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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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尤其是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这一了不起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这一由弱者调动强者的战略构想，是由不同的战役阶段组成的，这就要求在实施这一积极、主动且又有内在联系的战略构想过程中，必须做到两条：其一，佯动似真，骗过敌人；其二，我军行动机密，必须把这过人的战略招数环环相扣，不准有半点失误。而核心是两个字：“保密”。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者，而周恩来则注定是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实施者。对此，黄火青曾做了如下的记评：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役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如果说周恩来在上海阶段，作为党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和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创建了江西根据地，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那么在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则是周恩来通过失败的教训，一步一步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是出自内心的。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认输的博大胸襟，才能积极支持并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自此开始，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这种奇特的工作关系：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命运蓝图的绘制导师，周恩来则是这一命运蓝图的实施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部悲壮的命运交响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长征交响曲也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
周恩来在讲完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的意见之后，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表意见，在赞成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的同时，就确保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各抒己见。为达到周恩来提出的高度保密的原则，一致认为：要把这一整体战略构想限定在极少数领导范围内。换言之，具体参战部队，只需掌握具体战役的部署。
接着，中革军委于三月十六日十八时发布《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该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此次渡河，以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为渡河司令及政委。
红军秩序井然地三渡赤水河之后，在毛泽东诱敌西进、北渡长江的指示下，公开摆出北指长江的姿态，浩浩荡荡地经古蔺妙山、金华寺进入石宝寨、大村、铁厂、皇华、镇龙山等地。这时，红军主力接到命令：立即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以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前进，伪装红军西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
或许是“天意”，当我“伪装红军西进”的部队赶到镇龙山时，与毫无精神准备的川军一个团相遇，一听说红军主力到了，这些川军于仓皇中放了几枪，就凭借路熟逃之夭夭了！但是，这些善于欺骗上司的杂牌部队，大讲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古蔺，不日即可北渡长江。这等于充当了中央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然而毛泽东并未跟随红军主力西行，渡过赤水河后就进入一个不小的树林中，“在地上摊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说白了，是在研究三渡赤水河并完成诱敌西进的任务之后，如何再出敌不意地折回赤水河以东，即四渡赤水。为此，总参谋长刘伯承调来了工兵连长王耀南。毛泽东当即说道：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耀南同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刘伯承问道。
“据了解，还在。”王耀南答说。
“那好。”刘伯承接着说道，“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毛泽东的意图是：如果红军在一渡、二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二郎滩建的浮桥还在，我三渡赤水河诱敌西去，并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的主力红军，即刻挥师东指，在太平渡、二郎滩实施四渡赤水河的任务。
王耀南当即“派一排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刘伯承听了王耀南的报告后，当即嘱咐：
“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毛泽东听后露出了微笑，他有意地问刘伯承：
“总参谋长，在我们尚未下达四渡赤水河命令之前，我想向你问句题外话：他们的蒋委员长在想些什么？”
刘伯承沉吟片时，笑着答说：
“我想，这位蒋委员长一定是在按照主席的计划行事。”
这一个星期来，坐镇山城的蒋介石不仅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行事，而且他那忽喜忽怒的情绪也因此而变幻莫测。当他刚刚下达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消灭中央红军的命令之后，在他的观念中，从此收到前方的电文，自应是在该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报。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战役还没打响，中央红军就又跳出他精心部署的包围圈，挥师西去，并在鲁班厂狠狠教训了周浑元所部。因此，他的情绪尚未变喜就又发怒，并于当日严厉电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同时严令：“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令剿办，乃歼灭良机。”但是，出蒋所料的是，红军突然撤攻鲁班厂，再次挥师北指，经仁怀，克茅台，并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大踏步地向川南古蔺前进。对此，蒋氏再次陷入困惑之中，遂在他的下榻处范庄召集会议，共议中央红军向川南挺进的目的。
蒋介石立于九五之尊极位，也有着古今中外独裁者那特有的习性：君临天下，舍我其谁？因此，没等陈诚、晏道刚等人讲话，他就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战斗力仍未削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米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打游击。”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论断，陈诚、晏道刚等这些熟读兵法的高参，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但是，在蒋氏这样自视高明的独裁者面前，谁还再敢说些不同的意见呢？另外，像陈诚、晏道刚等人都深知毛泽东用兵之妙，远在他们之上，万一出错了招数导致失败，谁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呢？好在几千年留下了这样不成文的传统：最高主宰者错了——甚至丢了江山，自有对手和人民治罪。所以，他们也就围绕着蒋氏定的调子往下唱。从而形成了以蒋氏即兴谱写的主旋律为核心，进而再赞美蒋氏英明、天才的颂歌。这种古老的颂歌唱了几千年，唱出了多少天下兴亡事，但蒋氏依然像他心中的贤哲那样——由于还有忠诚的合唱者，他还是要起劲地唱下去。
最后，和过去结束这样的合唱会完全一样，蒋介石再次以神灵的化身发布指示：“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对此，与会者晏道刚写道：“于是他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堡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进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
不久，蒋氏获悉中央红军“麇集古蔺东南地区”之后，又迅速把“川军刘（兆藜）、达（凤岗）、袁（如骏）、魏（楷）、周（化成）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浑元）、吴（奇伟）、侯（汉佑）各部沿赤水河流域防堵于东与南；黔军现正向此线接防，腾出周、吴两部担任追剿；孙（渡）纵队亦向赤水河镇防堵；郭（勋祺）部由茅台渡河追击”。在新的部署完成之后，他又向各部下达了《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电令，信誓旦旦地指出：
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并派多组别动队，遍处游击，阻其行进，眩其耳目。追击者不顾一切，以找匪痛击之决心，或尾匪追击：或派游击队绕出其前拦击、腰击与堵击；或主力赶出其旁截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蒋中正哿戌川行印
也就在蒋介石下达上述命令的同一天——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认为三渡赤水河的任务——其中包括把滇军孙渡纵队调出云南的设想全部完成。就在蒋氏《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毛泽东突然挥兵东指，悄然四渡赤水河，这样就又把敌人刚刚集中至赤水河以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为此，毛泽东遂于三月二十日十五时下达了《关于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
（甲）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二十一日十二时架成，林滩限十五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二十日下午出发，入夜后休息，限明十五时到达林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与此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向古蔺游击惑敌。一俟任务完成，限二十一日十八时全部赶到林滩渡河。命令特别强调：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接着，下达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以五军团为后卫，吸引川敌郭勋祺部向古蔺前进，掩护红军主力过河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然后迅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渡河；九军团渡二郎滩；军委纵队渡九溪口；三军团渡太平渡；一军团渡林滩。”欲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胜利完成四渡赤水河的任务，电令明确规定：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事大家的精密实施下，我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的使命，再次进入已经近似空无人防的黔北地区。由于我军在四渡赤水河的时候，真正地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在中国战史上创造了“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我军巧妙地秘密地与敌相对而行”的战例。
如果说一渡、二渡赤水河，是毛泽东在我军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下，被迫地采取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军事行为，并为再克桐梓、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条件；那么三渡、四渡赤水河，则是毛泽东在静观敌变的过程中采取的主动的军事行为。因此，后者比前者更能显示毛泽东高超的且又是更为成熟的指挥天才。应当说，作为军事家在一生的指挥生涯中，且前后集中在整整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谱写出如此漂亮的四渡赤水的军事篇章是很难的；在毛泽东一生谱就的军事华章中，也只有转战陕北可与之比拟。但就敌我态势、地形、人情以及时间而言，四渡赤水河有着转战陕北无可比拟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对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例，唯青睐于四渡赤水。就是到了建国之后，他与陈毅在议政论军的时候，还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周恩来曾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演出过不少次战争悲剧，因此，他更能体会毛泽东在运动中演出四渡赤水河的好戏是何等不易！他知道像四渡赤水河这样完善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中也是不多见的。事后，他多次称道四渡赤水，并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但是，在那时的毛泽东看来，四渡赤水河仅仅是他构想中的那盘大棋中的第一步。当他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立即又进入如何走好第二步棋的运筹中。在他预伏的构想中，应当挥师南指，再次抢渡乌江，向着兵力空虚的贵阳进军。这样，蒋介石就势必东调滇军主力援黔。待滇军倾巢东下之后，我中央红军再挥师入滇，转兵滇北，渡金沙江北上，完成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为实施这步大棋，毛泽东再次采用声北击南之道：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的主力，浩荡北指，造成红军北上——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北渡长江的态势，并以强行军的速度进抵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一带。同时，我红军主力“通过遵（义）怀（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实施毛泽东南下突袭乌江、威胁贵阳的战略构想，他们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我们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等人不仅完全能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确保这一战略构想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以及我军高级指挥员是通过四渡赤水，逐步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努力开始实施之的。
正当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运筹这步大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骑马赶来，有些兴奋地说道：
“主席，据可靠的情报，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山城重庆，飞到贵阳来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露出了惬意的微笑，说道：
“这可是飞来之笔啊！”
“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牵着十几万敌人的鼻子到处转，而且还把这位蒋委员长调到贵阳来了！”
“是的，是的！”毛泽东沉吟片时，“既然是飞来之笔，我们下边的文章就应当改从蒋某人做起了。”
周恩来从这话音中，知道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文章，故说道：
“先听主席破题、开讲。”
“不！我们应当先看蒋某人的言行。”
九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离开重庆飞往贵阳呢？这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而直接导致他离开山城的动因，则是中央红军漂亮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
蒋介石在惊悉毛泽东重掌军事大权，并胜利完成一渡、二渡赤水河，连克桐梓、娄山关，继而又取得再克遵义的辉煌战果之后，他于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武昌飞往重庆，妄图以自己的所谓军事天才，击败刚刚获得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但是，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不仅打破了他精心设计的《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河，把他仓促制定的《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化为泡影，同时还把疲惫不堪的十几万大军甩在了赤水河西边的川南地区。这对任何一位指挥员而言，都是军事生涯中的奇耻大辱！
但是，蒋介石有着所有独裁者对待失败的办法：一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制造败为胜的舆论——“将予取之，必先予之”；再是失败了诿过于下属——即我蒋某人的经卷是正确的，被无能的和尚们念歪了！时下，蒋介石就是认定他在山城重庆定下的歼灭中央红军的一次次部署是正确的，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薛岳、王家烈等前线指挥官无能，被毛泽东这个“游击大王”钻了空子！
另外，从蒋介石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是一位很讲究实效的军事统帅。把话说穿了，蚀本的生意他是从来不做的。举例来说：孙中山先生蒙难观音山，蒋介石赶往中山舰“救驾”，时虽有危险，但他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天下属孙中山，绝非是陈炯明，故决定冒险前往，从而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为他日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遗产奠定了基础；再如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兵过济南时遇到日本出兵干涉，并造成“五三惨案”，蒋氏无力、也不想和日军兵戎相见，当即决定把所谓的北伐统帅虚衔交给冯玉祥，自己躲回南京乐观其成，等等。时下，蒋介石自重庆飞往贵阳之举，从军事上讲对他有什么益处呢？
蒋介石是很相信军事统帅的作用的。他认为十几万大军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转，实是部属薛岳等人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的缘故。如果是他坐镇指挥，就一定能够识破毛泽东用兵的计谋，并能以更高明的策略战胜之。事后追论，这点自信是蒋介石战胜各地实力派的本钱，也是终为毛泽东所败的原因。另外，他认为中央红军历经半年的转移，尤其是经过湘江血战等战役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战斗力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军事统帅，还清楚地知道：中央红军西行转移是无后方作战，其困难是很大的，再加上人生地不熟等不利的客观条件，也必然会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对中央红军不利的主客观条件，恰又是他所指挥的“追剿”部队的长处。他的结论是：只要他君临贵阳坐镇，亲自与毛泽东对垒，他是一定能够稳操胜券的！因此，他一听说中央红军悄然完成四渡赤水河之后，盛怒之下，即于三月二十四日偕夫人宋美龄、洋顾问端纳、陈诚、晏道刚等由重庆飞往贵阳。
自然，蒋介石此次贵阳之行，还有着人所皆知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实现前文所说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具体地说，拿掉王家烈，把贵州省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方的军事统帅，有着他先天和后天乃至于军事品格等方面的不足，然而他作为一代纵横家，却有着他极其高明的谋略和手段。只要回顾一下他和假左派汪精卫、真右派胡汉民等人的斗法，时人以及后人乃至于史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民党中无人与其向背。因此，蒋氏战胜王家烈，用句俗话说：“这只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就在蒋氏飞抵重庆不久，他就认定接连兵败的王家烈是到了下台的时候了。其一，薛岳亲率十万中央军借“追剿”红军已经跟进贵州，入主贵阳，造成了取王而代之的态势；其二，王家烈的看家本钱——黔军屡遭红军的打击，不仅成了惊弓之鸟，而且也授给了蒋氏分化瓦解的机会。蒋氏作为一代纵横家十分清楚：强夺王家烈的兵权、政权，不如请王家烈做个识时务者，主动向中央交出他手中的一切权力。为此，他电示贵州省党部书记长李仲明找王家烈谈话，提出：“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愿意主政？”为了使恋栈不走的王家烈早下决心离去，他又命时任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由渝飞黔，再与王家烈商谈贵州问题。时下，他决定在贵阳指挥“剿共”的同时，彻底解决贵州省的问题，故通知有关人士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顾祝同、吴忠信等相继飞抵贵阳，共议改组贵州省府的大事。
蒋介石飞抵贵阳之后，他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宇的住宅里面，蒋与夫人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传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士兵巡回走动。由此可知，蒋氏不仅惜命保生，而且也说明他对黔系，尤其是即将被拿掉的王家烈等是极不信任的！
国民党中流传着一句近似笑谈的话，大意谓：蒋介石任总司令，中华民国即为总司令体制；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华民国即为委员长体制；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即为主席体制。后来，又有好事者引申道：蒋介石在南京，南京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在庐山，庐山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一句话：蒋介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上述的传言说明：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一切以他自己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少为中外观瞻和关心的贵阳城，由于蒋介石的突然到来，一时成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注目的政治、军事中心。对此，蒋介石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他还有意借舆论把贵阳炒成新闻热点，进而再把古之夜郎国变成政治中心。为此，他下车伊始，遂向党政军各界人士发表讲演，除去大谈“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而外，他还大讲了一番所谓“**救国”的谬论。最后，他慷慨陈词地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蒋介石既然是一位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家，那么自他到贵阳始即为最高指挥者则是必然的。因此，不仅随他而来的陈诚、顾祝同、晏道刚等是随叫随到的高参，就连负前线指挥重任的薛岳等人也变成了侍从高参。在蒋初到贵阳的前几天里，每天都要数度召见这些侍从高参，询问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自然，审阅发自前线的那雪片似的军情通报，则更是随到随看，有的还要随时处理。由此可见，他也真是够辛苦的了！
但是，一是由于中央红军严密执行毛泽东“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的原则，再是十几万“追剿”大军相互牵制、矛盾重重，且又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蒋介石始终没有得到红军行止的准确消息。所以，他到贵阳的前五天，只是根据前线发来的一些错误的情报，向各部下达了不少错误的指示。待到三月二十八日，他获悉“股匪主力三日来仍在鸭溪与潭厂线之北方地区，与我第一、第二纵队对峙。窥其企图，必将由该线突破一点，或在鸭溪附近乘隙偷窜”之后，他顿感事态严重，遂给滇军孙渡下达了《关于速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电令：“务望兄部速取直径，用最快速度于本月三十一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间地区，俾得按其协剿，完成革命也。”
蒋介石刚刚给滇军孙渡发出上述电令之后，薛岳又“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知道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但他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经完成，不足为虑。三十日薛岳突接周浑元急电说，该纵队于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厂封锁线内的倒流水地区被红军强袭，激战近日之后，红军已经继续经沙土南移，似有偷渡乌江模样”。这一情况实出薛岳所料，但他知红军果真强渡乌江的后果，因此，他不得不怯生生地向蒋介石做了如实的报告。
蒋介石听后更是吃惊不小，他一边自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大骂薛岳是饭桶、无能！也就是从这天开始，“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也就是说，从这天起，蒋介石走马上任，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与毛泽东指挥的不足三万名红军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激烈的厮杀！
或许这一个多月以来，蒋介石所部吃毛泽东声东击西、声南击北的亏太多了，因此，他用近似口头禅的话大声地询问：
“毛泽东的指挥位置在什么地方？**的主力在什么地方？**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
就在蒋介石像个瞎子似的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忽而南，忽而北，忽而东，忽而西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毛泽东示形于北——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北去的同时，红一、三、五军团主力已经悄然南下，就要逼近乌江北岸了！就在蒋介石命滇军孙渡所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同一天——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电告红九军团，正式指示：“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五军团在明十二时前在兴隆场钳制枫香坝敌人，以掩护南下。”为了继续欺骗敌人，还指示红九军团于二十九日“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出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以便中央红军主力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三月三十一日二时，毛泽东、朱德又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命令。
为了确保南渡乌江的胜利，特任命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担任南渡乌江的先遣团，并把军团工兵连配属红三团执行先遣任务。为加强红三团的领导力量，军团特派组织部长萧华赶到乌江前线，组织实施抢渡乌江的任务。
萧华等亲率三团于三月三十一日如期赶到乌江边。放眼望去，乌江北岸的大山高约一千五百米。为了封锁红军的行踪，部队在靠近江边的山背后隐蔽下来。接着，一面派人侦察敌人江防的情况，一面做强渡乌江的准备。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指战员，连片刻休息都没有，就又紧张地砍伐竹子，结扎竹排。
萧华等各级指挥员赶到江边察看地形，发现“乌江对岸是笔直的峭壁悬崖，江水轰鸣着滚滚东去。江面并不算宽，然而水流湍急，礁石层出，石壁下汇成险恶的漩涡”。“经过侦察，得知对岸渡口的守敌系薛岳所部九十一师的一营人，他们是在一个月以前来到的，构筑了坚固的堡垒，把可供渡江的船只和可以登陆的道路全部破坏和封锁了。”更为严重的是，我渡江行动被敌人发现了，原定偷渡的计划必须改为抢渡。但由于乌江水流湍急，加之对面敌人火力封锁，白天的抢渡失败了！
是日“黄昏以后，天气突变。一霎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夜，黑得对面不见人。天色同乌江的浊水难以分辨。江水疯狂地咆哮着。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的确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可是，这对敌人也起了麻痹作用”。我渡江先遣部队就是“在暴风雨的掩护下”，于当夜渡过了乌江。接着，“我军一个猛冲，就把这个营（守卫渡口的）大部消灭了，并活捉了敌人的营长”。胜利地完成了抢渡乌江的先遣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南渡乌江的成功，标志着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从而打破了数倍于我的强敌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并在调动敌人的同时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那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不仅被甩在数百里之外的敌人再也难以形成合围之势，而且兵单力弱的中央红军则完全由被动转为主动，让蒋介石统率下的十几万大军处于被动的地位。简言之，敌我双方的态势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分外重视南渡乌江的成功。也就是在这期间，为了使得中央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解除了“保密”原则，向有关指战员讲了南渡乌江后的战略构想。据当事人回忆说：
“三月三十一日，部队南渡乌江，正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了红二师，亲自向师首长面授机宜。在路旁的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十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暂时作为作战办公室。毛主席手持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面画了一道从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这是一条说明我军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的红线。在毛泽东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后，在场的指挥员们，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未完待续）
与会者，尤其是周恩来十分赞赏毛泽东这一了不起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这一由弱者调动强者的战略构想，是由不同的战役阶段组成的，这就要求在实施这一积极、主动且又有内在联系的战略构想过程中，必须做到两条：其一，佯动似真，骗过敌人；其二，我军行动机密，必须把这过人的战略招数环环相扣，不准有半点失误。而核心是两个字：“保密”。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者，而周恩来则注定是这一战略构想的主要实施者。对此，黄火青曾做了如下的记评：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役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
如果说周恩来在上海阶段，作为党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和远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创建了江西根据地，并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那么在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在漫长的三年时间里，则是周恩来通过失败的教训，一步一步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军事思想是正确的。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是出自内心的。也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敢于在真理面前认输的博大胸襟，才能积极支持并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自此开始，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这种奇特的工作关系：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命运蓝图的绘制导师，周恩来则是这一命运蓝图的实施人。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这部悲壮的命运交响曲，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就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长征交响曲也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谱写的。
周恩来在讲完实施毛泽东提出的战略部署的意见之后，其他与会者相继发表意见，在赞成毛泽东这一战略构想的同时，就确保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各抒己见。为达到周恩来提出的高度保密的原则，一致认为：要把这一整体战略构想限定在极少数领导范围内。换言之，具体参战部队，只需掌握具体战役的部署。
接着，中革军委于三月十六日十八时发布《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该部署规定：“我野战军决于今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此次渡河，以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为渡河司令及政委。
红军秩序井然地三渡赤水河之后，在毛泽东诱敌西进、北渡长江的指示下，公开摆出北指长江的姿态，浩浩荡荡地经古蔺妙山、金华寺进入石宝寨、大村、铁厂、皇华、镇龙山等地。这时，红军主力接到命令：立即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以求新的机动。与此同时，“由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向古蔺县城前进，伪装红军西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
或许是“天意”，当我“伪装红军西进”的部队赶到镇龙山时，与毫无精神准备的川军一个团相遇，一听说红军主力到了，这些川军于仓皇中放了几枪，就凭借路熟逃之夭夭了！但是，这些善于欺骗上司的杂牌部队，大讲红军主力已经到达古蔺，不日即可北渡长江。这等于充当了中央红军的义务宣传员！
然而毛泽东并未跟随红军主力西行，渡过赤水河后就进入一个不小的树林中，“在地上摊着一张大比例尺军用地图，研究部队下一步行动”。说白了，是在研究三渡赤水河并完成诱敌西进的任务之后，如何再出敌不意地折回赤水河以东，即四渡赤水。为此，总参谋长刘伯承调来了工兵连长王耀南。毛泽东当即说道：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耀南同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刘伯承问道。
“据了解，还在。”王耀南答说。
“那好。”刘伯承接着说道，“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毛泽东的意图是：如果红军在一渡、二渡赤水河时在太平渡、二郎滩建的浮桥还在，我三渡赤水河诱敌西去，并在山沟森林中隐蔽集结的主力红军，即刻挥师东指，在太平渡、二郎滩实施四渡赤水河的任务。
王耀南当即“派一排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结果是：“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刘伯承听了王耀南的报告后，当即嘱咐：
“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毛泽东听后露出了微笑，他有意地问刘伯承：
“总参谋长，在我们尚未下达四渡赤水河命令之前，我想向你问句题外话：他们的蒋委员长在想些什么？”
刘伯承沉吟片时，笑着答说：
“我想，这位蒋委员长一定是在按照主席的计划行事。”
这一个星期来，坐镇山城的蒋介石不仅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行事，而且他那忽喜忽怒的情绪也因此而变幻莫测。当他刚刚下达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消灭中央红军的命令之后，在他的观念中，从此收到前方的电文，自应是在该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报。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战役还没打响，中央红军就又跳出他精心部署的包围圈，挥师西去，并在鲁班厂狠狠教训了周浑元所部。因此，他的情绪尚未变喜就又发怒，并于当日严厉电责薛岳、吴奇伟、周浑元：“此乃为我军之大耻。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同时严令：“周（浑元）可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可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假使各部运用得法，努力遵令剿办，乃歼灭良机。”但是，出蒋所料的是，红军突然撤攻鲁班厂，再次挥师北指，经仁怀，克茅台，并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大踏步地向川南古蔺前进。对此，蒋氏再次陷入困惑之中，遂在他的下榻处范庄召集会议，共议中央红军向川南挺进的目的。
蒋介石立于九五之尊极位，也有着古今中外独裁者那特有的习性：君临天下，舍我其谁？因此，没等陈诚、晏道刚等人讲话，他就讲了如下这段话：
“红军战斗力仍未削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米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打游击。”
对于蒋介石的上述论断，陈诚、晏道刚等这些熟读兵法的高参，一定会有各种不同想法的。但是，在蒋氏这样自视高明的独裁者面前，谁还再敢说些不同的意见呢？另外，像陈诚、晏道刚等人都深知毛泽东用兵之妙，远在他们之上，万一出错了招数导致失败，谁能负得起这样的责任呢？好在几千年留下了这样不成文的传统：最高主宰者错了——甚至丢了江山，自有对手和人民治罪。所以，他们也就围绕着蒋氏定的调子往下唱。从而形成了以蒋氏即兴谱写的主旋律为核心，进而再赞美蒋氏英明、天才的颂歌。这种古老的颂歌唱了几千年，唱出了多少天下兴亡事，但蒋氏依然像他心中的贤哲那样——由于还有忠诚的合唱者，他还是要起劲地唱下去。
最后，和过去结束这样的合唱会完全一样，蒋介石再次以神灵的化身发布指示：“因此，决定严密封锁，再把碉堡政策拿出来。”对此，与会者晏道刚写道：“于是他指示薛岳令各纵队尾追侧击，采取在江西修碉堡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并调李韫珩部由黔东进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长江防线，并挺进至长江以南叙永、赤水、土城、古蔺地区修碉封锁；电龙云以孙渡部进至大定、毕节以东地区防堵，修碉封锁，并切实加强封锁横江。”
不久，蒋氏获悉中央红军“麇集古蔺东南地区”之后，又迅速把“川军刘（兆藜）、达（凤岗）、袁（如骏）、魏（楷）、周（化成）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浑元）、吴（奇伟）、侯（汉佑）各部沿赤水河流域防堵于东与南；黔军现正向此线接防，腾出周、吴两部担任追剿；孙（渡）纵队亦向赤水河镇防堵；郭（勋祺）部由茅台渡河追击”。在新的部署完成之后，他又向各部下达了《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电令，信誓旦旦地指出：
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连防，使无间隙可乘。并另控制兵力于相当地带，准备迎头痛击，并派多组别动队，遍处游击，阻其行进，眩其耳目。追击者不顾一切，以找匪痛击之决心，或尾匪追击：或派游击队绕出其前拦击、腰击与堵击；或主力赶出其旁截击。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勉之勉之。
蒋中正哿戌川行印
也就在蒋介石下达上述命令的同一天——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认为三渡赤水河的任务——其中包括把滇军孙渡纵队调出云南的设想全部完成。就在蒋氏《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尚未就绪之际，毛泽东突然挥兵东指，悄然四渡赤水河，这样就又把敌人刚刚集中至赤水河以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为此，毛泽东遂于三月二十日十五时下达了《关于一军团先头部队控制太平渡林滩的指示》：
（甲）我军决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
（乙）一军团得电后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每人沿途砍带可架桥竹子一根，并带全部工兵连夜兼程赶到，并急袭太平渡（今夜袭占）、林滩（明日上午）两点，抢船各架桥两座，由师长、政委分往亲自指挥。太平渡之桥限明二十一日十二时架成，林滩限十五时架成，其先头两个团主力应过河控制太平渡、林滩渡河点，向二郎滩、土城严密警戒。
（丙）一军团主力（缺三个团）于今二十日下午出发，入夜后休息，限明十五时到达林滩渡河，限明晚渡河完毕，太平渡桥则交三军团渡。
与此同时，要求红一军团留一个团在镇龙山向古蔺游击惑敌。一俟任务完成，限二十一日十八时全部赶到林滩渡河。命令特别强调：
“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
接着，下达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以五军团为后卫，吸引川敌郭勋祺部向古蔺前进，掩护红军主力过河拒敌于大村以东至二十一日晚，然后迅速转移到太平渡。于二十二日上午渡河；九军团渡二郎滩；军委纵队渡九溪口；三军团渡太平渡；一军团渡林滩。”欲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胜利完成四渡赤水河的任务，电令明确规定：
“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在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军事大家的精密实施下，我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的使命，再次进入已经近似空无人防的黔北地区。由于我军在四渡赤水河的时候，真正地做到了“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在中国战史上创造了“蒋介石的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之时，我军巧妙地秘密地与敌相对而行”的战例。
如果说一渡、二渡赤水河，是毛泽东在我军处于不利的态势之下，被迫地采取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军事行为，并为再克桐梓、娄山关，取得遵义大捷创造了条件；那么三渡、四渡赤水河，则是毛泽东在静观敌变的过程中采取的主动的军事行为。因此，后者比前者更能显示毛泽东高超的且又是更为成熟的指挥天才。应当说，作为军事家在一生的指挥生涯中，且前后集中在整整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能够谱写出如此漂亮的四渡赤水的军事篇章是很难的；在毛泽东一生谱就的军事华章中，也只有转战陕北可与之比拟。但就敌我态势、地形、人情以及时间而言，四渡赤水河有着转战陕北无可比拟的难度。因此，毛泽东对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例，唯青睐于四渡赤水。就是到了建国之后，他与陈毅在议政论军的时候，还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周恩来曾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演出过不少次战争悲剧，因此，他更能体会毛泽东在运动中演出四渡赤水河的好戏是何等不易！他知道像四渡赤水河这样完善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中也是不多见的。事后，他多次称道四渡赤水，并说“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这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但是，在那时的毛泽东看来，四渡赤水河仅仅是他构想中的那盘大棋中的第一步。当他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之后，立即又进入如何走好第二步棋的运筹中。在他预伏的构想中，应当挥师南指，再次抢渡乌江，向着兵力空虚的贵阳进军。这样，蒋介石就势必东调滇军主力援黔。待滇军倾巢东下之后，我中央红军再挥师入滇，转兵滇北，渡金沙江北上，完成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为实施这步大棋，毛泽东再次采用声北击南之道：以红九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的主力，浩荡北指，造成红军北上——或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或北渡长江的态势，并以强行军的速度进抵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一带。同时，我红军主力“通过遵（义）怀（仁）之线，向南寻求新的机动”。
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为实施毛泽东南下突袭乌江、威胁贵阳的战略构想，他们要求：“各军团应乘月夜运动，在白天飞机活动时间，则区分各分队成梯队，伸长距离，加意对空伪装，逐段前进，黄昏进入宿营地，并要加强政治工作，使指战员努力争取南下先机。”
我们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等人不仅完全能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确保这一战略构想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恩来以及我军高级指挥员是通过四渡赤水，逐步认识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努力开始实施之的。
正当毛泽东在行军途中运筹这步大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骑马赶来，有些兴奋地说道：
“主席，据可靠的情报，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山城重庆，飞到贵阳来了！”
毛泽东听后一怔，遂露出了惬意的微笑，说道：
“这可是飞来之笔啊！”
“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仅牵着十几万敌人的鼻子到处转，而且还把这位蒋委员长调到贵阳来了！”
“是的，是的！”毛泽东沉吟片时，“既然是飞来之笔，我们下边的文章就应当改从蒋某人做起了。”
周恩来从这话音中，知道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文章，故说道：
“先听主席破题、开讲。”
“不！我们应当先看蒋某人的言行。”
九
蒋介石为什么突然离开重庆飞往贵阳呢？这其中既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考虑。而直接导致他离开山城的动因，则是中央红军漂亮地完成了四渡赤水河。
蒋介石在惊悉毛泽东重掌军事大权，并胜利完成一渡、二渡赤水河，连克桐梓、娄山关，继而又取得再克遵义的辉煌战果之后，他于三月二日偕夫人宋美龄等人由武昌飞往重庆，妄图以自己的所谓军事天才，击败刚刚获得指挥大权的毛泽东。但是，出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不仅打破了他精心设计的《关于在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河，把他仓促制定的《关于在古蔺东南地区消灭中央红军》的部署化为泡影，同时还把疲惫不堪的十几万大军甩在了赤水河西边的川南地区。这对任何一位指挥员而言，都是军事生涯中的奇耻大辱！
但是，蒋介石有着所有独裁者对待失败的办法：一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制造败为胜的舆论——“将予取之，必先予之”；再是失败了诿过于下属——即我蒋某人的经卷是正确的，被无能的和尚们念歪了！时下，蒋介石就是认定他在山城重庆定下的歼灭中央红军的一次次部署是正确的，而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薛岳、王家烈等前线指挥官无能，被毛泽东这个“游击大王”钻了空子！
另外，从蒋介石的军事生涯来看，他是一位很讲究实效的军事统帅。把话说穿了，蚀本的生意他是从来不做的。举例来说：孙中山先生蒙难观音山，蒋介石赶往中山舰“救驾”，时虽有危险，但他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天下属孙中山，绝非是陈炯明，故决定冒险前往，从而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为他日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遗产奠定了基础；再如二次北伐——讨伐奉系张作霖，兵过济南时遇到日本出兵干涉，并造成“五三惨案”，蒋氏无力、也不想和日军兵戎相见，当即决定把所谓的北伐统帅虚衔交给冯玉祥，自己躲回南京乐观其成，等等。时下，蒋介石自重庆飞往贵阳之举，从军事上讲对他有什么益处呢？
蒋介石是很相信军事统帅的作用的。他认为十几万大军被中央红军牵着鼻子转，实是部属薛岳等人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的缘故。如果是他坐镇指挥，就一定能够识破毛泽东用兵的计谋，并能以更高明的策略战胜之。事后追论，这点自信是蒋介石战胜各地实力派的本钱，也是终为毛泽东所败的原因。另外，他认为中央红军历经半年的转移，尤其是经过湘江血战等战役之后，已经没有太大的战斗力了。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军事统帅，还清楚地知道：中央红军西行转移是无后方作战，其困难是很大的，再加上人生地不熟等不利的客观条件，也必然会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在蒋介石看来，这些对中央红军不利的主客观条件，恰又是他所指挥的“追剿”部队的长处。他的结论是：只要他君临贵阳坐镇，亲自与毛泽东对垒，他是一定能够稳操胜券的！因此，他一听说中央红军悄然完成四渡赤水河之后，盛怒之下，即于三月二十四日偕夫人宋美龄、洋顾问端纳、陈诚、晏道刚等由重庆飞往贵阳。
自然，蒋介石此次贵阳之行，还有着人所皆知的政治原因，那就是实现前文所说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具体地说，拿掉王家烈，把贵州省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方的军事统帅，有着他先天和后天乃至于军事品格等方面的不足，然而他作为一代纵横家，却有着他极其高明的谋略和手段。只要回顾一下他和假左派汪精卫、真右派胡汉民等人的斗法，时人以及后人乃至于史学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民党中无人与其向背。因此，蒋氏战胜王家烈，用句俗话说：“这只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就在蒋氏飞抵重庆不久，他就认定接连兵败的王家烈是到了下台的时候了。其一，薛岳亲率十万中央军借“追剿”红军已经跟进贵州，入主贵阳，造成了取王而代之的态势；其二，王家烈的看家本钱——黔军屡遭红军的打击，不仅成了惊弓之鸟，而且也授给了蒋氏分化瓦解的机会。蒋氏作为一代纵横家十分清楚：强夺王家烈的兵权、政权，不如请王家烈做个识时务者，主动向中央交出他手中的一切权力。为此，他电示贵州省党部书记长李仲明找王家烈谈话，提出：“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意主军还是愿意主政？”为了使恋栈不走的王家烈早下决心离去，他又命时任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由渝飞黔，再与王家烈商谈贵州问题。时下，他决定在贵阳指挥“剿共”的同时，彻底解决贵州省的问题，故通知有关人士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顾祝同、吴忠信等相继飞抵贵阳，共议改组贵州省府的大事。
蒋介石飞抵贵阳之后，他的行营设在乐会巷毛光宇的住宅里面，蒋与夫人宋美龄住在二楼，警卫十分严密，二楼两端的楼口都站有双卫兵。除了顾祝同、陈诚、端纳、晏道刚、吴忠信、何成浚等人可以自由上下外，任何人不经蒋的传唤都不许上去。开会时，走廊上还有武装士兵巡回走动。由此可知，蒋氏不仅惜命保生，而且也说明他对黔系，尤其是即将被拿掉的王家烈等是极不信任的！
国民党中流传着一句近似笑谈的话，大意谓：蒋介石任总司令，中华民国即为总司令体制；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华民国即为委员长体制；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即为主席体制。后来，又有好事者引申道：蒋介石在南京，南京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蒋介石在庐山，庐山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一句话：蒋介石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即为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上述的传言说明：蒋介石就像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者那样，一切以他自己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因此，少为中外观瞻和关心的贵阳城，由于蒋介石的突然到来，一时成了中国各阶层人士注目的政治、军事中心。对此，蒋介石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他还有意借舆论把贵阳炒成新闻热点，进而再把古之夜郎国变成政治中心。为此，他下车伊始，遂向党政军各界人士发表讲演，除去大谈“抱定与红军一决雌雄的战略企图”而外，他还大讲了一番所谓“**救国”的谬论。最后，他慷慨陈词地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红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蒋介石既然是一位以自己为中心的军事家，那么自他到贵阳始即为最高指挥者则是必然的。因此，不仅随他而来的陈诚、顾祝同、晏道刚等是随叫随到的高参，就连负前线指挥重任的薛岳等人也变成了侍从高参。在蒋初到贵阳的前几天里，每天都要数度召见这些侍从高参，询问毛泽东指挥下的中央红军到了什么地方。自然，审阅发自前线的那雪片似的军情通报，则更是随到随看，有的还要随时处理。由此可见，他也真是够辛苦的了！
但是，一是由于中央红军严密执行毛泽东“秘密、迅速、坚决”与“出敌不备”的原则，再是十几万“追剿”大军相互牵制、矛盾重重，且又被红军拖得疲惫不堪，蒋介石始终没有得到红军行止的准确消息。所以，他到贵阳的前五天，只是根据前线发来的一些错误的情报，向各部下达了不少错误的指示。待到三月二十八日，他获悉“股匪主力三日来仍在鸭溪与潭厂线之北方地区，与我第一、第二纵队对峙。窥其企图，必将由该线突破一点，或在鸭溪附近乘隙偷窜”之后，他顿感事态严重，遂给滇军孙渡下达了《关于速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电令：“务望兄部速取直径，用最快速度于本月三十一日以前赶到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间地区，俾得按其协剿，完成革命也。”
蒋介石刚刚给滇军孙渡发出上述电令之后，薛岳又“接侯汉佑在土城来电，知道红军停止西进，一部有回转模样，但他未加重视，认为遵义以西封锁线已经完成，不足为虑。三十日薛岳突接周浑元急电说，该纵队于长干山、枫香坝、鲁班厂封锁线内的倒流水地区被红军强袭，激战近日之后，红军已经继续经沙土南移，似有偷渡乌江模样”。这一情况实出薛岳所料，但他知红军果真强渡乌江的后果，因此，他不得不怯生生地向蒋介石做了如实的报告。
蒋介石听后更是吃惊不小，他一边自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大骂薛岳是饭桶、无能！也就是从这天开始，“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蒋有时还耳红脸赤骂个不停”。也就是说，从这天起，蒋介石走马上任，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与毛泽东指挥的不足三万名红军展开了斗智、斗勇的激烈的厮杀！
或许这一个多月以来，蒋介石所部吃毛泽东声东击西、声南击北的亏太多了，因此，他用近似口头禅的话大声地询问：
“毛泽东的指挥位置在什么地方？**的主力在什么地方？**下一步行动又是什么？……”
就在蒋介石像个瞎子似的指挥十几万“追剿”大军，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忽而南，忽而北，忽而东，忽而西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完成毛泽东示形于北——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北去的同时，红一、三、五军团主力已经悄然南下，就要逼近乌江北岸了！就在蒋介石命滇军孙渡所部赶到打鼓新场“协剿”中央红军的同一天——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电告红九军团，正式指示：“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五军团在明十二时前在兴隆场钳制枫香坝敌人，以掩护南下。”为了继续欺骗敌人，还指示红九军团于二十九日“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出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以便中央红军主力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三月三十一日二时，毛泽东、朱德又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命令。
为了确保南渡乌江的胜利，特任命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担任南渡乌江的先遣团，并把军团工兵连配属红三团执行先遣任务。为加强红三团的领导力量，军团特派组织部长萧华赶到乌江前线，组织实施抢渡乌江的任务。
萧华等亲率三团于三月三十一日如期赶到乌江边。放眼望去，乌江北岸的大山高约一千五百米。为了封锁红军的行踪，部队在靠近江边的山背后隐蔽下来。接着，一面派人侦察敌人江防的情况，一面做强渡乌江的准备。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工兵指战员，连片刻休息都没有，就又紧张地砍伐竹子，结扎竹排。
萧华等各级指挥员赶到江边察看地形，发现“乌江对岸是笔直的峭壁悬崖，江水轰鸣着滚滚东去。江面并不算宽，然而水流湍急，礁石层出，石壁下汇成险恶的漩涡”。“经过侦察，得知对岸渡口的守敌系薛岳所部九十一师的一营人，他们是在一个月以前来到的，构筑了坚固的堡垒，把可供渡江的船只和可以登陆的道路全部破坏和封锁了。”更为严重的是，我渡江行动被敌人发现了，原定偷渡的计划必须改为抢渡。但由于乌江水流湍急，加之对面敌人火力封锁，白天的抢渡失败了！
是日“黄昏以后，天气突变。一霎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夜，黑得对面不见人。天色同乌江的浊水难以分辨。江水疯狂地咆哮着。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的确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可是，这对敌人也起了麻痹作用”。我渡江先遣部队就是“在暴风雨的掩护下”，于当夜渡过了乌江。接着，“我军一个猛冲，就把这个营（守卫渡口的）大部消灭了，并活捉了敌人的营长”。胜利地完成了抢渡乌江的先遣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南渡乌江的成功，标志着中央红军完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果说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采用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从而打破了数倍于我的强敌设置的一个又一个包围圈，并在调动敌人的同时结束了被动挨打的局面，那么中央红军南渡乌江之后，不仅被甩在数百里之外的敌人再也难以形成合围之势，而且兵单力弱的中央红军则完全由被动转为主动，让蒋介石统率下的十几万大军处于被动的地位。简言之，敌我双方的态势必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分外重视南渡乌江的成功。也就是在这期间，为了使得中央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解除了“保密”原则，向有关指战员讲了南渡乌江后的战略构想。据当事人回忆说：
“三月三十一日，部队南渡乌江，正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了红二师，亲自向师首长面授机宜。在路旁的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十万分之一的云贵川地图，暂时作为作战办公室。毛主席手持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面画了一道从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一长条大迂回的红杠杠。这是一条说明我军战略意图和进军方向的红线。在毛泽东说明了这条红线的内容和意义后，在场的指挥员们，思想豁然开朗，顿时活跃起来，都说：‘毛主席的决策真英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