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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夜半枪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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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心地把探针的一端插进创口，然后向着各个方面探寻，很快，我就找到了创道。创道是从膝盖上的创口往上，最终到达会阴部下方约五厘米处的大腿内部。我沿着创道把探针插进了死者的大腿里，留了个探针柄在外，招呼陈诗羽前来照相。
这样，从照片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创道的走行方向了。
“你们看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看着大宝和林涛。
两人一脸茫然。
我对派出所所长说：“麻烦联络殡仪馆的同志，去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
如果通过调查、尸检，可以确定死者是走火导致死亡，属于意外，属于非正常死亡事件，尸体解剖是要经过家属同意的。但如果有命案的可能，公安机关就可以强行解剖。
“家属不同意解剖啊。”所长为难道。
“开具解剖通知书，强行解剖。”我说，“因为这是一起命案。”
“命案？”这出乎所长的意料，他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我微微一笑，说：“你们看，创道是从下往上的。你们再看看这支枪，有一米二长。加之这是接触射击，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现场。”
说完，我拿过透明物证袋里的枪，把枪口顶在死者膝盖上方的创口处，说：“子弹往上，那么枪托就应该在膝盖下面。你说，这样怎么走火？”
如果是走火，这么长的枪，应该打中死者的腰部以上，或者弹道是往下的。如果是打中膝盖，而且创道往上，这样摆放枪支不合理，而且死者是够不着扳机的。即便是死者坐在地上，用枪顶住膝盖，扳机的位置也在他的脚尖以外，柔韧性再好，也够不到扳机。
“有道理！”在场几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以，只有可能是别人拿着枪，对着他的膝盖开了一枪。”我说，“现在我们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
程城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里，陈诗羽仍然默默地站在一边。这是她在两天内看到的第三个现场、第七具尸体解剖，真可谓是填鸭式教育。
她现在不仅完全适应了尸检工作，而且已经可以清楚地说出尸体的解剖位置，这让我们不禁感叹她适应能力、接受能力的强大。我也尽自己所能进行规范化操作，好让这个白纸一样的女大学生，对法医的工作有个规范性的认识。
我们对尸体进行了全面的尸表检验，死者除了左侧膝盖上的一处枪创以外，我们还在他的后枕部摸到了一块不小的血肿。血肿的表面还有一些浅淡的擦伤。头皮没有创口，只有血肿和擦伤，用法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平面、一定质量、表面粗糙的钝性物体形成的损伤。可能是摔跌倒在地面，也可能是工具形成的。
“你看，果真还有其他外伤吧。”我兴高采烈地说。
大宝拿出手术刀，准备剃除死者的头发。我说：“等等。”
我们把尸体翻了个身，暴露出枕部，然后细细地拨动死者的头发，很快，找到了几个黄色的小颗粒。
我用镊子把小颗粒钳出来放进物证袋，说：“致伤工具已经清楚了，是砖头。”
大宝赞许地点点头，说：“开颅看看，防止是他中枪后摔跌，跌倒在砖头上形成的损伤。”
摔跌导致的损伤，会在颅脑内形成对冲伤[2]，而直接打击所致的损伤不会有对冲伤。
打开死者的颅骨，他的枕部果真有一小块脑挫伤，而对侧的额部则没有发现。
“没有对冲伤，可以肯定是有人用砖头袭击了他。这一处损伤有生活反应，说明他是在中枪前被打击的。”我说，“这么小的一块脑挫伤，不足以致死也不足以致晕，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寻找可能存在的物证的方向。”
开完颅，大宝和杨法医按常规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解剖检验。大宝动刀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疲劳，一不小心用手术刀戳破了死者的胸腔。
“哎呀，小心点儿。”杨法医说，“尸检过程是要录像的，别给当事人家属看见了，非说这一处创口是凶手形成的就完蛋了。”
大宝用手抹了抹被他用手术刀刺出的小创口，说：“没事的，这创口这么小，这么薄，看不出来啦。而且没有生活反应，检验前我们也拍了尸体照片，不碍事，不碍事。”
我笑着说：“杨哥，你现在被信访案件闹得草木皆兵啦。法医在尸检过程中不慎对尸体造成损伤是常有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的。”
杨法医尴尬地笑了笑，继续和大宝对尸体进行系统解剖。除了在打开死者胃部的时候，一股呛人的酒精味扑出来以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发现。
在他们进行解剖的时候，我拿起死者的双手，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说话。
检验完尸体后，我提出要去现场村落附近的小店吃牛肉面。除了这是我的嗜好以外，我还有别的意图。路过现场的时候，警戒带已经撤去，只留下路面上的片片血迹。我叫韩亮停了车，下车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不一会儿，我就用物证袋拎了一块砖头上了车。
“林涛，一会儿你去看看这块砖头。”我说，“这是凶器。”
大宝好奇地朝车窗外张望了一下，说：“你看这路边好多砖头，你怎么知道这是凶器？”
我哈哈一笑，说：“因为这块砖头上黏附着血迹、毛发。”
熬夜加之旅途的疲劳突然袭来，我们在吃完中午饭后，找了个宾馆美美地睡了一觉，等待着其他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出炉。
下午四点，我们一起来到了专案组，汇报工作的同时，也听取其他刑事技术专业的检验结果。
“死者系被霰弹枪打中了大腿，导致股动脉破裂。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血过多死亡。”我说，“除此之外，死者的枕部还有一处钝器伤，是凶手在开枪前被打击所致。这是一起命案。”
“有点儿奇怪。”侦查员说，“经过我们的调查，死者昨天晚上和几个狐朋狗友喝酒喝到九点多，有人骑摩托车带他到现场附近，他下了车。九点半左右，死者回到家里，问他老婆要钱，他老婆不给，他踹了他老婆几脚，然后硬抢了几百块钱离开家。过了大约二十分钟，死者重新回到家里，摇摇晃晃、骂骂咧咧的，从地窖里拿出枪就离开家了。然后十点钟就出事了。”
“嗯，是这样的，在他的裤子里发现了四百六十块钱。不过，他这不就是要去和人约架吗，怎么奇怪了？”大宝说，“肯定是他和谁吵架了，然后去打架，结果打不过人家，所以被人抢了枪，打死了呗。”
侦查员摇摇头，说：“这个人平时喝多了酒，就喜欢寻衅滋事，这是事实。但是每次都是带着棍子带着刀，吵着喊着要去打架，一旦真的和人家遇上了，又了。而且，附近有人打麻将，并没有听见吵架打架的声音啊。”
“你们说，会不会是这样，”我说，“死者喝多酒以后，想去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所以去家里要钱。打麻将的时候，发生了纠纷，死者就回家里去取枪，在重新往打麻将的地方走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因为是这几个打麻将的人干的，他们当然不会说听见什么声音了。”
专案组沉寂下来，都在思考这一可能性。
不一会儿，专案组组长拍了桌子，说：“这是最有可能的！你们去抓人吧！其他专业继续介绍情况。”
几名侦查员应声出门。
理化室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说：“我来介绍一下理化检验的情况。死者的心血中，每100毫升血液的酒精浓度高达280毫克，达到80毫克就算醉酒了，他这个数值都接近致死量了。这说明死者是严重醉酒。在这个酒精浓度下，死者的自控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应该都非常差了。如果真的是打架，他没有多少反抗能力。”
“严重醉酒，也是加速他失血死亡的一个因素。”大宝补充道。
“另外，”理化室的负责人接着说，“从死者头发里提取的微量颗粒，和现场提取的砖头，认定同一。”
“可惜，”林涛一脸惋惜，“砖头上太粗糙了，只有指印痕，没有指纹，没有获取证据、线索的条件。”
“那枪支检验怎么样呢？”我问。
林涛说：“我进行了整体分离比对，死者家的残余材料和枪支认定整体，也就是说，这把枪确实就是他自己做的那把枪。另外，就是对枪支表面进行了检验，因为表面不光滑等原因，没有发现有比对鉴定价值的指纹。”
这着实是个不好的消息。既然是谋杀，射击的人很有可能在枪支上留下指纹，可惜，没有条件。我接着问：“那枪弹射击实验做了吗？”
这是涉枪案件中必须进行的实验，在实验室中进行。把枪放在枪托上，用线牵引扳机射击，射击固定目标。进行枪弹射击实验，可以了解枪支的性能，从而对枪支射击进行比对认定，是法庭判案的一个依据。
“枪里没子弹，我让派出所所长去家里搜了。”林涛说。
所长接过话茬儿：“死者家里人情绪很激动，开始很不配合，后来我做了很多工作，才对地窖进行了搜查，找到了几枚做好的弹药。喏，在这里。”
说完，他从警服口袋里摸出了几枚自制枪弹。
“那我现在就去做实验。”林涛说。
“明早再说吧。”我说，“一方面，看看今晚对那四个打麻将的人的审讯结果。另一方面，你赶紧先陪我去看看那块砖头。”
4
我们走出专案组会议室的时候，听见公安局大厅里一片嘈杂。仔细辨听，是有人在喊冤。可想而知，那四个打麻将的人被抓进来了。
我们径直走进刑警大队的小楼，走到物证室里。杨法医从物证存放柜里取出了那块被装在透明物证袋里的砖头。
砖头没有沾血的那一面和两个侧面都已经被熏黑了，这是林涛在检验指纹的时候熏现的。在这一片黑的砖头表面，隐约可以看出几个指印。
指印很小，虽然看不出指纹，但是可以看出指节的印痕。砖头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痕迹，应该是拇指留下的，但是连半个指节都不足；另一侧有三个指印，应该是中指、环指和食指留下的，最多也只有半个指节。
“奇怪，这个问题你考虑了没有？”我转脸问林涛，“我们拿砖头，通常都会留下一个半到两个指节的印痕，但这个印痕不仅细小，而且少。用指尖拿着砖头多不方便？”
林涛皱眉不语。
我也皱眉不语。
想了一会儿，我说：“既然看不出什么指纹，我们就放弃吧。那几个打麻将的，赌资不少，可以治安处罚了。抓他们进来估计也是这个借口，等着审讯结果吧。我们，睡觉去。”
林涛说：“你回去睡吧，我去把枪弹实验做完再睡。”
“好。”
回到宾馆，案件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案件距离侦破已经不远了。而且，很显然，这样的案件都是因为仇恨或者激情，范围也不会太大。还是“清道夫”案件比较棘手，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杀那些无辜的人，还用了那么复杂的反侦查方式。既然用了复杂的反侦查方式，为什么又要在墙上写字，给我们留下线索呢？
连续几天的疲劳重重压来，我想着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林涛什么时候回到宾馆，我全然不知。
第二天早晨八点，我准时醒了过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看时间。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让我突然想起韩亮说过的笑话。几零后的人，早晨就会在几点钟自然醒，看来一点儿没错，这个理论是经过实践验证的。
我推了推另一张床上的林涛，他睡眼惺忪地醒了过来。
“嗯……几点了，猪？”林涛说。
“你才是猪。”我注意到他对我称呼的改变。
我小心地把探针的一端插进创口，然后向着各个方面探寻，很快，我就找到了创道。创道是从膝盖上的创口往上，最终到达会阴部下方约五厘米处的大腿内部。我沿着创道把探针插进了死者的大腿里，留了个探针柄在外，招呼陈诗羽前来照相。
这样，从照片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创道的走行方向了。
“你们看出什么问题了吗？”我看着大宝和林涛。
两人一脸茫然。
我对派出所所长说：“麻烦联络殡仪馆的同志，去解剖室进行尸体解剖。”
如果通过调查、尸检，可以确定死者是走火导致死亡，属于意外，属于非正常死亡事件，尸体解剖是要经过家属同意的。但如果有命案的可能，公安机关就可以强行解剖。
“家属不同意解剖啊。”所长为难道。
“开具解剖通知书，强行解剖。”我说，“因为这是一起命案。”
“命案？”这出乎所长的意料，他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我微微一笑，说：“你们看，创道是从下往上的。你们再看看这支枪，有一米二长。加之这是接触射击，现在我们来还原一下现场。”
说完，我拿过透明物证袋里的枪，把枪口顶在死者膝盖上方的创口处，说：“子弹往上，那么枪托就应该在膝盖下面。你说，这样怎么走火？”
如果是走火，这么长的枪，应该打中死者的腰部以上，或者弹道是往下的。如果是打中膝盖，而且创道往上，这样摆放枪支不合理，而且死者是够不着扳机的。即便是死者坐在地上，用枪顶住膝盖，扳机的位置也在他的脚尖以外，柔韧性再好，也够不到扳机。
“有道理！”在场几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以，只有可能是别人拿着枪，对着他的膝盖开了一枪。”我说，“现在我们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
程城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解剖室里，陈诗羽仍然默默地站在一边。这是她在两天内看到的第三个现场、第七具尸体解剖，真可谓是填鸭式教育。
她现在不仅完全适应了尸检工作，而且已经可以清楚地说出尸体的解剖位置，这让我们不禁感叹她适应能力、接受能力的强大。我也尽自己所能进行规范化操作，好让这个白纸一样的女大学生，对法医的工作有个规范性的认识。
我们对尸体进行了全面的尸表检验，死者除了左侧膝盖上的一处枪创以外，我们还在他的后枕部摸到了一块不小的血肿。血肿的表面还有一些浅淡的擦伤。头皮没有创口，只有血肿和擦伤，用法医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平面、一定质量、表面粗糙的钝性物体形成的损伤。可能是摔跌倒在地面，也可能是工具形成的。
“你看，果真还有其他外伤吧。”我兴高采烈地说。
大宝拿出手术刀，准备剃除死者的头发。我说：“等等。”
我们把尸体翻了个身，暴露出枕部，然后细细地拨动死者的头发，很快，找到了几个黄色的小颗粒。
我用镊子把小颗粒钳出来放进物证袋，说：“致伤工具已经清楚了，是砖头。”
大宝赞许地点点头，说：“开颅看看，防止是他中枪后摔跌，跌倒在砖头上形成的损伤。”
摔跌导致的损伤，会在颅脑内形成对冲伤[2]，而直接打击所致的损伤不会有对冲伤。
打开死者的颅骨，他的枕部果真有一小块脑挫伤，而对侧的额部则没有发现。
“没有对冲伤，可以肯定是有人用砖头袭击了他。这一处损伤有生活反应，说明他是在中枪前被打击的。”我说，“这么小的一块脑挫伤，不足以致死也不足以致晕，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寻找可能存在的物证的方向。”
开完颅，大宝和杨法医按常规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全面、系统地解剖检验。大宝动刀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疲劳，一不小心用手术刀戳破了死者的胸腔。
“哎呀，小心点儿。”杨法医说，“尸检过程是要录像的，别给当事人家属看见了，非说这一处创口是凶手形成的就完蛋了。”
大宝用手抹了抹被他用手术刀刺出的小创口，说：“没事的，这创口这么小，这么薄，看不出来啦。而且没有生活反应，检验前我们也拍了尸体照片，不碍事，不碍事。”
我笑着说：“杨哥，你现在被信访案件闹得草木皆兵啦。法医在尸检过程中不慎对尸体造成损伤是常有的事情，不用大惊小怪的。”
杨法医尴尬地笑了笑，继续和大宝对尸体进行系统解剖。除了在打开死者胃部的时候，一股呛人的酒精味扑出来以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发现。
在他们进行解剖的时候，我拿起死者的双手，仔细观察了一下，没有说话。
检验完尸体后，我提出要去现场村落附近的小店吃牛肉面。除了这是我的嗜好以外，我还有别的意图。路过现场的时候，警戒带已经撤去，只留下路面上的片片血迹。我叫韩亮停了车，下车在现场周围转了一圈。不一会儿，我就用物证袋拎了一块砖头上了车。
“林涛，一会儿你去看看这块砖头。”我说，“这是凶器。”
大宝好奇地朝车窗外张望了一下，说：“你看这路边好多砖头，你怎么知道这是凶器？”
我哈哈一笑，说：“因为这块砖头上黏附着血迹、毛发。”
熬夜加之旅途的疲劳突然袭来，我们在吃完中午饭后，找了个宾馆美美地睡了一觉，等待着其他实验室的检查结果出炉。
下午四点，我们一起来到了专案组，汇报工作的同时，也听取其他刑事技术专业的检验结果。
“死者系被霰弹枪打中了大腿，导致股动脉破裂。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失血过多死亡。”我说，“除此之外，死者的枕部还有一处钝器伤，是凶手在开枪前被打击所致。这是一起命案。”
“有点儿奇怪。”侦查员说，“经过我们的调查，死者昨天晚上和几个狐朋狗友喝酒喝到九点多，有人骑摩托车带他到现场附近，他下了车。九点半左右，死者回到家里，问他老婆要钱，他老婆不给，他踹了他老婆几脚，然后硬抢了几百块钱离开家。过了大约二十分钟，死者重新回到家里，摇摇晃晃、骂骂咧咧的，从地窖里拿出枪就离开家了。然后十点钟就出事了。”
“嗯，是这样的，在他的裤子里发现了四百六十块钱。不过，他这不就是要去和人约架吗，怎么奇怪了？”大宝说，“肯定是他和谁吵架了，然后去打架，结果打不过人家，所以被人抢了枪，打死了呗。”
侦查员摇摇头，说：“这个人平时喝多了酒，就喜欢寻衅滋事，这是事实。但是每次都是带着棍子带着刀，吵着喊着要去打架，一旦真的和人家遇上了，又了。而且，附近有人打麻将，并没有听见吵架打架的声音啊。”
“你们说，会不会是这样，”我说，“死者喝多酒以后，想去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所以去家里要钱。打麻将的时候，发生了纠纷，死者就回家里去取枪，在重新往打麻将的地方走的时候，遭到了袭击。因为是这几个打麻将的人干的，他们当然不会说听见什么声音了。”
专案组沉寂下来，都在思考这一可能性。
不一会儿，专案组组长拍了桌子，说：“这是最有可能的！你们去抓人吧！其他专业继续介绍情况。”
几名侦查员应声出门。
理化室的负责人清了清嗓子，说：“我来介绍一下理化检验的情况。死者的心血中，每100毫升血液的酒精浓度高达280毫克，达到80毫克就算醉酒了，他这个数值都接近致死量了。这说明死者是严重醉酒。在这个酒精浓度下，死者的自控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应该都非常差了。如果真的是打架，他没有多少反抗能力。”
“严重醉酒，也是加速他失血死亡的一个因素。”大宝补充道。
“另外，”理化室的负责人接着说，“从死者头发里提取的微量颗粒，和现场提取的砖头，认定同一。”
“可惜，”林涛一脸惋惜，“砖头上太粗糙了，只有指印痕，没有指纹，没有获取证据、线索的条件。”
“那枪支检验怎么样呢？”我问。
林涛说：“我进行了整体分离比对，死者家的残余材料和枪支认定整体，也就是说，这把枪确实就是他自己做的那把枪。另外，就是对枪支表面进行了检验，因为表面不光滑等原因，没有发现有比对鉴定价值的指纹。”
这着实是个不好的消息。既然是谋杀，射击的人很有可能在枪支上留下指纹，可惜，没有条件。我接着问：“那枪弹射击实验做了吗？”
这是涉枪案件中必须进行的实验，在实验室中进行。把枪放在枪托上，用线牵引扳机射击，射击固定目标。进行枪弹射击实验，可以了解枪支的性能，从而对枪支射击进行比对认定，是法庭判案的一个依据。
“枪里没子弹，我让派出所所长去家里搜了。”林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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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现在就去做实验。”林涛说。
“明早再说吧。”我说，“一方面，看看今晚对那四个打麻将的人的审讯结果。另一方面，你赶紧先陪我去看看那块砖头。”
4
我们走出专案组会议室的时候，听见公安局大厅里一片嘈杂。仔细辨听，是有人在喊冤。可想而知，那四个打麻将的人被抓进来了。
我们径直走进刑警大队的小楼，走到物证室里。杨法医从物证存放柜里取出了那块被装在透明物证袋里的砖头。
砖头没有沾血的那一面和两个侧面都已经被熏黑了，这是林涛在检验指纹的时候熏现的。在这一片黑的砖头表面，隐约可以看出几个指印。
指印很小，虽然看不出指纹，但是可以看出指节的印痕。砖头的一侧有一个小小的痕迹，应该是拇指留下的，但是连半个指节都不足；另一侧有三个指印，应该是中指、环指和食指留下的，最多也只有半个指节。
“奇怪，这个问题你考虑了没有？”我转脸问林涛，“我们拿砖头，通常都会留下一个半到两个指节的印痕，但这个印痕不仅细小，而且少。用指尖拿着砖头多不方便？”
林涛皱眉不语。
我也皱眉不语。
想了一会儿，我说：“既然看不出什么指纹，我们就放弃吧。那几个打麻将的，赌资不少，可以治安处罚了。抓他们进来估计也是这个借口，等着审讯结果吧。我们，睡觉去。”
林涛说：“你回去睡吧，我去把枪弹实验做完再睡。”
“好。”
回到宾馆，案件的一幕幕在眼前浮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案件距离侦破已经不远了。而且，很显然，这样的案件都是因为仇恨或者激情，范围也不会太大。还是“清道夫”案件比较棘手，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杀那些无辜的人，还用了那么复杂的反侦查方式。既然用了复杂的反侦查方式，为什么又要在墙上写字，给我们留下线索呢？
连续几天的疲劳重重压来，我想着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林涛什么时候回到宾馆，我全然不知。
第二天早晨八点，我准时醒了过来，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看时间。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让我突然想起韩亮说过的笑话。几零后的人，早晨就会在几点钟自然醒，看来一点儿没错，这个理论是经过实践验证的。
我推了推另一张床上的林涛，他睡眼惺忪地醒了过来。
“嗯……几点了，猪？”林涛说。
“你才是猪。”我注意到他对我称呼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