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安拉的花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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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好友和同事也不太了解佛教在史蒂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不用说外界了。“他有属于精神世界的那一面，”麦克·斯莱德（Mike Slade）说，斯莱德后来成为史蒂夫的同事，分管市场营销，“精神的那一面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与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契合。”在当上父亲之前，他会定期冥想，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冥想。铃木大师的著作《禅者的初心》（Zen Mind，Beginner’s Mind）他读了好多遍。他常常会和布里安特聊天，聊到亚洲灵性思想与他事业的融合。多年以来，他每周都会安排日本僧侣乙川弘文（Kobun Chino Otogawa）来他办公室见面，向乙川弘文咨询如何才能在精神世界与商业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和史蒂夫熟识的朋友会把他看成“虔诚”的佛教徒，但精神追求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微妙而又深远的影响。
1974年，史蒂夫回到美国后，又回到雅达利公司工作，主要做一些硬件修理工作，尽管诺兰·布什内尔创建的这家公司算得上是行业先驱，却管理不善，组织结构松散，史蒂夫有时会消失好几周，去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苹果园摘苹果，居然没有被炒鱿鱼，事实上，根本没人惦记他。当时，沃兹在惠普做着一份稳定、高薪但挑战性不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史蒂夫的人生轨迹还没有显现出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在电脑技术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之后的3年里，他即将从一位邋邋遢遢、飘忽不定的19岁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一家革命性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领袖。史蒂夫无疑是幸运的，让他展示才华的舞台已搭建完毕。方方面面的变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20世纪70年代，电脑领域使用的主要是大型机，体积有房间那么大，主要卖给航空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还有一些大学。为了得到一个计算结果，比如计算抵押贷款，编程的过程极其复杂烦琐，至少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如此，绝大多数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到大型机，并学会怎么让大型机运行。在给大型机布置的任务确定以后，先得用诸如COBOL或Fortran之类的编程语言把代码一行行写下来，一步步地写明计算或分析的逻辑过程。然后，在一台闹哄哄的机器上，把手写的代码一行行打到长方形的“穿孔卡片”上，大型机可以直接读取穿孔卡片上的信息。必须确保所有的穿孔卡片都按顺序排好，一项简单的任务可能需要几十张卡片，用橡皮筋扎一下就可以了，而复杂的任务需要的卡片更多，得用特制的纸板盒来装。接着，把卡片交给电脑“操作员”，“操作员”会把各项任务排好队，依次送到大型机里。最终，大型机会把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绿白条纹的可折叠纸上。通常情况下，程序至少需要修改三四次，有时多达十几次，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换句话说，1975年的电脑产业跟“个人”完全不沾边，编写软件的过程劳心劳力、无比漫长。主要是几家大型的官僚化技术公司在生产、销售这些昂贵又难伺候的大型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75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家独大，大型机的销量比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加在一起还多。60年代，IBM的竞争对手被戏称为“七个小矮人”，到了70年代，“七个小矮人”中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退出了电脑市场，竞争对手只剩下了5家，即宝来公司（Burroughs）、Univac公司、NCR公司、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和霍尼韦尔（Honeywell）。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称霸了“小型计算机”市场，小型计算机比大型机便宜，功能少，主要用户是小公司或大公司里的某个部门。市场上还有另外两家公司，一家专门生产特别昂贵的产品，另一家专门生产特别便宜的产品。生产昂贵产品的是于1972年成立的克雷研究公司（Cray Research），专门生产所谓的超级电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数学建模，这是当时最昂贵的电脑，售价超过300万美元。生产便宜产品的则是于70年代早期成立的王安电脑公司（Wang），专门生产“文字处理机”，其设计初衷是供个人写报告和通信稿，这是当时最接近“个人电脑”的产品。当时的电脑公司都集中在美国东部，比如IBM总部位于纽约北部田园风光旖旎的郊区，DEC和王安电脑公司的总部位于波士顿，宝来公司的总部在底特律，Univac公司的总部在费城，NCR公司的总部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克雷、霍尼韦尔和控制数据公司的总部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硅谷唯一的驰名企业是惠普，不过惠普的主营业务是测量仪器和计算器。
当时的电脑产业与如今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不断革新的技术世界截然不同。电脑公司更像是固定设备生产商，潜在客户只有几百家，这些潜在客户资金实力雄厚，根本不在意价格，只在意性能和稳定性。因此毫不意外，电脑产业变得远离市场，还有点自鸣得意。
在加州，一大群即将完全颠覆电脑产业的人组建了一个定期聚会的兴趣小组，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俱乐部在《大众电子》杂志1975年1月刊出刊不久以后就举行了第一次聚会，那期杂志的封面报道写的是牛郎星8800（Altair 8800）微型计算机。硅谷工程师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在自家的车库里主持了第一次聚会，他和伙伴们花了495美元从微仪系统家用电子公司（MITS）买来零部件，组装了一台“牛郎星”，并向俱乐部成员展示。这台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机器与立体声音响差不多大，装了两排拨动式开关，还有很多小红灯在闪烁。这个笨重的家伙其实没什么功能，但是却证实了一点：个人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可以一天24小时随心所欲地使用，不用再排队，也不用再打卡。比尔·盖茨也看到了那篇文章，不久以后他就从哈佛退学，创立了一家名为微软的小公司，专门给“牛郎星”设计软件编程语言。
沃兹发现，这台“牛郎星”并没有比他4年前做的“汽水冰激凌电脑”高级多少，而且4年前他用的零部件要比“牛郎星”差得多。“牛郎星”激发了沃兹作为一名极客的斗志，他重新设计了微机电路板，编程与操作都比“牛郎星”方便得多。沃兹认为，拨动开关和闪烁的小灯其实跟旗语或是莫尔斯电码类似，为什么不能装一个打字机那样的键盘，直接把指令和数值输入进去呢？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把输入进去的指令和运算结果显示在外接的电视屏幕上呢？为什么不能安装一个盒式磁带记录器，把程序和数据都记录下来呢？这些功能“牛郎星”都不具备，如果有了这些功能，电脑就不会再显得那么高高在上、令人心生畏惧。沃兹决定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打心眼儿里希望自己的雇主惠普公司愿意把他的设计变成产品并推向市场。
即使是好友和同事也不太了解佛教在史蒂夫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不用说外界了。“他有属于精神世界的那一面，”麦克·斯莱德（Mike Slade）说，斯莱德后来成为史蒂夫的同事，分管市场营销，“精神的那一面似乎显得格格不入，与他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契合。”在当上父亲之前，他会定期冥想，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占用了他大量时间，他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冥想。铃木大师的著作《禅者的初心》（Zen Mind，Beginner’s Mind）他读了好多遍。他常常会和布里安特聊天，聊到亚洲灵性思想与他事业的融合。多年以来，他每周都会安排日本僧侣乙川弘文（Kobun Chino Otogawa）来他办公室见面，向乙川弘文咨询如何才能在精神世界与商业追求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和史蒂夫熟识的朋友会把他看成“虔诚”的佛教徒，但精神追求的确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微妙而又深远的影响。
1974年，史蒂夫回到美国后，又回到雅达利公司工作，主要做一些硬件修理工作，尽管诺兰·布什内尔创建的这家公司算得上是行业先驱，却管理不善，组织结构松散，史蒂夫有时会消失好几周，去罗伯特·弗里德兰的苹果园摘苹果，居然没有被炒鱿鱼，事实上，根本没人惦记他。当时，沃兹在惠普做着一份稳定、高薪但挑战性不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史蒂夫的人生轨迹还没有显现出任何迹象，表明他会在电脑技术领域取得骄人的业绩，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之后的3年里，他即将从一位邋邋遢遢、飘忽不定的19岁少年摇身一变，成为一家革命性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和领袖。史蒂夫无疑是幸运的，让他展示才华的舞台已搭建完毕。方方面面的变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20世纪70年代，电脑领域使用的主要是大型机，体积有房间那么大，主要卖给航空公司、银行、保险公司还有一些大学。为了得到一个计算结果，比如计算抵押贷款，编程的过程极其复杂烦琐，至少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如此，绝大多数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到大型机，并学会怎么让大型机运行。在给大型机布置的任务确定以后，先得用诸如COBOL或Fortran之类的编程语言把代码一行行写下来，一步步地写明计算或分析的逻辑过程。然后，在一台闹哄哄的机器上，把手写的代码一行行打到长方形的“穿孔卡片”上，大型机可以直接读取穿孔卡片上的信息。必须确保所有的穿孔卡片都按顺序排好，一项简单的任务可能需要几十张卡片，用橡皮筋扎一下就可以了，而复杂的任务需要的卡片更多，得用特制的纸板盒来装。接着，把卡片交给电脑“操作员”，“操作员”会把各项任务排好队，依次送到大型机里。最终，大型机会把计算结果打印在一张绿白条纹的可折叠纸上。通常情况下，程序至少需要修改三四次，有时多达十几次，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换句话说，1975年的电脑产业跟“个人”完全不沾边，编写软件的过程劳心劳力、无比漫长。主要是几家大型的官僚化技术公司在生产、销售这些昂贵又难伺候的大型机。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75年，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一家独大，大型机的销量比其他所有竞争对手加在一起还多。60年代，IBM的竞争对手被戏称为“七个小矮人”，到了70年代，“七个小矮人”中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退出了电脑市场，竞争对手只剩下了5家，即宝来公司（Burroughs）、Univac公司、NCR公司、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和霍尼韦尔（Honeywell）。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DEC）称霸了“小型计算机”市场，小型计算机比大型机便宜，功能少，主要用户是小公司或大公司里的某个部门。市场上还有另外两家公司，一家专门生产特别昂贵的产品，另一家专门生产特别便宜的产品。生产昂贵产品的是于1972年成立的克雷研究公司（Cray Research），专门生产所谓的超级电脑，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数学建模，这是当时最昂贵的电脑，售价超过300万美元。生产便宜产品的则是于70年代早期成立的王安电脑公司（Wang），专门生产“文字处理机”，其设计初衷是供个人写报告和通信稿，这是当时最接近“个人电脑”的产品。当时的电脑公司都集中在美国东部，比如IBM总部位于纽约北部田园风光旖旎的郊区，DEC和王安电脑公司的总部位于波士顿，宝来公司的总部在底特律，Univac公司的总部在费城，NCR公司的总部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克雷、霍尼韦尔和控制数据公司的总部都在明尼阿波利斯。硅谷唯一的驰名企业是惠普，不过惠普的主营业务是测量仪器和计算器。
当时的电脑产业与如今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不断革新的技术世界截然不同。电脑公司更像是固定设备生产商，潜在客户只有几百家，这些潜在客户资金实力雄厚，根本不在意价格，只在意性能和稳定性。因此毫不意外，电脑产业变得远离市场，还有点自鸣得意。
在加州，一大群即将完全颠覆电脑产业的人组建了一个定期聚会的兴趣小组，名为“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俱乐部在《大众电子》杂志1975年1月刊出刊不久以后就举行了第一次聚会，那期杂志的封面报道写的是牛郎星8800（Altair 8800）微型计算机。硅谷工程师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在自家的车库里主持了第一次聚会，他和伙伴们花了495美元从微仪系统家用电子公司（MITS）买来零部件，组装了一台“牛郎星”，并向俱乐部成员展示。这台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机器与立体声音响差不多大，装了两排拨动式开关，还有很多小红灯在闪烁。这个笨重的家伙其实没什么功能，但是却证实了一点：个人可以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可以一天24小时随心所欲地使用，不用再排队，也不用再打卡。比尔·盖茨也看到了那篇文章，不久以后他就从哈佛退学，创立了一家名为微软的小公司，专门给“牛郎星”设计软件编程语言。
沃兹发现，这台“牛郎星”并没有比他4年前做的“汽水冰激凌电脑”高级多少，而且4年前他用的零部件要比“牛郎星”差得多。“牛郎星”激发了沃兹作为一名极客的斗志，他重新设计了微机电路板，编程与操作都比“牛郎星”方便得多。沃兹认为，拨动开关和闪烁的小灯其实跟旗语或是莫尔斯电码类似，为什么不能装一个打字机那样的键盘，直接把指令和数值输入进去呢？为什么不能让电脑把输入进去的指令和运算结果显示在外接的电视屏幕上呢？为什么不能安装一个盒式磁带记录器，把程序和数据都记录下来呢？这些功能“牛郎星”都不具备，如果有了这些功能，电脑就不会再显得那么高高在上、令人心生畏惧。沃兹决定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打心眼儿里希望自己的雇主惠普公司愿意把他的设计变成产品并推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