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不出意外的结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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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几十万北极熊大军形成的巨大包围圈，石原莞尔率领第八师团、坦克第一师团这支“生力军”赶到之后，立刻命令坦克第一师团的几百辆“豆丁”坦克形成一个“箭头”，第八师团近三万精锐士兵紧随其后，不计生死地杀进了包围圈。本来就被关东军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搞得有些松动的包围圈，再也经受不住石原莞尔率领的生力军的攻击，终于被劈开了一个两公里宽的大口子。
被围的倭国关东军主力和“伪满洲**”精锐十几万人，在丢下将近一半的伤亡人员后在援兵的掩护下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接到大本营的撤兵命令后，进攻海参崴的高丽驻军也十分有序地撤回了高丽半岛，协助进攻海参崴的倭国联合舰队航空母舰分舰队也在基本消灭了北极熊太平洋舰队主力之后扬长而去。
由于石原莞尔所率领的第八师团和坦克第一师团的阻击，再加上连续作战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军备物资消耗过大、后勤保障没有跟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并没有跨江追击，而是顺势恢复自己的原有阵地，准备欢庆自己夺取的伟大胜利去啦。其实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远东军区不愿意“跨江追击”，而是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毕竟现在的北极熊重心都在欧洲，还要面对日益强大、咄咄逼人的汉斯猫，莫斯科可不想两面树敌。
这一次提前发生的倭国和北极熊的战争，无论是参战人数、战场规模、参战兵种以及激烈程度，都要比历史上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诺门坎战役”（1939年）两次战役要大得多，双方的损失自然也就更加惨重了。
倭国方面，由于海军实力占有绝对优势，除了在进攻海参崴的时候有两艘驱逐舰被岸防炮击沉、海航损失了十几架飞机之外，就是在鄂霍次克港的登陆作战时海军陆战队的伤亡比较大，其他的损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陆军的损失可就有点儿大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惨不忍睹”，参战的四个甲级师团十余万人，伤亡过半，“伪满洲**”和高丽军近十万人回到驻地的不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和军备物资的损失就更大了，这从回到驻地的士兵有一半的人没有武器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了。
北极熊这边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除了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海军舰队全军覆没、精英尽丧之外，作为北极熊鄂霍次克区舰队母港的鄂霍次克港和北极熊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的海参崴两大重要港口的军事设施也基本上毁于一旦；陆军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这主要是源于倭军的狂妄轻敌，再加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战术得当，而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如果能够全歼关东军主力的话，他很有可能乘胜追击，成为“解放东北劳苦大众”的英雄啦。
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还远远没有结束。两国政府非常有默契地都停止了军事行动，开始了无休止的“口水战”。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国联”控诉北极熊倚仗“身强体壮”欺负自己——先是偷偷派军队越境进攻“伪满洲国”，残忍杀害“伪满洲国”以及“协助”“伪满洲国”抵御北极熊侵略的友军关东军几千人，接着又煽动、武装、训练一群“伪满洲国”国民进行暴乱，企图里应外合“颠覆伪满洲国”的“合法政府”！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不仅拿出大量的物证，还带来了许多被北极熊军队及其操纵的“东北抗联”残害、压迫的受害人，在列强面前揭露北极熊军队及其操纵的“东北抗联”的“暴行”!
一时间所有的国际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北极熊，而北极熊方面也不甘示弱，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政府公告以后，又拿出大量的证据向世人证明倭国政府颠倒黑白、血口喷人。正当所有的人，包括铁骏在内都以为脾气暴躁的斯大元帅要向倭国正式宣战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北极熊和倭国双方政府代表借助第11届柏林奥运会的时机，在汉斯猫柏林进行谈判的消息！
事态的发展简直让人大跌眼镜：老毛子什么时候开始转性了？这么大的冲突、吃了这么大的亏都能忍下这口气？铁骏心中虽然有些失望，但是这种结局也并不是太出乎意料，他也知道想让北极熊转变他们的对外战略，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实现的。
和铁俊感到失望的原因不同，本来想借着倭国和北极熊开战无暇蚕食华夏领土的大好机会，将“流窜”到陕北的红军彻底“解决”的蒋委员长更是失望，因为从六月开始的“两广事变”，让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大业搁浅了。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至9月，华夏国民政府和华夏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不积极抗倭却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消灭两广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公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倭国帝国主义对华夏之侵略不断加深，华夏政治形势也十分复杂。蒋公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随后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老西儿等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
蒋公又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客观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并且通过围剿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蒋公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和侵华倭军对地方实力派的攻击，都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华夏众多军阀当中名声并不算很好，主要原因还是新桂系在历次反蒋战争中都接受了大批倭国武器和倭**事教官，被舆论界斥为亲倭“军阀”，但新桂系首领白建生则以“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加以辩解，不过并没有得到华夏民众的认可。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德邻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公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华夏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华夏必须进行“焦土抗战”，以应对倭国对华夏的“鲸吞蚕食”，并且驱逐了桂系军中的所有倭国顾问和教官。李德邻此举，虽含有对倭国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亦有攻击蒋公中央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
随后，李德林、白建生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公中央对抗倭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倭。同时，新桂系亦暗中与工党呼应，希望形成全国抗倭统一战线。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必须等待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倭国之侵略。蒋公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
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公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公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公。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倭救**，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德林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
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李、白提出的“确定抗倭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李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也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多地保留了一丝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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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几十万北极熊大军形成的巨大包围圈，石原莞尔率领第八师团、坦克第一师团这支“生力军”赶到之后，立刻命令坦克第一师团的几百辆“豆丁”坦克形成一个“箭头”，第八师团近三万精锐士兵紧随其后，不计生死地杀进了包围圈。本来就被关东军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搞得有些松动的包围圈，再也经受不住石原莞尔率领的生力军的攻击，终于被劈开了一个两公里宽的大口子。
被围的倭国关东军主力和“伪满洲**”精锐十几万人，在丢下将近一半的伤亡人员后在援兵的掩护下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接到大本营的撤兵命令后，进攻海参崴的高丽驻军也十分有序地撤回了高丽半岛，协助进攻海参崴的倭国联合舰队航空母舰分舰队也在基本消灭了北极熊太平洋舰队主力之后扬长而去。
由于石原莞尔所率领的第八师团和坦克第一师团的阻击，再加上连续作战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军备物资消耗过大、后勤保障没有跟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指挥的机械化部队并没有跨江追击，而是顺势恢复自己的原有阵地，准备欢庆自己夺取的伟大胜利去啦。其实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远东军区不愿意“跨江追击”，而是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最高领导的批准，毕竟现在的北极熊重心都在欧洲，还要面对日益强大、咄咄逼人的汉斯猫，莫斯科可不想两面树敌。
这一次提前发生的倭国和北极熊的战争，无论是参战人数、战场规模、参战兵种以及激烈程度，都要比历史上的“张鼓峰战役”（1938年）、“诺门坎战役”（1939年）两次战役要大得多，双方的损失自然也就更加惨重了。
倭国方面，由于海军实力占有绝对优势，除了在进攻海参崴的时候有两艘驱逐舰被岸防炮击沉、海航损失了十几架飞机之外，就是在鄂霍次克港的登陆作战时海军陆战队的伤亡比较大，其他的损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陆军的损失可就有点儿大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惨不忍睹”，参战的四个甲级师团十余万人，伤亡过半，“伪满洲**”和高丽军近十万人回到驻地的不到三分之一；武器装备和军备物资的损失就更大了，这从回到驻地的士兵有一半的人没有武器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了。
北极熊这边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除了好不容易建起来的海军舰队全军覆没、精英尽丧之外，作为北极熊鄂霍次克区舰队母港的鄂霍次克港和北极熊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的海参崴两大重要港口的军事设施也基本上毁于一旦；陆军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一些，这主要是源于倭军的狂妄轻敌，再加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战术得当，而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做到“毕其功于一役”——如果能够全歼关东军主力的话，他很有可能乘胜追击，成为“解放东北劳苦大众”的英雄啦。
战争虽然告一段落，但是还远远没有结束。两国政府非常有默契地都停止了军事行动，开始了无休止的“口水战”。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联合起来向“国联”控诉北极熊倚仗“身强体壮”欺负自己——先是偷偷派军队越境进攻“伪满洲国”，残忍杀害“伪满洲国”以及“协助”“伪满洲国”抵御北极熊侵略的友军关东军几千人，接着又煽动、武装、训练一群“伪满洲国”国民进行暴乱，企图里应外合“颠覆伪满洲国”的“合法政府”！倭国政府和“伪满洲国”不仅拿出大量的物证，还带来了许多被北极熊军队及其操纵的“东北抗联”残害、压迫的受害人，在列强面前揭露北极熊军队及其操纵的“东北抗联”的“暴行”!
一时间所有的国际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北极熊，而北极熊方面也不甘示弱，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政府公告以后，又拿出大量的证据向世人证明倭国政府颠倒黑白、血口喷人。正当所有的人，包括铁骏在内都以为脾气暴躁的斯大元帅要向倭国正式宣战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北极熊和倭国双方政府代表借助第11届柏林奥运会的时机，在汉斯猫柏林进行谈判的消息！
事态的发展简直让人大跌眼镜：老毛子什么时候开始转性了？这么大的冲突、吃了这么大的亏都能忍下这口气？铁骏心中虽然有些失望，但是这种结局也并不是太出乎意料，他也知道想让北极熊转变他们的对外战略，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实现的。
和铁俊感到失望的原因不同，本来想借着倭国和北极熊开战无暇蚕食华夏领土的大好机会，将“流窜”到陕北的红军彻底“解决”的蒋委员长更是失望，因为从六月开始的“两广事变”，让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大业搁浅了。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至9月，华夏国民政府和华夏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不积极抗倭却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消灭两广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公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倭国帝国主义对华夏之侵略不断加深，华夏政治形势也十分复杂。蒋公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随后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老西儿等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
蒋公又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客观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并且通过围剿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蒋公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和侵华倭军对地方实力派的攻击，都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华夏众多军阀当中名声并不算很好，主要原因还是新桂系在历次反蒋战争中都接受了大批倭国武器和倭**事教官，被舆论界斥为亲倭“军阀”，但新桂系首领白建生则以“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加以辩解，不过并没有得到华夏民众的认可。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德邻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公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华夏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华夏必须进行“焦土抗战”，以应对倭国对华夏的“鲸吞蚕食”，并且驱逐了桂系军中的所有倭国顾问和教官。李德邻此举，虽含有对倭国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亦有攻击蒋公中央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
随后，李德林、白建生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公中央对抗倭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倭。同时，新桂系亦暗中与工党呼应，希望形成全国抗倭统一战线。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必须等待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倭国之侵略。蒋公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
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公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公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公。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倭救**，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德林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
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李、白提出的“确定抗倭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李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也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多地保留了一丝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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