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春笋 第三章 杨师公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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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
寒冬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
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
……
晒谷坪里几个小女孩围着小圈在玩”丢手绢”的游戏,被抓住的小女孩正在唱着”红星歌“。旁边有三四个大一些的在玩”踢田”,村口老杏树下还有小伙伴在玩”老虎叼羊”,嘻嘻哈哈的大呼小叫,我无心去玩耍,怀着对天黑后暗夜的恐惧,企盼杨师公早点到来。
这时太阳已经下山,炊烟飘散在山村的上空,空气中弥漫着柴草燃烧的异香。母亲在灶堂烧火做饭,燃烧的杉叶子”噼里啪啦“的响着,像是在放那种品质低劣的鞭炮。我坐在门槛上,听着稚气悦耳的歌声,看着对面山腰上用白色火石堆砌出来的”农业学大赛“几个偌大的白字,木木的发着愣。
中午时分,杨师公捎来口信,说他天黑前必到。还说我的问题不是很大,不用担心,他做一场法事就能解决。他让父亲叫上三、五个男劳力帮忙,另外母亲还得准备好一素一荤两桌饭菜。
眼看着黄昏已然来临,我担心着杨师公今晚会不会来。
杨师公就来了。
他身材单痩,穿着一件少见的老式大肩青色棉布长衫,腰中系着条玄色布带,贫头,头发花白,浓眉下有一双锐利如鹰的眼睛,虽然年过七十,但很健硕精神。他肩上担着根粗大油光、疤痕瘤结的楂子树手杖,手杖上挑着个洗得有些发白的黄提包,包上印着”武汉长江大桥”几个大字和大桥图案。
因他从村后而来,不用经过村口,当他从曾成功家那面用石灰刷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标语的墙下转出来时,离到我家已不足十丈了。我忙提醒烧火的母亲:
“娘,杨师公来了。“
母亲慌急的扔了火钳,站起来迈过门槛,站到阶前笑脸迎接,同时瞪了我一眼,低声斥喝道:
“莫大莫细的,要叫杨爹爹。“
我低声咕哝:
“我声音小,他又听不到。“
母亲不理我,正要招呼,杨师公却止住了脚步,对我娘漠然无视。
只见他从提包里拿出来一支弯弯的牛角,放在嘴边“呜呜呜“地连吹了三个长音。他在我家屋前坪的石阶上站定,抬头辨了一下方位,曲着左手,口中念念有词,大拇指快速的在其它四指上点了一圈,右手从身上摸出一幅尖角卦往身前的地上一丢,“卟“的一声脆响,卦具分成两块,在地上弹动一下,形成卦象。只见他快速弯腰,拾起来揣进兜里,然后才抬头看向我们。
母亲忙笑脸招呼道:
“杨叔来啦,快进屋里坐。“
杨师公笑着说了声来啦,目光转向我道:
“是叫祥红吧?八岁还是九岁?“
“哪里才八、九岁?早满十岁了,光吃不长。哑巴啦?快叫杨爹爹屋里坐“
母亲边说边往屋里让着。
我有点尴尬,也有些惧怕,低头叫了声”杨爹爹“。杨师公伸出指节粗大的手掌,在我的头顶揉了一把,扳正我的头看了看道:
“小名叫猴子是吧?嗯,倒是有些像。阳火有点低,难怪被那东西纠缠,不过莫关系,我帮你弄过后,保你无事。“说着伸手拍拍我的小肩膀,见我撇肩歪嘴的,接着道:”不过这小身子骨有点弱,得多吃快长,将来会有番出息,你比外面那帮鬼崽仔强。“
说话间他扭头看了眼村口,转过身对母亲道:
“你家繁荣呢?他几时回来的?“
繁荣是我父亲的大名。母亲答道:“他呀,回来半个多月了,刚刚按您的吩咐去叫人,应该也快回来了。“
“他这次回来有多久的假?”
“还不是一个月。他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次休了,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家是“四属户“,也叫“半边户“,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在老家务农。父亲这是在家休假。
说话间父亲回来了,后面跟着本队的队长刘老满,刘老满身后是三队的曾庆虎。几个人隔老远就和杨师公打招呼,父亲忙着递烟倒水,末了对杨师公说:
“等会成功才来,他怕影响不好,要晚点。说是好久没和你喝酒了,今晚得好好喝几杯。“
邻居曾成功是大队长,干部嘛,当然得注意影响。曾庆虎不屑地说:“什么影响不好?杨叔的牛角一吹,村里谁不知晓是干哪样?山高皇帝远,只要他们当干部的不穿肠子烂肚子的瞎说,我们老百姓谁会吃饱了莫事干的乱嚼舌头?“
“就是,再说公社晓得了又如何?谁还敢来抓杨叔不成?“刘老满附和道
杨师公呵呵笑道:“别吹牛皮,我老头子可怕得很。倒是有日子没和火烧鬼一起喝酒了,今晚繁荣家的酒坛子恐怕得见底喽……“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我崇拜的看着呵呵笑着的杨师公。
在我们这一带,确实少有人来惹他。那怕运动再紧,四邻八乡也不时有人偷偷来请他。在我们杏花村,他是有本领的人之一,会拳脚,通法术,能上刀山下火海(上刀梯踩火堆),手捊烧红的火钳,赤手从沸腾的油锅里捞出铜钱。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
听老人们说,民国三十七年,他在村里做法事放焰口,上刀山下火海这些都是当众表演过的,千真万确的真本事。据说这些本领对他来说还不算什么,他最大的本事是捉鬼降妖。当然这些东西是封建迷信,属于人民群众专政的对象。
解放后政府提倡”破四旧、树新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文革初时,更是草木皆兵,很多人倒了霉。像五队的老书先生曾庆平,家里只是有一些收藏的古书古画,都被公社的红卫兵和民兵拉出来斗了一场。
可是杨师公却无人敢惹,平安无事。
其实不是没人去惹他,因为发生过二件事,才将某些人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一件事发生在五八年修水库时。
解放后政府破旧立新,和尚道士都还了俗。杨师公分田分地当了农民,人民公社时当了社员。往昔那种走乡串户的神巫职业属封建四旧,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专政对象。他很少出门,偶尔有人来请,也不敢像旧时那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只能偷偷摸摸的私下行动。
大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这可时那时的国策。兴修水库是利国利民的大工程,家家户户都要出工出力。杨师公也上了工地。当时他已五十多岁了,因他名气大,有分在一片的邻乡人不服狠(不服气)。撮掇了一帮年轻人,多次叫板,杨师公都不予理踩。
趁一个雨天歇工时,一伙人在工棚里突然发难。十个年轻壮劳力,愣是没能按住躺在地铺上歇息的杨师公,而且还在杨师公的反击下都受了轻伤。显然这是他手下留了情。当时那十个人里有几人还是我们村的,其中就有曾庆虎和刘老满两个。那时他们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壮劳力,一把子的力气。此事后大家都服了气。都说他武功高强,除了曾凡亮,方圆恐怕难有对手。
另一件事却与迷信有关。
文革时期,我们公社的书记是个叫李显彩的转业军人,三十多岁,牛高马大,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鬼不信神。听说杨师公的事后,决定要抓个”典型”。他从公社带着一个排的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在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曾成功的带领下,直奔樟木岭第八生产队,准备把杨师公抓去公社开一个批斗会。
李书记一行是傍晚到我们村的(那时叫大队)。在大队部里待到天黑才出发,等到第八生产队时已是繁星满天。
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去见了五台阎王了。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事有凑巧,反正杨师公不在家。折腾一通后,只好败兴的收兵回朝。
怪事就发生在回来的路上。
从八队回大队部大约有四里路,要翻过龙眼岭。就在龙眼岭那边的山沟里,十几个人迷路了。
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打着两只电池不足的手电筒,又点了两支杉木皮火把,由熟门熟路的曾成功领路,还就是迷了路。
据后来曾成功说,他们明明听得到远处的狗叫声,看得到依稀的灯火,偏偏就是走不出来。转来绕去的依旧回到原地。直到半夜过后,气急败坏的李书记抓过曾成功的冲锋枪,胡乱的射了一梭子子弹,吓得一直等在大队部的大队书记刘映国脸色苍白,慌忙带着几个民兵点着火把赶了过去,这才将他们解救出来。
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回到公社李书记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一会说鬼,一会讲神,时醒时睡的。公社卫生院束手无策,送到县人民医院,一个星期出院回了家。
虽然李书记的病好了,但人痩了一大圈。回家后一直霜打过的茄子样,病殃殃的无精打彩。而且晚上睡觉老做恶梦,在家休息了十几天毫无起色。他六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原委后,亲自从四十多里的邻乡赶到樟木岭,赔礼道歉,好话说尽,恳求杨师公帮忙去看看。
杨师公去了,过程不得而知,杨师公对此事讳莫如深。总之是李书记的病好了?,没几天返回公社来上班了。只是从此再未提捉拿批斗杨师公。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去找过杨师公的碴子。
就像现在,杨师公公然吹响牛角来给我”治病捉鬼“也无妨。一则是我们杏花村地处偏僻,离最近的隔壁大队有五六里地,离公社八九里,离区镇则更远,有二十几里。村里有什么事,只要没人说出去,外面根本无从知晓。
杨师公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没人和他过不去,更何况事情过后,被外面知晓他也不怕,无凭无据没抓住现场,他杨师公岂是好拿捏的人物?
在哪个年代,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方圆几十里,除了杨师公,再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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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从村后而来,不用经过村口,当他从曾成功家那面用石灰刷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标语的墙下转出来时,离到我家已不足十丈了。我忙提醒烧火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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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公笑着说了声来啦,目光转向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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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才八、九岁?早满十岁了,光吃不长。哑巴啦?快叫杨爹爹屋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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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尴尬,也有些惧怕,低头叫了声”杨爹爹“。杨师公伸出指节粗大的手掌,在我的头顶揉了一把,扳正我的头看了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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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繁荣呢?他几时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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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次回来有多久的假?”
“还不是一个月。他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这次休了,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家是“四属户“,也叫“半边户“,我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在老家务农。父亲这是在家休假。
说话间父亲回来了,后面跟着本队的队长刘老满,刘老满身后是三队的曾庆虎。几个人隔老远就和杨师公打招呼,父亲忙着递烟倒水,末了对杨师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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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政府提倡”破四旧、树新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尤其是文革初时,更是草木皆兵,很多人倒了霉。像五队的老书先生曾庆平,家里只是有一些收藏的古书古画,都被公社的红卫兵和民兵拉出来斗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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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是没人去惹他,因为发生过二件事,才将某些人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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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政府破旧立新,和尚道士都还了俗。杨师公分田分地当了农民,人民公社时当了社员。往昔那种走乡串户的神巫职业属封建四旧,是新社会所不允许的专政对象。他很少出门,偶尔有人来请,也不敢像旧时那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只能偷偷摸摸的私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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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我们公社的书记是个叫李显彩的转业军人,三十多岁,牛高马大,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信鬼不信神。听说杨师公的事后,决定要抓个”典型”。他从公社带着一个排的基干民兵,荷枪实弹,在当时大队民兵营长曾成功的带领下,直奔樟木岭第八生产队,准备把杨师公抓去公社开一个批斗会。
李书记一行是傍晚到我们村的(那时叫大队)。在大队部里待到天黑才出发,等到第八生产队时已是繁星满天。
劳累了一天的村民大多已进入梦乡去见了五台阎王了。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事有凑巧,反正杨师公不在家。折腾一通后,只好败兴的收兵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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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队回大队部大约有四里路,要翻过龙眼岭。就在龙眼岭那边的山沟里,十几个人迷路了。
当时他们一行十几人,打着两只电池不足的手电筒,又点了两支杉木皮火把,由熟门熟路的曾成功领路,还就是迷了路。
据后来曾成功说,他们明明听得到远处的狗叫声,看得到依稀的灯火,偏偏就是走不出来。转来绕去的依旧回到原地。直到半夜过后,气急败坏的李书记抓过曾成功的冲锋枪,胡乱的射了一梭子子弹,吓得一直等在大队部的大队书记刘映国脸色苍白,慌忙带着几个民兵点着火把赶了过去,这才将他们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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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书记的病好了,但人痩了一大圈。回家后一直霜打过的茄子样,病殃殃的无精打彩。而且晚上睡觉老做恶梦,在家休息了十几天毫无起色。他六十多岁的母亲知道原委后,亲自从四十多里的邻乡赶到樟木岭,赔礼道歉,好话说尽,恳求杨师公帮忙去看看。
杨师公去了,过程不得而知,杨师公对此事讳莫如深。总之是李书记的病好了?,没几天返回公社来上班了。只是从此再未提捉拿批斗杨师公。
自此之后,再也无人去找过杨师公的碴子。
就像现在,杨师公公然吹响牛角来给我”治病捉鬼“也无妨。一则是我们杏花村地处偏僻,离最近的隔壁大队有五六里地,离公社八九里,离区镇则更远,有二十几里。村里有什么事,只要没人说出去,外面根本无从知晓。
杨师公是地地道道的本村人,这里是他的”根据地“,没人和他过不去,更何况事情过后,被外面知晓他也不怕,无凭无据没抓住现场,他杨师公岂是好拿捏的人物?
在哪个年代,敢如此这般明目张胆的,方圆几十里,除了杨师公,再无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