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高原春潮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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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xin云同志将苏区的财政和经济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由于红军东征的胜利和对宁夏成功的占领，筹得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目前，我们不但巩固和扩大了原有的工矿企业，而且还兴办了几十个中小型工矿企业。在农业生产上，由于广大农民焕发出来的空前的劳动积极性，以及今年的风调雨顺，苏区的农业将是一个大丰收年。银川平原的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和河套平原的春小麦正是收获之际，预计不但可以解决全苏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还有不少节余。众人听后，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最后，主席作了总结性讲话，他满怀豪情地说：“……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在政冶上要争取主动，我们要进一步地做好东北军、西北军及其他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同时，我们还要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倡议，让全国民众，各党派团体、民主人士明白我们共产党红军是真心实意要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必将遭到全国民众的一致反对，进而失去民心。二是我们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地准备，蒋介石要打，我们就坚决地给予回击。打得好，这将是抗日战争前国共战争的最后一仗。我们把蒋介石打疼了，就迫使他停止内战，从而可以争取他和我们联合抗日……”会议上还转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军委委员扩大到23人，并决定以m*、zu德、z恩来、张国焘、pon德怀、xin弼时、huo龙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以m*为主席、zu德、z恩来为副主席，进而从组织上保障了红军的统一指挥。
紧接着，中革军委对这次战役作了总的安排和布署，成立了南线和北线指挥郜，并任命我为北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中央近卫师、中央红军独立师（只有3000人），以及配备给我师的一个重炮团和一个防空营，负责粉碎国民党军北集团的进攻。
散会后，我告别主席，又跟谢思玉打了个招呼，便带着中革军委的命令驱车赶往北方前线师指挥部所在地一一呼和浩特。
此时，主席还在为避免内战作最后的努力，一边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延安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向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禁止任何妨碍之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巳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红军之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m*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
同时，主席又让与胡宗南同为黄埔军校同学的xu向前致信胡宗南停止内战。但这一切努力，并未收到丝毫效果。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率一干高参慕僚急匆匆从南京飞赴西安，将亲自督导西北剿匪工作。一时西安郊外机埸上冠盖如云，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率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恭候从天而降的蒋委员长。
上午十时许，一架绿色军用飞机从灰沉沉的云层里突然钻出，然后带着巨大的啸声一头窜入又长又直的跑道，留下一溜尘烟。机埸上的人群顿时挥帽狂呼起来，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士绅们，情绪激昂地高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令张、杨二人大为不快。
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剿红军，给张、杨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此时，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分别在暗中签订了停战议和协议。这一来，令张学良、杨虎城忧心忡忡。尤其是张学良，早年奉蒋介石之命将30万东北军撤进关内，不放一枪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军。举国大哗，千夫所指，被国人称之为不抵抗将军。后为保“蒋大哥”坐稳江山，张少帅还十分仗义地爽快下野，背着黑锅出国考察去了。但回国之后，看到自己昔日所属部下剩下已不及一半，这令张少帅悲痛不已。直到手下人痛阵蒋介石借“剿匪”之机消灭异己的阴谋，方使少帅醒悟到自己一向敬重的“蒋大哥”并不仗义。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机迫在眉捷，身负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痛心疾呼：“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然而，他的“蒋大哥”却不这么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张学良捧上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宝座，令其率领东北军与红军厮杀。几个回合下来，东北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却趁机落井下石，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几个师的番号，并削减东北军的军费。张学良看在眼里，心情异常苦闷，报国无门，剿共失利，若继续“剿共”则有蚀尽老本的危险，哪里还谈得上去收复东北失地。于是，张学良把目光转向了g产党，开始偿试与g产党的接触。在后来与g产党红军一系列的交往及沟通中，真正了解到g产党红军抗日的真诚之心。从而与红军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双方停火议和了。
杨虎城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阴谋早已洞悉，再加之在“剿匪”中连遭败绩。因此，他认定红军是打不得的，需另谋出路。好在他的部下里有不少是g产党员，与红军很快就取得了联系，于是西北军与红军暗地里也达成了停火协议。对此，张、杨二人心照不宣，谁也没去捅破那层纸。但对蒋介石此番前来，却不得不倍加小心。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走下飞机，面色深沉，目光阴冷，对张、杨二位将军的举手行礼，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令张、杨心中充满了寒意。张、杨二人搞的那些“小把式”，早已被无孔不入的军统特务告知于蒋。你说，蒋介石还有好脸色给他们瞧吗？
在下午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竟搬出他那东北人的耿直性格，直言劝蒋接受g产党的和谈建议，使得杨虎城和坐在旁边的几人暗中捏了一把汗。
蒋介石闻言满脸愠色，怒声说道：“我不担心吾党吾国亡于日人，而担心亡于*！令残匪窜扰陕甘宁蒙，聚于一隅，乃灭此丑类千载一时之良机，剿匪到了最后五分钟，望汉卿（张学良，字汉卿）莫为*和谈烟幕所迷惑，督率东北军之将士奋勇杀敌，毕十年剿匪之功于此役！”
这时，张学良的倔脾气也上来了，顶撞道：“可东北军的弟兄们不愿打内战，愿意去抗日……”
蒋介石粗暴打断张的话，厉声威胁说：“不愿剿匪可以，你们让出地盘到福建去！还有你们西北军不愿剿匪可去安徽！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剿匪，要么调离现地！请二位选择！”
张、杨无可奈何地表示愿留现地，而对“剿匪”之事却不表态，用沉默来表示反抗。蒋介石见事已如此，便接过指挥权，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命陈诚担任北集团总指挥，负责北路进攻；自己则亲自指挥南集团各路人马，杀向苏区。
我一路驱车日夜兼程，希望早日到达北线师指挥部，沿途经过河套平原，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丰收的图画，翻身了的农民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着地里沉甸甸的庄稼。一张张纯朴的脸上荡漾着喜悦和甜蜜，这是一种来自肺腑的真诚的流露。此情此景，我感觉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来到前线师指挥部，政委和所有师领导都迎上前来，我与众人一一握手问好，大家簇拥着我走进指挥部。时间紧迫，我稍微清洗了一下，便召开师党委会，在会上，我传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宣布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组建北线指挥部，其班子成员就是原师领导班子。接着王参谋长将部队调动及部暑情况作了简单介绍：第一旅布暑在呼和浩特一线；第四旅布暑在清水河至和林格尔一线；第二旅、第三旅和骑兵旅正在赶来的途中，预计还要三至四天才能到达。我听后又对照地图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吩咐道：一、命令第四旅明天从清水河一线南下，攻占偏关至平鲁一线，修筑防御工事；二、命令第二、第三旅隐蔽开进，必须于十月十七日黄昏前到达新店子、新营子地区，以一部占领长城及长城以南地区，依托长城构筑防御工事；三、命令中央独立师接管第二旅防务并伪装成第二旅，命令补充团主力接管包头师警卫团防务并伪装成第三旅；四、重炮团、防空营和警卫团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前务必赶到呼和浩持。下达完命令后，其他师领导也都按有关分工回去各作准备。
晚饭后，我和政委一直聊到半夜，使我对师里近段工作有了全盘透彻的了解，我也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与政委进行了交流，双方收益不少。第二天，我与政委及王参谋长一同驱车前往新营子、新店子一带察看地形。路上，我将主席有关这次战役的作战意图透露给参谋长，“对于这次战役，我们不但要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还要打疼他，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破产，迫使他停战。同时，又不能打得太过火，否则对以后的停战议和不利，对今后的抗日也不利。因此，这次战役指挥的难度较大，参谋长你说说看，该怎样达成这次战役的目标？”
王参谋长思考了一会回答说：“师长、政委，我看首先要选准打击的目标。”
“在我们面前的这四股敌人当中，你看选谁呢？”政委笑着问道。
“我的意见是选择打汤恩伯纵队，因为汤恩伯纵队四个师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又是这次北线进攻的敌军主力，我们只要歼灭它一至两个师，那么对整个北线敌军会产生相当大的震动，汤恩伯纵队会被迫后撤，而其它几路杂牌军就会乘机退走。另外一个因素是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地方杂牌军矛盾重重，我们打中央军，那么阎锡山的晋军和绥远的傅作义部就不会尽力来援，这对于兵力不足的我军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嗯！分析得不错。老陈，你看呢？”政委开心地对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说：“好！参谋长，就按你刚才说的思路制订作战计划。不过要注意到两点：一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迫敌撤退并停止进攻，而不在于歼敌多少；这样可减少双方的损失，把这些力量用到今后的抗日战场上去。二是条件许可，我军可乘机攻占大同或集宁。集宁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又是内蒙的商埠中心，日后必为日军占领。若我军先行攻占，对我军今后的战略展开及屏护河套平原根据地都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大同是非常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占领它有利于苏区的经济建设。”
“参谋长，刚才师长说的两点很重要。”政委接话强调道。
“好的！我一定按师长的意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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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中革军委对这次战役作了总的安排和布署，成立了南线和北线指挥郜，并任命我为北线总指挥，统一指挥中央近卫师、中央红军独立师（只有3000人），以及配备给我师的一个重炮团和一个防空营，负责粉碎国民党军北集团的进攻。
散会后，我告别主席，又跟谢思玉打了个招呼，便带着中革军委的命令驱车赶往北方前线师指挥部所在地一一呼和浩特。
此时，主席还在为避免内战作最后的努力，一边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通过延安之声广播电台发表了讲话：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向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禁止任何妨碍之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巳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红军之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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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主席又让与胡宗南同为黄埔军校同学的xu向前致信胡宗南停止内战。但这一切努力，并未收到丝毫效果。
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率一干高参慕僚急匆匆从南京飞赴西安，将亲自督导西北剿匪工作。一时西安郊外机埸上冠盖如云，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率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云集于此，恭候从天而降的蒋委员长。
上午十时许，一架绿色军用飞机从灰沉沉的云层里突然钻出，然后带着巨大的啸声一头窜入又长又直的跑道，留下一溜尘烟。机埸上的人群顿时挥帽狂呼起来，尤其是地方上的一些士绅们，情绪激昂地高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令张、杨二人大为不快。
蒋介石亲临西安督剿红军，给张、杨二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此时，红军已与东北军、西北军分别在暗中签订了停战议和协议。这一来，令张学良、杨虎城忧心忡忡。尤其是张学良，早年奉蒋介石之命将30万东北军撤进关内，不放一枪将东北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军。举国大哗，千夫所指，被国人称之为不抵抗将军。后为保“蒋大哥”坐稳江山，张少帅还十分仗义地爽快下野，背着黑锅出国考察去了。但回国之后，看到自己昔日所属部下剩下已不及一半，这令张少帅悲痛不已。直到手下人痛阵蒋介石借“剿匪”之机消灭异己的阴谋，方使少帅醒悟到自己一向敬重的“蒋大哥”并不仗义。日军入侵华北，民族危机迫在眉捷，身负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痛心疾呼：“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然而，他的“蒋大哥”却不这么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张学良捧上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宝座，令其率领东北军与红军厮杀。几个回合下来，东北军损失惨重。蒋介石却趁机落井下石，取消了东北军被歼灭的几个师的番号，并削减东北军的军费。张学良看在眼里，心情异常苦闷，报国无门，剿共失利，若继续“剿共”则有蚀尽老本的危险，哪里还谈得上去收复东北失地。于是，张学良把目光转向了g产党，开始偿试与g产党的接触。在后来与g产党红军一系列的交往及沟通中，真正了解到g产党红军抗日的真诚之心。从而与红军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双方停火议和了。
杨虎城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阴谋早已洞悉，再加之在“剿匪”中连遭败绩。因此，他认定红军是打不得的，需另谋出路。好在他的部下里有不少是g产党员，与红军很快就取得了联系，于是西北军与红军暗地里也达成了停火协议。对此，张、杨二人心照不宣，谁也没去捅破那层纸。但对蒋介石此番前来，却不得不倍加小心。
一身戎装的蒋介石走下飞机，面色深沉，目光阴冷，对张、杨二位将军的举手行礼，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令张、杨心中充满了寒意。张、杨二人搞的那些“小把式”，早已被无孔不入的军统特务告知于蒋。你说，蒋介石还有好脸色给他们瞧吗？
在下午举行的秘密会谈中，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竟搬出他那东北人的耿直性格，直言劝蒋接受g产党的和谈建议，使得杨虎城和坐在旁边的几人暗中捏了一把汗。
蒋介石闻言满脸愠色，怒声说道：“我不担心吾党吾国亡于日人，而担心亡于*！令残匪窜扰陕甘宁蒙，聚于一隅，乃灭此丑类千载一时之良机，剿匪到了最后五分钟，望汉卿（张学良，字汉卿）莫为*和谈烟幕所迷惑，督率东北军之将士奋勇杀敌，毕十年剿匪之功于此役！”
这时，张学良的倔脾气也上来了，顶撞道：“可东北军的弟兄们不愿打内战，愿意去抗日……”
蒋介石粗暴打断张的话，厉声威胁说：“不愿剿匪可以，你们让出地盘到福建去！还有你们西北军不愿剿匪可去安徽！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剿匪，要么调离现地！请二位选择！”
张、杨无可奈何地表示愿留现地，而对“剿匪”之事却不表态，用沉默来表示反抗。蒋介石见事已如此，便接过指挥权，调兵遣将，发号施令，命陈诚担任北集团总指挥，负责北路进攻；自己则亲自指挥南集团各路人马，杀向苏区。
我一路驱车日夜兼程，希望早日到达北线师指挥部，沿途经过河套平原，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丰收的图画，翻身了的农民正在挥汗如雨地收割着地里沉甸甸的庄稼。一张张纯朴的脸上荡漾着喜悦和甜蜜，这是一种来自肺腑的真诚的流露。此情此景，我感觉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来到前线师指挥部，政委和所有师领导都迎上前来，我与众人一一握手问好，大家簇拥着我走进指挥部。时间紧迫，我稍微清洗了一下，便召开师党委会，在会上，我传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精神，宣布了中革军委的命令，组建北线指挥部，其班子成员就是原师领导班子。接着王参谋长将部队调动及部暑情况作了简单介绍：第一旅布暑在呼和浩特一线；第四旅布暑在清水河至和林格尔一线；第二旅、第三旅和骑兵旅正在赶来的途中，预计还要三至四天才能到达。我听后又对照地图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吩咐道：一、命令第四旅明天从清水河一线南下，攻占偏关至平鲁一线，修筑防御工事；二、命令第二、第三旅隐蔽开进，必须于十月十七日黄昏前到达新店子、新营子地区，以一部占领长城及长城以南地区，依托长城构筑防御工事；三、命令中央独立师接管第二旅防务并伪装成第二旅，命令补充团主力接管包头师警卫团防务并伪装成第三旅；四、重炮团、防空营和警卫团于十月十八日傍晚前务必赶到呼和浩持。下达完命令后，其他师领导也都按有关分工回去各作准备。
晚饭后，我和政委一直聊到半夜，使我对师里近段工作有了全盘透彻的了解，我也将自己对时局的一些看法与政委进行了交流，双方收益不少。第二天，我与政委及王参谋长一同驱车前往新营子、新店子一带察看地形。路上，我将主席有关这次战役的作战意图透露给参谋长，“对于这次战役，我们不但要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还要打疼他，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破产，迫使他停战。同时，又不能打得太过火，否则对以后的停战议和不利，对今后的抗日也不利。因此，这次战役指挥的难度较大，参谋长你说说看，该怎样达成这次战役的目标？”
王参谋长思考了一会回答说：“师长、政委，我看首先要选准打击的目标。”
“在我们面前的这四股敌人当中，你看选谁呢？”政委笑着问道。
“我的意见是选择打汤恩伯纵队，因为汤恩伯纵队四个师是国民党军的主力，又是这次北线进攻的敌军主力，我们只要歼灭它一至两个师，那么对整个北线敌军会产生相当大的震动，汤恩伯纵队会被迫后撤，而其它几路杂牌军就会乘机退走。另外一个因素是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地方杂牌军矛盾重重，我们打中央军，那么阎锡山的晋军和绥远的傅作义部就不会尽力来援，这对于兵力不足的我军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嗯！分析得不错。老陈，你看呢？”政委开心地对我说道。
我点了点头说：“好！参谋长，就按你刚才说的思路制订作战计划。不过要注意到两点：一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迫敌撤退并停止进攻，而不在于歼敌多少；这样可减少双方的损失，把这些力量用到今后的抗日战场上去。二是条件许可，我军可乘机攻占大同或集宁。集宁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又是内蒙的商埠中心，日后必为日军占领。若我军先行攻占，对我军今后的战略展开及屏护河套平原根据地都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大同是非常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占领它有利于苏区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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