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八大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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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
范永斗等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汉奸，早在满洲人入关前，他们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
在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强和野心 ，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 资 ，提供关内各种情报 ，搞起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
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
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们便知道皇商是如何发迹的。
满清之所以能够入关，并屠杀数千万汉人，八家晋商功不可没，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军入关，以数十万铁骑征服上亿人口的帝国，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反抗势力的暴力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清军在江南和广东地区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杀也最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岭南”，从这些名词中分明可以嗅出当时的血腥，繁华百年的工商经济再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在商业上只肯依赖和扶持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人，因此也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集团那样的商人群体。不过，这些人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中的早期归顺者，他们被称为皇商，当时共有八姓家族，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史称“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当家人名叫范永斗。
明崇祯年间，范永斗在张家口开设商号，从事马匹买卖，他与王登库等八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马市贸易。往来商客之中，来自东北的满人是最大买家，他们用皮毛、人参等特产换回马匹、铁器、盐和粮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求信誉，“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在这过程中，他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满人攻入中原后，马匹、军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购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与范毓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 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 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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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
范永斗等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现在的民族主义者却是名副其实的汉奸，早在满洲人入关前，他们便常往返于关内关外。
在明朝政治日趋腐败和社会动荡的关头，商人特有的灵敏嗅觉，使他们看到了满清的崛强和野心 ，于是在正常贸易之外，暗中为满洲人输送军需物 资 ，提供关内各种情报 ，搞起政治买卖。
满清入关后，顺治没忘为己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设宴，亲自召见了他们，并赐给服饰(想必是马褂汉奸服)。
宴上，顺治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
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
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范永斗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凭借皇家威势，广开财路，漫天作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们便知道皇商是如何发迹的。
满清之所以能够入关，并屠杀数千万汉人，八家晋商功不可没，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清军入关，以数十万铁骑征服上亿人口的帝国，看上去很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反抗势力的暴力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清军在江南和广东地区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杀也最是残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岭南”，从这些名词中分明可以嗅出当时的血腥，繁华百年的工商经济再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在商业上只肯依赖和扶持与自己有特别关系的人，因此也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集团那样的商人群体。不过，这些人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中的早期归顺者，他们被称为皇商，当时共有八姓家族，分别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史称“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当家人名叫范永斗。
明崇祯年间，范永斗在张家口开设商号，从事马匹买卖，他与王登库等八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制了当地的马市贸易。往来商客之中，来自东北的满人是最大买家，他们用皮毛、人参等特产换回马匹、铁器、盐和粮食，范永斗做生意非常讲求信誉，“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在这过程中，他与满族上层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满人攻入中原后，马匹、军械等需用大增，范永斗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购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介休范家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范永斗靠依附满人，成为家产百万级的富豪，而到了他孙子一辈，则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是实际上的清初首富。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范毓与范毓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从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家成为最重要的军粮运输商，他们多次受命于危难，在沙漠万里中辗转运输粮草，不惊动地方官府和百姓，所运军粮都能准时抵达。 军粮的价格，包括粮价和运杂费在内，开始时每石为40两白银，以后主动降为25两、19两。不仅如此，范家还承担了运粮的风险，《清史稿》记载，1732年（雍正九年），因敌寇侵袭，军粮在运输过程中损失13余万石，范家自掏腰包补运，为此花费144万两白银。在康雍乾三朝，范氏总计运输军粮百万余石，为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据山西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考证，范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写进了《清史稿》的晋商。换一个角度来说，煌煌《清史稿》凡536卷，只留了区区500个字给清朝最重要的商帮集团——而且还因他是总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说是商人阶层被正统史家边缘化的一个佐证。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项是，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 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 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范家因官而兴，所做生意也大多与政府有关，所以，其命运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军情动荡，运粮业务遭遇损失，户部追缴262万两银子，范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白银，约定分五期偿还，由此种下衰败的祸根。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后，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理由限制出口，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以皇商身份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一时间进退失措，朝廷的官员们乘机催讨官铜，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由此欠下巨额债务。
两年后，朝廷以欠款340万两白银为由，抄办范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在这一部企业史上，介休范家的兴衰史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标本，“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并且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这是最让后人沮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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