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和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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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kongwei"></div><div class="ad250left"><script>ads_yuedu_txt();</script></div> “行，我就给你说说。”萧英停顿了一下，说道：“嗯，东征有三哥陪着你，他是老军伍，你多向他请教。”
“那是自然。”孟九成感慨地说道：“有几位师父的教导爱护，对九成真是幸事。”
“嗯，你小子还算有良心。”萧英笑得挺满意，却伸出手来，“把望远镜趁早拿来，那就更有良心了。”
孟九成呵呵一笑，说道：“已经找人打造了，五师父很快就有讨好明铛的玩具了。不过，您想娶明娘子用得着那么麻烦嘛？说媒下聘，成亲洞房，多简单。”
萧英撇了撇嘴，对孟九成很是鄙视的样子，摆了摆手，说道：“大人的事情，你个小年轻儿懂什么？”
得，我不懂，你继续玩你的浪漫吧！可话说，这年代，男女之间需要浪漫吗？感情是睡出来的，连这都不懂，还跟我这装老鸟呢！
…………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宋金之间虽然表面上有“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维持着屈辱而脆弱的和平，实际上大小战事从不间断。
而金国外有西夏骚扰、蒙古进攻，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叛乱，已经面临三面被困，颓丧之势已非常明显。
南宋对金之衰落也看得清楚，金朝南迁之后，宋廷朝臣围绕对金是和是战展开了激辩。
出使金国的真德秀便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可见，宋廷虽然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很多大臣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尽管如此，可是当大臣乔行简提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时，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
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只好依从众意，罢岁币、绝使臣。
后来人读史，由结果可以逆推求证，当然会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
况且，岁币对于南宋来说并不算沉重的负担，与金国的贸易很容易便能赚回来。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但若不具有后世的思维，而是身为宋人，难道对金人不是恨之入骨？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难道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
所以，乔行简等人的看法虽然正确，但却过于冷静，在感情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尽管如此，南宋朝廷也只是在“灭金”的呼声上最为响亮，对“联蒙”却极为冷淡。就连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也认为“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
朝堂上的争论算是有了个结果，就是停纳岁币、停派使臣。
而在宋金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不仅是朝廷决定着相关政策，地方大员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李珏与崔与之这二位坐镇淮东防务的重要人物，都深知宋金关系薄弱，和约难以持久，而且都深感边防薄弱，一边大力筑城固边，一边上书朝廷，要求招徕北人，以期北伐恢复中原。
不过，崔与之强调守御，对招纳北人的态度，较为保留，审慎；李钰则积极主战，图谋恢复，有意招纳北人，甚至利用这些人侦察敌情、袭扰金兵，并鼓励他们从事恢复故土的事业。
就在宋金爆发战争前，淮东便不断发生侵扰金境涟水、东海，以及围攻泗州等情事，应与李钰的策划有关。
史弥远担心惹怒金人，并不愿光明正大的招纳南投的北人。但也觉得北人勇悍，或可成为牵制金人的力量，便密令制置使李珏与知楚州应纯之等官员接待他们，并拔付了一定的钱粮。
既然是密令，也就是默许，当然不会广为人知。知楚州应纯之便以回收铜钱为名，悄然废去对渡淮河的禁令，来淮南的人不加阻止，倒是给予适当安置，并开始招募北人组建“忠义民兵”。
对南渡逃难的北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好事情。对孟九成来说，淮河解除封锁，无疑会对他散布消息有很大的帮助。
而经过十数天休息、整编的红巾军，再次行动，由县城出发，五千余大军东征日照。
通过萧英的指点，又与王忠峰、韩守仲等人重新商议，孟九成改变了作战布署。
大军顺利占领坪上镇后，分兵三路，韩守仲作为南路，取团林、马站、石桥等镇，以为南方屏障；王忠峰为北路，取巨峰、涛雒等镇，防御北方。
孟九成则率中路军连下碑廓、虎山等镇，进抵岚山。
此次东征，红巾军终于露出了些许锋芒，不管是地主、土豪的自保武装，还是打着红袄军旗号的草莽贼寇，不投降便消灭，投降则收其军、打散编入部队。
盘踞在日照县的各家武装多不过千人，少的只有一两百，在红巾军猛狮搏兔般的强力打击下，或败或降，被尽数扫平。
接着，红巾军主力向北移动，在涛雒镇集结，准备攻打日照县城；另一部则在南以虎山镇的龙王河为防线，筑垒建堡，警戒海州（现连云港地区）之敌。而政务人员和民团教练随后抵达，分赴各村镇，实施新政，稳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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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小子还算有良心。”萧英笑得挺满意，却伸出手来，“把望远镜趁早拿来，那就更有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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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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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金国外有西夏骚扰、蒙古进攻，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叛乱，已经面临三面被困，颓丧之势已非常明显。
南宋对金之衰落也看得清楚，金朝南迁之后，宋廷朝臣围绕对金是和是战展开了激辩。
出使金国的真德秀便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可见，宋廷虽然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很多大臣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尽管如此，可是当大臣乔行简提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时，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
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只好依从众意，罢岁币、绝使臣。
后来人读史，由结果可以逆推求证，当然会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
况且，岁币对于南宋来说并不算沉重的负担，与金国的贸易很容易便能赚回来。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但若不具有后世的思维，而是身为宋人，难道对金人不是恨之入骨？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难道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
所以，乔行简等人的看法虽然正确，但却过于冷静，在感情上，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尽管如此，南宋朝廷也只是在“灭金”的呼声上最为响亮，对“联蒙”却极为冷淡。就连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也认为“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
朝堂上的争论算是有了个结果，就是停纳岁币、停派使臣。
而在宋金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不仅是朝廷决定着相关政策，地方大员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李珏与崔与之这二位坐镇淮东防务的重要人物，都深知宋金关系薄弱，和约难以持久，而且都深感边防薄弱，一边大力筑城固边，一边上书朝廷，要求招徕北人，以期北伐恢复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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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南渡逃难的北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好事情。对孟九成来说，淮河解除封锁，无疑会对他散布消息有很大的帮助。
而经过十数天休息、整编的红巾军，再次行动，由县城出发，五千余大军东征日照。
通过萧英的指点，又与王忠峰、韩守仲等人重新商议，孟九成改变了作战布署。
大军顺利占领坪上镇后，分兵三路，韩守仲作为南路，取团林、马站、石桥等镇，以为南方屏障；王忠峰为北路，取巨峰、涛雒等镇，防御北方。
孟九成则率中路军连下碑廓、虎山等镇，进抵岚山。
此次东征，红巾军终于露出了些许锋芒，不管是地主、土豪的自保武装，还是打着红袄军旗号的草莽贼寇，不投降便消灭，投降则收其军、打散编入部队。
盘踞在日照县的各家武装多不过千人，少的只有一两百，在红巾军猛狮搏兔般的强力打击下，或败或降，被尽数扫平。
接着，红巾军主力向北移动，在涛雒镇集结，准备攻打日照县城；另一部则在南以虎山镇的龙王河为防线，筑垒建堡，警戒海州（现连云港地区）之敌。而政务人员和民团教练随后抵达，分赴各村镇，实施新政，稳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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