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万通立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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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官交往的原则：只“精神恋爱”，不“上床”
什么是资本社会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钱，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钱？比如，进行项目合作就会有别的股东，别的股东究竟选什么样的股东，是国企还是民企，是私人的钱还是上市公司的钱？公司要上市，究竟要发多少股票给别人？等等。你做生意，当自己的钱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找别人，这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就像人一样，你一个人过简单，当你开始找对象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只要你开始和人打交道，就会有故事；只要你的钱和别人的钱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不同。
在资本社会化时，你可能碰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和国企的关系，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国有资本的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别碰国有企业，忒麻烦。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非要找国企。我认为，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关系无非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和政策环境、法律的关系。国有资本有制度支持，有超经济特权。他跟你吵架，制度总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爱你，你占他便宜叫调戏，再狠一点儿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发生关系，首先就是你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80%的活儿是我们干的。分红的时候，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为他们要业绩，说将来再想办法找补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怎么分。最后他们说了个数，总之比原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当时没有法律文件，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后来，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又换人了。大家知道，国企一换人，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后来他们搞审计，一审计，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反正我们是吃亏了，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这就是制度的不公平，国企有超经济特权。在股改以前，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潜规则：你买国企的股份，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按净资产上浮15%，他才敢批准，因为他怕犯错误；如果是赢利企业，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份，为了获批，在那儿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为做大以后，还没等批又涨价了。所以，目前在中国，民企和政府、公家做买卖的制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远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关系。国企上面都是一层层的领导，民营企业和政治家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开始是在油漆行里跑街，后来到荷兰银行做了经理。清朝末年，同盟会有个叫张静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乡。这个人跟蒋介石很好，就把蒋介石介绍给虞洽卿。那时候蒋介石刚从日本回来，没什么事做，就在虞洽卿家里住了40天，这一住，俩人就成了哥们儿。后来，蒋介石通过虞洽卿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
之后，蒋介石离开虞洽卿家，去了广州，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就是搞共产主义，消灭富人；扶助农工就是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当时上海的这些有钱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说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总司令探个底，这事总司令到底打算怎么办。于是，虞洽卿连夜赶到了九江，蒋介石也从广州赶到了九江大营。见了虞洽卿，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虞洽卿问了蒋介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穷人或老百姓都起来了，我们买卖人怎么办，我们有钱人怎么办？蒋介石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也就是说，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不会翻天，不会没收我们的财产。然后他又问：你要统一，就要打倒列强，把洋人都赶走，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后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微博体。这样一来，虞洽卿心里就有数了。第一，蒋介石还是会支持工商业者；第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关系。于是，虞洽卿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黄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后，帮我维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说，那行，除了帮你传话，我还能帮你筹集革命经费。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不讲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钱。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叫筹集革命善款。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杜月笙，这帮人晚上抓人、打架。从此以后，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关系，他的企业也一直和这个政权的命运捆在一起，虽然他有所牺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当他的企业遇到困难时，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归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支持他。最后，虞洽卿得以善终，抗战结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改变衰落了。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基本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份都被国有资本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所以，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怨言。后来，中信银行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多少钱，你永远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未来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算不出来。虽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天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们一起算。所以，人们总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第二，要考虑治理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让董事会变成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商量。这也牵涉到公司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
依我看来，在30%～50%之间最好，为什么？因为30%～50%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治理问题，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时候，你获得的也足够多，最多能有将近50%，少了也有30%，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只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没动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别人就没动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个股东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动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给领导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石为什么不送钱？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呢？没太大关系。第二，即便他要送，这么多人，一送送1000万元，审计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账怎么披露，怎么做账啊？
如果个人的股权太大，往往就没有自我约束了，因为人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太愿意被约束。有了股东，你就能跟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控制风险。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个平衡，股份在30%～50%之间既考虑到了利益，又有所制约，可以控制风险，让企业稳定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的朋友出了状况，他听说某人能帮忙“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后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结果被英勇机智的公安和纪检人员抓住了。大家想想，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防止自己不做这样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来约束。
与官交往的原则：只“精神恋爱”，不“上床”
什么是资本社会化？就是除了你自己的钱，你要不要用别人的钱？比如，进行项目合作就会有别的股东，别的股东究竟选什么样的股东，是国企还是民企，是私人的钱还是上市公司的钱？公司要上市，究竟要发多少股票给别人？等等。你做生意，当自己的钱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找别人，这时候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就像人一样，你一个人过简单，当你开始找对象的时候，所有的问题就都出来了。只要你开始和人打交道，就会有故事；只要你的钱和别人的钱碰到一起，哪怕是稍微碰一碰，所有的事情就开始不同。
在资本社会化时，你可能碰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和国企的关系，也就是你要不要用国有资本的钱。我有个朋友跟我说，千万别碰国有企业，忒麻烦。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就非要找国企。我认为，民营企业和国企的关系无非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和政策环境、法律的关系。国有资本有制度支持，有超经济特权。他跟你吵架，制度总是偏向他的；他占你便宜叫爱你，你占他便宜叫调戏，再狠一点儿叫耍流氓。所以，你和他发生关系，首先就是你不好。举个例子，我们和一家国企合作一个项目，80%的活儿是我们干的。分红的时候，他们提出能不能不按股份分，因为他们要业绩，说将来再想办法找补给我们。当时，我们的老总说问问他们想怎么分。最后他们说了个数，总之比原来的二八分要多拿走很多。当时没有法律文件，他们直接就把钱拿走了。后来，等我们要用钱的时候，他们又换人了。大家知道，国企一换人，新来的人就不认之前的账了。后来他们搞审计，一审计，占便宜的事他们就更不提了。反正我们是吃亏了，这钱就算白给他们了。这就是制度的不公平，国企有超经济特权。在股改以前，中国证监会还有一个潜规则：你买国企的股份，如果是亏损企业，要按净资产上浮15%，他才敢批准，因为他怕犯错误；如果是赢利企业，大概要上浮30%，他才能批。我们买了一家国企的股份，为了获批，在那儿放了四年多，也不敢把它做大，因为做大以后，还没等批又涨价了。所以，目前在中国，民企和政府、公家做买卖的制度性安排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认为你可以和他打官司，永远不可能。
二是和政治家的关系。国企上面都是一层层的领导，民营企业和政治家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都是历史上私企老板和政治家打交道比较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故事是虞洽卿的故事。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到上海做生意。他开始是在油漆行里跑街，后来到荷兰银行做了经理。清朝末年，同盟会有个叫张静江的人，是虞洽卿的同乡。这个人跟蒋介石很好，就把蒋介石介绍给虞洽卿。那时候蒋介石刚从日本回来，没什么事做，就在虞洽卿家里住了40天，这一住，俩人就成了哥们儿。后来，蒋介石通过虞洽卿认识了黄金荣、杜月笙。
之后，蒋介石离开虞洽卿家，去了广州，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北伐的时候，国民革命军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就是搞共产主义，消灭富人；扶助农工就是让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所以，当时上海的这些有钱人非常不安，大家找到虞洽卿，说阿德叔（虞洽卿名和德，字洽卿），你得向北伐总司令探个底，这事总司令到底打算怎么办。于是，虞洽卿连夜赶到了九江，蒋介石也从广州赶到了九江大营。见了虞洽卿，蒋介石当然非常高兴。虞洽卿问了蒋介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穷人或老百姓都起来了，我们买卖人怎么办，我们有钱人怎么办？蒋介石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虞洽卿一听就放心了，也就是说，你蒋介石还把我们当哥们儿，不会翻天，不会没收我们的财产。然后他又问：你要统一，就要打倒列强，把洋人都赶走，我们都是替洋人做事的，或者是做洋人的生意，以后我们怎么办？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叫微博体。这样一来，虞洽卿心里就有数了。第一，蒋介石还是会支持工商业者；第二，他还是会和洋人搞好关系。于是，虞洽卿说，那我能做什么事情呢？蒋介石说，你回去告诉黄先生、杜先生，等我到上海以后，帮我维持地方秩序。虞洽卿说，那行，除了帮你传话，我还能帮你筹集革命经费。虞洽卿回到上海，向商界的朋友透露了蒋介石的意思，后来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我们不讲政治是非，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黄金荣、杜月笙出人，虞洽卿出钱。虞洽卿在上海通过商界三次筹集资金给蒋介石，叫筹集革命善款。蒋介石把钱给了黄金荣、杜月笙，这帮人晚上抓人、打架。从此以后，虞洽卿就跟南京政府建立了生死关系，他的企业也一直和这个政权的命运捆在一起，虽然他有所牺牲，但更多的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照顾。当他的企业遇到困难时，他就去找政府，政府就以归还革命善款的名义支持他。最后，虞洽卿得以善终，抗战结束前得病死了，但他的后代因政权的改变衰落了。
第二个故事是荣毅仁的故事。荣家在1949年以前和政府的关系很远，基本上是纯民营企业，靠市场在外面折腾。抗战的时候，很多企业都内迁，荣家的一部分企业迁到了重庆。他家的企业也做得很大，进入了银行等金融领域。抗战之后，国民政府摧残荣家，那时候金融业是国进民退，他家在银行的股份都被国有资本挤出去了，江湖上的人甚至绑票荣家的人。所以，荣家对这个旧政权很仇恨，很不满意。1949年以后，作为荣家的第二代，荣毅仁毅然从海外回来，和新政权建立了关系。1956年，他带头把自己的资产捐出去，做了上海市副市长。毛泽东让他做典型，他就做了。“文革”之前，他是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他被整得很惨，但他没有怨言。后来，中信银行开始创办的时候，政府没什么钱，荣毅仁就把政府发还给他的“文革”前的那些财产又捐了出来，拿去办了中信，也没算股份。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那一年，《福布斯》披露他的儿子荣智健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他和政府结了两代人的缘，荣智健在亚洲金融风暴时遇到困难，政府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第三个故事是辜振甫的故事。辜振甫是海基会首任董事长，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著名的“汪辜会谈”，很了不起。他们家早期和日本人有点儿关系，后来卖了土地，进城当了资本家，做了台泥（台湾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控（“中国”信托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著名企业。他和国民党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做过国民党的中常委，他为两岸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半商人半社会活动家。这也是一种跟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由此看来，在制度的限制下，我们民营企业获取资源只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力转化成资源。这种方式很危险，因为你要给权力回报，除了金钱的回报，还有民心的回报，这都是回报。
第二种是通过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公开市场获得资源。如果股票市场不好，有各种禁忌，比如不让你发股票，那你也得不到资源。
第三种方式是私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比如朋友之间有困难，你找我，我找你，这也是一种获取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决定了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要和政治家保持某种关系，当然，一定要避免风险，但这非常困难。我相信，这么多年下来，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心得。万通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我们只是“精神恋爱”，不“上床”。因为“上床”没悬念啊，不是你生气就是我不开心，但“精神恋爱”永远都很好，你欣赏我呢就帮帮我，不欣赏我呢我也不得罪你，彼此保持尊重。
拉拉手行不行呢？拉拉手也有危险，因为如果手拉得重了，就可能倒在对方怀里，倒在怀里再坐下来，那就要乱了。所以，马云说坐怀不乱的原则，是不往怀里坐。我曾经到柳下惠的家乡，他们那儿有个节日，相当于“作风正派”节，说他们那儿的人都作风正派，坐怀不乱，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乱。他们说得比较调侃，说因为那时候太冷，都穿着棉袄，所以不乱。我说，如果身强力壮，即使穿着棉袄，他也得乱。
马英九的方法是绝不坐在怀里，不给乱的机会，不是说身体不好，而是不去危险的地方。我们的“精神恋爱”也是这样，避免你坐到那儿，坐到那儿就乱了，即使你不乱，他也会乱，总会出状况。
三是和资本（国有资本）的关系。和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钱和钱打交道，到底国有资本占多少好呢？我认为，让它做第二大股东最好，做第一大股东你会很麻烦。有一次我们开董事会，请了一个商务部的人来给我们培训。我们每次开董事会都会请人来培训，培训什么？培训所谓的“走出去”，也就是海外投资。给我们培训的人说了一段话，他说，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当时“走出去”，去纽约做中国中心是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做的。我吓了一跳，后来想起来，我们当年报批的时候，人家说非得国企才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泰达临时变成了第一大股东，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结果，我们没有及时把这个记录改回来。所以，这人一说，我们赶紧把它改了回来，不改回来，以后拿我们当国企监管，那就麻烦了。开个玩笑，那就相当于“天上人间”的“小姐”去妇联上班，怎么都不是人了。所以，一般来说，让国有资本做第二大股东比较好，如果你让它做第一大股东，那你最后不仅赚不到钱，还可能会被它折腾死。而且，它折腾你这事是没有人负责的。比如你跟一个人打架，他把你打伤了，你的家属可以找他要医药费，这事有人负责。但国企把你折腾死是没人负责的，医药费是没人出的。所以，让国企做二股东、三股东是可以的，但绝对不要让它做最大的股东。
治理和利益的平衡
第二方面的问题，和民企的关系，就是你究竟是做百分之百的私人公司还是有一些股份加入。如果有股东，你究竟占多少股份合理，是51%、60%还是30%、20%？我相信大家会经常去算。如果公司非常赚钱，那你可能后悔自己的股份太少。如果公司不赚钱，那你可能又嫌自己的股份太多，当时要是有别人来一起分担分担就好了。人生有三件事情是永远算不出来的：第一，一辈子赚多少钱算不出来。我可以和大家打个赌，如果让你说你20年以后能赚多少钱，你永远也说不对，因为我们算不出来。第二，未来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算不出来。第三，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算不出来。虽然这三件事算不出来，但前两件事我们天天都在算。男人爱算第一件事，女人爱算第二件事。男人总在算要赚多少钱，女人总在算要有多少幸福，但都算不准。第三件事我们现在不算，将来到了医院，医生跟我们一起算。所以，人们总是很纠结。那么，到底你占多少股份合理呢？第一，要考虑利益的问题；第二，要考虑治理的问题。比如，如果你占51%，那你甚至可以让董事会变成一种形式。但如果你占20%，那你就老得开董事会，因为你得和董事们商量。这也牵涉到公司怎么管、怎么治的问题。
依我看来，在30%～50%之间最好，为什么？因为30%～50%之间考虑到了公司的治理问题，碰到事情，你有人商量，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另外，分配利益的时候，你获得的也足够多，最多能有将近50%，少了也有30%，这样你就有足够的动力。如果你只占10%的股份，那你基本上就没动力了，但如果你占90%的股份，那别人就没动力了。如果你占30%～50%，另一个股东占20%或30%，那大家就都有动力，而且事情也有人商量，这就叫治理和利益的平衡。大家可以看到，那些给领导送钱的人，大部分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王石为什么不送钱？第一，他不是老板，公司挣的钱跟他有多大关系呢？没太大关系。第二，即便他要送，这么多人，一送送1000万元，审计的时候，上市公司的账怎么披露，怎么做账啊？
如果个人的股权太大，往往就没有自我约束了，因为人们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太愿意被约束。有了股东，你就能跟人商量，这样就可以控制风险。所以，利益和治理要有个平衡，股份在30%～50%之间既考虑到了利益，又有所制约，可以控制风险，让企业稳定发展。
我再举个例子。有个人的朋友出了状况，他听说某人能帮忙“捞人”，就连夜开着车，车后面放着1000万元现金去给人送钱，结果被英勇机智的公安和纪检人员抓住了。大家想想，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怎样防止自己不做这样的决策？这就要靠公司的治理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