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枭雄——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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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三期生，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生活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剿匪”宣传大队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和反共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在全国兴起。但蒋介石此时并不热心抗日，而是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人，于是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产党人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
“剿匪”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开始整天冥思苦想，盘算着建立一个新组织，用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惯以采用骂人诱导的方式，让下属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该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叫骂了一通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
当这帮学生中终于有人提议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顺势表露了一点心迹：“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这个忠实的学生对校长的话心领神会，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
蒋介石听后便指示说：“你们慢慢去研究吧。”过后，学生们对校长意思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组织，康泽被推举为五个筹备人之一，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3月，蒋介石又召集这帮学生开会，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呈报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康泽主张叫“复兴社”，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酆悌主张称“救亡社”，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和所提的名称建议都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结果新组织就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蒋介石指定滕杰为书记，康泽任宣传处处长。
蒋介石非常信任康泽，常说康泽是他的高参，他经常就某个问题征求其得意门生康泽的看法，但对康言的采纳与拒绝，则视情而定。当时，康泽的军校第六期同学杨周熙在军政部交通研究所当队长，他写了《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一书，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让康泽审查此书。康泽通过与杨的接触，认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长汇报杨是想搞投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把书名中“法西斯化”四个字改为“复兴运动”，使书名变成《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书中内容照旧，便同意该书出版。蒋介石不但批准杨周熙参加了复兴社，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泽作为复兴社的宣传处长，竭尽全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4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纸条，上写“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然后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指令康泽写个宣传提纲。康泽反复揣度校长的心理，并按纸条上写的原则，写了一份有16条内容的宣传提纲。他向蒋介石口述所拟的宣传提纲，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当场拍板定稿。宣传处是复兴社的喉舌，康泽自然十分重视报纸宣传。南京在《建业日报》原为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人所办，1931年由于债台高垒，陈找到康泽，希望他能接办。
在酝酿成立复兴社时，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及此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奉化溪口写了个条子给康泽，叫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康泽领到此款后，就接收了《建业日报》，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康泽担任报社社长。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复兴社成立时，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生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设立了“特别研究班”，专门对这批人进行短期训练和考核，然后再委派工作，康泽被任命为研究班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该班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期为3个月，蒋介石对此很重视，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训话一次，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来讲演。该班在康泽的主持下，主要向学员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培养学生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效忠蒋介石。该研究班期满后，学员被分配到《中国日报》、南京地区军事学校、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厚生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作，成为一批忠蒋反共的骨干分子。
复兴社成立初始，经蒋介石批准，还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即“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由康泽担任该会书记。由于他竭力效忠蒋介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提携，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康泽曾提任第五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学生来源为军校1至7期的失业军官和少数大中专学校的失学青年。康泽在任期间，身穿一套士兵服装，腰扎一根窄皮带，脚蹬一双草鞋，腰间挂一支左轮手枪，经常与学员进行交谈。不久，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
此外，赴德国、意大利考察归来的杨周熙上呈蒋介石一个考察报告，建立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支“别动队”。而康泽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交给他作参考。于是，康泽呈报蒋介石批准，正式采用了“别动队”名称。
复兴社的五人团之一、别动队魁首、蒋介石的高参；他积极反共，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用力卖命，被蒋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支反动的特务武装部队，人员全部出自军校特别研究班。总队部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下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辖三个分队。各中队的第一区队是便衣队，身着便衣，持特务证，可优先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可调用指挥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成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是军校毕业生，预备队员为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大队和中队都设有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对外工作。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
康泽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它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力量，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其任务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开展所谓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锋。康泽经常训导别动队成员，要服从命令，效忠党国，“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天子门生”、“监军”、“蒋委员长耳目”、“见官大一级”等等。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三青团团长蒋介石首先宣誓，读了康泽写的誓词。接着，由蒋介石做监誓人，康泽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团的人进行了宣誓。过后，蒋介石对宣誓入团者训了话。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康泽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其原因是康泽向蒋介石建议三青团以复兴社为核心一事，陈诚事先不知道，他嫉妒复兴社，反对以此为核心。康泽自认为有蒋介石指示，就与陈争吵起来。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时，陈诚选派自己的嫡系郭忏为支团主任。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康泽叫去问：“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安排？”康泽汇报说：“陈诚书记长已派定了一人选。”蒋介石生气地说：“要不得！这个支团长你兼！”并立即写了手令，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同年秋，蒋介石把陈诚调至前线指挥军事，命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与陈诚的内争，方告一段落。
为了在三青团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军委会别动队及中央军校特训班抽调大批人员到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然后派往各省市担任三青年团支团书记，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团书记、派方采芹西康支团书记，派陈开国任重庆市支团书记。由于康泽在三青团内专权，因而树敌颇多，就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与他矛盾尖锐。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和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其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得小蒋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这些人几乎全是复兴社分子和康泽的学生，使蒋经国成为一个空头主任。小蒋有老蒋做后台，自然不甘受康泽控制，于是决定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蒋经国就以该训练班培养的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的三青团势力挤出江西。
1940年9月，张治中继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继续在三青团内揽权，引起了张治中对他的不满，康泽抗战初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加上争强好胜，所以受到社会各方责难。此时，康泽的情绪甚为低落，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没有改变。依照蒋介石集团惯例，高级干部凡在失意之时，必定出洋躲避风头。静待时机以东山再起，康泽也不例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被蒋介石派遣出国，到欧美考察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同盟国家的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
指挥襄樊战役失败被俘，没有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令蒋介石非常难堪
康泽回国后，通过竞选当上了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经蒋介石保举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来，蒋介石曾打算让康泽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战事紧迫，却派他担任了重要军职。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历时半年，蒋介石的“全面防御”被彻底粉碎，不得不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区辖3至5个旅的兵力，由该区司令官掌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以襄樊为中心，将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为该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
但是，康泽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参，却难以当一个合格的司令，因为他手中无兵。于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给他指挥。康泽因与这两个旅无任何历史渊源，怕难以掌握，便向蒋介石保荐郭勋祺任副司令，郭勋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在四川军阀派别中属军官系，资格较老，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康泽保举他为副司令，意在通过他来控制这两个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泽走马上任。此时解放军已活动于鄂豫交界一带，当他得知襄樊军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辖区所属一六四旅驻樊城，一○四旅驻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势危急时，便在汉口驻足不前，一再电求蒋介石校长调兵增援。蒋介石又将整编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康泽的保驾军。待旅长黄子华率部开赴襄阳后，康泽才于1948年1月30日飞往老河口（襄樊无机场）。为了显示司令官的威风，临行前除电告襄阳专员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两旅长外，飞临襄樊时还令驾驶绕城一周，以示驾到，而后才飞往老河口着陆。第二天，康泽乘车到达襄阳。2月1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归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辖。白认为蒋介石委派康泽是来抓地方权力的，因而对康很不满意。他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3月，白崇禧以作战需要为名，将整编二十三旅调走，旅长黄子华只命一个教导队（相当于一个连）暂留襄阳，让康泽指挥。黄旅走后，襄樊空虚，康泽又急忙电求蒋介石把一六三旅从河南调来。5月，该旅开到。康泽命一六三旅驻防老河口，一○四旅驻防襄阳，一六四旅驻防樊城，将绥靖区司令设在襄阳，由一个宪兵连和二十三旅教导队保驾。
为了安全起见，又从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个团调襄阳加强防务，此外康泽还从4月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嫡系武装——特务营。为此，他选精兵，挑好枪，加紧训练，到6月特务营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泽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迎来了他44岁的寿辰。其副司令郭勋祺、第一处处长江鹏南、第二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和秘书处长燕德炎等，别出心裁地在城南门外十多里的一座古亭里，设午宴为他庆寿，直到下午3时，众人才尽兴而归。哪知当地文武官员得知此讯，又在摆宴席，为康司令庆寿，还请了城中戏界的名角来唱堂会。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司令献贺寿词时，一个参谋长慌忙来报，解放军已开始进攻老河口，与一六三旅交上了手，双方打得激烈。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实在大煞风景。康泽只得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回司令部处理战事。
康泽不敢与解放军在老河口进行生死较量，于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阳撤退。该旅一路上受到解放军的多处截击，被打得失魂落魄，竟违抗康泽退守襄阳的命令，越过襄阳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残部逃走后，人民解放军5个旅乘胜包围襄樊。康泽急令一六四旅两个团守樊城，一六三旅余下的一个团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襄阳西门，一○四旅守南门，宪兵连和教导队守卫司令部，特务营担任机动部队。
从7月8日起，解放军开始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圈，攻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黄昏就向西门阵地开炮。炮声震撼全城，打得康泽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当时解放军人多势猛，而康泽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难以招架。于是，康泽就向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电求援，并决定放弃樊城。10日，守卫樊城的一六四旅两个团奉令撤回襄阳，康泽又重新调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门，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个团守西门，企图分段据守，负隅顽抗。
白崇禧为挽救康泽的败局，派整编第七师前来增援，但整七师长途行军，速度缓慢，远水难解近渴。解放军攻势加紧，战局危急。康泽再次给白崇禧发电，说守军兵力太少，城外阵地恐难顶住，要求放弃城外西北山头阵地，集中兵力于城内坚守。白崇禧复电不准，并批示他把守卫重心放在城外山头阵地，指挥所也应搬到山地，因为只有山地才易坚守，才有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而康泽则认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便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复电批准了他的请求。康泽即下令放弃城外所有阵地，退守城内，并命令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城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烧毁，以扫清射界。同时，又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学生决心与城共存亡。”
正当康泽准备固守城池时，解放军已突破西门，攻入城中，并对城内守军阵地分割穿插。康泽只好作困兽之斗，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特务营与解放军拼命，结果被全歼。此时，南门被解放军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司令部与各守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康泽为了保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
第十五军绥靖区司令部驻扎在杨家祠堂，这是一座四进建筑物，成矩形，周围无民房，四个角各建有非常坚固的两层碉楼，中心建有一座三层主碉楼，从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楼有地道相通。康泽此时想，虽然解放军已攻入城内，但城内守军还在，等天亮后与各部联络上，再指挥部队坚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楼顶层向四周一望，只见城内多处竖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军依然渺无踪影，整七师才刚刚到达宜城，距襄阳还有80里呢！
7月16日，解放军包围了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后，从早上6时起，用一门迫击炮从南侧对准主碉楼不紧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发炮弹，把康泽及其官兵震得脑袋发昏。上午9时，康泽曾在襄阳的最后一个据点——司令部里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电，通报襄阳将失。下午3时，突然枪炮齐鸣，解放军发起攻击，边冲边喊：“缴枪不杀！”随即聚拢开会，推举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时，康泽正头戴钢盔，在坑道中盘腿席地而坐，发呆犯傻。董益三、胡学熙两人小心地来到跟前，董弯下身子在康泽耳边低声说道：“康司令，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看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度不过去。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完了。靠几支步枪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过不去了。刚才，大家开会要放下武器，推我们做代表来报告司令官，请司令决定。我看只有早点放下武器，才会求得较好的待遇，否则情形将更坏。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泽沉思了一阵，并未拿出一个可行的主张，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你们跟郭副司令官说去。”董、胡两人又去主碉楼找郭勋祺，郭态度顽固，表示拒绝投降。
下午6时许，康泽由坑道进入中心碉楼底层，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乱打枪的宪兵惊恐地喊：“他们已经打进司令部里来了！”康泽仍纹丝不动，沉默无语，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擦伤了些皮，可他却把身上涂满泥土，脸上涂满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了衣服洗过脸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出，这个高额头、粗眉毛、方脸大嘴的俘虏是康司令官，随后，康泽被押往豫西。
康泽对蒋介石竭尽忠心，而蒋介石对他也倍加信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校长相信他的得意门生会履行誓言，“与城共存亡”。7月20晚，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宋希濂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对大家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出版的《大公报》对此作了报导。但是，当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共产党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此时，康泽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个部下家里，得知此讯，痛哭三日不止。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与共产党作战，必定会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无奈学生不争气，反而被俘。蒋介石为使自己从难堪中解脱出来，决定重新塑造康泽的高大形象，将其“壮烈成仁”型英雄转换成“抗节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释放，晚年生活安定，时有文字发表
康泽于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9次党务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的学生康泽：“记得在前年常务工作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过他，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向其儿子低声叮咛说‘你回去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确献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的教训？”
蒋介石此番言语，句句动情，可惜的是，与康泽在大陆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1972年康泽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黄埔三期生，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04年农历七月初出生在四川安岳县双龙铺（今来凤乡）山坳里的一个普通的村民家。以屠猪为业的父亲康历全，依照康氏族谱给他取名代宾。代宾7岁那年，父亲因病丢下他和一弟一妹撒手西去，一家4口人便全靠母亲康何氏常年手工纺织来维持艰辛的生活。
康代宾8岁开始在双龙铺村塾上学。两年后，母亲送他到圣泉寺通贤场小学读书，吃住在大姑母吴康氏家。学校有一位叫罗用之的老师，对康代宾发愤攻读颇为赏识，常常给他鼓励和帮助，加上康氏族人的支持，他得以继续升学。其母为减轻自己的劳动，给他收养了一个童养媳。这童养媳年纪虽不大，但却非常贤惠勤俭，一心一意帮助康母操持家务，让康代宾在外安心读书。
1919年，康代宾15岁，从通贤场小学转到安岳县城县高等小学读书，翌年考入安岳中学。在中学读书期间，康代宾学习成绩连年皆名列前茅，同时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又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惨象，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4年，康代宾中学毕业时，听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便跃跃欲试，想去投考。在进步教师李恒生、刘卓安的帮助和族人康纪鸿的接济下，康代宾远赴广州，于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因他对当年曾拼着一死去刺杀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党人汪精卫十分景仰，便在入学后效法汪兆铭（汪精卫字兆铭），改名兆名，号泽。以后，以号代名，遂以“康泽”之名闻于世。从此，康泽讲话的举止、动作、辞令一概模仿汪精卫。康泽长于演讲，记忆力很强，在各种场合讲话从不带讲稿，而且词句简练，有条不紊，经长期模仿，还真有点汪精卫的风度和派头。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康泽学习勤奋，性格刚强，生活朴实。他秉承了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美德，不贪玩乐，甚至节假日也不外出游逛。有个星期日，康泽独自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地整理校长的训话笔记，突然听到有脚步声，转头一看，见是校长蒋介石在教官陪同下进了教室。康泽赶忙放下笔起身作立正姿势。蒋介石径直来到他的身边，翻阅了他的笔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不休息?”教官介绍道：“他叫康泽，学习很用功。”蒋介石频频点头，叫他坐下。从此，康泽在蒋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好学生”的印象。
毕业后，经蒋介石推荐，康泽被选派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康泽与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谷正钢、谷正鼎为同期同学。他们气味相投，欲在政治联合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们看到，在中山大学就读的有三四百名中国国民党党员，就想拉这些人结成派系，作为日后回国争取权力的政治资本。于是，大家推举贺衷寒领衔，康泽助之，以留法学生中有国民党、共产党旅欧支部为由，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旅莫支部。这个活动，因遭到校方坚决制止，加上也未得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批准，闹腾了一阵子便流产了。
1927年10月，康泽从苏联回国，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29年11月，军中政治部撤销，康泽改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剿匪”宣传大队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和反共军事“围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潮在全国兴起。但蒋介石此时并不热心抗日，而是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人，于是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康泽任少将总队长，在江西剿共时期为蒋所重用。在共产党人曾建立过的根据地，康泽的别动总队特别活跃，督促地方进行清剿，恢复政权行使。
“剿匪”失败，蒋介石的地位受到威胁，他开始整天冥思苦想，盘算着建立一个新组织，用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他惯以采用骂人诱导的方式，让下属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图。
该年11月初，蒋介石召集康泽、贺衷寒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叫骂了一通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
当这帮学生中终于有人提议要团结起来时，蒋介石顺势表露了一点心迹：“你们怎样能团结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苏联那种‘克格勃’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康泽这个忠实的学生对校长的话心领神会，便站起来说：“据我所知，苏联的‘克格勃’是它政府的一部分，是挑选最忠实最干练的党员去组织的。”
蒋介石听后便指示说：“你们慢慢去研究吧。”过后，学生们对校长意思研究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组织，康泽被推举为五个筹备人之一，负责起草纪律条例。
1932年3月，蒋介石又召集这帮学生开会，康泽把起草的纪律条例呈报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是：“（1）不得违抗命令；（2）不得有小组织；（3）不得泄露秘密；（4）不得倾陷同志；违犯以上四条之一者，处以极刑；（5）不得贪赃纳贿；（6）不得狂嫖滥赌；（7）不得娶妾；违犯以上三条之一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对于新组织的名称，康泽主张叫“复兴社”，贺衷寒主张用“力行社”，酆悌主张称“救亡社”，康泽起草的纪律条例和所提的名称建议都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结果新组织就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初，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自主持了成立大会。会议选出康泽等9人为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蒋介石指定滕杰为书记，康泽任宣传处处长。
蒋介石非常信任康泽，常说康泽是他的高参，他经常就某个问题征求其得意门生康泽的看法，但对康言的采纳与拒绝，则视情而定。当时，康泽的军校第六期同学杨周熙在军政部交通研究所当队长，他写了《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一书，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让康泽审查此书。康泽通过与杨的接触，认为此人不足取，便向校长汇报杨是想搞投机。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而是把书名中“法西斯化”四个字改为“复兴运动”，使书名变成《三民主义之复兴运动》，书中内容照旧，便同意该书出版。蒋介石不但批准杨周熙参加了复兴社，还指派他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考察。
康泽作为复兴社的宣传处长，竭尽全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4月初，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一纸条，上写“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然后说“你们就根据这作宣传”。并指令康泽写个宣传提纲。康泽反复揣度校长的心理，并按纸条上写的原则，写了一份有16条内容的宣传提纲。他向蒋介石口述所拟的宣传提纲，蒋介石听后十分满意，当场拍板定稿。宣传处是复兴社的喉舌，康泽自然十分重视报纸宣传。南京在《建业日报》原为军校调查科陈奠南等人所办，1931年由于债台高垒，陈找到康泽，希望他能接办。
在酝酿成立复兴社时，康泽曾向蒋介石提及此事。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在奉化溪口写了个条子给康泽，叫他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周守梅处领取3000元。康泽领到此款后，就接收了《建业日报》，以此为基础，开始筹办《中国日报》。1932年1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康泽担任报社社长。3月初复兴社成立后，该报即转为复兴社的机关报。
复兴社成立时，南京有270多名失业的军校生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登记，经蒋介石批准，设立了“特别研究班”，专门对这批人进行短期训练和考核，然后再委派工作，康泽被任命为研究班主任，负责此项工作的实施，该班以南京明瓦廊军委会政训处为班址，训练期为3个月，蒋介石对此很重视，每星期都到研究班训话一次，一些社会名流也经常来讲演。该班在康泽的主持下，主要向学员灌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培养学生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效忠蒋介石。该研究班期满后，学员被分配到《中国日报》、南京地区军事学校、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厚生消费合作社等单位工作，成为一批忠蒋反共的骨干分子。
复兴社成立初始，经蒋介石批准，还成立了两个外围组织，即“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的发展对象是普通学校学生，由康泽担任该会书记。由于他竭力效忠蒋介石，因而受到蒋介石的提携，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康泽曾提任第五任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南昌开办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康泽再次出任研究班主任。其学生来源为军校1至7期的失业军官和少数大中专学校的失学青年。康泽在任期间，身穿一套士兵服装，腰扎一根窄皮带，脚蹬一双草鞋，腰间挂一支左轮手枪，经常与学员进行交谈。不久，军校驻赣暑期研究班改名为军校特别研究班。
此外，赴德国、意大利考察归来的杨周熙上呈蒋介石一个考察报告，建立模仿纳粹党卫军的组织、编制、装备，搞一支“别动队”。而康泽正奉蒋介石之命，准备成立一个“特务警察队”，蒋介石就把考察报告交给他作参考。于是，康泽呈报蒋介石批准，正式采用了“别动队”名称。
复兴社的五人团之一、别动队魁首、蒋介石的高参；他积极反共，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用力卖命，被蒋介石看作青年精英而受重用
1933年10月3日，军委会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康泽就任别动队总队长。这是一支反动的特务武装部队，人员全部出自军校特别研究班。总队部设参谋、指导、总务等组，下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辖三个中队，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辖三个分队。各中队的第一区队是便衣队，身着便衣，持特务证，可优先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并可调用指挥当地一个连的兵力。别动成员分队员和预备队员两种，队员是军校毕业生，预备队员为部队保送受训的军士。大队和中队都设有指导员，负责政治教育和对外工作。中队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复兴社分子。
康泽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队不同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它是一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力量，以政治为主，作战为辅，其任务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主要活动于接近作战地区的蒋军后方，开展所谓的“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工作，是一支反共反民主的急先锋。康泽经常训导别动队成员，要服从命令，效忠党国，“生的进来，死的出去”，死心塌地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卖命。
别动队一成立，就在康泽的率领下参加了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驻扎于江西、福建两省。其具体活动是：（1）推行保甲制度；（2）在民间实施反共政治军事训练；（3）收容训练苏区逃亡地主；（4）推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5）维护国民党军队的军风军纪；（6）吹捧推崇蒋介石。
除此之外，康泽的别动队还担负监视非蒋介石系军政人员的任务，所以，人们对别动队都侧目而视，称之为“御林军”、“天子门生”、“监军”、“蒋委员长耳目”、“见官大一级”等等。在个别情况下，别动队也同红军小股部队及游击队打仗。1935年夏，康泽将别队扩编为七个大队和一个巡辑队，并于大队之上增设支队一级。
蒋介石十分欣赏康泽的才干，将其别动队调往四川，让他兼任行营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等要职，把四川方面的事都交给他负责。
以康泽为代表的蒋派势力伸入四川后，引起了以刘湘为首的当地实力派的极大不安，双方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康泽到成都后，住在位于黄瓦街的妻兄朱兆南的家里，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三请六宴，高朋满座，不可一世。住在对面的川军李注东旅官兵看不过眼，有天晚上在康泽乘车归来时，李旅发动突然袭击，将他的司机和卫兵抓走，康泽在副官易秋泰的保护下得以脱身。他当晚移住瀛环中学第一中队队部，加强了戒备，但仍感不安全，又连夜迁往邓锡侯手下将领家中居住。这是蒋派中央势力和四川地方势力矛盾尖锐化的表现。两派之间不但武斗，而且文攻。与刘湘合作的张澜写了一篇名为《川人治川》的文章，用以抵制蒋派势力的渗透。康泽马上授意尹昌龄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的文章，对川派势力加以反击。双方唇枪舌剑，互不服气。
康泽及其别动队在四川各地复兴社组织和保安处各区政训室的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一是构筑碉堡，阻截长征中的红军；二是训练保甲骨干，加强基层政权；三是监军督战；四是收买革命阵营中的叛徒。
他的反共活动在一定的区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效，为此他进一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并被蒋看作青年精英。
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大肆培植自己的势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康泽更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又兼任了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等要职。并且还负责指挥李香权旅、公秉藩师和张荫梧的河北民军。
但好景不长，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争斗，康泽所兼的一些职务不久就易手他人了。关于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主任的职位，陈诚为了将这股力量抓在手中，竟将该班并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改称为留日学生归国训练班，把康泽抛在了一边。关于中央军事学校特别训练主任的职位，1936年曾被潘佑强夺去，不久，康泽又从潘手中抢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从1933年7月开办到结束历时13年，它既是培养蒋介石系军事、政工人员的场所，又是训练职业特务、别动队员的摇篮。特训班是康泽效忠蒋介石的一大作为，也是他升官发财的资本，正如蒋介石喜欢别人叫他“校长”一样，康泽喜欢别人称其为“主任”，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个人势力。关于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的职位，因1938年康泽与陈诚的关系恶化，厅长一职被杜心如抢去。就连禁烟督察处缉私主任的职位也被别人夺去了。
抗战初期，康泽曾图谋向军事方面发展，企望将别动队改为警卫军。他首先把各大队的两个中队改为步兵营，只剩下一个队员中队，然后到上层去活动，由于康泽与陈诚矛盾尖锐，便走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长何应钦的门路。但陈诚是军委会政治部长兼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又是蒋介石的亲信，号称“小委员长”。何应钦虽系军界元老，但不想得罪陈诚，对于康泽之求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康泽的警卫军长之梦终未实现。
“八一三”上海抗战时，别动队曾派一、五两个大队到上海附近应付，上海撤退时第一大队全部溃散。1938年徐州会战时，别动队派了第四大队的一个中队前往，旋即撤回。抗战时期，别动队的其它大队或从事搜刮民财，或驻在川陕大后方监视异己。
因别动队作用特殊、地位显赫，许多要员都企图染指于它。军统头子戴笠曾图谋控制别动队，向蒋介石保荐其心腹黄珍吾为别动队副总队长。后又借口康泽兼职过多，升任黄为代理总队长，一举取康而代之。康泽也不甘示弱，设计把黄珍吾赶走，又重新控制了别动队一个时期，才以其亲信刘伯龙升任总队长。为牵制刘伯龙，康泽又提升亲信马维骥为副总队长兼支队长。1939年别动队被正式改编，大部分编为新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余部编入军法执行总监部执法总队和军政部补充兵员训练处。新编第二十九师曾任重庆卫戍部队，1941年在滇缅边境为日军所败。
康泽卸除了别动队总队长职务后，专任内政部青年训导总团主任，该团设在重庆市郊五云山。康泽此时努力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利用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特务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搜集情报，然后借回军委会述职为名，将情报报给康泽，由康转报国民党军委会。康泽为发展个人势力，还时常保荐其心腹出任要职，如举荐王元辉当四川保安处长，等等，所以，虽然军委会别动队不存在了，但康泽势力却继续发展，康泽的触角已伸向更多的党政军机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对国民党的忠实都一样，大谷（谷正纲）热情，有时冲动，小谷（谷正鼎）细致一些，派往西安行营和共产党办交涉，以小谷比较适宜。”于是，蒋介石便派谷正鼎到西安担任了第二厅厅长。
9月中旬，康泽奉命去中山陵见蒋介石，蒋介石正在考虑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事，康泽便向蒋介石建议，在发表中共这一宣言的同时，以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一个正式谈话。他还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1）对共产党表示共赴国难，予以称赞；（2）说明这是由于三民主义的伟大；（3）要求共产党用行动去履行这一宣言。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要求写出文稿。康泽又建议要陈布雷去写。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由陈布雷写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又针对此宣言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争强好胜得罪小蒋，被排挤出国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以“团结抗战”为名，力图扩大组织，欺骗和控制广大青年，策划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参加了这一组织的酝酿筹建活动。9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陵园别墅召集康泽、刘健群、陈立夫等开会，对他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搞一个大组织，将党部的（指CC系）、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指汪精卫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
在一次讨论新组织名称的会议上，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称“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主张加上“中国国民党”，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立即插话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于是，新组织就定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
1938年2月底，为了给好将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蒋介石在他的武昌官邸召集康泽、陈立夫等人开会，会上，蒋介石拿出三张名单，一张是党委委员会名单，一张是训练委员会名单，另一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名单。在这三张名单上，康泽都名列前茅。蒋介石说：“这三个名单，大家看看，临时全会不搞选举，党里有些干练的青年不能选为中委，因此提出这些人组织党务委员会、训练委员会，以增加组织部和训练部的力量。”由此可见，康泽是被蒋介石看作党国的青年精华而加以重用的。
3月初，临时全会开始筹备，康泽参加了党务组的准备工作。3月下旬，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通过了党章修正案，并决议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康泽、陈布雷、陈诚三人起草制定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要旨，第一条为：“本党为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起见，特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条为：“本团以蒋中正先生为团长”；第三条为：“本团为训练全国青年的公开机关”。
4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汉口召开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康泽根据蒋介石有关建立三青团的几项指示精神，拟定了一个团章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以康泽草拟的团章为基础，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进行适当修改然后再提交会议审定。5月间，三青团筹备会再次开会。康泽在会上作了三青团团章修正草案报告，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会义通过了这个修正草案，并报送蒋介石批准。
6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青年书，接着颁布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蒋介石还亲定了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名单，康泽名列其中，并被指定为组织处处长。可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把康泽找来说：“有人说你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能任中央团部的组织处长。”接着，蒋介石问康泽：“你能不能和胡宗南合作？”康泽因和胡宗南私人关系很好，便回答：“能够。”蒋介石又问：“叫胡宗南做处长，你来代理这个处长，怎么样？”康泽表示同意。于是，蒋介石重新宣布：组织处长胡宗南，代理处长康泽。
康泽还就成立三青团的一些原则问题请示过蒋介石。一次，康泽问蒋介石：“是不是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肯定地说：“当然这么做。”康又问：“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时候，复兴社的同志是不是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蒋介石再次回答：“当然可以这么做。”过后，康泽将这两个问题写成书面报告，送蒋介石批示后便遵照执行了。另一次，康泽向蒋介石请示说：“凡是一个组织，必须有个核心才能团结得坚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也不能例外。请校长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核心。”蒋介石指示说：“当然复兴社是核心。”对于蒋介石的训示，康泽都毫不含糊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三青团成立之际，蒋介石采纳了康泽以北伐誓师的7月9日为团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日的建议。7月8日晚，蒋介石打电话对康泽说：“明天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的时候，我要宣誓，你给我准备一个誓词。”于是，康泽参照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誓词，连夜写出了三青团蒋介石团长的誓词：“中正诚心诚意领导全国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俾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弗渝。”
次日，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在武昌成立。干事会全体干事、各处正副处长及工作人员参加了大会。三青团团长蒋介石首先宣誓，读了康泽写的誓词。接着，由蒋介石做监誓人，康泽等第一批加入三青团的人进行了宣誓。过后，蒋介石对宣誓入团者训了话。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康泽成为其中的重要骨干。
三青团成立初始，康泽就与三青团中央书记长陈诚搞不好关系。其原因是康泽向蒋介石建议三青团以复兴社为核心一事，陈诚事先不知道，他嫉妒复兴社，反对以此为核心。康泽自认为有蒋介石指示，就与陈争吵起来。三青团武汉支团成立时，陈诚选派自己的嫡系郭忏为支团主任。一天下午，蒋介石把康泽叫去问：“武汉支团要成立了，人事怎么安排？”康泽汇报说：“陈诚书记长已派定了一人选。”蒋介石生气地说：“要不得！这个支团长你兼！”并立即写了手令，派康泽兼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同年秋，蒋介石把陈诚调至前线指挥军事，命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与陈诚的内争，方告一段落。
为了在三青团内培植自己的势力，康泽从军委会别动队及中央军校特训班抽调大批人员到三青团干部训练班受训，然后派往各省市主持三青团干部训练班的训练，然后派往各省市担任三青年团支团书记，如派孟民希任安徽支团书记、派方采芹西康支团书记，派陈开国任重庆市支团书记。由于康泽在三青团内专权，因而树敌颇多，就连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与他矛盾尖锐。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和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其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得小蒋的同意，就派定了江西支团的主要干部。这些人几乎全是复兴社分子和康泽的学生，使蒋经国成为一个空头主任。小蒋有老蒋做后台，自然不甘受康泽控制，于是决定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自己的力量，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蒋经国就以该训练班培养的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的三青团势力挤出江西。
1940年9月，张治中继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中央书记长。康泽继续在三青团内揽权，引起了张治中对他的不满，康泽抗战初期曾红极一时，但由于他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加上争强好胜，所以受到社会各方责难。此时，康泽的情绪甚为低落，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却没有改变。依照蒋介石集团惯例，高级干部凡在失意之时，必定出洋躲避风头。静待时机以东山再起，康泽也不例外。1945年抗战胜利后，康泽被蒋介石派遣出国，到欧美考察二次大战结束后各同盟国家的复员工作，直到1947年才回国。
指挥襄樊战役失败被俘，没有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令蒋介石非常难堪
康泽回国后，通过竞选当上了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经蒋介石保举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本来，蒋介石曾打算让康泽出任热河省政府主席，但由于战事紧迫，却派他担任了重要军职。
1947年冬，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历时半年，蒋介石的“全面防御”被彻底粉碎，不得不改为“分区防御”，将作战地区划分为20个绥靖区，每区辖3至5个旅的兵力，由该区司令官掌管辖区内党政军大权。襄樊是鄂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以襄樊为中心，将枣阳、宜城、南漳、保康、谷城、光化、竹山、竹溪、房县、均县、郧县、郧西等县划为第十五绥靖区，派他的忠实信徒康泽为该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
但是，康泽一生从事特务工作，可以当一个出色的高参，却难以当一个合格的司令，因为他手中无兵。于是，蒋介石把川军的第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交给他指挥。康泽因与这两个旅无任何历史渊源，怕难以掌握，便向蒋介石保荐郭勋祺任副司令，郭勋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在四川军阀派别中属军官系，资格较老，是一员猛将，绰号“郭莽子”，康泽保举他为副司令，意在通过他来控制这两个川旅。
1947年12月下旬，康泽走马上任。此时解放军已活动于鄂豫交界一带，当他得知襄樊军情不妙，加上他自己辖区所属一六四旅驻樊城，一○四旅驻老河，而一六三旅尚在河南，形势危急时，便在汉口驻足不前，一再电求蒋介石校长调兵增援。蒋介石又将整编第二十三旅调往襄阳，作康泽的保驾军。待旅长黄子华率部开赴襄阳后，康泽才于1948年1月30日飞往老河口（襄樊无机场）。为了显示司令官的威风，临行前除电告襄阳专员李朗星、一六四旅和一○四旅两旅长外，飞临襄樊时还令驾驶绕城一周，以示驾到，而后才飞往老河口着陆。第二天，康泽乘车到达襄阳。2月1日，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
康泽的第十五绥靖区归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管辖。白认为蒋介石委派康泽是来抓地方权力的，因而对康很不满意。他说：“康泽是做特工的，怎么能指挥作战。”
3月，白崇禧以作战需要为名，将整编二十三旅调走，旅长黄子华只命一个教导队（相当于一个连）暂留襄阳，让康泽指挥。黄旅走后，襄樊空虚，康泽又急忙电求蒋介石把一六三旅从河南调来。5月，该旅开到。康泽命一六三旅驻防老河口，一○四旅驻防襄阳，一六四旅驻防樊城，将绥靖区司令设在襄阳，由一个宪兵连和二十三旅教导队保驾。
为了安全起见，又从一六三旅和一六四旅各抽一个团调襄阳加强防务，此外康泽还从4月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嫡系武装——特务营。为此，他选精兵，挑好枪，加紧训练，到6月特务营宣告建成。
1948年7月1日，康泽在胆战心惊的日子里迎来了他44岁的寿辰。其副司令郭勋祺、第一处处长江鹏南、第二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和秘书处长燕德炎等，别出心裁地在城南门外十多里的一座古亭里，设午宴为他庆寿，直到下午3时，众人才尽兴而归。哪知当地文武官员得知此讯，又在摆宴席，为康司令庆寿，还请了城中戏界的名角来唱堂会。正当一位女演员为康司令献贺寿词时，一个参谋长慌忙来报，解放军已开始进攻老河口，与一六三旅交上了手，双方打得激烈。这消息如晴天霹雳，实在大煞风景。康泽只得叫堂会草草收场，赶回司令部处理战事。
康泽不敢与解放军在老河口进行生死较量，于是命令一六三旅在老河口向襄阳撤退。该旅一路上受到解放军的多处截击，被打得失魂落魄，竟违抗康泽退守襄阳的命令，越过襄阳向沙市逃去。
一六三旅残部逃走后，人民解放军5个旅乘胜包围襄樊。康泽急令一六四旅两个团守樊城，一六三旅余下的一个团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守襄阳西门，一○四旅守南门，宪兵连和教导队守卫司令部，特务营担任机动部队。
从7月8日起，解放军开始逐渐缩小对襄阳的包围圈，攻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而且每到黄昏就向西门阵地开炮。炮声震撼全城，打得康泽焦头烂额，寝食不安，当时解放军人多势猛，而康泽兵少力薄，武器又差，难以招架。于是，康泽就向蒋介石和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发电求援，并决定放弃樊城。10日，守卫樊城的一六四旅两个团奉令撤回襄阳，康泽又重新调整了守城部署：以一六四旅守南门，一○四旅和一六三旅的那个团守西门，企图分段据守，负隅顽抗。
白崇禧为挽救康泽的败局，派整编第七师前来增援，但整七师长途行军，速度缓慢，远水难解近渴。解放军攻势加紧，战局危急。康泽再次给白崇禧发电，说守军兵力太少，城外阵地恐难顶住，要求放弃城外西北山头阵地，集中兵力于城内坚守。白崇禧复电不准，并批示他把守卫重心放在城外山头阵地，指挥所也应搬到山地，因为只有山地才易坚守，才有希望坚持到援军抵达。而康泽则认为白崇禧是有意和他过不去，便发电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复电批准了他的请求。康泽即下令放弃城外所有阵地，退守城内，并命令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城门外靠近城墙的居民房烧毁，以扫清射界。同时，又向蒋介石发电表示：“学生决心与城共存亡。”
正当康泽准备固守城池时，解放军已突破西门，攻入城中，并对城内守军阵地分割穿插。康泽只好作困兽之斗，拿出他的最后一张王牌——特务营与解放军拼命，结果被全歼。此时，南门被解放军攻破，全城陷入一片混乱，司令部与各守城部队也失去了联络。康泽为了保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
第十五军绥靖区司令部驻扎在杨家祠堂，这是一座四进建筑物，成矩形，周围无民房，四个角各建有非常坚固的两层碉楼，中心建有一座三层主碉楼，从司令部的住室到中心主碉楼有地道相通。康泽此时想，虽然解放军已攻入城内，但城内守军还在，等天亮后与各部联络上，再指挥部队坚守全城。可是，第二天早上，他站在中心碉楼顶层向四周一望，只见城内多处竖起了白旗，司令部已是孤屋一座了。而援军依然渺无踪影，整七师才刚刚到达宜城，距襄阳还有80里呢！
7月16日，解放军包围了康泽的绥靖区司令部后，从早上6时起，用一门迫击炮从南侧对准主碉楼不紧不慢地一直打到下午，共打了40多发炮弹，把康泽及其官兵震得脑袋发昏。上午9时，康泽曾在襄阳的最后一个据点——司令部里向南京发出了最后一电，通报襄阳将失。下午3时，突然枪炮齐鸣，解放军发起攻击，边冲边喊：“缴枪不杀！”随即聚拢开会，推举第二处处长董益三、第三处处长胡学熙为代表，找康司令交涉，要求投降。
此时，康泽正头戴钢盔，在坑道中盘腿席地而坐，发呆犯傻。董益三、胡学熙两人小心地来到跟前，董弯下身子在康泽耳边低声说道：“康司令，外边的攻势已经开始，我看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度不过去。我们的官兵从昨天到现在没有吃饭，没有睡觉，机枪子弹都打完了。靠几支步枪是抵抗不住的，今天下午是过不去了。刚才，大家开会要放下武器，推我们做代表来报告司令官，请司令决定。我看只有早点放下武器，才会求得较好的待遇，否则情形将更坏。司令官的意思如何？”康泽沉思了一阵，并未拿出一个可行的主张，只是未置可否地说：“你们跟郭副司令官说去。”董、胡两人又去主碉楼找郭勋祺，郭态度顽固，表示拒绝投降。
下午6时许，康泽由坑道进入中心碉楼底层，仍然席地而坐，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乱打枪的宪兵惊恐地喊：“他们已经打进司令部里来了！”康泽仍纹丝不动，沉默无语，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擦伤了些皮，可他却把身上涂满泥土，脸上涂满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企图蒙混过关，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了衣服洗过脸之后，人们才清楚地认出，这个高额头、粗眉毛、方脸大嘴的俘虏是康司令官，随后，康泽被押往豫西。
康泽对蒋介石竭尽忠心，而蒋介石对他也倍加信任，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蒋介石校长相信他的得意门生会履行誓言，“与城共存亡”。7月20晚，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宋希濂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对大家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
7月22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第二天出版的《大公报》对此作了报导。但是，当月下旬的《新闻天地》中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共产党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此时，康泽的夫人正住在南京的一个部下家里，得知此讯，痛哭三日不止。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与共产党作战，必定会成为“壮烈成仁”的英雄，无奈学生不争气，反而被俘。蒋介石为使自己从难堪中解脱出来，决定重新塑造康泽的高大形象，将其“壮烈成仁”型英雄转换成“抗节不屈型英雄”。
被特赦释放，晚年生活安定，时有文字发表
康泽于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涯。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9次党务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到他的学生康泽：“记得在前年常务工作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过他，其时正值隆冬季节，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向其儿子低声叮咛说‘你回去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是的确献出了他自身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的教训？”
蒋介石此番言语，句句动情，可惜的是，与康泽在大陆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康泽这个反共20余年的特务头子实行宽待政策，非常关切地给他治伤治病。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还在戎马倥偬中接见了他，推心置腹地跟他这位四川老乡谈了话。
中国共产党也给了双手沾满了革命烈士热血的人民公敌康泽重新做人的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和反省，1961年康泽被批准监外就医。1963年4月，康泽被特赦释放，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康泽先后撰写了《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我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中的一段》等等回忆性文字。
1972年康泽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