
蒋介石在确定了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之后，接下来就是配备为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服务的组织措施。他作为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深知削藩裁军的意义。因此，他设想在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把何键属下的湘军调出湘境，改由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俟机进行分化，把湖南的实权完全归于中央。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化作命令，就被何键识破，蒋、何为此又发生了矛盾。蒋介石碍于急迫的大局，说了一句“你和薛伯陵商谈后报我批准。”遂又把球踢给了何键。对此，何键当仁不让，极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请看当事人做的如下回忆：
“追剿”军总部何键不愿将权力交给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怕第四路军所辖的第一、第四、第五等三个纵队调交给薛岳指挥，离开湘境，脱离自己指挥，影响自己的实力，对他统治湖南不利。因此，便与薛岳协商，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率第一、四、五纵队原湘军各师沿新宁、城步、绥宁、靖县进行截击；以薛岳为第二兵团，直辖的两个纵队不入桂境，由黄沙河、庙头取道东安、武冈、洪江、芷江等地，堵拦红军北上，其所率的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则进入桂境，在湘军之后向红军尾追。何键的总部虽由衡阳移至宝庆（今邵阳市）“督剿”，实际上看到红军西征，额手称庆，喜在心头。当时何键隐忧的事情却是红二军团自与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后，声势逐渐扩大，在湘西的桑植、大庸步步发展。
何键如此而为，也担心引起蒋介石的怀疑。恰在这时，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抢渡湘江，红三军、红六军团“乘湘军全力调往湘南时，就东下包围常德、桃源，威胁岳阳、长沙。当时何键无兵可调，蒋介石才由湘鄂边调来湘西绥宁布防的郭汝栋部往援”。为此，何键又借口怕“后院起火”，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大家，岂能识不破何键的这些小伎俩？但是，当他想到西去的中央红军一旦转至湘西，不愁何键到时不呼救！为此，他于红军突破湘江的第二天——十二月二日，遂下令撤销原追堵中央红军的五路大军的建制，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薛岳为第二兵团。何键依然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从现象上看，何键取得了胜利，然而，蒋介石从此下定决心拿掉何键。两年多之后，蒋介石在湖南玩的以刘（建绪）代何（键）的把戏，就是这时埋下的种子。此乃后话。
蒋介石在研究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黔军王家烈的心态后，回到南京，遂决定重申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并颁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查赣匪西窜，前已拟定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戌行战一电知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完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防之。（未完待续）
蒋介石就像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希望把部属的头脑变成他的思想，把部属的建议转化成他的意旨。因此，他听了陈诚的最后这番话，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中，蒋氏也会像所有的独裁者那样，把手中的一些权力恩赐给会讨好他的部属。因此，他有意问陈诚：
“怎么样？江西的事就交给你来办吧？”
“不，不！还是交由墨三老师吧。”
陈诚称之为墨三老师的即顾祝同。就严格意义上讲，顾祝同与陈诚并无师生之谊。顾因先于陈入保定军官学校两年，倒是名副其实的师兄。但是，顾是随蒋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元老，且一度出任军校管理部代主任之职，时陈诚仅为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称顾为老师就像是称蒋为校长一样，仅仅是一种辈分上的尊重。另外，诚如前文所述，陈诚在蒋记军事集团中与何应钦派系势同水火，聪明的陈诚为对抗何应钦，利用借助顾祝同的手段拉顾抗何，这是时人皆知的秘密。另外，陈诚素知顾祝同志大才疏，唯忠于蒋介石是其长处，故时人与后人都称顾为“福将”。换言之，顾受任此职蒋氏会恩准的。这就是陈诚荐举顾祝同的目的。
然而，蒋介石却认为陈诚让贤是另有打算，那就是在一省任绥靖主任会影响陈在军中的发展。对此，蒋自然有其看法。当蒋再想到陈诚创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长处，是善于为自己出谋划策时，便认同了陈诚的荐举。接着，他又问道：
“方才，你多是从军事方面谈的。下面，我很想听听你在政治方面的意见。”
陈诚听后摇了摇头，十分坦诚地说道：
“委座，您还是去问熊主席和杨秘书长吧，他们在这方面有更高明的建议。”
陈诚指的熊主席即熊式辉，杨秘书长即杨永泰。
蒋介石听后一怔，顿时对陈诚产生了刮目相看之感。在蒋氏看来，他想听取谁的治国之见，那是高看了谁，因而任何人都应当毫无保留地向他晋献全部的见解。同时，他借用这种办法笼络互有歧见的部属，使之对他表示忠诚。而今陈诚却反其常规行事，大有胸中自有蒋氏心中的全局之气概，使蒋不得不产生后生可畏的念头。他沉吟片时，说道：
“好！就按你说的办。”
熊式辉是谙熟官场的老政客。他懂得在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下边如何为臣，又知道在中国老百姓面前如何为官。早在蒋介石策定围追堵截红军大计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自己的任务是：在江西不仅要为蒋介石善其后，而且还要在善后中再为蒋介石的脸上添彩。换言之，昔日的江西是朱毛红军的发祥地，而今要变成用蒋氏思想、作风改造过的模范区。为此，熊式辉向蒋介石晋献善后的管、教、养、卫四大目标之后，又重点讲了在江西全省推行所谓的“三保”纲领。
第一是“保甲制度”。将全省国民纳入保甲组织，规定置保长、甲长，设“保办公处”与“甲办事处”。保甲的主要任务是编组壮丁、代办军运、地方自卫等。同时，要坚决贯彻“连坐法”，一人通“共”，全家同罪；一家为“共”，全甲同罪；一甲为“共”，全保同罪。
第二是“保卫团制度”。这是熊式辉设计的以县为主体的民众武装组织，不列入正规编制，各县自供自筹，其任务是协助正规军对付分散在大山丛林中的红军。
第三是“堡垒政策”。这是他在昔日对付中央红军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通令全省，凡属靠近中央苏区的边沿各县，在各交通路口及山隘边界建造碉堡，配有兵力，实行对苏区的封锁。而今他把中央苏区改为红军游击区，缩小包围圈，进而把分散在大山中的红军分而治之。
蒋介石听了熊式辉的晋献之策后，一边微微地点头，一边暗自说：“祖宗传下来的老古董，又被熊式辉用活了！”
与此同时，熊和杨永泰联名向蒋介石提出，增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大意谓：把江西省现有的八十三县划为九个行政区，分设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以加强对全省的政治控制。而两年后蒋经国在赣南推行的所谓模范区那一套，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此乃后话。
为了突出以政治治省的色彩，熊式辉有意对蒋介石建议：过去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围剿”出了赣南和闽西。而今，我们依然要根据委座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不仅把红军留下的“散兵游勇”一网打尽，更重要的是要用委座所倡导的主义建设一个新的江西。为此，必须以委座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为标准，培训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方能实现委座对江西的未来构想。
蒋介石的确是被熊式辉说动了心，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未来江西工作的成败，完全系于有没有一批忠诚于他的县级干部。所以他郑重地问道：
“对训练一批德才兼备的县级干部有没有具体想法啊？”
“有，”熊式辉成竹在胸地说，“我计划开设‘县政人员训练班’，不仅我要登台宣讲委座的思想，而且还准备请在赣的中央大员中的秀才上课。”
“好，好！”蒋介石大加赞赏地说道，“你可以请布雷、永泰他们嘛，就说是我的意思。”
熊式辉此刻有着说不出的兴奋，遂又说道：
“我还要在筹办县政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选贤任能，把那些不称职的所谓父母官打发回家。”
对此，蒋介石没有表态，反而做出了沉思的表情。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表情中感到自己言多有失了！他深切地知道蒋介石最怕属下搞独立王国，而自己不仅是江西人，而且还任江西省主席，如果再由自己出面选任县长，未来的江西就姓熊不姓蒋了！换言之，他在蒋介石的面前犯了大忌。怎么办？他灵机一动，又急忙补充道：
“我设想中的选贤任能，一是制定出为委座所钦准的政治标准，再是由委座核定的选贤班子。一句话：要杜绝任人唯亲，坚决倡导委座谆谆教诲的任人唯贤的政策。”
蒋介石听后的感觉发生了改变，当即微微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这就对了嘛！”就这样，蒋介石全部核准了熊式辉的计划。
但是，熊式辉说归说，办归办，他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贩卖的却是他熊式辉的思想，选的县级干部也是地道的熊记的嫡系，为他治赣十年不仅打下了理论基础，而且也选配好了一整套的班子。
熊式辉的确是一位很会为官的老政客，他为了迎合蒋介石的独裁心理，集古今中夕随神运动之大成，把江西省值得炫耀的事情都和蒋介石联系起来，把一些官场、政坛司空见惯的腐败现象，都说成是与蒋介石的思想相悖逆。他为了博得蒋介石的宠信，还将南昌的得胜路加以扩充、修整，改名为“中正路”；为捞取民意资本，拨款建赣江大桥，并提前命名为“中正桥”；创办一所大学，登报命名为“中正大学”……甚至建造一座礼堂也起名叫“中正堂”！与此同时，他还在南昌、庐山为蒋介石大兴土木，建造了官邸和别墅。可笑的是，为了所谓保证质量，他亲自充任这些重点工程的总管，任命警察局长为总监工。熊如此而为的目的达到了，但也被官场同仁讥为“最会抬轿子的人”！自然，他就像古今中外“抬轿子的人”那样，是为了自己“坐轿子”！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熊式辉这样做的结果，的确给留在江西的红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一大批中共优秀干部如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相继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下。
蒋介石在感到江西已无后顾之忧后，又在关注湘江大战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四川。诚如前文所述，这时红四方面军在打败川军刘湘所部之后，在川北、川西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旦中央红军渡湘江西去之后，一是与湘西的红六军团、红三军会师，创建湘黔川根据地；再是经贵州、云南去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中央军控制不到的四川得以发展。蒋氏每每想到第二种结果，他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两句古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到那时，中央不仅难以驾驭川局，再派重兵“剿共”就更难于上青天了！怎么办？他唯有采取“以夷制夷”的治国之策，调四川王刘湘出川，借商谈“剿共”之事，可否收“图川”之利？
刘湘，字甫澄，于一**○年生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早年在家就读，后投笔从戎，于一九○八年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后在四川军阀混战中不断上升，由旅长、师长而军长，待到一九二一年七月被推为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尔后，又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熊克武等人角逐四川的地盘；接着又与川中的地头蛇杨森、刘文辉等人大战不休；最后，他在平定蜀境中的各路诸侯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把握有重兵的叔父刘文辉逐出四川，遂自任四川省主席。
与此同时，刘湘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声言“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北红军。结果，一败再败，待到中央红军突围的前夕——九月，红四方面军大败刘湘于川北，使刘损兵折将六万余人，遂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
刘湘一生从未出川，自然也未和蒋介石谋面。但是，他在十多年的新旧军阀混战中却与蒋氏“神交”已久了。无论是争当孙中山先生嫡传弟子的汪精卫、胡汉民，还是老把兄冯玉祥与老把弟张学良，都相继由亲而疏，最后败在他蒋氏的门下。至于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三晋太上皇阎锡山等等，吃蒋氏的苦头则更是一言难尽了！幸喜的是由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再加之他刘湘巧妙应对，使得蒋氏的图川计划屡屡受挫。而今，正当他刘湘新败于红四方面军之际，蒋某人突然发电相邀，请他刘湘“到南京面商一切”，其真实目的是什么呢？为此，刘湘在住宅召集高级幕僚开会，密议对策。
一部分幕僚认为：蒋介石看准了蜀地的难处，他借口帮着刘湘“剿共”，把中央军派进四川，进而达到图川的目的。结论：蒋介石电邀之举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一部分幕僚认为：由于红军在蜀地迅猛发展，刘湘的日子不好过是实，可是和蒋介石那难过的日子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时下，在江西的中央红军猝然突围，使得他费时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功败垂成。如与萧克、贺龙所部或徐向前所部会师，他若想进军西南各省“剿共”就难上加难。结论：蒋介石电邀刘湘东下南京，是为了协调中央与四川的关系，携手“剿共”。
大多数幕僚认为：上述两种意见兼而有之。
最后，刘湘综合高级幕僚的意见，认为出川可进一步探清蒋介石的虚实，为走好下一步棋打下坚固的基础。为此，决定复职的同时电告蒋介石：近期出川，东下南京，晋见蒋委员长。
刘湘一生的所谓信仰，都是确保他当蜀地之王的手段。但唯有迷信狐仙与鬼神那才是真的。时人都知道，他的军师是刘半仙，出征打仗之前，都要请刘半仙占卜问天。如今，他决定去南京面见一代枭雄蒋介石了，是吉还是凶，心里没有底，遂于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刻，点上一炷高香，由军师刘半仙问天一决行止。结果，刘半仙装疯卖傻地说了八个字：
“吉在祸中，见吉行事。”
刘半仙由仙“还原”成俗人之后，复又对这八个字进行了诠译，大意谓：今去南京是吉，但藏于祸中；为了避祸择吉，一定要看见吉的征兆再行事。另外，吉与机是谐音，因此，见吉行事也还有见机行事之意尔！
接着，刘湘由重庆返回成都，召开“成都剿匪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并宣布近期将“东下谒蒋委员长”。自然，为提高自己的身价，还通电全国，应蒋委员长之请，即刻复职。
刘湘为什么不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呢？他的军师刘半仙指点说：
“甫公，立即东下谒蒋委员长的时机尚不成熟，还要等到大吉大利的机会到了再动身。”
“也就是说，此时动身，不合见吉行事的天意，对吧？”
“对，对！”刘半仙从旁指点迷津，“等蒋某人到了再请甫公东下的时候方可动身。”
也就是到了中央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前后，刘半仙认为蒋介石的封锁计划一定失败，遂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十一月十三日请刘湘东下南京。行前又大包大揽地说：
“甫公出行占天时，大吉大利！”
但是，这是刘湘生平第一次离开自己四川的一亩三分地，心中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另外，他面见的对手不是年轻气盛的周郎，而是谋略在胸的曹阿瞒式的权术家蒋介石，因此他暗暗告诫自己：“要比当年诸葛下东吴时还要谨慎百倍才是！”为此，他特电驻南京的使臣邓汉祥来武汉面商对策。但是，出他所料的是，蒋氏为了表示礼贤下士，或曰对刘湘借重之意，蒋氏的谋臣、策士张群也同时赶到武汉机场迎接。
张群，字岳军，于一八八八年生于四川华阳。早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于一九○八年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军。在这期间与蒋介石相识，为今后成为蒋家王朝的重臣打下了基础。之后，他随着蒋介石的升迁而升迁，待到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他已就任湖北省主席；待到刘湘出川的前夕，他又改任湖北省保安司令。在蒋介石的这盘棋上，张群是他早已安好的图川棋子。为此，川人，尤其是刘湘对这位川籍的新政学系的资深政客是防一手的。这对张群而言也不是什么秘密，双方都心照不宣罢了！所以，无论张群做出何等姿态，刘湘都不会当真，仅仅是虚与委蛇而已。令刘湘惊诧不已的是，张群奉蒋介石之命早已备好了东下南京的轮船，从机场用专车又把刘湘送上轮船，由张亲自陪同刘湘去南京。沿途张又以百倍的热情陪伴其侧，与刘湘大谈其乡情和乡谊，搞得刘湘冷也不是，热也不是，只能陪着打哈哈——还要于打哈哈中分外留心，谨防被张群把自己的底牌偷去。因此，刘湘一路上很是不开心，想单独与属下邓汉祥面商对策也就不那么方便了。
是日深夜，张群终于回到自己的舱位入睡了，邓汉祥悄然地来到刘湘的下榻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看这次委员长约我来南京，究竟要谈些啥子问题？”
邓汉祥是刘湘派到蒋介石身边的耳目，自然清楚南京的情况。他先谈了中央红军业已突破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正在部署第四道封锁线的内情之后，方才言归正传：
“基于这样的形势，据我估计，委员长见了你必然大讲中央要借重你，甚至许以加强你的权力，提高你的地位。但目的是要你剿灭四川**的同时，还要协助中央阻止江西红军入川。等你和共军打得两败俱伤之际，他再借口派兵入川，以期达到不战而图川的目的。”
“这么说来，我的麻烦就大了！”
接着，刘湘与邓汉祥认真地分析了蒋氏的用心之后，遂确定了阻客、拒蒋的方针。换言之，红军在入川之前和滇、黔部队一样是客军，绝不能让他们入川，这就是阻客的真实含义；蒋介石早就想找借口控制川局，只是没有派兵入川的机会，而今他想借“剿共”入川，要以种种理由加以反对，这就是拒蒋的策略。最后，刘湘对邓汉祥说道：
“我想南京也不是铁板一块，你要利用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把我在南京的这台戏唱好。”
蒋介石为欢迎刘湘出川，东下南京面商“剿共”大计，提前由南昌返回首都。但是，他的心仍然系在如何在潇水、湘江间消灭中央红军这件大事上。为了做样子，他于十一月二十日命令他属下的党政军全体官员，赶往码头迎接当今的四川土皇帝刘湘。实事求是地说，规格是相当的高了，场面也是相当的大了。做这种表面文章，蒋介石堪称是行家里手！但是，从未享受过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刘湘，一见这样众多的文武官员列队码头躬逢相迎，他那多疑的心里就不停地打起鼓来：
“气派，够气派！中央和地方就是不一样嘛！可蒋某人这样抬举我，他将会向我要多少出场费呢？……”
按照刘湘的想法，折腾够了，他应该去下榻处休息了。可这时杨永泰却一本正经地说：
“甫公，委座在下榻处接见你。”
无奈，刘湘随着杨永泰又从码头赶往蒋介石的官邸。一路上他就在想一件事情：应该给蒋留下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这是因为他是军人，中外兵法都重视所谓初战和全局的关系，而他与蒋的第一次相见，就是一次有准备的初战。所以他为此苦思冥想。最后，他想起了当年刘备见曹阿瞒的传说，遂暗自说：“好！我虽然演不好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好戏，可我刘湘却有拿手的本事：装傻充愣。”
今天的蒋介石身着中山装，意在对刘湘说：我是中山先生的当然接班人！他提前站在官邸的门楣处，是向刘湘示意：我是很看得起你的！刘湘一下轿车，蒋介石笑盈盈地迎过去，按照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拱抱双手，擎举在额前，热情地说道：
“欢迎甫澄兄的到来！”
这实在太出乎刘湘的意料之外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地欢迎他，因此，搞得他一时无所措手足。他原本想演出的“装傻充愣”的好戏，不仅忘了预先准备好的“台词”，就连早已想好的动作也忘了该怎么做。他结结巴巴地说：
“委……员长，用不着这、这样客气嘛！”
蒋介石把刘湘请进客厅，闲聊了几句，就以外交辞令宣告这次接见的结束：
“甫澄兄，一路上鞍马劳顿，回到下榻处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安排交谈的时间。”
刘湘回到下榻处之后，感到是那样的可笑，若是在四川他那一亩三分地上，他一定会说：“这种元首召见，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那一道手续！”当他再一想自己当时那种尴尬表现，又似乎是歪打正着，因而他又忍俊不禁地笑了。
翌日，刘湘拜谒中山陵之后，又应蒋邀请汇报川中的政情与军情。他故作不会说话的样子讲完，又客气地说：
“请委座示谕！”
“你讲得很好，”蒋介石把话音一转，“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的同乡岳军兄他们和你谈吧！”
刘湘认为蒋的做法是摆官架子，他回到下榻处就对邓汉祥说：
“我看具体的问题嘛，就交由你和他们谈吧！”
刘湘所为恰好正中参加会谈的张群、杨永泰、吴鼎昌三人的下怀。因为他们三人共同的担心是：怕和刘湘一触及实质问题就谈崩了，无法向蒋介石交账。如果先和邓汉祥谈，不仅可以讨价还价，而且还有折中的余地。谈判开始之后，杨永泰就和盘讲出了蒋介石的三条件：
一、改组四川省政府，正式由中央任命刘湘为省主席；
二、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川（四川）康（西康）绥靖主任公署，由刘湘兼主任；
三、刘湘继续兼任“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为加强“剿匪”军事实力，中央拟派十个师入川，协助川军作战，归刘湘全权调遣。所需军费械弹，概由中央负责。
对于杨永泰提出的上述三条件，邓汉祥是早有精神准备的。因此，他不假思索就笑着说道：
“中央和委座计划周全，我无异议，我想刘总司令也会赞成的。不过，我作为一位贵州人，对川中民情有些了解，不知当说不当说？”
对此，杨永泰、张群、吴鼎昌明知是婉拒的借口，可也不好说个“不”字，作为政治家，也只能笑而答说“可以！”
接着，邓汉祥指出：自辛亥革命以来，北洋军阀和滇、黔军等数度侵入四川，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给四川老百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另外，川中有雄兵五十余万，所缺的是军饷和械弹，加之川军历来反对各种客军，所以，中央军入川之后不仅于“剿匪”无补，而且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结论是清楚的：中央给钱、给粮、给械弹，就是不能派军队入川。
会谈的双方各说各的道理，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散会时，都同意请示各自的主子以后再谈。
刘湘听了邓汉祥的汇报非常满意。为了迫使蒋介石收回既定的入川方针，他又想了一着以退为进的棋。
“再谈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们：剿匪一事责任重大，我刘湘难负其责。请委员长选贤任能，再和我的接任者详议此事吧！”
蒋介石听后十分恼火，正当他大骂“娘希屁”的时候，南昌行营发来了急电：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界首等渡口抢渡湘江成功。蒋介石惊得怔了好一阵子才又平静下来，遂下命令：
“暂停和刘湘的谈判，立即赶往南昌！”
……
二
蒋介石到达南昌行营之后，连熊式辉备好的接风滔宴都不曾赏光，就一头埋进了各种战报、电文之中了。很快，他读了薛岳的一封电文，当即说道：
“晏主任，你看看，薛伯陵说的有没有道理？”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急忙接过薛岳的电文，他一看电报的编号就知其内容：“薛岳对何键的湘军及白崇禧的桂军这样摆长蛇阵都未能阻止红军通过湘江，表示不满；对白、何等怕中央军抢地盘的处置也有所揭露。”但是，他依然装作不知其情的样子，双手捧读着这份不止看过一遍的电文。最后，他小声地答说：
“薛伯陵是前敌总指挥，他说的当然是有道理的。”
“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此事？”
晏道刚沉吟片时，他猜测此时此刻的蒋介石不是在考察属下，而是急切想找到一剂救急的良方，故郑重地讲了自己的全部看法：
一、现在是激战犹酣的阶段，切忌电责参战的任何一方，谨防桂军、湘军因受委座指责而消极，放全部红军渡过湘江西去；
二、充分发挥薛岳、周浑元所部——也就是中央军的监视作用，同时，也要解除白崇禧、何键惧怕中央军抢占他们地盘的顾虑；
三、采用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原则；
四、在稳定或满足了湘军、桂军这些地方实力派的情绪之后，委座再下达新的扼守湘江的作战命令，要求他们通力合作，以全“剿匪”之功。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点头，焦躁不安的心情似乎也平静了许多。他边看电文边说：
“你先做稳定湘军、桂军的工作，替我草拟一份只奖不罚、不奖即罚的电令，交我阅后签发。”
晏道刚非常清楚蒋介石对参战部属的好恶。因此，他代拟的几份电文，蒋几乎一字不改就签发了。事后，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薛岳所率吴奇伟部及直辖部队，由于红军不是由永州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该部在湘南境内没有战斗。但……唯该部抢先占领道县，使红军行动受阻，达成战略任务，曾受到蒋的嘉奖。
（二）湘军刘建绪部在全州觉山堵击红军两天。红军主力是从觉山以南的文市向界首渡湘江的。刘建绪及何键向蒋告捷，虚报伤毙红军人数。他们为逃避湘江失守之责，曾指控桂军撤出文市以南各关，私自转移兵力并未通报友军之罪。何键、刘建绪作战一贯耍滑头；对他们这种所谓捷报，我心里很明白。但嗣后蒋介石不曾追究湘江失守责任，还给何、刘两人嘉奖……湘军李云杰部在宁远天堂及湘江东岸的下灌、水车附近与陈光中部合力对红军后卫作战，蒋介石对李云杰也有嘉奖。
（三）桂军白崇禧所指挥之夏威、廖磊两军在前线的部队，为保全实力，未照蒋介石的指示扼守灌阳以北完成堵击任务，自动撤至灌阳、兴安间新圩附近占领侧面阵地，阻止红军掩护部队，打了两天，红军主力即安全渡过湘江。事后白崇禧亦来电虚报战果。这件事却大伤蒋介石的脑筋，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
接着，蒋介石又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了如上文所述的那通责难白崇禧的电文。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桂军北指，与湘军合击我扼守渡口的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蒋从来自各方的报告得知：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心神焦急，随时查询部队到达的位置，计算红军实力。”但是，三天激战过后，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完成了抢渡湘江的战役。对此，南昌行营主要成员“认为红军牺牲、损失很大”。但是，“唯蒋介石意犹未足，责怪桂军避开正面，以致功亏一篑”。在追究失败的责任时，南昌行营的多数成员认为“追堵部队谁也不愿猛追强堵，怕接近红军被红军反击挨打，采取的是‘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但蒋介石却认为这是正确执行了他的战略思想，一笑了之。
也就是在此前后，蒋介石为了给桂系一点颜色看看，遂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各种新闻媒体，密令宁、沪各地的电台、报纸，均以民间见闻实录的方式，相继登出抨击桂系的文章，全国上下造成这样的舆论：红军抢渡湘江得以成功，罪在桂系有意放行。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就在红军完成抢渡湘江的当天——十二月一日，公然发起反击，他给蒋氏发了一通长达千余言的电文，以极其强硬的口气全面抨击了蒋氏的“剿共”失误。与此同时，为桂系做了如下的答辩：
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
至于桂系第一把交椅李宗仁，则更是见之义愤填膺！纵然到了晚年，他仍以愤慨之笔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击伤击毙的几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返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实为德便云云。
李宗仁这一招实在厉害！不仅吓得吴铁城立即回电：“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而且迫使蒋介石改换调门，要求参战各部借宣扬战果以壮军威，以利在“剿匪”大业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诚如时人所云，蒋记军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与红军打仗都怕损兵折将，但是在编造捷报浮文方面却都是能手。仅何键通电称报的所谓湘军消灭红军的战果就已超过二万余人枪！桂军也不甘落他人之后，公然昭示全国：“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狼狈溃窜，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更为可笑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证实桂军所谓大捷是真的，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事后，参加拍摄的人员写道：“所有俘虏战利品等镜头，都是由民团扮演的，全是假的。”
不仅如此，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宣扬辉煌战果的同时，利用国民党将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之机，对蒋介石麾下参战的中央军以及何键的湘军进行贬斥，公然大肆宣传“广西十万民团获有七千俘虏”，并有意“宣称桂军在湘江击败红军第三、八、九共三个军团，湘军打败红一军团，中央军只击败后卫红五军团，借以压低别人，夸耀自己”。
对此，向来自傲的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心理很不平衡。他认为：“中央军与地方军**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岳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另外，“此役薛岳所带的部队，除周浑元三个师加入战斗外，他亲率的两个纵队几个师作为机动兵团，在战役中未打过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按该路军在赣湘地境落伍、伤病官兵事后调查共九千余人），疲于奔命。但薛岳名利心非常强，看到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告捷，分别受到蒋介石嘉奖时，就要吃醋，说别人‘车大炮’（粤语吹牛之意）；特别是周（浑元）纵队在宁远、道县及湘江东岸追击获有战果（危害红五军团）未受嘉奖，他很怪何键偏心，有些愤怒”。时下，桂军利用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又如此热闹地大做文章，他认为这是桂系白崇禧有意在全党面前丢他的丑的同时，给蒋介石下不了台。他一怒之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陈诚揭露李宗仁、白崇禧在湘江截击战中的真相，以及如此而为的目的。最后，他愤愤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委座，我可以这样说：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
出薛岳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并没像他想象得那样大光其火，相反，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只是淡淡地说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会叫的狗不可怕。回去后要把心静下来。记住：一切要听我的。”
“对，对！”陈诚生怕有勇无谋的薛岳没听懂蒋介石的话意，又有意从旁诠释，“一切要唯委座之命是从！”
但是，薛岳依然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对他的忠诚是这样的冷淡。当他再一琢磨蒋介石的话中含有到此结束的意思，故只好向蒋氏行过军礼，告辞退出，并又愤愤然地回前线去了！
在蒋介石“剿共”的棋盘上，蒋认为在湘江与红军的较量已经告一段落。他之所以还要做上面那些文章——对参加湘江堵击战役的方方面面采用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手段又打又拉，或打拉结合，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心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继续和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进行第二阶段的较量。因此，他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新闻媒体：在大谈湘江之役胜利的同时，从各方面报道中央红军“败走麦城”的事例。自然，他改变舆论导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打着给参战部属所谓“鼓劲”的旗号，还要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造成一个“剿共”大获全胜的景象，为自己在四届五中全会上捞得更多政治上的分数。
这也就是蒋介石冷处理薛岳告状的原因。
同时，蒋介石的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央红军虽然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但这支队伍毕竟渡过了湘江西去。根据他自己核对的数字：中央红军至少还有三到四万人枪。当他想到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时候，那时红军还没有这样多的队伍，就把他少则十万、多则几十万的军队打得一败再败！一旦这三四万红军在西南边陲安营扎寨，重建根据地，再进行“围剿”可就更难了！
这就是蒋介石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病！
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与行营中的部属密谋新的计划，准备围追堵截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的时候，突然，被蒋氏称为文胆的陈布雷先生由南京匆匆赶来南昌，为四届五中全会文件最后定稿一事求蒋审定。
陈布雷，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在家乡就读，后考入浙江高等学校。在读书期间，由于他的形象长得宛似面包，同窗遂用英语的中文译音布雷戏称。久而久之，他索性改名叫布雷。后任《天铎报》、《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的记者、译述员、总编辑等职。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报人生涯中，他依一支生花的妙笔大震江南的报坛。实事求是地说，在与保皇党的论战、为共和体制的催生等方面，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得以与戴季陶、邵力子等报坛名人相识。
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争夺接班人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蒋氏先后以娴熟的纵横之术相继打败了极右派胡汉民、假左派汪精卫，取得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接着，他又统领三军，誓师北伐，在底定武汉三镇之后又挥师东指，攻占南昌。正当蒋氏决计荣登九五之尊的时候，汪精卫在法国声言回国承继大统。聪明的蒋介石清楚自己的弱点，必须找到一位能与汪精卫对垒的行文高手，方能战胜有南国纵才之称的汪精卫。就这样，陈布雷被蒋氏请到了南昌，并破例给予了同榻议事的殊荣。从此，陈氏以所谓知遇之恩事蒋，写秃了手中一支又一支毛笔。时人云：《蒋中正文集》实乃出于陈布雷之手。此话是没有错的。
陈布雷虽是一代通硕大儒，但对历代帝王奉为治国之策的纵横之术却不甚了了。他向蒋氏汇报过四届五中全会的准备情况之后，又像历代忠诚的谏臣那样，详谈了未来“追剿”中央红军的各种担心。大意谓：湘军何键“剿共”的真实目的是为自保湘境利益，不会与中央同心同德，倾湘中军队和红军对垒。另外，他手下的十万湘军连萧克、贺龙属下的红军都应付不了，万一中央红军再安抵湘西，与之会合，那何键的湘军就只有望红军而却步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既不会保境，也不会安民，虽无多少战斗力，但却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另外，黔地古称夜郎国，不仅自大无人，而且还盲目排外。像何应钦这位贵州名将，就是因为受到排挤才改换门庭的。因此，黔军不仅难以阻挡中央红军入黔，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央红军新的落脚地。说到云南王龙云，他曾是唐继尧的属下，深谙唐氏当年倡导各省自治的理论；另外，他本人是彝族，是孟获的后代，时下只有采取当年孔明欲擒故纵、以夷治夷的策略予以安抚，使之听命于中央，靠龙云帮着中央“追剿”中央红军几无可能。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自民国以来，西南边陲数省打着自治的旗号各行其是，如今**再乘机窜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陈布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讲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而这些属实的情况早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不知转了多少遍。但是，陈布雷和蒋介石的最大区别在于：陈氏为上述那些属实的困难担忧，蒋氏却在为困难担忧的同时，能积极想出对策，因势利导，进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蒋氏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向陈布雷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陈布雷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恍然醒悟：“啊！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设下了一个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计谋！”他深感自己是学而论道，过于迂腐；越发地觉得蒋氏确有过人的胆识，自己的晋谏不过是杞人忧天，故欣然告退了。
但是，蒋介石确定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的计谋只是一种战略设想。时下，当务之急的大事是，必须尽快确定红军突围西去的落脚点选在什么地方？唯有如此，才能制定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方案。就上边所说的战略构想而言，这是具体的战术问题。为此，他召来爱将陈诚，与他一道密商。
陈诚认为：既然中央红军突围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行，那么他们渡过湘江西去的落脚点一定也是与湘西的萧克、贺龙所部会师，在湘、黔、川、滇四省交界处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要严令何键所部集中优势兵力在湘、黔边境张网以待，聚而歼之；与此同时，要命令桂军在桂北山区防堵与侧击，要速令贵州的王家烈在乌江岸边阻止红军进入贵州，要责令薛岳所率中央军乘势尾追。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
“此役不敢预言全歼西窜的**，但对**的创伤一定会大过湘江之战。”
“如果**的落脚点不是选在湘西，而是西出贵州呢？”蒋介石蹙着眉头问道。
“我看这种可能性很小。”
接着，陈诚走到作战地图前面指出：贵州地瘠人穷，共产党在此又没有基础，想在贵州站住脚的可能性极小。如果红军在贵州难以落脚，他们只有北渡长江，沿着当年翼王石达开的路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最后，他又说道：
“此行不下万里。作为久困之师，岂不犯了兵家大忌？”
“他们唯有走此路线，我才可收到完全掌握西南诸省之效！”蒋介石沉吟片时，“如果**果然按照你说的路线溃窜，他们会全军覆没在湘西吗？”
陈诚微微地摇了摇头。
“那他们所剩的散兵游勇会逃向什么地方呢？”
“到那时，他们会有极大的可能再溃窜贵州。”
蒋介石沉思少顷，遂微微地点了点头。
陈诚自然明白蒋介石点头的意思：果然如此，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为此，他又进言道：
“委座，这次一定要赶在**西窜的前面，在与萧克、贺龙所部会合处布好一个口袋。到时，您就可以向中外宣称：这叫请君入瓮之计！”
蒋介石不无得意地笑了。
蒋介石在确定了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之后，接下来就是配备为这一战略战术原则服务的组织措施。他作为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深知削藩裁军的意义。因此，他设想在追堵中央红军的同时，把何键属下的湘军调出湘境，改由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俟机进行分化，把湖南的实权完全归于中央。但是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化作命令，就被何键识破，蒋、何为此又发生了矛盾。蒋介石碍于急迫的大局，说了一句“你和薛伯陵商谈后报我批准。”遂又把球踢给了何键。对此，何键当仁不让，极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请看当事人做的如下回忆：
“追剿”军总部何键不愿将权力交给前敌总指挥薛岳指挥，怕第四路军所辖的第一、第四、第五等三个纵队调交给薛岳指挥，离开湘境，脱离自己指挥，影响自己的实力，对他统治湖南不利。因此，便与薛岳协商，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率第一、四、五纵队原湘军各师沿新宁、城步、绥宁、靖县进行截击；以薛岳为第二兵团，直辖的两个纵队不入桂境，由黄沙河、庙头取道东安、武冈、洪江、芷江等地，堵拦红军北上，其所率的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则进入桂境，在湘军之后向红军尾追。何键的总部虽由衡阳移至宝庆（今邵阳市）“督剿”，实际上看到红军西征，额手称庆，喜在心头。当时何键隐忧的事情却是红二军团自与萧克的红六军团会合后，声势逐渐扩大，在湘西的桑植、大庸步步发展。
何键如此而为，也担心引起蒋介石的怀疑。恰在这时，为策应中央红军突围转移、抢渡湘江，红三军、红六军团“乘湘军全力调往湘南时，就东下包围常德、桃源，威胁岳阳、长沙。当时何键无兵可调，蒋介石才由湘鄂边调来湘西绥宁布防的郭汝栋部往援”。为此，何键又借口怕“后院起火”，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蒋介石是一代纵横大家，岂能识不破何键的这些小伎俩？但是，当他想到西去的中央红军一旦转至湘西，不愁何键到时不呼救！为此，他于红军突破湘江的第二天——十二月二日，遂下令撤销原追堵中央红军的五路大军的建制，将“追剿”军分为两个兵团：刘建绪为第一兵团，薛岳为第二兵团。何键依然为“追剿”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从现象上看，何键取得了胜利，然而，蒋介石从此下定决心拿掉何键。两年多之后，蒋介石在湖南玩的以刘（建绪）代何（键）的把戏，就是这时埋下的种子。此乃后话。
蒋介石在研究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黔军王家烈的心态后，回到南京，遂决定重申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并颁发了如下这则电文：
查赣匪西窜，前已拟定湘、桂、黔各军会剿计划大纲，业经十一月筱戌行战一电知在案。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完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防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