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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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日，我回到了延安，向主席详细汇报了北线反“围剿”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情况。主席听后很满意，他告诉我说：中央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逼蒋抗日的阵营中来。中央为加强你们那里的统战工作，决定派乌兰夫等几个蒙古族同志去你们那里，搞好与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将你们这次反“围剿”攻占的几个地方让出来，包括集宁和大同，还给傅作义和阎锡山。听说你们这次又捞了不少好处，但一定要注意政策，对一般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主都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听了急忙解释说：“主席，这点请您放心。我们以前收缴的都是一些民愤极大的大官僚、恶霸、地主的财产；而这次收缴的主要是日本人的财产，日本人在大同、集宁等地开办了几家大型煤矿和不少的企业，有的还以此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我们解救了近万劳工，缴获了大量的采矿机械设备以及大型柴油机、发电机等机器，这些都是我们苏区经济建设所亟需的。另外，我们还俘虏了几百采矿、经营等各种技术人才，其中有几十个精通日语的汉奸翻译；这对我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对我军的特种兵、侦察兵以及普通官兵，学一点简单实用的日语，对今后的抗日战争亦是大有裨益的。”
“嗯，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你们的特种兵训练班，还有抗大的一些高、中级干部队开一点日语课很有好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主席思考了一会赞赏地说道。
离开主席居住的窑洞，我回到了抗大，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教学生涯。不过，近段日子，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研究目前的局势上，我耽心不久即将发生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一一“西安事变”，会不会如期发生。
自三六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一直致力于实施逼蒋抗日的方针，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十月五日，主席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再次提出迅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杨二人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二十六日，m主席又亲率48名红军将领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张、杨二位将军亦向蒋介石进言，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这一切都碰了钉子。十二月一日，主席等人再次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结果十一月份“最后五分钟”的决战，损兵折将，惨遭失败。可他并不甘心，在洛阳又作了一糸列军事布署后，于十二月四日再度飞抵西安，调集重兵，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九日，西安青年学生为记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并答应一星期内给予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二人见苦谏不成；于是，便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十一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二位将军共同坐镇指挥。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的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从梦中惊醒，在侍从人员的帮助下慌忙逃走，结果越墙负伤，躲藏在骊山一块大石之后，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迅速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迅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二十几名军政要员。随后，张、杨二人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并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救国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二位将军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并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g中央，邀请中g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等等。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安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顿时群龙无首，乱做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宋美玲、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反对用武力讨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何应钦以及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糸等，则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并调遣大军，逼近潼关，扬言炸平西安。宋美玲等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征。因而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缑护自己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有落入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手中，故而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及中g之间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我从缴获的收音机中得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心里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头，叹息历史还是朝着原定的轨道运行。中央和主席在当天也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既感到突然，又有点兴奋。当晚，主席找我去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主席首先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张、杨二位将军独自发动的，g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参与的背景，完全是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被蒋完全封锁控制的局面。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也是十分有利的……
接着，主席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逼蒋停止内战，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困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沉着老练地驾驭全局，准确果断地作出判断、决策，排除一切干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间于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抗日；对于张、杨二位将军则给予支持和实际帮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因势利导地推动整个局势向笫二种前途发展。为贯彻此方针，中央和主席决定，由z恩来、bo古、yie剑英等人组成中g代表团，应张、杨的邀请，于十四日从延安出发，赶赴西安参加谈判。z恩来等人一到西安，立即与张、杨二人举行会谈。从会谈中了解到张、杨二人对蒋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与我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故而，张、杨二人与中g代表团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对中g代表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三方还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三位一体”，共应急变。z恩来将三方会谈的详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和主席。
十九日，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又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强调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而不是对蒋的个人问题。”“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的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提出的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来讨伐张、杨，这对于抗日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基于对全局的分析、判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g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召开的抗日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并倡议将会议放在南京举行，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日，中g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宋美玲派遣曾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端纳，于十四日飞抵西安，向蒋代转了宋美玲的亲笔信及宋氏兄妹的意见；并于当晚致电宋美玲，报告蒋在西安平安无事的消息。同时，将张、杨二人甚盼孔祥熙、宋美玲来西安谈判的信息通报于孔、宋二人。经端纳的解释和劝说，蒋介石发现张、杨并无危害自己的意图，态度遂有所缓和。二十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向蒋报告南京情况，递交了宋美玲、孔祥熙写给他的信。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的会见中，得知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知晓了中g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之方针。郭增恺立即将得到一切的情况向宋报告，并代转中g方面的信息：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改变政策，抵抗日本侵略，中g当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一日，宋子文飞返南京，高兴地向宋美玲、孔祥熙等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宋、孔等人听后面露喜色。次日，满怀希望的宋美玲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急急忙忙飞往西安，受到张、杨二位将军的热情接待。为了争取早日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取得中g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宋美玲于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中g代表z恩来，同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z恩来代表中g向宋美玲坦率地申明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主张，宋美玲也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于是，国共和谈的大门打开了。
宋美玲、宋子文的从中斡旋，使得蒋介石同意了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冶犯；（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糸；（6）其它的救国方法。蒋介石对六项协议表示认同，虽然不作书面签字，但提出以“领袖人格”担保；西安方面则以大局为重，对此亦表同意。
随后，中g代表z恩来特地到蒋介石的住处拜会了蒋，向其说明中g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的条件，并邀请z恩来去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国共和平谈判获初步胜利。
紧接着，释放蒋介石的事便摆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什么条件下释蒋，西安方面却出现了矛盾。张学良主张无条件的释蒋，而中共、杨虎城及张、杨的部下均主张有条件释蒋。对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以东，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才能放蒋走，否则他们绝不答应。面对来自西安方面和宋氏兄妹的双重压力，张学良担心时久多变，便决心尽快放蒋。他在未与杨虎城及中共商议的情况下，便匆忙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一行离开了西安。待z恩来闻讯后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腾空而起。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结果，张学良落得终生囚禁的悲惨下埸。
二十七日，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主席对此立即给予回击，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明确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后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能“言必信，行必果”。同时，蒋介石亦迫于社会舆论及国民党内部的呼声，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宣告了国内十年内战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由中国g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主席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他在给xin弼时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但是，在g产党和红军内部，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看法不一，意见纷纷。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罪该万死的蒋介石而又把他给放了，有许多人思想都想不通，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党内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对此，主席特地到抗大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和解释有关疑问。
当时，有不少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杀蒋介石，他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还有父老乡亲，就是将他千刀万剐，也难消心头之恨。
主席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无可厚非。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那么，各派军阀之间就会大打出手，相互争权夺利。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那就会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g产党人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学员问，不杀蒋介石，也不要这样快就把他给放掉，可以将他扣押起来呀？主席解释说，我们必须明白，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把他放回去，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他的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
主席耐心地回答并筌释了学员们各种各样的疑问。当时有些人还担心：现在放了蒋介石，蒋介石回去后背信弃义不抗日怎么办？对此，主席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抗日主张的。接着，主席就以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的三个办法“一推、二拉、三打”的生动比喻，说明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只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被赶上山了，故而蒋介石也就抗日了。
主席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我听后建议学校校委会根据主席的报告，并结合当前的形势，开展一场深入实际的大讨论，以进一步统一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很快在全校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一时间课内课外、活动休息，大家谈论的都是这一热门话题。有分析、有争论，有探讨，大家越辫心里越明，越讨论越觉得中央和主席作出的决策是无比的英明正确。从而消除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疑虑，统一了思想认识，激发了全校师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后来，这一经验被主席发现总结，在苏区各单位内广泛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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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西安事变
十二月二日，我回到了延安，向主席详细汇报了北线反“围剿”以及根据地的建设等情况。主席听后很满意，他告诉我说：中央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做好统战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加入到逼蒋抗日的阵营中来。中央为加强你们那里的统战工作，决定派乌兰夫等几个蒙古族同志去你们那里，搞好与蒙古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同时，中央还决定将你们这次反“围剿”攻占的几个地方让出来，包括集宁和大同，还给傅作义和阎锡山。听说你们这次又捞了不少好处，但一定要注意政策，对一般的民族资本家和工商业主都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我听了急忙解释说：“主席，这点请您放心。我们以前收缴的都是一些民愤极大的大官僚、恶霸、地主的财产；而这次收缴的主要是日本人的财产，日本人在大同、集宁等地开办了几家大型煤矿和不少的企业，有的还以此作掩护进行间谍活动。我们解救了近万劳工，缴获了大量的采矿机械设备以及大型柴油机、发电机等机器，这些都是我们苏区经济建设所亟需的。另外，我们还俘虏了几百采矿、经营等各种技术人才，其中有几十个精通日语的汉奸翻译；这对我军非常有用，特别是对我军的特种兵、侦察兵以及普通官兵，学一点简单实用的日语，对今后的抗日战争亦是大有裨益的。”
“嗯，你的这个建议很好，我看你们的特种兵训练班，还有抗大的一些高、中级干部队开一点日语课很有好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主席思考了一会赞赏地说道。
离开主席居住的窑洞，我回到了抗大，又开始了千篇一律的教学生涯。不过，近段日子，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到研究目前的局势上，我耽心不久即将发生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一一“西安事变”，会不会如期发生。
自三六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一直致力于实施逼蒋抗日的方针，争取国民党转向抗日。十月五日，主席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再次提出迅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张、杨二人转告蒋介石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二十六日，m主席又亲率48名红军将领直接致信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张、杨二位将军亦向蒋介石进言，劝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这一切都碰了钉子。十二月一日，主席等人再次给蒋介石写信，要求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告诫蒋介石“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但是，蒋介石还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结果十一月份“最后五分钟”的决战，损兵折将，惨遭失败。可他并不甘心，在洛阳又作了一糸列军事布署后，于十二月四日再度飞抵西安，调集重兵，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
十二月七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劝谏蒋介石。两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则大发雷霆。九日，西安青年学生为记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为避免流血事件，张学良劝说学生们回去，并答应一星期内给予答复。当晚，张向蒋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仍为蒋拒绝。张、杨二人见苦谏不成；于是，便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并作了具体部署：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十一日午夜，张、杨分别召集两军将领，宣布捉蒋决定及计划，并把“兵谏”指挥部设在新城杨虎城公馆，由张、杨二位将军共同坐镇指挥。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四、五点钟，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营长孙铭九的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的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从梦中惊醒，在侍从人员的帮助下慌忙逃走，结果越墙负伤，躲藏在骊山一块大石之后，捉蒋部队迅速搜寻，于天亮前发现了蒋，立即将他解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迅速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交通、通迅等要害部门，并扣押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二十几名军政要员。随后，张、杨二人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委，并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定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杨在扣押蒋介石后，除公开发表通电外，还采取了如下一些军政措施：即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救国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张、杨二位将军负责，研究张、杨交办的事项；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并派代表前往各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张、杨于事变当天，联名打电报给中g中央，邀请中g代表团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等等。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西安一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各种矛盾聚集的焦点。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国民政府顿时群龙无首，乱做一团。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主张。宋美玲、宋子文、孔祥熙等则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反对用武力讨伐，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何应钦以及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糸等，则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并调遣大军，逼近潼关，扬言炸平西安。宋美玲等严厉阻止讨伐派的军事行动，并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征。因而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异常激烈。
英美两国政府，为了缑护自己在华利益，对日本侵略华北早已不满，深知中国内战爆发后，只会对日本更为有利，南京政权有落入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人的手中，故而积极赞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对何应钦等人的军事行动极为支持，企图把事变引向国民党与张、杨及中g之间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
我从缴获的收音机中得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心里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头，叹息历史还是朝着原定的轨道运行。中央和主席在当天也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既感到突然，又有点兴奋。当晚，主席找我去作了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就当前局势进行了探讨，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向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中央召开了*扩大会议。主席首先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是应该拥护的。虽然事变是张、杨二位将军独自发动的，g产党没有参与其事。但是，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参与的背景，完全是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上，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打破了以前被蒋完全封锁控制的局面。这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也是十分有利的……
接着，主席又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事变发生后的三种前途：（一）日本在南京政府造成傀儡政府，积极向革命进攻；（二）国内各地方派、南京政府各派转到西安方面，逼蒋停止内战，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三）日本操之过急，更要使中国革命起来。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势，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困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沉着老练地驾驭全局，准确果断地作出判断、决策，排除一切干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即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安间于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抗日；对于张、杨二位将军则给予支持和实际帮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因势利导地推动整个局势向笫二种前途发展。为贯彻此方针，中央和主席决定，由z恩来、bo古、yie剑英等人组成中g代表团，应张、杨的邀请，于十四日从延安出发，赶赴西安参加谈判。z恩来等人一到西安，立即与张、杨二人举行会谈。从会谈中了解到张、杨二人对蒋发动“兵谏”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这与我党提出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故而，张、杨二人与中g代表团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对中g代表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三方还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三位一体”，共应急变。z恩来将三方会谈的详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和主席。
十九日，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又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强调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而不是对蒋的个人问题。”“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的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提出的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来讨伐张、杨，这对于抗日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基于对全局的分析、判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g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召开的抗日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并倡议将会议放在南京举行，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日，中g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宋美玲派遣曾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端纳，于十四日飞抵西安，向蒋代转了宋美玲的亲笔信及宋氏兄妹的意见；并于当晚致电宋美玲，报告蒋在西安平安无事的消息。同时，将张、杨二人甚盼孔祥熙、宋美玲来西安谈判的信息通报于孔、宋二人。经端纳的解释和劝说，蒋介石发现张、杨并无危害自己的意图，态度遂有所缓和。二十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向蒋报告南京情况，递交了宋美玲、孔祥熙写给他的信。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的会见中，得知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知晓了中g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之方针。郭增恺立即将得到一切的情况向宋报告，并代转中g方面的信息：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改变政策，抵抗日本侵略，中g当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一日，宋子文飞返南京，高兴地向宋美玲、孔祥熙等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宋、孔等人听后面露喜色。次日，满怀希望的宋美玲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急急忙忙飞往西安，受到张、杨二位将军的热情接待。为了争取早日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取得中g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宋美玲于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中g代表z恩来，同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z恩来代表中g向宋美玲坦率地申明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主张，宋美玲也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于是，国共和谈的大门打开了。
宋美玲、宋子文的从中斡旋，使得蒋介石同意了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冶犯；（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糸；（6）其它的救国方法。蒋介石对六项协议表示认同，虽然不作书面签字，但提出以“领袖人格”担保；西安方面则以大局为重，对此亦表同意。
随后，中g代表z恩来特地到蒋介石的住处拜会了蒋，向其说明中g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的条件，并邀请z恩来去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国共和平谈判获初步胜利。
紧接着，释放蒋介石的事便摆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什么条件下释蒋，西安方面却出现了矛盾。张学良主张无条件的释蒋，而中共、杨虎城及张、杨的部下均主张有条件释蒋。对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以东，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才能放蒋走，否则他们绝不答应。面对来自西安方面和宋氏兄妹的双重压力，张学良担心时久多变，便决心尽快放蒋。他在未与杨虎城及中共商议的情况下，便匆忙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一行离开了西安。待z恩来闻讯后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腾空而起。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结果，张学良落得终生囚禁的悲惨下埸。
二十七日，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主席对此立即给予回击，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明确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后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能“言必信，行必果”。同时，蒋介石亦迫于社会舆论及国民党内部的呼声，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宣告了国内十年内战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由中国g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主席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他在给xin弼时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但是，在g产党和红军内部，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看法不一，意见纷纷。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罪该万死的蒋介石而又把他给放了，有许多人思想都想不通，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党内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对此，主席特地到抗大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和解释有关疑问。
当时，有不少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杀蒋介石，他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还有父老乡亲，就是将他千刀万剐，也难消心头之恨。
主席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无可厚非。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那么，各派军阀之间就会大打出手，相互争权夺利。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那就会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g产党人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学员问，不杀蒋介石，也不要这样快就把他给放掉，可以将他扣押起来呀？主席解释说，我们必须明白，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把他放回去，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他的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
主席耐心地回答并筌释了学员们各种各样的疑问。当时有些人还担心：现在放了蒋介石，蒋介石回去后背信弃义不抗日怎么办？对此，主席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抗日主张的。接着，主席就以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的三个办法“一推、二拉、三打”的生动比喻，说明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只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被赶上山了，故而蒋介石也就抗日了。
主席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我听后建议学校校委会根据主席的报告，并结合当前的形势，开展一场深入实际的大讨论，以进一步统一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很快在全校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一时间课内课外、活动休息，大家谈论的都是这一热门话题。有分析、有争论，有探讨，大家越辫心里越明，越讨论越觉得中央和主席作出的决策是无比的英明正确。从而消除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疑虑，统一了思想认识，激发了全校师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后来，这一经验被主席发现总结，在苏区各单位内广泛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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