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接过改革接力棒之议定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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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彪这次出使南齐,再一次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他极力颂扬孝文帝的圣明。回国后,受到孝文帝的褒奖。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弱国外交的面孔是多么苍白。同时也不难看出,北魏虽然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但也和南朝一样,是尊崇汉文化的,比之南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后死后半年,拓跋宏再次拜谒永固陵。四月癸亥,再次在太和庙祭奠祖母,这之后,孝文帝才开始吃蔬菜、果品,结束了守庐素食的守陵生涯,足见得孝文帝对祖母养育之恩的铭怀,完全是出于真情。在其后执政临朝时,仍然是哀服绖带,墨守汉家礼仪。
这年,从正月开始,一直到四月,整个北魏滴雨未降,有大臣上书说是皇帝守孝绖墨,不理朝政导致的上天震怒。拓跋宏反驳说:“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朕哀念先祖,唯当责恭以待天谴。”并从李冲那里寻求解决的办法,李冲乘机惩治了贪污腐败的首恶分子济阴王拓跋郁,将其赐死。
也许真是拓跋宏孝感天地,或许是霹雳手段惩治贪腐使上天垂青,北魏这才大雨霖霈,万物生长。守孝一年期满,北魏祭祀先祖的明堂太庙也已建成。孝文帝亲自致祭,将列祖列宗的神灵牌位迁入新太庙。之后,这才脱掉穿戴了一年的孝服墨绖。
孝文帝对汉文化的吸收,运用,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他的彻底汉化比正统的汉人还彻底。他对祖母,对先人的敬畏,还没有哪一个汉族皇帝能与之比肩。
拓跋宏完成了对祖母的守丧礼仪,祭祀太庙,这才从丧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他来说,继承祖母的遗志,放手改革,这才是对祖母最好的悼念。按照祖母既定的改革方针,经与改革派的首领李冲多次商量。孝文帝决定从六方面实施改革。
一,制定官阶品位。打破八座大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由八人制政、执政的局面。依照汉魏先例,中央设置一二三品官员,分为三师、三公、尚书、中书,武官设置四征、四镇(原四方、四维改由征、镇戍守)将军。地方官员的评级定品方案,派出李冲赴各地考核,孝文帝也四处巡视,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杜绝了王公贵族世袭勋爵,垄断官场,打开了地方官拔自寒微,逐次上升的晋升通道,为今后实施的科考选拔描绘了雏形。
二,制定礼乐。音乐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流传于世的《诗经》,多是以歌词配曲的形式才得以流传,进入中国文学史。北魏鉴于周朝因礼崩乐坏而亡国的教训。设置乐官。在原有基础上修订、谱曲、配器,谱写,整理出一系列雅乐曲谱稿本。因音乐大师高允已经去世,懂乐理的高级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只有高闾,跟随高允多年,耳濡目染,还能从记忆中钩沉出一些散曲。皇帝任命高闾为总编撰,负责曲谱的收集、整理、串联乐章,配器的工作。幸好,当年世祖拓跋焘攻克统万、姑臧城,缴获了一大批乐器、乐工,这些人和物被带到平城,已撂置多年,如今又被高闾征聘回来,修整出已破损的乐器,又从民间征寻了一大批精通乐器、乐理的音乐人才,组建了新的中央乐团。
三,迁都。迁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很多困难和反对因素。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作业。自夏商立朝以来至今,还没有哪个王朝是在半途而突然迁都的。在北魏立国百年来,这是所有改革中最难办,又迫切需要办的重大事项。拓跋宏反复和李冲设计了无数方案,在都城的选址上也是极其慎重的,在五座候选城市中,最终确定洛阳两座城市。经把邺城和洛阳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将都城定在洛阳。
为了扫除迁都洛阳的理论障碍,拓跋宏来了个“曲线迁都”,发动了一次令大臣们摸不着头脑的运动。命大臣们从新议定“行次”。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论,“行次”就是五行的秩序,依照汉代学者如董仲舒等人的理论,五行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北魏为了让自己处于汉学“正统”,就必须争夺大批知识分子的心。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拓跋宏导演了以高闾为反对派,以秘书丞李彪为革新派的一场大辩论。
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2年)正月过了没几天,拓跋宏祭祀了祖母和父亲的亡灵,将父亲的牌位移于明堂后,即召开了这次关于“行次”的大辩论。
首先出场的是德高望重的高闾,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凡帝王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高闾开宗明义地将拓跋氏定为“正统”君王,必将入主中原,为其后的皇帝迁都埋下了伏笔。他说完这话,看见众大臣都赞同地点头,又说:“先朝以来,晋承魏为金,赵承晋为水,燕承赵为木,秦承燕为火。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厚土载以国姓(拓跋),臣愚以为宜土德。”
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说:“秦之既亡,魏乃称制玄朔,拓跋承魏,受命于云代,与先魏称制玄朔,一脉相承,应为水德。”
司空穆亮等大臣赞同李彪的观点,孝文帝下诏:“魏承晋为水德,行次为‘水木火土金’”,皇帝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辩论。
“行次”“水德”议定,洛阳是众水环绕之地,迁都洛阳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为以后的迁都埋下伏笔。但拓跋宏就迁都一事仍十分慎重,反复征求李冲的意见。
李冲从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军事态势等各方面进行阐述,提供了几条意见,作为迁都的理论依据。
地理环境:平城地处塞北,天寒地冻,六月飞雪,风沙弥漫;这种地方建立的都城,已经与北魏声名赫赫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了。按照勘舆理论(风水学说),都城必须是兴旺王者之气的地方,前方势如潮涌,后方山环围护,虎踞龙盘,五岳臣服。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北魏的版图中,唯有邺城和洛阳可供选择。
人口状况:依传统儒学理论,皇帝是天子,百姓是子民,皇帝是舟,子民是水。按李冲的意思,当今皇帝是一条巨龙,平城这样浅窒狭窄的池子已经装不下这条巨龙了,拓跋宏非“池中之物”,必将遨翔九天,得有更广阔的空间让其发展。
李冲为啥用这样的春秋笔法呢?原来,自道武帝拓跋珪以平城为都城后,几十年来不断地从各地迁徙大量的战俘、牧奴、百工匠人、汉族知识分子,“外来户”聚居“京畿”,以“计口授田”的牧转农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供应平城官员、兵民的生活所需和六镇戍守的前线军粮。尤其是灭秦、灭夏、灭姑臧、灭北燕之后,平城的人口成几何数据般增长,官吏队伍更是日益宠大,粮食供应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
平城这个囤积粮食的“池子”,平时还能勉强保障供给,一遇灾荒年,放赈发粮,“池子”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捞了。当年就曾为此而有过迁都的动议。
以当时的交通工具,驮运粮食完全靠“明驼”运载,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自然消耗多,更有无数的“耗子”在各地劫粮,造成的粮食成本不论从军事损失还是物力损耗上都是极其昂贵的。
再从军事态势上分析:平城的地理位置几乎与柔然接壤,北边只有六镇戍守一道防线,一旦柔然冲破六镇的防线,平城就完全暴露在柔然的铁蹄之下。若是柔然围困平城,那时整个北魏帝国的圣皇宗庙,祖宗灵牌,后宫女眷都将遭覆巢之灾。
当年世祖太武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已成昨日黄花,后宫更没有花木兰,窦太后一类的女性可以担任女将军,率敌抗战。就是当时,平城也曾被柔然的铁蹄践踏。
更深刻一点说,随着鲜卑人种和汉、羌各族人口的杂交繁衍,此时北魏境内的人口再没有一支是“纯天然”的鲜卑狼崽,而是多了一些文静柔弱,少了一些狼性狂暴。
柔然如旷野飓风,呼啸而来,席卷而去,行踪飘忽,噬血成性,拓跋宏再要组织铁骑部队对付柔然的快速反应部队,已感困难。再要对柔然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喊几句口号可以,要倾全国之力,靠二万五千里长征去打击居住在穷山恶水的贝加尔湖畔的蠕蠕,北魏统治者真还得认真的掂量掂量。
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随着国内战线的南移,他此生的终极目标是“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使拓跋氏成功地化蛹为蝶,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君王。这所有的因素都集中为一个焦点——迁都。
既然北魏的迁都成为势所必然,都城选址就成了首要问题。迁都的改革派又为此分成两派。
北魏都城的选择最终有两处,最近两百年来一直以都城的面貌称雄中原的洛阳和邺城,邺城是曹魏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地处黄河北岸,曹操曾据此遥控指挥汉室,羯胡石勒也曾据此称帝,前燕慕容俊曾在此登基。文成帝拓跋浚就曾经有过迁都邺城的动议。
另一派认为,邺城地处黄河之北,对南方的影响力自然不如洛阳,洛阳管控天下,靠水运就可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布帛,解决战争的后勤供应,而且以雄武过人的魏武帝,烈士暮年还壮心不已的曹操,最终还不是把都城确定在了洛阳吗?
北魏定下“行次”,应以水德,洛阳是中华传统文化河图洛书的肇祥之地,正是“水德”的集中表现,首选之地。这些优势,是邺城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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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后死后半年,拓跋宏再次拜谒永固陵。四月癸亥,再次在太和庙祭奠祖母,这之后,孝文帝才开始吃蔬菜、果品,结束了守庐素食的守陵生涯,足见得孝文帝对祖母养育之恩的铭怀,完全是出于真情。在其后执政临朝时,仍然是哀服绖带,墨守汉家礼仪。
这年,从正月开始,一直到四月,整个北魏滴雨未降,有大臣上书说是皇帝守孝绖墨,不理朝政导致的上天震怒。拓跋宏反驳说:“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朕哀念先祖,唯当责恭以待天谴。”并从李冲那里寻求解决的办法,李冲乘机惩治了贪污腐败的首恶分子济阴王拓跋郁,将其赐死。
也许真是拓跋宏孝感天地,或许是霹雳手段惩治贪腐使上天垂青,北魏这才大雨霖霈,万物生长。守孝一年期满,北魏祭祀先祖的明堂太庙也已建成。孝文帝亲自致祭,将列祖列宗的神灵牌位迁入新太庙。之后,这才脱掉穿戴了一年的孝服墨绖。
孝文帝对汉文化的吸收,运用,已经深入到了骨子里。他的彻底汉化比正统的汉人还彻底。他对祖母,对先人的敬畏,还没有哪一个汉族皇帝能与之比肩。
拓跋宏完成了对祖母的守丧礼仪,祭祀太庙,这才从丧亲的阴影中走出来。对他来说,继承祖母的遗志,放手改革,这才是对祖母最好的悼念。按照祖母既定的改革方针,经与改革派的首领李冲多次商量。孝文帝决定从六方面实施改革。
一,制定官阶品位。打破八座大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由八人制政、执政的局面。依照汉魏先例,中央设置一二三品官员,分为三师、三公、尚书、中书,武官设置四征、四镇(原四方、四维改由征、镇戍守)将军。地方官员的评级定品方案,派出李冲赴各地考核,孝文帝也四处巡视,检查制度的落实情况。各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杜绝了王公贵族世袭勋爵,垄断官场,打开了地方官拔自寒微,逐次上升的晋升通道,为今后实施的科考选拔描绘了雏形。
二,制定礼乐。音乐是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流传于世的《诗经》,多是以歌词配曲的形式才得以流传,进入中国文学史。北魏鉴于周朝因礼崩乐坏而亡国的教训。设置乐官。在原有基础上修订、谱曲、配器,谱写,整理出一系列雅乐曲谱稿本。因音乐大师高允已经去世,懂乐理的高级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只有高闾,跟随高允多年,耳濡目染,还能从记忆中钩沉出一些散曲。皇帝任命高闾为总编撰,负责曲谱的收集、整理、串联乐章,配器的工作。幸好,当年世祖拓跋焘攻克统万、姑臧城,缴获了一大批乐器、乐工,这些人和物被带到平城,已撂置多年,如今又被高闾征聘回来,修整出已破损的乐器,又从民间征寻了一大批精通乐器、乐理的音乐人才,组建了新的中央乐团。
三,迁都。迁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面临很多困难和反对因素。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作业。自夏商立朝以来至今,还没有哪个王朝是在半途而突然迁都的。在北魏立国百年来,这是所有改革中最难办,又迫切需要办的重大事项。拓跋宏反复和李冲设计了无数方案,在都城的选址上也是极其慎重的,在五座候选城市中,最终确定洛阳两座城市。经把邺城和洛阳反复比较,最后决定将都城定在洛阳。
为了扫除迁都洛阳的理论障碍,拓跋宏来了个“曲线迁都”,发动了一次令大臣们摸不着头脑的运动。命大臣们从新议定“行次”。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理论,“行次”就是五行的秩序,依照汉代学者如董仲舒等人的理论,五行的顺序为“木火土金水”。北魏为了让自己处于汉学“正统”,就必须争夺大批知识分子的心。为了把这场戏演得逼真,拓跋宏导演了以高闾为反对派,以秘书丞李彪为革新派的一场大辩论。
北魏太和十五年(公元492年)正月过了没几天,拓跋宏祭祀了祖母和父亲的亡灵,将父亲的牌位移于明堂后,即召开了这次关于“行次”的大辩论。
首先出场的是德高望重的高闾,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凡帝王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高闾开宗明义地将拓跋氏定为“正统”君王,必将入主中原,为其后的皇帝迁都埋下了伏笔。他说完这话,看见众大臣都赞同地点头,又说:“先朝以来,晋承魏为金,赵承晋为水,燕承赵为木,秦承燕为火。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厚土载以国姓(拓跋),臣愚以为宜土德。”
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人说:“秦之既亡,魏乃称制玄朔,拓跋承魏,受命于云代,与先魏称制玄朔,一脉相承,应为水德。”
司空穆亮等大臣赞同李彪的观点,孝文帝下诏:“魏承晋为水德,行次为‘水木火土金’”,皇帝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辩论。
“行次”“水德”议定,洛阳是众水环绕之地,迁都洛阳就有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为以后的迁都埋下伏笔。但拓跋宏就迁都一事仍十分慎重,反复征求李冲的意见。
李冲从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军事态势等各方面进行阐述,提供了几条意见,作为迁都的理论依据。
地理环境:平城地处塞北,天寒地冻,六月飞雪,风沙弥漫;这种地方建立的都城,已经与北魏声名赫赫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了。按照勘舆理论(风水学说),都城必须是兴旺王者之气的地方,前方势如潮涌,后方山环围护,虎踞龙盘,五岳臣服。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北魏的版图中,唯有邺城和洛阳可供选择。
人口状况:依传统儒学理论,皇帝是天子,百姓是子民,皇帝是舟,子民是水。按李冲的意思,当今皇帝是一条巨龙,平城这样浅窒狭窄的池子已经装不下这条巨龙了,拓跋宏非“池中之物”,必将遨翔九天,得有更广阔的空间让其发展。
李冲为啥用这样的春秋笔法呢?原来,自道武帝拓跋珪以平城为都城后,几十年来不断地从各地迁徙大量的战俘、牧奴、百工匠人、汉族知识分子,“外来户”聚居“京畿”,以“计口授田”的牧转农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供应平城官员、兵民的生活所需和六镇戍守的前线军粮。尤其是灭秦、灭夏、灭姑臧、灭北燕之后,平城的人口成几何数据般增长,官吏队伍更是日益宠大,粮食供应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
平城这个囤积粮食的“池子”,平时还能勉强保障供给,一遇灾荒年,放赈发粮,“池子”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捞了。当年就曾为此而有过迁都的动议。
以当时的交通工具,驮运粮食完全靠“明驼”运载,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沿途自然消耗多,更有无数的“耗子”在各地劫粮,造成的粮食成本不论从军事损失还是物力损耗上都是极其昂贵的。
再从军事态势上分析:平城的地理位置几乎与柔然接壤,北边只有六镇戍守一道防线,一旦柔然冲破六镇的防线,平城就完全暴露在柔然的铁蹄之下。若是柔然围困平城,那时整个北魏帝国的圣皇宗庙,祖宗灵牌,后宫女眷都将遭覆巢之灾。
当年世祖太武帝“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的英雄气概已成昨日黄花,后宫更没有花木兰,窦太后一类的女性可以担任女将军,率敌抗战。就是当时,平城也曾被柔然的铁蹄践踏。
更深刻一点说,随着鲜卑人种和汉、羌各族人口的杂交繁衍,此时北魏境内的人口再没有一支是“纯天然”的鲜卑狼崽,而是多了一些文静柔弱,少了一些狼性狂暴。
柔然如旷野飓风,呼啸而来,席卷而去,行踪飘忽,噬血成性,拓跋宏再要组织铁骑部队对付柔然的快速反应部队,已感困难。再要对柔然发动毁灭性的打击,喊几句口号可以,要倾全国之力,靠二万五千里长征去打击居住在穷山恶水的贝加尔湖畔的蠕蠕,北魏统治者真还得认真的掂量掂量。
还有最根本的一点: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拓跋宏随着国内战线的南移,他此生的终极目标是“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使拓跋氏成功地化蛹为蝶,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君王。这所有的因素都集中为一个焦点——迁都。
既然北魏的迁都成为势所必然,都城选址就成了首要问题。迁都的改革派又为此分成两派。
北魏都城的选择最终有两处,最近两百年来一直以都城的面貌称雄中原的洛阳和邺城,邺城是曹魏苦心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地处黄河北岸,曹操曾据此遥控指挥汉室,羯胡石勒也曾据此称帝,前燕慕容俊曾在此登基。文成帝拓跋浚就曾经有过迁都邺城的动议。
另一派认为,邺城地处黄河之北,对南方的影响力自然不如洛阳,洛阳管控天下,靠水运就可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布帛,解决战争的后勤供应,而且以雄武过人的魏武帝,烈士暮年还壮心不已的曹操,最终还不是把都城确定在了洛阳吗?
北魏定下“行次”,应以水德,洛阳是中华传统文化河图洛书的肇祥之地,正是“水德”的集中表现,首选之地。这些优势,是邺城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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