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抢占腊子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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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云缭雾绕的峨眉山避暑的蒋介石，此时的心情是舒畅愉快的。这个夏天对他来说可谓收获颇丰，自己的死敌一一**已被围困在川西北的偏僻之地，现在他不急于动手一举荡灭“匪”焰，而坐待老天爷帮他进剿。不断有红军向西退缩与红军减员的“喜讯”飞上峨眉，令蒋介石笑逐颜开。他迭电前线诸将，告以“*”日食野莱，久缺食盐，饥寒交迫，行将瓦解，望将士坚持围堵，完成八年茹苦含辛，安邦定国之丰功。
在“困死*”的同时，蒋介石“统一川军”的行动也取得重大进展。两期“军官训练团”的培训，为大批效忠旧军阀的中上级军官进行了“洗脑”；蒋介石要求他们今后要“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的努力。”这些“洗脑”后“再生”的军官，下山前纷纷向蒋氏宣誓效忠，乐得他心花怒放。随后，他又将川军进行整编，裁减了三分之一，由原来的336个团缩编为270个团，限九月底完成整编。他认为这样以来，川军的战斗力会大大增强。下一步计划就是将川军全部调离腹心地区，去防“剿”红军，以收一箭双雕之功效。同时，可接管四川，直接统治大西南。
充满希望的夏天很快便过去了，当秋风来临之际，“胜利的果实”并没有如期而至，而败绩却纷至沓来。先是七月初，红军取得先机，抢占松潘，将“天下第一师”歼灭两旅，损失万余人，令蒋介石心疼得要命，那可是他起家的部队。现在，他又接到胡宗南的报告，一部红军居然穿过了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大草地，并配合从松潘北上的红军，不但将防守巴西、包座的廖昂旅和伍诚仁的四十九师全给报销了，而且还打开了北上的通道。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顿时火冒三丈；随即电令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紧守腊子口，王均第三军防守渭河，又电令毛炳文部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务必将红军堵截在川西北。此时的蒋介石在峨眉山再也呆不住了，坐着一顶滑杆直泻而下，心情抑郁，脾气暴躁。后又从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来的电文中得悉：m*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六万余人正向甘南挺进，蒋介石不禁谓然长叹“想不到我六载含辛菇苦，未竟全功。时也？命也？”他立即下命让胡宗南率第一师余部回甘肃天水整补，命陈诚率中央军精锐部队迅速北上，进行围剿。
我师刚结束战斗还来不及休整，就接到中革军委的密电；我阅完电文后，心情无比沉重。中央决定要率一方面军单独北进，而张国焘仍按原来历史那样统兵南下。看来，个人的作用还是渺小的，还是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大方向。不过，多少对历史还是有所影响；一方面军北上的力量较原来强大了好几倍，五、九军团的命运亦改变了，这也使我足已感到安慰和自豪的了。我拿着电文与政委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同时，尽快做好北上的各项准备。如俘虏的处理，武器弹药及兵员的补充，粮草的筹集等。特别是伤员的安排，最令人头痛。连续两次大的战役下来，伤员达两千余人；能走的轻伤员倒还好办，但需担架的重伤病员就有近五百人。有些同志主张将重伤病员就地安置，但我坚决不同意。我知道将这些伤员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的命运。这里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之那些反动番兵的凶残，绝无幸免可言。这些伤员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下决心要将他们带到新的根据地。况且，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已过来了，后面的路程也好走一些，敌情也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值得。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消息传到伤员那里，不少同志感动得哭了。我们将缴获的所有骡马都用来运送伤员，还动员了刚参加我军的一千多俘虏兵充当临时担架员，解决了伤员的运送问题。
中央在准备北上的同时，又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其内容是：“国焘同志：你日前给四方面军下达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况且北进通道已打开，形势于我非常有利。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会改变，四方面军应即速北上。”
八月八日，中g中央公布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该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主席还不想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又去找陈昌浩、徐向前两人做工作，希望他们能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
黄昏，主席披着如血的霞光前往前敌总指挥部所在的潘州村。
夕阳的霞光从洞开的门窗中斜射进来，陈昌浩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在地图前悠闲的踱步。突然，房间的光线暗了下来，他转身看见主席高大的身躯立在门边。
“昌浩同志，你对中央的行动方针有何打算？”
陈昌浩微微噘嘴吹了吹杯中滚烫的开水，直率地说“国焘同志昨晚22时来电，命令我们南下。”说完，放下茶杯，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电文递给主席。
主席看完电文，平静地说：“你的意见呢？”
“国焘同志是总政委，他有权决定部队的行动。中央既然无法说服他北上，那我们就只好南下了。”
主席深深地叹了口气，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从陈昌浩的房子出来时，暮色渐浓，主席又来到徐总指挥的住处，站在院子里大声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呢？”
xu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主席见事已如此，就没再多费口舌，遂跨上战马，告辞而去。
近几天，我师正积极地做着北进的准备。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我师担任北上开路先锋的任务。我和政委正在研究有关事宜，忽听警卫员报告说：有一支三十来人的马队正向师指挥部驰来，看服装好象是四方面军的人。我和政委两人对望了一眼，心里估摸着是来当说客还是来催令的，便吩咐通迅员去通知警卫营长注意接待。没过多久，警卫营长便陪着来人进入师指挥部，“陈师长、程政委，你们难道还未接到前敌指挥部的南下命令。”
我和政委抬头一看，原来是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和副参谋长李特，说话的正是陈昌浩政委。“哦！是陈政委和李副参谋长，稀客呀！来，请坐。警卫员，倒茶。”我估作不晓的起身接待。
“陈师长，茶就免了。你们接到南下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展开行动？”陈昌浩一脸严肃的责问。
“南下！是谁下的命令？中央的决议是北上。”我毫不在乎的反问道。
“是我们张主席下的命令，他是红军总政委，有权决定左、右两路军的行动。”李特在一边嚣张的插言说。
“哦！你是说川陕苏区的张国焘同志吧。他只不过是中央派往一个地区工作的代表而已。至于总政委吗？你知道是谁任命的吗？”我知道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兼打手，便估意嘲弄他说。
“你、你这是违抗上级命令。我要告诉张主席撤你的职！”李特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大声嚷道。
我看着李特这付气急败坏的样子，心中感到好笑，便不急不忙地回击道：“李特同志不要激动吗？不知道就要虚心请教，我告诉你我这正军职是中革军委任命的；张国焘同志的红军总政委亦是中革军委任命的。我这里有一份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我师担任北进的开路先锋，你们说，我是听张国焘同志的？还是听中革军委的？”
陈昌浩、李特两人一听楞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接着慎重地说道：“昌浩同志、李特同志，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对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集体研究决定的；昌浩同志，你是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举过手的，张国焘同志也是参加过会议的，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集体作出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绝对不允许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更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原则，这是要犯错误的。”
“陈师长说的对！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军队，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我们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决议。”程政委及时插言，我两人一唱一合，讲的在理，弄得陈昌浩、李特都不知怎么开口，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送走陈昌浩、李特等人之后，我们就北上之事作了安排，由我率师特侦营、工兵营、狙击排及第三旅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旅紧随其后，政委率第二旅护卫师直属部队殿后出发。
八月十日，天刚朦朦亮，连早起的鸟儿还在酣睡，我便率先头部队从包座附近出发，迎着金秋的晨风，精神抖擞的奔向甘南。一路势如破竹，将那些拦路的番兵、民团及少数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迅速向前推进。
八月十二日傍晚，中央纵队、红军大学及五军团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俄界是一位杨姓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他们对红军没有什么敌意，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时，杨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厍向红军敝开，让我们用一些枪支弹药或银元换取他的粮食。结果我们用银元将他的仓库粮食全部买下来，留给后续缺粮的部队。
第二天，中g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g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及一、三、五、九军团和近卫师的主要指挥员等。主席在会上作了题名为《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g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产生及对张国焘的批评、帮助，而张国焘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报告明确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同意了主席所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说：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民族反侵略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对红军长征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因而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红军的力量，没有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反而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川康边陲地区退却逃跑。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反党行为，并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党的威信。”决定号召四方面军的全体党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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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云缭雾绕的峨眉山避暑的蒋介石，此时的心情是舒畅愉快的。这个夏天对他来说可谓收获颇丰，自己的死敌一一**已被围困在川西北的偏僻之地，现在他不急于动手一举荡灭“匪”焰，而坐待老天爷帮他进剿。不断有红军向西退缩与红军减员的“喜讯”飞上峨眉，令蒋介石笑逐颜开。他迭电前线诸将，告以“*”日食野莱，久缺食盐，饥寒交迫，行将瓦解，望将士坚持围堵，完成八年茹苦含辛，安邦定国之丰功。
在“困死*”的同时，蒋介石“统一川军”的行动也取得重大进展。两期“军官训练团”的培训，为大批效忠旧军阀的中上级军官进行了“洗脑”；蒋介石要求他们今后要“在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之下始终如一继续不断的努力。”这些“洗脑”后“再生”的军官，下山前纷纷向蒋氏宣誓效忠，乐得他心花怒放。随后，他又将川军进行整编，裁减了三分之一，由原来的336个团缩编为270个团，限九月底完成整编。他认为这样以来，川军的战斗力会大大增强。下一步计划就是将川军全部调离腹心地区，去防“剿”红军，以收一箭双雕之功效。同时，可接管四川，直接统治大西南。
充满希望的夏天很快便过去了，当秋风来临之际，“胜利的果实”并没有如期而至，而败绩却纷至沓来。先是七月初，红军取得先机，抢占松潘，将“天下第一师”歼灭两旅，损失万余人，令蒋介石心疼得要命，那可是他起家的部队。现在，他又接到胡宗南的报告，一部红军居然穿过了被视为“生命禁区”的大草地，并配合从松潘北上的红军，不但将防守巴西、包座的廖昂旅和伍诚仁的四十九师全给报销了，而且还打开了北上的通道。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顿时火冒三丈；随即电令鲁大昌新编第十四师紧守腊子口，王均第三军防守渭河，又电令毛炳文部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务必将红军堵截在川西北。此时的蒋介石在峨眉山再也呆不住了，坐着一顶滑杆直泻而下，心情抑郁，脾气暴躁。后又从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发来的电文中得悉：m*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六万余人正向甘南挺进，蒋介石不禁谓然长叹“想不到我六载含辛菇苦，未竟全功。时也？命也？”他立即下命让胡宗南率第一师余部回甘肃天水整补，命陈诚率中央军精锐部队迅速北上，进行围剿。
我师刚结束战斗还来不及休整，就接到中革军委的密电；我阅完电文后，心情无比沉重。中央决定要率一方面军单独北进，而张国焘仍按原来历史那样统兵南下。看来，个人的作用还是渺小的，还是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大方向。不过，多少对历史还是有所影响；一方面军北上的力量较原来强大了好几倍，五、九军团的命运亦改变了，这也使我足已感到安慰和自豪的了。我拿着电文与政委商量，决定立即召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同时，尽快做好北上的各项准备。如俘虏的处理，武器弹药及兵员的补充，粮草的筹集等。特别是伤员的安排，最令人头痛。连续两次大的战役下来，伤员达两千余人；能走的轻伤员倒还好办，但需担架的重伤病员就有近五百人。有些同志主张将重伤病员就地安置，但我坚决不同意。我知道将这些伤员留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死亡的命运。这里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之那些反动番兵的凶残，绝无幸免可言。这些伤员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下决心要将他们带到新的根据地。况且，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已过来了，后面的路程也好走一些，敌情也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即使付出点代价也值得。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消息传到伤员那里，不少同志感动得哭了。我们将缴获的所有骡马都用来运送伤员，还动员了刚参加我军的一千多俘虏兵充当临时担架员，解决了伤员的运送问题。
中央在准备北上的同时，又给张国焘发去一份电报，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其内容是：“国焘同志：你日前给四方面军下达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况且北进通道已打开，形势于我非常有利。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入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会改变，四方面军应即速北上。”
八月八日，中g中央公布了《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该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主席还不想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又去找陈昌浩、徐向前两人做工作，希望他们能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
黄昏，主席披着如血的霞光前往前敌总指挥部所在的潘州村。
夕阳的霞光从洞开的门窗中斜射进来，陈昌浩端着热气腾腾的茶杯在地图前悠闲的踱步。突然，房间的光线暗了下来，他转身看见主席高大的身躯立在门边。
“昌浩同志，你对中央的行动方针有何打算？”
陈昌浩微微噘嘴吹了吹杯中滚烫的开水，直率地说“国焘同志昨晚22时来电，命令我们南下。”说完，放下茶杯，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电文递给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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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政委抬头一看，原来是前敌指挥部的政委陈昌浩和副参谋长李特，说话的正是陈昌浩政委。“哦！是陈政委和李副参谋长，稀客呀！来，请坐。警卫员，倒茶。”我估作不晓的起身接待。
“陈师长，茶就免了。你们接到南下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展开行动？”陈昌浩一脸严肃的责问。
“南下！是谁下的命令？中央的决议是北上。”我毫不在乎的反问道。
“是我们张主席下的命令，他是红军总政委，有权决定左、右两路军的行动。”李特在一边嚣张的插言说。
“哦！你是说川陕苏区的张国焘同志吧。他只不过是中央派往一个地区工作的代表而已。至于总政委吗？你知道是谁任命的吗？”我知道李特是张国焘的死党兼打手，便估意嘲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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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李特两人一听楞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我接着慎重地说道：“昌浩同志、李特同志，大家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对党的组织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经过充分讨论，集体研究决定的；昌浩同志，你是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举过手的，张国焘同志也是参加过会议的，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集体作出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绝对不允许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更不允许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能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原则，这是要犯错误的。”
“陈师长说的对！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我们党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军队，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此，我们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坚决执行中央的各项决议。”程政委及时插言，我两人一唱一合，讲的在理，弄得陈昌浩、李特都不知怎么开口，只好乘兴而来扫兴而归。
送走陈昌浩、李特等人之后，我们就北上之事作了安排，由我率师特侦营、工兵营、狙击排及第三旅作为先头部队，第一旅紧随其后，政委率第二旅护卫师直属部队殿后出发。
八月十日，天刚朦朦亮，连早起的鸟儿还在酣睡，我便率先头部队从包座附近出发，迎着金秋的晨风，精神抖擞的奔向甘南。一路势如破竹，将那些拦路的番兵、民团及少数国民党军队打得落荒而逃，迅速向前推进。
八月十二日傍晚，中央纵队、红军大学及五军团到达了甘南与川北交界处的俄界（今迭部县境内的高吉村）。俄界是一位杨姓土司统治的小小村落，他们对红军没有什么敌意，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时，杨土司甚至把粮食仓厍向红军敝开，让我们用一些枪支弹药或银元换取他的粮食。结果我们用银元将他的仓库粮食全部买下来，留给后续缺粮的部队。
第二天，中g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g中央、中革军委领导及一、三、五、九军团和近卫师的主要指挥员等。主席在会上作了题名为《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中g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产生及对张国焘的批评、帮助，而张国焘却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报告明确指出，中央同张国焘的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会议同意了主席所作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说：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实质上是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民族反侵略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对红军长征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因而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红军的力量，没有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反而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川康边陲地区退却逃跑。决定批评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和反党行为，并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破坏党的威信。”决定号召四方面军的全体党员，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以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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