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凯歌高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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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达成此战略目的，不得不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部分精锐兵力投入到武汉会战。从而使我绥蒙边区及冀察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大为缓解，为我们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赢得一段极为宝贵的稳定时间，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个机遇。此时，主席、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都给我们下一步行动发来了具体的指示精神。我和政委看了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决定立即召开独立师、边区政府及冀察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主要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会议研究解决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战后边区与抗日根据地的部分群众家园被毁的重建问题、恢复生产与经济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由边区党委、政府及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负责，关键是充分发动当地群众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动员周边广大民众给予帮助与支持，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队也要尽力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及生活上的困难。对于受到破坏严重的地方，边区政府一定要抽出必要的资金和物资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发展生产。二是军队的建设问题。这一次战役，确实使我师伤了元气，单是战死的就近6000人，有好几个部队都被打残了。因此，部队的休整补充迫在眉捷。当然，此一仗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中造成的反响也是空前的；在边区和各个根据地有很多的热血青年积极勇跃地报名要参加八路军。我根据目前形势的需要，因势利导，提出了组建两个新兵旅的设想，以应对日后更艰难复杂的局面。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决定由南下支队的补充团、新兵一团、新兵二团组建新兵第三旅（后简称为新三旅），旅长、政委分别由原补充团团长许云山、政委徐烨担任（这是我与政委力排众议，破格任命的）；由绥远警备团、边区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组建新兵第四旅（后简称为新四旅），旅长由第一旅原副旅长杨天明同志担任，政委由绥远警备团政委林青峰破格担任。同时调整充实各根据地的战略布局，冀察蒙根据地的东进纵队辖第二旅、第三旅（第三旅休整补充之后迅速返回）、新一旅及骑兵独立旅。绥蒙边区则由师部直辖第一旅、骑兵旅、新二旅、新四旅、骑兵独立团及师直属部队。晋西北根据地的南下支队辖第五旅和新三旅；并根据我的提议，将第四旅编入南下支队序列。待第四旅休整补充完毕之后，再南下晋东北地区（后世称雁北地区），发动组织广大民众，开创晋东北抗日根据地。这样，晋西北、晋东北就可以连为一体，合并为晋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回旋的余地将大为拓展；使得晋北抗日根据地东可与我冀察蒙抗日根据地相连，北可与我晋绥边区相接，这样全师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可分兵出击，又可相互配合。同志们均对我这巧妙的布局赞叹不已。
会议之后，各单位各地区负责人立即赶回原地，进行动员部署，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于是，整个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又投入到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的热潮之中；而各部队则进入战役总结、休整补充，然后再开展轰轰烈烈地大练兵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异常忙碌，不但要写出这次战役的总结上报主席、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还要抓军队的建设。特别是两个新兵旅的组建，事情是千头万绪，关于干部的配备，就忙得我不亦乐乎。俗话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支部队的精神面貌、战斗作风及战斗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处决于部队的主要领导。对此，我不敢有半点疏忽。因此，两个旅的十六个旅级领导，九个团的团长、政委，我都亲自审阅圈定并找其谈话。临行前，我对新三旅、新四旅的两位旅长、两位政委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两支队伍就分别交别你们四人了。你们原都是红三十四师的干部，希望你们将红三十四师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要严格治军、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半年后要达到训练标准。到时我要亲自进行检查验收。”“师长！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他们四人异口同心地回答。送走他们之后，我便安下心来将这次战役的得失在脑海里反复思考比较，又认真研读了各部队送上来的战斗总结，经过综合分析整体构思之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次战役的总结。没想到主席、朱老总等人看完之后，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一天，我与政委正在商讨事情，机要参谋突然急匆匆地送来一份电报，我接过一看，是主席亲自发来的，里面的内容使我大为欣喜。我扬了扬手中的电文，喜形于色地说：“政委啊！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你看看！你看看！”政委见我一脸高兴的样子，忙接过电文看仔细看了一遍，随即高兴地嚷道：“好家伙！这么多呀！二十五辆坦克、五十辆装甲车，还有配给重炮团、防空营等重武器的五个基数的弹药……真是雪中送炭呀！”这些都是中革军委拨给我们的。可我们知道：军委工兵厂是造不出这些东西来的，不言而喻这些东西一定是苏联送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又给我党提供援助了呢？后来经打听方才知道与我们有关。原来是苏联志愿空军派来配合我们这次反击作战的沙米奇中校干的，他将我们这次战役的全部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送到远东军区（注：苏联派往中国工作的人员，本身就担负着情报搜集工作，这不足为怪），而远东军区又将这个报告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后来不知怎么的辗转到了s大林同志的手中。s大林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大为吃惊，更为巧合的是他前一天曾接到远东军区关于苏军与日军在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报告，事情的经过是日本驻朝鲜第十九师团于七月三十日突然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起进攻，苏军展开反击，出动了两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及大量坦克、重炮、重型轰炸机，经过五天激战，于八月十日获胜。结果日军损失近3000人，而苏军伤亡亦达2000余人。s大林拿两个报告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虽武器装备落后，但战斗力很不错。于是，s大林点头同意，暗中给中共提供少量军事援助，以弥补前期战争的损耗。结果我们获得了50辆坦克、100辆装甲车（其中大部分补充了军委装甲旅的损耗，剩下的就给了我们师）及一些辅助车辆、机械零件等。另外，苏方还答应了中共为以前提供的重武器援助五个基数的弹药。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而我们收到的这份电报就是中革军委为表彰独立师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奖励品。我们当然为这“意外之财”而欣喜不已。
这次战役，我师共缴获了日军装甲战车27辆（包括损伤可以修好的），原有傅作义送给我们的八辆，再加上这次中革军委奖给我们的75辆，这样我师就完全可以组建一个装甲支队。我将这一想法跟政委一说，政委完全赞同。说干就干，我们叫来李副参谋长，三人一商量就定下来了。决定从全师抽调3000名精兵强将组建独立师装甲支队，其中1000人是参加八路军不久的青年学生。支队长由新一旅旅长张如龙同志担任，支队政委由第三旅副政委魏常太同志担任。张如龙、魏常太两同志长征时就分别担任过营长、营教导员等职务，曾进入师教导队及抗大学习过。张如龙头脑灵活，善动脑子，指挥作战勇猛果断；魏常太稳重大方、心胸开阔，善于化解矛盾团结同志，我们三人都认为他俩搭挡比较适合，能挑起这副重担。关于支队参谋长，我的想法是从军委装甲旅选调，政委和李副参谋长也都同意这一意见。于是，我们立即上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同时，我们与军委装甲旅许旅长进行了协商沟通，请求他们派教官帮我师装甲支队进行训练，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一切搞定之后，我便将具体的事务交给李副参谋长去操办。
时令转眼就进入九月，边区与根据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毁的家园已重新建起来了，生产都恢复了正常。播种的春小麦已到了收割的季节，由于年运好，风调雨顺，田陇里，山坡边都是一片片金黄的麦浪，又是一个丰收年，庄稼人笑在脸上甜在心里。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我师各部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补充，精气神早已恢复，齐装满员，弹药充足；现正奉师部和边区政府的命令，开赴边界一线，保护麦收，帮助老百姓抢收。两个新兵旅及装甲支队已组建完毕，正投入大练兵活动。看到这一切，我和政委两人心中都轻松不少。于是，我俩便商量到西安领赏的事。蒋介石奖给我师的20万大洋，早已运到西安。而我们前段时间太忙没时间去领，现在正好有了时间。我决定亲自去走一趟，顺便从西安采购一些紧缺的物资。另外，我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情需去办理，就是师傅托付我取宝的事，正好借这个机会。早二十多天前，我秘密派遣师特侦营李刚营长带一个小分队，赴西安附近寻找藏宝地点。这事极为机密，只有李刚营长一人知晓。昨天，我接到李刚来电，已找到藏宝地点。我立即回电：暂不要采取行动，秘密监控，听候我的命令。
第二天，我告别政委，带着一个警卫排，乘坐一辆吉普和六辆卡车直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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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为达成此战略目的，不得不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部分精锐兵力投入到武汉会战。从而使我绥蒙边区及冀察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大为缓解，为我们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赢得一段极为宝贵的稳定时间，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个机遇。此时，主席、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都给我们下一步行动发来了具体的指示精神。我和政委看了之后，深感责任重大，决定立即召开独立师、边区政府及冀察热、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主要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会议研究解决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战后边区与抗日根据地的部分群众家园被毁的重建问题、恢复生产与经济发展问题。这个问题主要由边区党委、政府及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负责，关键是充分发动当地群众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动员周边广大民众给予帮助与支持，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队也要尽力帮助老百姓解决生产及生活上的困难。对于受到破坏严重的地方，边区政府一定要抽出必要的资金和物资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发展生产。二是军队的建设问题。这一次战役，确实使我师伤了元气，单是战死的就近6000人，有好几个部队都被打残了。因此，部队的休整补充迫在眉捷。当然，此一仗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并且在广大民众中造成的反响也是空前的；在边区和各个根据地有很多的热血青年积极勇跃地报名要参加八路军。我根据目前形势的需要，因势利导，提出了组建两个新兵旅的设想，以应对日后更艰难复杂的局面。我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决定由南下支队的补充团、新兵一团、新兵二团组建新兵第三旅（后简称为新三旅），旅长、政委分别由原补充团团长许云山、政委徐烨担任（这是我与政委力排众议，破格任命的）；由绥远警备团、边区独立一团、独立二团组建新兵第四旅（后简称为新四旅），旅长由第一旅原副旅长杨天明同志担任，政委由绥远警备团政委林青峰破格担任。同时调整充实各根据地的战略布局，冀察蒙根据地的东进纵队辖第二旅、第三旅（第三旅休整补充之后迅速返回）、新一旅及骑兵独立旅。绥蒙边区则由师部直辖第一旅、骑兵旅、新二旅、新四旅、骑兵独立团及师直属部队。晋西北根据地的南下支队辖第五旅和新三旅；并根据我的提议，将第四旅编入南下支队序列。待第四旅休整补充完毕之后，再南下晋东北地区（后世称雁北地区），发动组织广大民众，开创晋东北抗日根据地。这样，晋西北、晋东北就可以连为一体，合并为晋北抗日根据地，从而回旋的余地将大为拓展；使得晋北抗日根据地东可与我冀察蒙抗日根据地相连，北可与我晋绥边区相接，这样全师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既可分兵出击，又可相互配合。同志们均对我这巧妙的布局赞叹不已。
会议之后，各单位各地区负责人立即赶回原地，进行动员部署，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于是，整个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又投入到重建家园、发展生产的热潮之中；而各部队则进入战役总结、休整补充，然后再开展轰轰烈烈地大练兵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异常忙碌，不但要写出这次战役的总结上报主席、中革军委及八路军总部，还要抓军队的建设。特别是两个新兵旅的组建，事情是千头万绪，关于干部的配备，就忙得我不亦乐乎。俗话常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支部队的精神面貌、战斗作风及战斗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处决于部队的主要领导。对此，我不敢有半点疏忽。因此，两个旅的十六个旅级领导，九个团的团长、政委，我都亲自审阅圈定并找其谈话。临行前，我对新三旅、新四旅的两位旅长、两位政委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两支队伍就分别交别你们四人了。你们原都是红三十四师的干部，希望你们将红三十四师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要严格治军、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半年后要达到训练标准。到时我要亲自进行检查验收。”“师长！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他们四人异口同心地回答。送走他们之后，我便安下心来将这次战役的得失在脑海里反复思考比较，又认真研读了各部队送上来的战斗总结，经过综合分析整体构思之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这次战役的总结。没想到主席、朱老总等人看完之后，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一天，我与政委正在商讨事情，机要参谋突然急匆匆地送来一份电报，我接过一看，是主席亲自发来的，里面的内容使我大为欣喜。我扬了扬手中的电文，喜形于色地说：“政委啊！人在家中坐，喜从天上来。你看看！你看看！”政委见我一脸高兴的样子，忙接过电文看仔细看了一遍，随即高兴地嚷道：“好家伙！这么多呀！二十五辆坦克、五十辆装甲车，还有配给重炮团、防空营等重武器的五个基数的弹药……真是雪中送炭呀！”这些都是中革军委拨给我们的。可我们知道：军委工兵厂是造不出这些东西来的，不言而喻这些东西一定是苏联送的。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又给我党提供援助了呢？后来经打听方才知道与我们有关。原来是苏联志愿空军派来配合我们这次反击作战的沙米奇中校干的，他将我们这次战役的全部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送到远东军区（注：苏联派往中国工作的人员，本身就担负着情报搜集工作，这不足为怪），而远东军区又将这个报告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后来不知怎么的辗转到了s大林同志的手中。s大林同志看了这个报告后大为吃惊，更为巧合的是他前一天曾接到远东军区关于苏军与日军在张鼓峰发生军事冲突的一个报告，事情的经过是日本驻朝鲜第十九师团于七月三十日突然向张鼓峰苏军阵地发起进攻，苏军展开反击，出动了两个步兵师、一个机械化旅及大量坦克、重炮、重型轰炸机，经过五天激战，于八月十日获胜。结果日军损失近3000人，而苏军伤亡亦达2000余人。s大林拿两个报告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虽武器装备落后，但战斗力很不错。于是，s大林点头同意，暗中给中共提供少量军事援助，以弥补前期战争的损耗。结果我们获得了50辆坦克、100辆装甲车（其中大部分补充了军委装甲旅的损耗，剩下的就给了我们师）及一些辅助车辆、机械零件等。另外，苏方还答应了中共为以前提供的重武器援助五个基数的弹药。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而我们收到的这份电报就是中革军委为表彰独立师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奖励品。我们当然为这“意外之财”而欣喜不已。
这次战役，我师共缴获了日军装甲战车27辆（包括损伤可以修好的），原有傅作义送给我们的八辆，再加上这次中革军委奖给我们的75辆，这样我师就完全可以组建一个装甲支队。我将这一想法跟政委一说，政委完全赞同。说干就干，我们叫来李副参谋长，三人一商量就定下来了。决定从全师抽调3000名精兵强将组建独立师装甲支队，其中1000人是参加八路军不久的青年学生。支队长由新一旅旅长张如龙同志担任，支队政委由第三旅副政委魏常太同志担任。张如龙、魏常太两同志长征时就分别担任过营长、营教导员等职务，曾进入师教导队及抗大学习过。张如龙头脑灵活，善动脑子，指挥作战勇猛果断；魏常太稳重大方、心胸开阔，善于化解矛盾团结同志，我们三人都认为他俩搭挡比较适合，能挑起这副重担。关于支队参谋长，我的想法是从军委装甲旅选调，政委和李副参谋长也都同意这一意见。于是，我们立即上报给八路军总部和中革军委。同时，我们与军委装甲旅许旅长进行了协商沟通，请求他们派教官帮我师装甲支队进行训练，并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一切搞定之后，我便将具体的事务交给李副参谋长去操办。
时令转眼就进入九月，边区与根据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被毁的家园已重新建起来了，生产都恢复了正常。播种的春小麦已到了收割的季节，由于年运好，风调雨顺，田陇里，山坡边都是一片片金黄的麦浪，又是一个丰收年，庄稼人笑在脸上甜在心里。他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我师各部经过近一个月的休整、补充，精气神早已恢复，齐装满员，弹药充足；现正奉师部和边区政府的命令，开赴边界一线，保护麦收，帮助老百姓抢收。两个新兵旅及装甲支队已组建完毕，正投入大练兵活动。看到这一切，我和政委两人心中都轻松不少。于是，我俩便商量到西安领赏的事。蒋介石奖给我师的20万大洋，早已运到西安。而我们前段时间太忙没时间去领，现在正好有了时间。我决定亲自去走一趟，顺便从西安采购一些紧缺的物资。另外，我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情需去办理，就是师傅托付我取宝的事，正好借这个机会。早二十多天前，我秘密派遣师特侦营李刚营长带一个小分队，赴西安附近寻找藏宝地点。这事极为机密，只有李刚营长一人知晓。昨天，我接到李刚来电，已找到藏宝地点。我立即回电：暂不要采取行动，秘密监控，听候我的命令。
第二天，我告别政委，带着一个警卫排，乘坐一辆吉普和六辆卡车直奔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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