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五一章 奸佞当权烽烟起之边镇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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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乂和阿那瑰耍的是朋比为奸的鬼把戏，这哪里骗得过眼睛明亮的众大臣。这时，凉州刺史袁翻受了张普惠的鼓励，见元乂急于宣布退朝，就站出来说：
“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二虏交斗，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继归诚，虽戎狄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帝王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徙内地，是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袁翻把这事的利弊说得太清楚了，如果把这些“丑虏”迁徙到内地安置，虚耗资储不说，说不定还会酿成西晋末年的刘渊、石勒那样的动乱（见拙著《宗祧弥祸》）。
元乂没想到自己的定命会遭到反对，不耐烦了，催促说：“以袁刺史的意见，又该怎样处置蠕蠕二主呢？”
袁翻继续说：“保留蠕蠕的一个虚名，可以为我国成为抵御高车等西域各国的藩属，遏制高车跋扈之势。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瑰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瑰所居，未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处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衅援，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徙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
袁翻的话真可说是万无一失，其“良将兵仗监护，屯田耕稼射猎”的建议完全是曹操御使匈奴的成功经验。高阳王元雍也出列启奏说：“怀朔镇北之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请置阿那瑰于吐若奚泉，使蠕蠕二主并存，分散其众，分裂其国。”这就是如汉武帝分匈奴为南北两部而治的现实版。
皇帝自然准奏，分封阿那瑰、婆罗门为东西柔然王。阿那瑰一百斤黄金从元乂手中得到一万名精锐兵将和无数的精甲、粮食、牛马，这笔生意赚大了。
婆罗门本来想一支独大，此时被封为西柔然王，心里很不高兴，表面臣服了几个月，暗中却在等待时机。恰在这时，高车王伊匐被其弟越居所杀，婆罗门趁机大乱凉州，叛魏自立。
消息传到洛阳，魏主派平西府长史费穆领兵征讨。费穆是个杀人魔王，一生只干了平息婆罗门这一件好事，却是干下了不少的坏事（后文详述）。费穆的军队来到敦煌，哪里见到柔然一个士兵的影子，费穆对众将士说：“戎狄之性，见敌即走，乘虚复出，若不使之破胆，终恐疲于奔命。”
于是，费穆向外假装宣布退兵，白天领兵东撤，晚上又领兵回到原地。并挑选精骑三千藏匿于疏勒河谷两边的山谷中，留下羸弱的步兵在外驻营。这样过了几天，婆罗门果然上当，率领士兵围营而战，准备一举歼灭这支汉军。费穆的部队早有准备，内外夹攻，几千柔然骑兵全部阵亡，连婆罗门也因逃跑途中马失前蹄成了俘虏，被押送洛阳囚禁，后病死狱中。
此时在洛阳的后宫，几次迎灵太后还政，诛杀元乂的行动都告失败。刘腾的爪牙侯刚、贾灿可说是“功不可没”，刘腾为此被皇帝封为司空，其实是自己封自己的官，要怎么封都行。
元乂垄断朝政，大肆拉帮结党，培植亲信。见不顺眼的官员就诬陷问罪，罢官判刑；见献媚拍马的奸佞小人就提职升官，委以重任。元乂、刘腾各自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随意任免。
朝廷中的官员为求自保，各省、行台的行政长官每天晚上都去刘府晋谒司空刘腾，得到指示后，第二天在行省按指示精神处理公事。弄得每天晚上在刘府门前的各级官员排班站队，等候司空大人接见。
刘腾这人很会装大尾巴狼，见等候接见的官员排班站队，认为这是敛财的好机会，就硬性规定“无理不行”。不管是公事私事，要办理者，都要送晋见礼。而且，刘腾不管事情紧急与否，以晋献礼物的多少贵贱，确定召见与否。
奸佞小人为升官发财，纷纷送上厚礼。还有无耻的家伙，觉得送礼还不过瘾，居然拜刘腾为干爹，当上干儿子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于是，一时之间，洛阳城里刮起一股“拜干爹”之风，认刘腾为干爹的地痞流氓，被派往各州郡任职，以至全国十多个州府，四十多个郡府，没有一府没有刘腾的干儿子，真正是党羽遍布全国。
刘腾志得意满，贪图富贵，大肆建造司空府，控制全国的州车交通，商贩物流，贩运增值。在炫富风潮的影响下，他躺在金山银山上还不知足，还大肆盘剥六镇军费开支。在洛阳大肆霸占、抢夺左邻右舍的房屋地产打造“商旅一条街”，一年的利息收入即达到一亿元。
在建造司空府的紧锣密鼓中，与之毗邻的瑶光寺迎来了一批客人。
当年派遣去西方取经到达乾罗国的宋云、惠生等人，带领尚未丧命的几名和尚回到洛阳，携带回佛经一百七十部。一行人西去取经，从公元518年十月至公元522年二月，历时三年半，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都。没想到短短的三年半，时过境迁，灵太后被囚，瑶光寺门前风光不再，门可罗雀。玄真禅师在瑶光寺只是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接收宋云、惠生奉上的佛经，即草草收场。
与瑶光寺的门前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司空府，每天车水马龙，前往请示问安的王公大臣川流不息。
司空府打造好以后，刘腾每天优哉游哉地躺在豪华公寓里还不觉得满足，他是个没有子嗣的宦官，就一门心思放在享乐上。这个宦官此时也和后燕的苻皇后一样，挖空心思找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吃，夏天要吃北海冰冻鱼，冬天要吃南方鲜地黄，这一来被害苦了的不单是小太监，更有好多大臣为之掉脑袋。
莫名其妙的东西吃多了，必然就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病。刘腾躺在逍遥椅上，对刘府的豪华装修还不满足，每天这里指导装修，那里指导刷漆，恨不得把刘府打造成皇宫。刘腾也许就是这时受了甲醛的污染，或者是食品的毒害，总之是患上了莫名其妙的病，没享几天福，就在凛冽的寒风中卧床不起。四月初的一天，居然就一命呜呼。
下葬的时候，刘腾的干儿子四十多人和亲戚故旧一百多人送葬。王公大臣们忍气吞声，跟随送葬者作最后的一次表演。送葬的队伍见首不见尾，塞路满野。四十多个干儿子，就有九十多人是在刘腾坟前假哭。明朝的宦官魏忠贤也是这样，学着刘腾的这一套，广收干儿子，朋党成奸，其下场比刘腾还要凄惨。
公元523年犯杀伐，另一位大臣崔光也在这一年十月病逝。
崔光虽是一代名臣，且忠直谨慎，深受尊崇，但此人却是只求明哲保身，见腾、乂猖獗，不加锁制，致使朝政一片混乱。又眼睁睁看着郭祚、裴植被害，元怿蒙难而不施救，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汉时的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被任命为丞相，只知奢侈，广置产业，买田产沃土多达四百顷。外戚王氏专权，他不加抑制，而是唯诺逢迎，但求保富贵。东汉时的胡广，历经安、顺、冲、质、桓、灵六帝，当时宦官专权，“十常侍”执掌朝政（见拙著《芳草迷踪》）。胡广也只是忍气吞声，唯自保而已。崔光的行径和此二人何其相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送葬者在崔光的坟前把他比作“当今的张禹、胡广”，历史无情，这个定性是多么的准确啊。
公元523年春天，柔然历经五十年不遇的大旱，骡马饥冻，倒毙不少。阿那瑰可汗回到柔然两年，晓得元乂是个好欺骗的家伙，更深知这家伙绝不敢透露收受可汗一百斤黄金的丑闻，就有恃无恐地率众人马进入北魏，请求赈济粮食、牧草。柔然三十万大军压境，六镇惶恐不安，北魏派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手持白虎幡前往宣抚。
白虎幡是皇帝收藏在宫中的非常之物，白虎威猛主杀，用于督战。西晋时即使用白虎幡（见拙著《宗祧弥祸》），南北朝沿用魏晋的典章制度，官秩礼仪，沿用承袭。孝明帝要元孚持白虎幡出行，意在剿杀柔然，却又任命元孚为宣抚使，弄得元孚不知道是该剿杀还是安抚，左右为难。皇帝（其实应该是元乂）的这个不伦不类的任命，从一开始就让元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失败已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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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乂和阿那瑰耍的是朋比为奸的鬼把戏，这哪里骗得过眼睛明亮的众大臣。这时，凉州刺史袁翻受了张普惠的鼓励，见元乂急于宣布退朝，就站出来说：
“自国家都洛以来，蠕蠕、高车迭相吞噬，二虏交斗，此中国之利也。今蠕蠕两主相继归诚，虽戎狄禽兽，终无纯固之节。然帝王弃而不受，则亏我大德；若纳而抚养，则损我资储。或全徙内地，是非直其情不愿，亦恐终为后患，刘、石是也。”袁翻把这事的利弊说得太清楚了，如果把这些“丑虏”迁徙到内地安置，虚耗资储不说，说不定还会酿成西晋末年的刘渊、石勒那样的动乱（见拙著《宗祧弥祸》）。
元乂没想到自己的定命会遭到反对，不耐烦了，催促说：“以袁刺史的意见，又该怎样处置蠕蠕二主呢？”
袁翻继续说：“保留蠕蠕的一个虚名，可以为我国成为抵御高车等西域各国的藩属，遏制高车跋扈之势。今蠕蠕虽乱而部落犹众，处处棋布，以望旧主，高车虽强，未能尽服也。愚谓蠕蠕二主并宜存之，居阿那瑰于东，处婆罗门于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属。阿那瑰所居，未所经见，不敢臆度；婆罗门请修西海故城处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衅援，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若婆罗门能收离聚散，复兴其国者，渐令北转，徙度流沙，则是我之外藩，高车勍敌，西北之虞，可以无虑。”
袁翻的话真可说是万无一失，其“良将兵仗监护，屯田耕稼射猎”的建议完全是曹操御使匈奴的成功经验。高阳王元雍也出列启奏说：“怀朔镇北之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请置阿那瑰于吐若奚泉，使蠕蠕二主并存，分散其众，分裂其国。”这就是如汉武帝分匈奴为南北两部而治的现实版。
皇帝自然准奏，分封阿那瑰、婆罗门为东西柔然王。阿那瑰一百斤黄金从元乂手中得到一万名精锐兵将和无数的精甲、粮食、牛马，这笔生意赚大了。
婆罗门本来想一支独大，此时被封为西柔然王，心里很不高兴，表面臣服了几个月，暗中却在等待时机。恰在这时，高车王伊匐被其弟越居所杀，婆罗门趁机大乱凉州，叛魏自立。
消息传到洛阳，魏主派平西府长史费穆领兵征讨。费穆是个杀人魔王，一生只干了平息婆罗门这一件好事，却是干下了不少的坏事（后文详述）。费穆的军队来到敦煌，哪里见到柔然一个士兵的影子，费穆对众将士说：“戎狄之性，见敌即走，乘虚复出，若不使之破胆，终恐疲于奔命。”
于是，费穆向外假装宣布退兵，白天领兵东撤，晚上又领兵回到原地。并挑选精骑三千藏匿于疏勒河谷两边的山谷中，留下羸弱的步兵在外驻营。这样过了几天，婆罗门果然上当，率领士兵围营而战，准备一举歼灭这支汉军。费穆的部队早有准备，内外夹攻，几千柔然骑兵全部阵亡，连婆罗门也因逃跑途中马失前蹄成了俘虏，被押送洛阳囚禁，后病死狱中。
此时在洛阳的后宫，几次迎灵太后还政，诛杀元乂的行动都告失败。刘腾的爪牙侯刚、贾灿可说是“功不可没”，刘腾为此被皇帝封为司空，其实是自己封自己的官，要怎么封都行。
元乂垄断朝政，大肆拉帮结党，培植亲信。见不顺眼的官员就诬陷问罪，罢官判刑；见献媚拍马的奸佞小人就提职升官，委以重任。元乂、刘腾各自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随意任免。
朝廷中的官员为求自保，各省、行台的行政长官每天晚上都去刘府晋谒司空刘腾，得到指示后，第二天在行省按指示精神处理公事。弄得每天晚上在刘府门前的各级官员排班站队，等候司空大人接见。
刘腾这人很会装大尾巴狼，见等候接见的官员排班站队，认为这是敛财的好机会，就硬性规定“无理不行”。不管是公事私事，要办理者，都要送晋见礼。而且，刘腾不管事情紧急与否，以晋献礼物的多少贵贱，确定召见与否。
奸佞小人为升官发财，纷纷送上厚礼。还有无耻的家伙，觉得送礼还不过瘾，居然拜刘腾为干爹，当上干儿子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于是，一时之间，洛阳城里刮起一股“拜干爹”之风，认刘腾为干爹的地痞流氓，被派往各州郡任职，以至全国十多个州府，四十多个郡府，没有一府没有刘腾的干儿子，真正是党羽遍布全国。
刘腾志得意满，贪图富贵，大肆建造司空府，控制全国的州车交通，商贩物流，贩运增值。在炫富风潮的影响下，他躺在金山银山上还不知足，还大肆盘剥六镇军费开支。在洛阳大肆霸占、抢夺左邻右舍的房屋地产打造“商旅一条街”，一年的利息收入即达到一亿元。
在建造司空府的紧锣密鼓中，与之毗邻的瑶光寺迎来了一批客人。
当年派遣去西方取经到达乾罗国的宋云、惠生等人，带领尚未丧命的几名和尚回到洛阳，携带回佛经一百七十部。一行人西去取经，从公元518年十月至公元522年二月，历时三年半，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都。没想到短短的三年半，时过境迁，灵太后被囚，瑶光寺门前风光不再，门可罗雀。玄真禅师在瑶光寺只是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接收宋云、惠生奉上的佛经，即草草收场。
与瑶光寺的门前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然是司空府，每天车水马龙，前往请示问安的王公大臣川流不息。
司空府打造好以后，刘腾每天优哉游哉地躺在豪华公寓里还不觉得满足，他是个没有子嗣的宦官，就一门心思放在享乐上。这个宦官此时也和后燕的苻皇后一样，挖空心思找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吃，夏天要吃北海冰冻鱼，冬天要吃南方鲜地黄，这一来被害苦了的不单是小太监，更有好多大臣为之掉脑袋。
莫名其妙的东西吃多了，必然就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病。刘腾躺在逍遥椅上，对刘府的豪华装修还不满足，每天这里指导装修，那里指导刷漆，恨不得把刘府打造成皇宫。刘腾也许就是这时受了甲醛的污染，或者是食品的毒害，总之是患上了莫名其妙的病，没享几天福，就在凛冽的寒风中卧床不起。四月初的一天，居然就一命呜呼。
下葬的时候，刘腾的干儿子四十多人和亲戚故旧一百多人送葬。王公大臣们忍气吞声，跟随送葬者作最后的一次表演。送葬的队伍见首不见尾，塞路满野。四十多个干儿子，就有九十多人是在刘腾坟前假哭。明朝的宦官魏忠贤也是这样，学着刘腾的这一套，广收干儿子，朋党成奸，其下场比刘腾还要凄惨。
公元523年犯杀伐，另一位大臣崔光也在这一年十月病逝。
崔光虽是一代名臣，且忠直谨慎，深受尊崇，但此人却是只求明哲保身，见腾、乂猖獗，不加锁制，致使朝政一片混乱。又眼睁睁看着郭祚、裴植被害，元怿蒙难而不施救，实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汉时的张禹是汉成帝的老师，被任命为丞相，只知奢侈，广置产业，买田产沃土多达四百顷。外戚王氏专权，他不加抑制，而是唯诺逢迎，但求保富贵。东汉时的胡广，历经安、顺、冲、质、桓、灵六帝，当时宦官专权，“十常侍”执掌朝政（见拙著《芳草迷踪》）。胡广也只是忍气吞声，唯自保而已。崔光的行径和此二人何其相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送葬者在崔光的坟前把他比作“当今的张禹、胡广”，历史无情，这个定性是多么的准确啊。
公元523年春天，柔然历经五十年不遇的大旱，骡马饥冻，倒毙不少。阿那瑰可汗回到柔然两年，晓得元乂是个好欺骗的家伙，更深知这家伙绝不敢透露收受可汗一百斤黄金的丑闻，就有恃无恐地率众人马进入北魏，请求赈济粮食、牧草。柔然三十万大军压境，六镇惶恐不安，北魏派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手持白虎幡前往宣抚。
白虎幡是皇帝收藏在宫中的非常之物，白虎威猛主杀，用于督战。西晋时即使用白虎幡（见拙著《宗祧弥祸》），南北朝沿用魏晋的典章制度，官秩礼仪，沿用承袭。孝明帝要元孚持白虎幡出行，意在剿杀柔然，却又任命元孚为宣抚使，弄得元孚不知道是该剿杀还是安抚，左右为难。皇帝（其实应该是元乂）的这个不伦不类的任命，从一开始就让元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失败已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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